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1 02:26:08)
王 文
这几年连续做了几次偏左的课题，经常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趋向，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有时候也自称是“中左”，但有时对于政治、经济的看法也是偏“右”，过于自由化，对国内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痛，更有切肤之痛，咬牙之恨。这种“恨”不压于1999年在大学时贴“小字报”与中文系学生数轮大辩论时的激情。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那股愤怒被慢慢消磨，就像那句话，如果你30岁之前不愤怒的话，你完了；如果30岁之后还愤怒的话，那么你也完了。我想，我的确是过了愤怒的年龄了。但这决不仅仅只是年龄所促，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记忆中的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编。那是我刚进媒体圈没多久，在一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还处于愤怒期的我，应该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
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大概是2007年前后，当时的知识界这个话题非常热门。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改革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政府＊＊＊同污合流。这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2008年，在华盛顿，同被美国国务院邀请的一个媒体人项目上，我遇到南方某家号称要做中国最好报纸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惹得同在现场的他们报系同事非常尴尬，连忙代表他对我道歉，并转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向王文道歉。至今我没有得到他的道歉，不过他的名片我还是依然保存着。
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一年后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认为那样的话，国内媒体“非得打起来不可”。我理解他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著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言，我坐在下面差点没把刚喝得水喷出来。他这叫做民主自由吗？
另一次比较印象深的失望是在今年初的一次在中国某顶级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是最有社会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他讲拆迁以及县级法院改革。一位专长研究民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讨论很热烈，基本被我视为是一场难得的思想大碰撞，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这也很正常，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者，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百余字的微博。在他的描述下，这所名校的博士生甚至就是“准政客”，对他的批评是因为“自己想当官”，等等，结果引来数以千计的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士生不像话，太官僚，随带着讽刺了他们的学校，等等。我不想说，这位学者是有意想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也不想说这样是否有必要，毕竟那只是一场正常不过的学术讨论会嘛，但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我以我人格与生命担保。
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有很多人都值得我尊敬。比如，我几次长谈的马立诚先生，是一位温文而雅的长者；许知远兄，每次有多人聚会时，他都会寡言，一直在听别人说，这样的品质很值得我效仿。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要大力改革。
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等等。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自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系、政府政策、社会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显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事实上，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我现在依然觉得，价值感的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沟通与理解。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可惜的是，在当下中国，两派之间能够相互平和沟通的机会太少了。
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理，要实事求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派来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
或许只能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仅仅60余年，而美国已有200多年了。中国要走得路还很远很远，让我们慢慢来吧。
2011年4月11日星期一午夜2：25
答王文——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
我为什么要写这封公开信
去年某日，一位企业家朋友请饭，饭余茶叙，王文应主人之邀赶来，派发的片子我看是著名的《环球时报》的主笔之类，心生敬意——如此年轻便在该报扛鼎，那得多有主意啊。闲聊之间，我们彼此对家国看法略异，但鉴于都是东主的宾客，且现实中的他我，也非无礼之辈，于是乎各自揖别而去。我记不得是否送了拙著，但心底知道高攀不上朋友，之后便淡忘了这一面。
