侯惠勤：关于举旗问题的理论思考

摘 要: 关于“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的争论，就旗帜问题而言，引发了两大挑战: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共产主义旗帜的关系，另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自由、民主”旗帜的关系。从共产主义文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文明上看，不存在共产党向所谓“现代”政党转型问题; 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旗帜，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旗帜具有内在一致性，不能割裂;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开创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关键之举。

旗帜对党而言是其思想路线、奋斗目标、战略策略等的综合标示，因而是立党的头等大事。党的十七大最为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 十七大以来的实践表明，旗帜问题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虽然中央一再强调全党在道路、方向、旗帜问题上要坚定不移，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但是，近年来的思想斗争证明，旗帜问题依然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聚焦点。关于“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的争论，就旗帜问题而言，引发了两大挑战: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共产主义旗帜的关系问题，另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自由、民主”旗帜的关系问题。

一

旗帜引领道路，道路支撑旗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胡锦涛作了深刻的解读。他指出: “一是，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二是，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三是，在道路问题上，中央领导集体要坚定不移，全党同志要坚定不移，全国人民要坚定不移，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船沿着正确航向不断乘风破浪、乘胜前进。”[1]这一解读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 一是我们党在道路问题上是一脉相承和不断创新的高度统一，即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我们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开创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路; 二是在道路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倾向，即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条对于我们理解旗帜问题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开辟引领中国前进的新路，就在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这就是说，指导思想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决定了中国道路的成功。从旗帜上看，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和高举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果旗帜的内在一致性。“我们既没丢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之所以强调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3]。但是，这个本来十分清晰的命题，在一些人那里就成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托词。比如，随着关于如何确立党的历史方位的讨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相互关系凸显出来，提出了是否可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谈论党的“转型”的问题; 出现了把党的转型视为根本否弃“革命党”的一切的倾向，在它看来，“对于取得政权后的革命党，其在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思路，包括党的目标、指导思想、性质、任务等等一套东西，必须改变，以适应执政后的新形势。这个革命向执政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现代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是民主和开放”[4]。按照这一逻辑，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就是改旗易帜、改弦更张，就是“全盘西化”。但谁都能够看出，这种“转型”其实就是“自我毁灭”。

把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作“告别革命”解读的倾向，潜藏的前提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全面向“欧美现代文明”回归，因而必须实行包括政党建设在内的全面转型。这就牵涉一个根本问题，即共产党究竟是高于和优于西方议会政党的新型政党，还是落后于现代政党的所谓“传统政党”? 再进一步，共产主义究竟是引领当代人类文明的先进旗帜，还是偏离人类文明大道的宗派情绪? 说到底，谁代表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未来，这不取决于自我的标榜，而取决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5]。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几百年来蓄意制造的一个公式，就是“占有财富 = 个性 + 自由”。可是，它始终回避了一个问题，当财富的占有转化为对于他人劳动的占有从而变成主宰人类命运的资本王国时，自由、个性又从何说起? 两年多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不少西方人士产生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幻灭感，甚至作出了“物质文明的彻底崩溃”和“伦理的颓废”一类的判断[6]，再次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个性不外是“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而“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7]。可见，从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性上看，谈不上党的转型问题。

共产党和所谓西方“现代政党”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但最为根本的就是指导思想、理论旗帜上的区别，因为思想理论是决定政党性质( 先进性和阶级性) 的首要因素。如果仅从“合法性”类型、组织方式、成员结构等区分所谓的传统与现代，可能会把问题搅浑。我们党的名称最为集中、鲜明地表明了她的思想旗帜，这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因此，列宁特别指出: “我们应该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8]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现代政党，也决定了任何形式的向西方的所谓议会式政党靠拢都不是进步的转型，而是蜕变，是彻头彻尾的变质。

但是，要说清楚指导思想决定政党性质，首先要弄清如何从唯物史观出发看人类文明的进化，因为决定指导思想的先进与否，与其所立足的文明类型直接相连。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9]在唯物史观看来，文明的基本类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社会形态，因此，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又是基本的人类文明类型。毫无疑义，人类文明的基础在于生产力的状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0]。