前几天忽然看见一个流传甚广的视频，赫然看见他和那位著名司马，一逗一捧地在落井下石——攻讦另外一个失踪的胖胡子。就算站在人道或江湖道义的角度来看，胖子眼前都还只是失踪人口，国家都还没给个准确说法，这两位爷先自这般吹拉弹唱弹冠相庆，我不免觉得有些缺德。于是我转发了这一条微博，并确实在酒愤下指出了王的身份单位，并确有不妥地说他眼斜，心术不正。
十来分钟后，我的电话进来一陌生号码，王文电话中十分恳切地对我说——他是无意之中被拉去那个网站对话录像的，自己也不想跟着骂胖子，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自己也很尴尬。他不希望这事与他的报社联系起来，希望我能马上删除我的微博。
我看他言辞恳切，劝告他要爱惜羽毛，不要与狼为伍，之后也检讨自己酒后不该拿他的体貌特征讽刺，于是他说改日请我喝酒等等，大家就算化干戈为玉帛了。我很快删除了微博，他很快发来短信如下——感谢先生，上次见面后一直记下您的号码在手机中，这次派上用场。受访一事实属巧合，亦有不妥之感，故只谈事实不强加辱词。苟存当世，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望先生理解。
看见他这近乎诚恳的短信，于是我又发了一条微博——第一次自己删了一条微博，也许不尽知隐情，言语激动，伤了小友。小友来电解释，彼此宽容，到此为止。古人说——友直友谅，我直他谅，但是前提是我们都不要助纣为虐……
我爱惜那些心存天良，也心存羞耻的人。即便我们观点有异，但只要秉心真诚，知错知耻，相逢一笑则依旧可以握手言和。这一点龃龉本已放下，但是昨天却在共识网上看见王文的大作——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他的结尾一段不点名的提及我和他这一场往来——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
看了他的这篇文章，以及看见他这一段话中的正义姿态和微妙心态，我觉得事关私德也事关公德，决定作文与之商榷。于是早晨给他短信，问他——我是否可以公开回复，并说我在乎友道，因此先请示。他回答说只要平和争论，愿洗耳倾听。遂有以下商榷——
如何解读王文大作《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原文摘录：这几年连续做了几次偏左的课题，经常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趋向，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有时候也自称是“中左”，但有时对于政治、经济的看法也是偏“右”，过于自由化，对国内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痛，更有切肤之痛，咬牙之恨。
解读：最后一句，假设属实，足见你天良未泯。这是我愿意与你交流辩驳的原因，因为你这一点，已经拉开了你与那些拿钱开骂或开捧之人的距离。
原文摘录：随着年龄增长，愤怒被慢慢消磨，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解读：认同维稳，对自由派怀疑失望，你决定不愤怒。你起初对社会弊端的愤怒，与改革【自由】派何关？因为改革派也对弊端愤怒，于是你不再愤怒？还是这些你愤怒的事情，都是改革派弄出来的吗？任何黑暗不公腐败，都是人神共愤的事情，与左右无关，难道你一切喜怒都要与自由派反着来，这样社会就稳定了吗？
原文摘录：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编。在一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
解读：就算这不是虚构，这位主编自个泡妞，干卿鸟事？怎么就伤着你，且影响到你的政见了呢？台湾小女生的“酥肩”是你眼中的向往吗？人家酥肩自己都没嫌烦，兄弟你这是吃的哪门子的醋啊？国家有法律规定不许主编牵着人家的小手吗？主编被你划为自由派的代表，于是他泡了你眼中的酥肩，你就要跟自由派改革派作对？主编的私德与自由派改革派的公德有什么逻辑联系吗？那我要是举例某个强奸犯十分热爱毛主席拥护党中央，是不是也可以拿来批评你们左派呢？
原文摘录：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改革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政府同污合流。这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解读：这件事，教授顶多算与社交礼仪不符，至于他对贵报的评价，似乎正是你们自己从来引为骄傲的事情，你为何感到伤害呢？如果你因此生气，那也只与该教授没有向贵报顶礼膜拜相关，与自由派改革派的主张何关？你为什么不反思贵报为什么会如此让人不屑？
原文摘录：2008年，我遇到南方某家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
解读：这些人对你的无礼，都不是因为你的过错，他们与你无仇无怨。作为主笔，你确该反省贵报为何声名如此不堪？他们鄙夷的都是你所供职的媒体。就像你可以调侃南方报业一样，他们也可以反唇相讥贵报。但是媒体人是要凭良知吃饭的，你如果觉得贵报正确，那他们的批判正是你想要的奖赏，又何必因此结怨。如果你也因此感到无礼和羞耻，那你可以良禽择木而栖。为什么社会对人民日报记者都没这样羞辱，偏偏大家都要针对你们呢？
原文摘录：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我理解他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解读：还是一个失礼的个人小节，与教授的自由派理论无关。你批评中国领导人不重视你们“国内大媒体”，也可见你们在他们自个心中究竟是什么分量。在一个新闻都还没立法的国度，你不要求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你仅仅要求的是领导还要看得起你们大媒体，当然这会让人齿冷。你们人民日报系已经霸占了太多的话语权和采访权，你还要觉得被首长冷遇而发出嫔妃之怨，你自己觉得对满天下的小媒体公平吗？领导面对外媒，还能说几句人类听得懂的话。就算给你独家专访权，兄弟，你告诉我，你敢问什么尖锐的问题？每年的记者招待会，你们这些大媒体都问的是一些什么鸡毛问题啊？别人不懂此中诀窍，你难道还要装作不知道个中三昧吗？
原文摘录：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著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言。他这叫做民主自由吗？
解读：先问兄弟你，承认温总理说的普世价值吗？再问你，民主自由是不是贵党从建党以来就一直扬言要追求的目标？再问你，哪一个中央文件宣布了，从此我国不要民主自由？回到你的举例来说，你说的这个教授在你看来，一边鼓吹民主，一边吼叫要不赞同的人出去，这是矛盾的。因此你瞧不起自由派，因此你要反对民主，是吗？那我认为，该教授的吼叫，也许声音刺耳，不合礼俗，但在这样的会上，那也只是他一家之言。你可以公开跟他辩论，你们在会上甚至打架，这都不违背民主——议会上打架的多了去，况乎民间研讨会。教授个人要求无共识的不要与会，他并无主张也无权利拘捕审判不赞成民主自由的人。倒是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却时常要面临失踪和审判，请问你对这些基本事实怎么看？你不会否定这样的事实吧？
原文摘录：另一次失望是在某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最有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一位专长研究民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者，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微博，结果引来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士生太官僚，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
解读：我能猜到你说的谁，你也基本认同该学者，这里指责的只是他发微博的做法，第一你觉得不妥，让那博士挨骂了。第二你觉得不真，你并未否定学者的思想观点。在我看来，发微博是每个人的权利，至于引来跟帖骂，据我所知，网上无端骂那学者的更多。那位博士的发言，和我们每个人的发言一样，都要面对网友的质疑、非难甚至辱骂，他说了什么，就要承担什么。至于你觉得该学者转述虚假，你也可以网上揭发真相，让我们去骂该学者。就像我此刻与你的辩难，一定会引来对你我各自的责骂，你如果因此指责我不该，认为别的自由派不好，那我只能认为你这是狭隘。
原文摘录：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要大力改革。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解读：如果你反对的不是自由派的观点，只是认为其中一些人言行不一，宽严不齐，认为他们还不是真的在践行民主自由理念——这个批评不错，这样的自由派也肯定存在。那你这样说的前提是，你也承认民主自由是好的价值观，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要否定真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呢？为何要与自由派势不两立呢？甚至连对现实的愤怒，都要因为自由派而平息或者转移呢？
原文摘录：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自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系、政府政策、社会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显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解读：说实话，你这一段太像贵报的主笔文字了。请问你这个年纪，天天上网且还是媒体人，你真的认为民主声音在式微？自由派在衰落？敢情你都看的是和新闻联播吧？你对每天高涨而不得不强力打压的民主诉求，是熟视无睹还是故意不说？警方同意你这个乐观判断吗？自由派确实有一些极端的个体，因为你说的道貌岸然的个性，而将你这样不太缺良知和常识的人，推到了对立面。但这不是民主自由理念的过错，只是个人性格为人对你的伤害。你要因此而成为极权帮凶或帮闲，与自由民主为敌，那你觉得良心无愧吗？
原文摘录：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解读：言之有理，但不够讲理。品格与德行无分左右，都一样重要。自由派假设管不好自己，当然不能去管理国家。但是自由派呼吁的只是一种良善的制度，一种把国家交给管得好自己的人的制度，而不是想要取而代之，去分你们一杯羹。因此你不用要求自由派如何要管好自己，好的制度可以把他们淘汰下去。问题是今天的制度，自由派连发声都难，都要冒险；与自由派对立的汝辈，却可以在国家所有媒体都严禁讨论胖子的时候，你却可以和那一位大张旗鼓地嬉笑怒骂胖子，请问——谁给你们的特权？你们的品行人格怎么就可以比自由派特殊？你们为什么不会屏蔽和失踪？国家交给你们，人民就该放心了吗？
原文摘录：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解读：这个话题你可以在博客发表，我们要是怀念就会删帖甚至锁号喝茶。你觉得这样得来的结论公正吗？那一代人，当然也会有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请问那时还在咿呀学语的你，是从哪里得出当年那一代是要夺权的印象的啊？你愿意求知的话，你应该去被遮蔽的历史中考证那一代人的诉求——他们只是要政改，只是要反腐，只是要言论自由，什么时候要抢过你们的皇冠啊？这些诉求在今天依旧是正确的，你同意吗？你要连这个都不同意，那我们真是无话可说了。
原文摘录：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理，要实事求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派来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
或许只能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仅仅60余年，而美国已有200多年了。中国要走得路还很远很远，让我们慢慢来吧。
解读：唯一看上去接近正确的一段——自由派和你一样，都是中国人。要提升公民素质，首先是要你们媒体开放，允许对立意见存在，要提供国民以真实信息，让每个人学会讲真话。而你的最后一段，潜台词似乎是说，美国还是走得更远的现代国家，我们还需要奋起直追——随时骂美的你，是这个意思吗？
中国的极权派最缺什么
严格来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很难用传统的左右来划分阵营。当王文使用自由派改革派来形容吾侪时，我只能根据他们一些人的话语特征，来命名他们为极权拥护派和反对改革派。以下简称极权派。
从王文大作来看，自由派似乎最缺的是教养，另外缺乏宽容，再就是知行不一。如果仅仅是这些个毛病，那王文和政府实在不值得如此打压自由派了，这些不就是人性的弱点么？要论起来，你们阵营那些已经开办网站，点名要吊死哪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是更加没有教养和不宽容吗？你希望自由派宽容待你之时，你们想过要给你们的意见对立者也宽容一席之地吗？你们凭借强权剥夺自由派的发言阵地，甚至人身自由，知书达理的王文们，为什么不向政府进言要宽容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呢？
实际上，连你自己都知道——你为什么要在此刻攻讦自由派？你想要攻击他们什么，是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因为你也算读书出来的，你也知道大米比大粪好吃。
极权派最缺什么？
一是最缺天良。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悲剧，各种不公，各种腐败，你们仗义执言了吗？
二是最缺常识。如何缺，缺哪些，我真是懒得说了。
三是最缺真实。四是缺勇气，五是缺羞耻……
所有这些，我都可以专题开讲，只是我真的累了。王文兄弟，不按照真理部的规定说话，你是否还会当主笔写出文章呢——这是我真心为你焦虑的事情。三十多岁的你，如此迷途于常识，如此选择去为另一位“高人”摇唇鼓舌当捧哏，你这样的成名不觉得惶恐吗？你知道历史从来都有耻辱柱吗？
我遵守友道，即便是一面之交，因为中间人是践行公义的企业家，我不想伤害你，对那一天的微博保持沉默。可是你既然拿我举例作文，来借此批判所谓自由派的嘴脸，那我只好也借你的文章来辩驳了。
我比你更相信社会和政府的进步，当某一天这个政府终于兑现他们一直都在承诺的自由民主之时，但愿你还能接受他们，还能不为你失落的极权梦想殉身。