需要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就是说，生产力之所以总是要突破相应的生产关系，说到底是因为某一生产力的最佳状态并不是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中，而是在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中达到的，从而预示着革命变革的趋势。正如“手推磨”的最大生产力并不是封建式手工作坊，而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一样，机器大工业的最佳生产力也不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而是社会主义大生产。从迫使工人适应机器的运转( 加大劳动强度) 、造成剩余劳动大军等方面看，机器大工业确实满足了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节约劳动成本和无限扩大生产的需要，因而在机器大工业的初期普遍出现了“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但是，这种实际运用并不是符合机器大工业本性的状态，因而造成了深刻的“经济学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11]。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12]。由机器大工业开创的社会化大生产，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力量，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完全撇开社会形态、单从产业结构或消费方式谈论人类文明的进化是不能被接受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农耕文明”转向“商贸文明”一类的说法，如果没有明确的社会性质界定，就只能制造混乱。虽然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由理论逻辑上的历时态，成为现实历史中的共时态，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判断。换言之，真正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形态，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不能用“现代文明”一类的含混字眼抹杀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用“转型”问题掩盖道路的选择和旗帜的辨识。

二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有双重意义: 其一，它是在今天唯一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因而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真正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现代化类型; 其二，它又是共产主义思想旗帜的同义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也就是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13]。

虽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是高举共产主义旗帜，但是我们今天却要突出强调前者，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今天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于这一国情的中心任务是，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这一现实的奋斗目标，不仅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铺垫了坚实的台阶，而且是共产党履行自己的历史责任、实现自己领导作用的基本条件。因此，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正如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指出的: 共产党人必须为现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目标而奋斗，“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14]

但是，毋庸讳言，作为阶段性目标的旗帜既然具有过渡性质，因而也就必然具有一定的策略性质，它要随时随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党的阶段性目标的旗帜，必须以共产主义的创造性去开创，而不是简单地抓过来一些现成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一直赞同孙中山所说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一直认同党实践自己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真正实践三民主义。但是，中国共产党也不是简单地抓起三民主义旗帜，而是根据党的历史使命，发展出更进步、彻底、全面的新民主主义，并以其作为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旗帜。另一方面，对于同一时期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都要紧紧抓住不放，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15]。我们今天对待自由、民主等资产阶级思想遗产，也应取同样的态度，就是说，要从中剥离出好东西( 正如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剥离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而死死抓住( 这些好东西在资产阶级古典学说中更多一些) ，再就是根据共产主义原理创造出新理论，决不能照搬当代西方的民主理论。这个新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吸收了当代西方文明发展的成果，但本质上属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显然，我们在今天不会丢弃民主、自由的旗帜，但是，这是经共产主义创新的，更为进步、彻底、全面的自由和民主理念。换言之，这是以“消灭阶级”、实现真正平等为基础的自由，这是以“国家消亡”、实现公共权力真正由人民行使的民主，而不是无平等实质的“自由”、纯形式化的“投票民主”。因此，正如当年我党高举新民主主义旗帜不意味着丢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样，今天我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同样不意味着丢弃共产主义，而是始终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16]。在今天，当共产主义被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妖魔化的时候，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和共产主义旗帜的一致性就尤为必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不只限于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现代化类型，它的最终目标是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向所谓“现代政党”的转型问题。

在今天有人说，中国共产党利用“自由民主”的旗帜打倒了蒋介石，而取得政权后就丢弃了这一旗帜; 还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真正内涵就是“自由民主”，舍此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专制主义; 还有人甚至丢弃了对于斯大林的深刻厌恶，引用他主张共产党举起“民主自由”大旗的言论[17]，论证自由民主人权是不可抗拒的“普世价值”; 一些人还津津乐道地引述恩格斯转引摩尔根的话“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8]，证明自由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如此等等。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和自由民主旗帜的关系。但首先必须说明，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话帮不了这些人的忙，因为恩格斯所引述的摩尔根的话，恰恰是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价值，因而平等、博爱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而对于那些力图维护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和不平等的现实而空谈自由的人，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斯大林讲的是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当然必须抓住民主自由的旗帜，但并不能以此证明这就是高于共产主义的人类终极价值。

毫无疑义，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把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它体现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但即便在当时，我党也没有用这一旗帜取代共产主义旗帜，而是把两者统一起来，统一的前提是确立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和最终的奋斗目标。这就是说，我党从来没有脱离共产主义大目标去空谈民主自由。尤其在今天，人类文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果离开共产主义的根本价值( 消灭阶级、劳动解放) 谈民主自由，只能落入资产阶级价值观的陷阱，被其“西化”、“分化”。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是国家的统治方式，自由是社会交往关系平等化的结果，它们都是具体的历史范畴，而不是抽象的普世价值。说到底，只有在“消灭阶级”、“国家消亡”的前提下才能谈论“自由”，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民主”要经历三种形态，这就是“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最后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大多数人享有民主而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民主转型’”[19]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消亡”。道理很清楚，这就是列宁曾反复引用恩格斯的一个观点: “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 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 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 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20]