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
――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拜读野夫先生《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起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在那个尚未经考证且有几个版本的故事里，苏东坡问佛印：“我在你眼里是什么？”佛印答：“居士像尊佛。”佛印反问，苏东坡却答：“你在我眼里像牛粪。”佛印置之一笑，曰：“心中有佛，眼里就看到佛；心中有牛粪，眼里就看到牛粪。”
我不是佛印，野夫先生也不是苏东坡，所以所谓“极权派”的帽子我还是不接了，野夫先生也不要送，因为在当下权力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恐怕很少人有“资格”能戴上这顶帽子。
事实上，野夫先生以“极权派”为题回应我的“自由派”一文，恰恰应中了我所批判的的中国不少自由派的通病：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支持极权，就是专制的帮凶。正是这样简单的两分法，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推为所谓“自由派”的不支持者行列。过去十多年，中国民主自由的态势缓慢前行，但中国“民主派”、“自由派”却在日趋衰弱，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个悖论。
不赞同“自由派”的，有可能是“保守派”，有可能是“现实主义者”，有可能是“新左翼”，有可能是“国家主义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与其不尽相同的“制度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等等，为什么非得打上“极权派”的唯一标签呢？当下中国思想多元化的程度远远突破了两分法的概括，也远远不是30多年前文革时那个“非此即彼”所能形容的。
我不知道，用二元论来概括中国思想状况，是否是“自由派”人士对中国复杂性的有意忽视，但野夫先生对我不厌其倦地解构与二次解读，并将我勾勒成他“需要的”批判对象，至少可以折射出一些“自由派”人士对中国现实及不同意见者的认识，是简单化的、想像化的、激情化的、甚至是歪曲化的。
我最近读了野夫先生的《父亲的战争》（不是他送的，是我买的）、《让记忆抵抗》（刚在《看历史》杂志上读完）等作品，但野夫对我的论述却知之甚少，以至于又拿出我所在的报社再次“污名化”，更让我坚定先前“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的主张与立场。事实上，我一直以“北京媒体人”的身份参与这次关于艾某人的所有讨论。
尽管如此，我依然敬重野夫先生，所以他发短信“提前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回复你”时，我的回复是“愿洗耳恭听”。但对野夫先生的回应，我并不愿像孩童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而是希望提出一个“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的新命题，将这次辩论深化下去。
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少想说三点，间接也能纠正野夫先生“极权派”一文的逻辑。
第一，尽管中国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也有各种潜在危机，但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于有史以来“民众最不想回到过去”的时代。除非你对某个历史时代有着浪漫主义想像，以及对自己“穿越身份”的过度置换，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中国当下的时代依然是最不坏的。我不是为谁辩护，而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一个起码判断与应有自信，否则恐怕就抹杀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绝大多数人辛勤及艰难的努力进程。
即使是“自由派”们不断诟病的言论桎梏，试想，中国还有哪个时代比现在的言论尺度更大、更安全呢？看看微博里的激烈言论，以及“官员”、“政府”、“支持政府者”在网络舆论中的相对弱势地位，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当下言论环境处于中国3000多年历史上观念最多元化、最分裂化的时期，即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也不及当下的十分之一，何况春秋战国又是大乱世。
恰恰与野夫先生勾勒的“极权派”相反，我认为，我的上述观点是真诚的、有良知的、有勇气的、客观的、有逻辑的。我不怕这样说会被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我担忧的是，现在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喊自由民主，骨子里并非出于价值信仰，而是出于特殊的利益诉求。事实上，几十年来，大喊自由民主的人士都过得不错，不仅搏得公共知名度与“有勇气的”美誉，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享受当下体制背景中不断上升的生活待遇，但他们依然在批判现存制度。
我非常支持批判，这些年来我也一直这么做，但问题在于，当下一些所谓“自由派”、“民主派”的批判是装腔作势的、是哗众取宠的、是不切实际的、是自怨自艾的、是全盘否定的、是虚情假意的、是无理谩骂的、是不通人情的、是两面骑墙的……恰恰是这样的批判，才是野夫先生所指的“最缺天良”、“最缺常识”、“最缺真实”、“最缺勇气”、“最缺羞耻”的。当然，我不是指野夫本人，而是指相当数量的所谓某些“自由派”。
在两个新“凡是”（凡是政府支持的，就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就支持）的诱惑下，不少“自由派”的声音“自我妖魔化中国”，正在“矮化中国”。实事求是，在“新凡是”思潮的干预下，反而变得越来越难。
我再次强调，我决不否认当下中国的诸多缺陷与问题，但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不应以否定现代化经验为前提。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二，尽管中国还有许多贫困现象与不尽如人意的人群，尽管我们的发展还有很多困难，但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总结成功经验、避免失败教训”的时代。反思与批判在当下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当下社会广泛的关系网络与历史脉络。这是我们反思之现实基础。中国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建设性意见的时候了。
环顾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都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成百上千个理由骂这个社会，恨这个国家，但一旦面临自己践行时，会很容易发觉多数时候自己也做不到；当你要推动一些事情时，会很容易发现，原来中国社会任何大问题的解决，面对得将是一个庞大冗杂的关系负重，以及纠结乱麻的历史惯性与文化劣根。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句毁灭性的砸烂体制就能解决的。就像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大喊“穆巴拉克下台”时是多么地过瘾，但一旦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民众照样陷入无尽的迷惘，并发觉原来日子反而越糟。
现实的残酷与革命的理想之间，看似是很近，其实却相当遥远。这正是我说的“自由派之缺”，不少所谓“自由派”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是粗糙的甚至粗暴的，是去经验化的甚至是不靠谱的。
我不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我一直努力在个人岗位上力所能及地致力于改变，这正是我给野夫先生发短信谈及“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的根本之意。我不怕被攻击为“革命的阻碍者”，我担心的是，一些高喊革命的人，可能是大野心家，可能带来的不是民生的提升，而是更糟的未来。历史往往都是这样，砸烂远比重建容易得多，但砸烂后的日子依然是百姓最苦。
现在的中国社会并非不改革，而是30多年后我们面对二次改革时发现，要改掉的东西是那么难。许多网友都在批评利益集团，但仔细一想，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利益集团里的一分子。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这些人包括网络上的“沉默大多数”，也很可能包括那些谩骂者。
我不否认，有一些自由派是有价值信仰的，是真诚的，是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但相当数量的“自由派”及其跟随者并不是这样。他们的谩骂或出于利益诉求，或只是生活牢骚，或是心情发泄，当下体制成了他们最大的替罪羊。所以，越是这种舆论混沌、迷乱期，越需要总结过去成功经验，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
第三，尽管我们这个国家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与方向，但是中国依然处于“最需要去宗教化、去理想化预期”的时代。我们当然要勾勒一个“美好社会”，但那并不是天堂。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坏世界”，我们面临的“坏世界的改造”，但改造的目标与预期决不是“完美社会”，也做不到“完美”。
2008年以前，我们以为美国是“美”的，但金融危机撕掉了覆盖在美国神话上的伪善面具；“3·11”地震前，我们以为日本社会是“完善”的，但核辐射揭露了日本神话的疮疤。我不反美，也不反日，我只是反对神话化美国与日本。
但现在一些自由派正在做着“神话化”的事情，更有趣的是，这些“神话化”深得舆论的怂恿与同情，即使是错了，也得到相当的谅解。举个经典的例子，某著名主持人说，美国手机费非常便宜，但后来证明他“神话化美国”了，舆论对他相当谅解，试想，如果某个官员说错话了，中国舆论会怎么样呢？我不是反对学习美国与日本，但我非常反对当下社会舆论的不对称与不均衡。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应有之义，也是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的，同时也是“自由派”所缺乏的。
再以民主为例，“自由派”现在都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们有没有翻过历史，为什么民主在过去2000多年，只有最近100多年甚至只是最近几十年才被视为“好东西”呢？有没有真正读过柏拉图原著《理想国》和《华盛顿文集》？有没有看到他们说“民主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等等之类的话呢？我绝对不是反民主主义者，但我反对的是，我们必须反对“民主简单主义”逻辑。比如，我们常说，民主“没有如此这般的缺点”。但这并不能推导出“民主有更多优点”的结论，就像一个不贪污的官员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好官员一样。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说“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或者说“至少还存着一个甚至一个以上比民主更差的制度”，但绝不能得出“民主是好的”简单结论。
学术点说，民主不应是一种价值，而应是一种制度设计。现在中国诸多“自由派”的大陷阱就在于，将其“价值化”甚至“宗教化”，更有甚者是“原教旨主义化”。这对当下复杂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是有重要误导性的。与此同时，所谓“自由派”还在以某种批判抬高社会大众的预期，这在当下依然欠发达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一种不说真话、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当下中国“自由派”的问题非常严重。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些严重问题的程度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大体相符。如果套用那句“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那么，“有怎样的社会，就会有怎样的自由派”。
我再重申一点，当代中国精神什么都缺，但在缺少的这些精神里，“自由派”所高喊的那种所谓的“民主精神”（与我理解的不一样），肯定不是排在最缺少的前列。如果要我来排，我认为，“务实”可能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缺少的精神之一。
最后，我要感谢野夫先生。尽管我完全不同意他对我的任何一句批判，但在视频一事后，他却是唯一一位以对等、平和的方式与我讨论的人。所以我才回应了这些。我很享受这种思想沟通与交流。(2011-04-17 12:36:16)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坏人：再与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周末外地出差，在手机上拜读野夫先生“答王文：中国极权派最缺什么（http://www.bullock.cn/blogs/yefu/archives/151800.aspx）”一文，字小无法字字细读与咀嚼，于是掌握了其梗概后，在回京的飞机上，写下了“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兼与野夫先生商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58e280100qhen.html#comment1）一文。