主张把民主自由作为人类终极价值的人，在世界观历史观上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们反对将民主自由与阶级统治相联系，求助于纯粹的人性诉求和全人类普遍利益，将其装扮成“普世价值”; 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个人权力和公权力的对立，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以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永恒化，因而丢弃实质民主而将其形式化为“投票的民主”、否弃平等而将自由抽象化为“不受强制”，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结”。这种世界观历史观上的矛盾，使得他们极力回避并贬低历史观，习惯于抽象地谈论价值观，从而暴露了其理论上的虚弱和不彻底。

三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西式民主自由及其制度设计具有终极性的，在今天已不采取福山“历史的终结”那种直露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非终极的终极表述”。常常可以听到这种论调: “西方议会民主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形式”，“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他们因此而否定现存的区别于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其他民主形式，公然污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极权政治”、“党国体制”、“党主政治”，其前途不是向西方议会民主制变革，就是遭历史的唾弃而“崩溃”。因此，有必要就此多说几句。

当马克思主义指认西式民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最巧妙方式时，就蕴含着下述意味: 西式议会民主制表象上是民意决定，实质上是民意操纵; 西式议会政党表象上是大众政党，实质上是精英政党。一般地说，当少数剥削者凭借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获得国家统治权后，就拥有了经济、政治和思想三种统治方式，使被统治者处在“自发”状态、使其成为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附庸，从而认同这种统治。尤其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下，“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21]。因此，要自己解放自己，必须“让思想冲破牢笼”，提出不同于剥削阶级的阶级要求，这就需要接受先进理论的武装。

这一自我意识集中表现在对于资产阶级普选制的破解上。资产阶级普选制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更不是人类理智的极限和历史的终点，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完备形式，是适应资产阶级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形式，本质上仍然是阶级对立社会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制度。但是，它表现出来的却是不依赖于任何阶级的独立和普遍性外观，“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作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22]。因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就不是跟随资产阶级后面空喊“自由、平等、博爱”，而是提出与资本自由扩张根本不同的阶级要求，形成本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消灭阶级”。但是，工人阶级要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就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即把自身组织成为政党，这就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

因此，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看起来不是“全民党”，而是由先进分子( “精英”) 所组成，但唯其如此，才真正能够成为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形式，开辟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当家做主之路，因为这是群众由“自发”转向“自觉”的唯一通道。这样，共产党就必然“一身而二任”: 她既是执政党，执掌着虽然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仍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可能的国家权力，同时她又是人民群众中的最觉悟部分，成为人民历史主体的有机构成。这一特点决定了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必然发挥着全面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关键在党。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因为只有坚持这一领导体制，才可能走出一条通过“国家消亡”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民主之路。那种“坚持党的领导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主张，如果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就必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蓄意反叛，因而其“社会主义”也就必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

同时，也必须看到，共产党所担负的这一特殊历史责任，对于自身建设提出了空前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拒腐防变，而是要在保持权力健康运作的前提下，探索国家权力向社会复归的现实道路;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般的顺应民意，消极地满足人们的当下利益诉求和需求，而是要在不断改善民生的基础上，积极引领需求的健康增长，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不仅需要面对现实，更需要把握未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路径，而在今天，它集中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上。引领现实、开创未来的党，一定是对于探索未来、了解未来有着无限热情的党，因而必然是保持着浓厚理论兴趣的党。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一个党、一个阶级是否具有理论兴趣，归根结底取决于其能否和历史规律相一致，是否以超越现状、改变世界为己任，能否有追求真理的胆略及远大的前途。恩格斯曾经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也有理论兴趣，并形成了德国古典哲学这样的宝贵理论财富。但是，随着其掌握权力，对于金钱和名利的追逐就完全取代了理论兴趣，“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 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23]。恩格斯的话今天读来令人尤为震撼。理论兴趣和理论学习绝不是如同一些人想象的“作秀”、卖嘴皮，而是检验政党先进性、生命力和能力的试金石。那种淡化世界观、历史观，虚化价值观、止步于实用性的所谓学习，是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严重偏离。

一般地说，旗帜上的鲜明和坚定，是我们不为干扰所惑、不为艰难所惧的精神保障; 特殊地说，在西方加紧对我进行核心价值观的渗透，试图根本动摇我们信念的今天，在旗帜上的明辨和坚定就更为重要。就在我们一些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本经验和基本道路还心存疑虑的时候，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一制度的生命力所在。“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形成稳定关键，到2050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奈斯比特还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在更早的今年 6 月，英国人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未上市就被西方媒体热炒。雅克预测，20 年以后，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取代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西方将丧失文明操纵权，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24]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基础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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