我从事评论编辑一些年头，组织过许多次大话题的辩论，其中一个编辑思路就是，千万不要为了讨论而讨论，也不要为了辩赢而讨论，而是为了拓展思路、营造社会思辨的氛围而争论。当下的中国社会太需要思辨了，而推动平和的、对等的思辨，恰恰是我做为媒体评论从业人员应该做的。
所以，我的头篇商榷文章，就是一来希望纠正野夫先生一个大逻辑漏洞：“自由派的对立面不一定是极权派”，所谓“自由派”们的两分法是简单化的；二来是引申出“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时代”的新话题，希望告诉所谓的“自由派”们：中国没有你们想像得那么坏，你们所批判的“中国”许多时候都是虚构出来的。
同样，中国人也没有野夫先生想像得那么坏。坦白地说，我不像当鲁迅，当下中国也过了鲁迅时代，不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别人”。
但很遗憾，在野夫先生回应我“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58e280100q9z7.html）时，俨然把我描述成了一个坏人，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坏到底的坏人。因为在野夫先生的文中，用了“与狼为伍”、“助纣为虐”和3次“天良(未泯)”来形容我所作所为。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误读，如果还不算是“人身攻击”的话，也再次暴露了所谓“自由派”们的逻辑大破绽和一个虚假假设：“自由派”是好人，而且是大好人，如果你不认同“自由派”的观点，那么，你就是极权派，你就是坏人，你就在“助纣为虐”。我不得不再次重申，这种将价值观“价值化”是“自由派”的最大短板。当所谓“自由派”们以“好坏”、“善恶”、“高低”、“黑白”来划分这个世界时，他们的理论困境就变得越来越大，他们能够宽容他人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
野夫先生，请你不要再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我。正如我先前所说，我对我讲过的话、写过的字负责，它们可能不一定都对，但写字说话时，我是真诚的，无愧于心的。同时，我也相信，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像我这样，他们可能不够尽善尽美，但他们不是坏人。我甚至相信，那些在微博里谩骂、攻击，还公布了我的手机号的匿名网友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是坏人。他们那么做，最多只是公民素质不高而已，而这恰恰也是“自由派”甚至是其中一批“自由派”领袖的毛病。
为什么我相信这个世界没那么多坏人呢？因为这是常识！咱们每一个人都来打量一下咱们四周的亲朋好友，他们中坏人多吗？肯定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继续推导，一个“坏人不居多”的中国同样也不应该是坏的，虽然可能中国还不够好。以此逻辑，我可以再次回应野夫先生，不要给我戴“极权派”的帽子，不要再说我从事的工作是“助纣为虐”、“与狼为伍”了。
那么，我在一家被“自由派”们的价值观容忍不了的报社里做什么呢？我认为，我与我的同事们做着和野夫先生您一样的事情，用自己力所能及之力推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咱们的差异不在于“你是对的、好的，我是错的、坏的”，而是咱们都在以自己认定是理性的方向，推动着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艰难前行。而历史的前进往往就是由不同方向的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正是咱们平和、友善的讨论基础。咱们俩没有稿费，还搭时间、气力、精力来写这个争论，其实就是对社会思辨氛围的培养与国家的进步做出个人的共同贡献。
但我为什么又要批判所谓“自由派”缺少必要的私德呢？因为“自由派”以推动民主自由为己任，而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的基础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恶”。推动者的私德、公民素质不行，他们推动所建立的所谓“民主自由制度”，一定不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恶”，相反，还有可能会增加“恶”。就像历史上的民主投票，曾经处死了苏格拉底，曾经选出了希特勒一样，“自由派”必须要有基本的品德与必要的公民素质。这是其政治理念实践的大前提。
但是，在我如实记录且隐去其名的“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一文，我阐述那几位“自由派”代表明显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一个能够利用自己“自由派”美誉瞬间泡妞的某主编，他会不会一旦执政后就“后宫三千”，重回封建王朝？一个见到自己不喜欢的报纸的编辑，就连基本礼节都没有的新闻学教授、某报系评论编辑，会不会一旦其有权后，就会残酷地排挤异己、党羽满盈？一个将私人空间的学术交流意见差异晒到公共空间，并率领粉丝大加贬低的知名教授，有没有理由怀疑他，一旦他有更高权位，就会利用现代技术哗众取庞，骗取选票，窃取公义呢？我认为，这些怀疑是理性的。“自由派”们要为自己的民主自由理想奋斗，但他们就必须为之恪守必要的准则，况且个人修行、恪职尽守、尊重异己等是最基本的基本行为准则。
当然，我并不认为“非自由派”不需要这些，恰恰相反，中国所有人都需要一次“公民素质的再启蒙”。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不过60多年，其间还有一半时间的不幸与折腾，中国13亿民众成为真正公民的历史就更短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社会与“自由派”理想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如果一旦“自由派”自身还做得不好，距离会不会继续拉大呢？
野夫先生，请不要再误解我是民主的反对者。恰恰相反，我认为，我是中国当下“不发达民主社会”的践行者和呵护者。请允许我阐述一下我与许多“自由派”人士不同的“民主观”。
第一，民主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制度设计。在这个制度设计方面，中国当下的民主程度是低的，政治改革之路是艰难的。因为任何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基础，中国目前都还没有完全具备，尽管我们每天都在艰难地积累与改革这些制度基础。
第二，民主不是静态的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使是美国，1970年代以后，才真正实现了“一人一票”，真正的美国民主史不过才40年；在英国、挪威，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很普遍，从男女平等的角度看，中国的民主程度要比欧洲很多国家都发达。但同样，中国民主的发展还要有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至少应该有三个关键点：一是经济改革，保障所有人的温饱、医疗。否则，一旦民主化，“胜者通吃”原则将使那些穷者越来越穷。就像当下的美国，原本奥巴马很好的“全民医保”方案却屡屡受挫，为什么？因为中产阶级以上者反对，他们可以通过民主原则合法地夺取下层阶级的利益。中国不能那样，否则，穷人是最大的受损者。那样的中国是可怕的。所以，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一定是伴随经济改革，伴随着老百姓不断致富的过程。我确信，一个穷中国一定不会是民主中国！
二是社会改革，必须要有对社会一系列公共政策、医疗保险、司法制度、教育管理、媒体开放等等进行一系列的理顺。一个真正的民主中国，一定是有充分社会保障的中国。民众没有司法、医疗、教育、言论的必要保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这些又要以经济改革带动的致富为前提。
三是行政改革。要有一个稳定、不为高层变动所转换的公务员队伍，要有高效的行政工作制度。没有高效的行政，就不会有高效的民主。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后地震时代的日本”。在当下灾难频发的环境下，在中国再来一次大的自然灾害，没有高效的行政动作，谁将受到最大的伤害呢？
这些改革基本成功后，才有最后的“一人一票”。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一人一票”是民主制度中最不重要，尽管也相对重要的内容。因为一个国家如果经济、社会、行政都理顺了，这个国家就已经民主了，“一人一票”就变得可有可无。所以，在我的印象中，美国200多年的建国史上，50多次总统选举最高的投票率只有60%左右，一般都只有50%，甚至更低。我认为，这就是民主的真正意义。
现在中国的民主化之路出现了第一大危险，就在于所谓的“自由派”们简单化、价值化了“民主价值”，甚至将简单的“一人一票”描述为民主的全部，这是非常幼稚的，如果我说他们不是有某种想搞垮中国的“阴谋论”的话。第二大危险在于，“自由派”们理想化、绝对化了“媒体开放”与“言论自由”，这也很要命！我在视频中已经用实地考察的例子，讲过美国媒体控制的局限性和隐蔽性了，这里不再赘言。
好了，这就是对那些转发、批评我微博朋友的回应。不少朋友的要求包括野夫先生本人的微博中都说“他（指王文）不答复我（野夫）任何一问题”，我现在答复了。但还是那句话，我不想如小孩绊嘴似的吵架，不想句句回应，那就为了争论而争论了，没什么意思。我希望把咱们的理念深化下去，丰富化、健康化当下网络的思辨氛围。
野夫先生，再次感谢你。是你的直率激发了我对诸多批评的回应。我想，我这么做是合适的、不坏的，是比谩骂更好的对大家的回应方式。希望能够希望争论下去，期待野夫先生的高见。
2011年4月18日星期一午夜2点05分，在报社办公室。
再答王文——世界上总有那么几个坏人
野夫 @ 2011/4/19 3:05 阅读(1895) 评论(8) 推荐值(368)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艾略特在《荒原》中曾经有一句神来之笔，他说——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无数研究者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定义四月。我的记忆经过1976和1989年四月的广场，再联想到今年四月的各种寻人启事，我开始隐隐领略艾老的预言。
在阁下认定的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中国好时代里，无数正在发生的残忍是你熟视无睹的。即便是这样一场类似于熟人间的笔仗，也因这个季节的残酷，而不得不让我诸多亲友为之股栗。本来按已经呈现的言说立场和对话方式，鸡同鸭讲显然毫无趣味。但目睹当前有司一旦关门放狗，社会就要噤若寒蝉——这样的局面实在有损于和谐的标签。为了帮阁下佐证这个时代的那么一点好——到目前为止还允许我辩驳，顶多是删帖。即便言论权限和后果都可能不一样，但我还是决定斗胆回复；仅仅因为不想让极权狂妄地讪笑所有追求自由者都望权生畏——
你说“自由派的对立面不一定是极权派”——这我不同意，自由派的核心价值只是反对极权政治，因此它和你说的所有其他派都可以是盟友，唯一对立的就是极权派。而事实上，当你的二丑视频和直接命名叫板“自由派”的文字公之于众之时，你已经让公众认清了你的极权立场。此其一。第二，你迄今不愿或不敢承认你是极权维护派，再次说明你也知道那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你的言论立场和观点，无一不明证你就是货真价实的极权拥护者——否则，怎么可能在普通公民失踪之后，满天下就出来你们哥仨在那额手相庆呢？须知在所有纸媒网媒都在敏感词某某之时，在其家人都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之际，其人和你我一样，从法律上说连犯罪嫌疑人都不是。我再问你一遍——你们何以就能打破国家的禁忌，在那设想人家是邪教人物是其他种种不堪罪行并幸灾乐祸呢？
你说“中国没有你们想像得那么坏，你们所批判的中国许多时候都是虚构出来的”。我想象的祖国一直比你好，我想象的祖国，偶尔走失的孩子还会归来。问题是你表述的中国，一个人失踪了，那他一定有罪要被刑罚——在警方尚未公布、法院尚未认定之前，你们就敢这样诅咒，你这不是明显在抹黑你我的祖国吗？如果祖国是北京媒体人的你描述的这样，那我还能怎么想象祖国的好呢？是你虚构了中国，还是我错怪了祖国？
你说我把你描述成了一个坏人，用了“与狼为伍”、“助纣为虐”和“天良(未泯)”来形容。并说：当所谓“自由派”们以“好坏”、“善恶”、“高低”、“黑白”来划分这个世界时，他们的理论困境就变得越来越大，他们能够宽容他人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 ——你不觉得我那些形容都为你存着情面吗？你不是狼不是纣，原来一直以为你还只是童蒙未开而已。但今天的私信交流之后，我则连这样为你开脱的词汇也不再使用了。你的好坏善恶，不需要我为你定位，历史会铭记各自的荣耻。古人说——道路以目，有口皆碑；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这些警言留给我们每个来者反省自身的言行，让我们知道敬畏，知道神目如电，天听若雷。
关于好坏善恶，高低黑白，这不是自由派划定的畛域，是人类定义的法则。高僧曰——这个世界假设没有善恶是非，那就一定会有报应。你不要声称你处于善恶之间，独占黑白两道；每个人在这个时代的行止謦咳，无往不在善恶好坏的自然法则之中。自由主义者宽容一切良善甚至平庸和愚蠢，独独不能原谅那些睁眼定心投机效忠于极权，且还要首鼠两端自叹妾身未分明的乡愿帮闲。
我和你一样相信这个世界没那么多坏人，肯定不到号称的几千万。你说一个坏人不居多的中国同样也不应该是坏的，虽然可能中国还不够好——这一点，在逻辑上并不成立。你能告诉我古代中国或者民国的坏人多吗？一个国家的好坏，从来与国民的好坏人数比例无关，它只与其国其时的政府有关。连朝鲜利比亚我都相信其“坏人不居多”，那他们算是你眼中的好国还是坏国呢？我知道，美国一直是你眼中的坏国，那你敢说他们那是坏人居多吗？我的每一个问题你都不敢正面答复——因为你比我深知，你哪怕就是这样的非官方发言，你也要承担答错的后果。
你声称你和你供职的报纸，也在“用自己力所能及之力推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而历史的前进往往就是由不同方向的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后一句我由衷认同，前一句我姑且存疑——原因是你近来的言行，确确乎在为贵报添污积垢。贵报素来坚持反普世价值立场，暗中对抗本国政府首脑的多方发言，与大国外交政策和口径颇多抵牾，原本声名狼藉亟待修复；现在经主笔阁下视频与华章的逐臭追腥，处处捉襟见肘图穷匕见，岂不让世人侧目生疑——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和谐盛世？
你再次强调你要批判自由派缺少必要的私德，因为“他们私德、公民素质不行，他们推动所建立的所谓民主自由制度，一定不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恶，相反，还有可能会增加恶”。而你前面所举证的他们的私德有亏，几乎无一不是仅仅伤害了你那点可怜的自尊。首先我要告诉你，自由派所谋求者乃自由民主制度，制度完善则足以保证私德和公德假设都好的汝辈去行使国家权力，而非自由派想要谋国为私。“安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古诗所讽的正是你们这种觊觎神器，视国家权利为帮会神主之辈。真正的自由派向来甘居清流，披肝沥胆所要捍卫的只是公民的私权。
回头再请你手扪良心告诉我——今天的私德溃败者，究竟是极权派与当权派，还是民间草根备受监控的自由派？中纪委正为若辈所设，每年欺男霸女卷款外逃者是吾侪还是尔等？今日连高层都自谓是体制性腐败，这样的集体私德，你作为要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名记不去谴责，却要拿一个泡走你眼中酥肩的自由派大家挞伐，甚至整体质疑自由知识分子的人品，乃至无耻且毫无逻辑地推导出民主自由制度的可疑——请问阁下居心何在？难道又要开启前朝的诛心之罪？政治上不好意思定罪了，再拿男女作风偷税漏税兴起大狱？一个自称不坏的人，怎能有如此机心。
王文兄，你终于公开承认你不是“民主的反对者”。你生造了一个政治词汇——中国当下是“不发达民主社会”。这就像说饿夫是未饱者，失业是待岗者，亏损是负增长一样圆滑。中国也只有你们这种训练有素的报人，还能想象出这样一些无耻的名词。
你说民主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制度设计。你承认中国当下的民主程度是低的，政治改革之路是艰难的——这些话都近乎对，也说明你尚属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但是你的解释是——因为任何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基础，中国目前都还没有完全具备。
这样滑稽荒诞的为极权社会开解，你竟然也敢顺口就来。你数数全球有多少民主之邦，其发达基础有多少比吾国更好？咱们不是大国雄起总量第二了吗？你们天天自我贴金的盛世荣华，怎么一谈民主就基础薄弱了？我告诉你，民主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是一个学习练习的过程。你永远不开启民主之门，则民主永无从天而降之时。你出生之时会识字吗？令尊令慈会认为你基础不够只会哭闹而永不送你入学吗？好歹你也认为民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请问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民主究竟是在如何行动？
你又担心，“一旦民主化，将使穷者越来越穷。就像美国，中产阶级可以通过民主原则合法地夺取下层阶级的利益。中国不能那样，否则，穷人是最大的受损者。”第一，美国的下层阶级假设如你所说，他们人人可以买枪，既不会上访，也不会群体事件，早就掀翻了美国。你这种观点在贵报谎言成真，连你自己都相信了。第二，究竟是你假想的民主化之后的中国，一定会穷者更穷，还是眼前的中国，真正地拉大了贫富距离？你们长期用这种谬论来恐吓平民，你究竟想要把这些真正的利益集团国家蛀虫还维护多久？
好在你也认可要社会改革和行政改革，但是你说“民众没有司法、医疗、教育、言论的必要保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这些又要以经济改革带动的致富为前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保障本来就是民主的内涵，如果今天我们已有，那还需要实现你的什么真正民主？你的意思是眼前你们还不够致富，因此司法言论医疗教育也就暂时不予保障了吗？民主因此也就暂不考虑是吗？你们还要怎样致富呢？美国最大的债权国，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贪腐总额世界第一，你还需要怎样的物质基础，才给我们一点司法和言论保障啊？据我所知，我们政府没有阁下所说的这样坏啊。
最后你说——要等这些改革基本成功后，才有最后的“一人一票”。你认为，“一人一票”是民主制度中最不重要的。因为经济、社会、行政都理顺了，这个国家就已经民主了，“一人一票”就变得可有可无。你甚至更荒谬地举例——美国最高的投票率只有60%左右——你知道投票率是建立在人人有权投票的基础上的吗？你说半天的目的，我终于看懂——原来你们最不舍得付出的只是选票，你们究竟畏惧人民什么呢？到此刻，你要是还敢厚颜无耻地否定你不是极权派，那你告诉我——你是什么独门独派？我深信，中共要知道你在这样猜度他们，肯定会含血喷天——这是他们都不会这样说的啊。
逐一批驳至此，非为教育尔之冥顽，乃为生民一叹也。贵党先主早有名言——什么什么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对祖国深爱于心，对贵党犹抱善想，深信政改之门必开，民主之邦指日可待。也因此，我与你言尽于此，原本虚妄的私谊也尽于此，得罪之处，恕不乞谅。
中国社会不能分裂
――三与野夫先生商榷
王 文
很高兴看到野夫先生的回应，但很遗憾，你决定与我断“私谊”。我非常疑惑，为什么你说“所有其他派都可以是（自由派的）盟友”，而对我这位决不承认自己是“极权派”的人，却非得连朋友都不想做呢？况且你文中至少有5处表示认同我的某些看法，这样与你有部分共识的人，你依然“恨心”地推到了对立面，更让我吃惊的是，你在昨日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不停地用“恶毒”这个词来形容我，还误导该媒体编辑用了“野夫与王文：‘自由派’与‘极权派’的网上论战”的标题。
野夫啊！野夫！你这样恶意度人、恶语伤人、恶行害人的做法，不正是应中了我第一篇文章“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的所有担忧吗？要知道，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我的朋友们面前夸赞“野夫的文字不错”。而我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也坦承，“野夫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但现在，你觉得这句话还适合吗？我一直希望以平和沟通的讨论，让不同看法的人彼此了解，但你却连观点上的一些差异都不能包容，这不正是越来越多人所不齿的不正“自由”之风吗？
野夫，我想我不能再在你名字的后面加上“先生”二字了，我也依然不愿意对你有任何情绪化的人身攻击。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你对世界与中国的理解是有限的，就像我的一位八、九年未见的同学发来短信说，野夫的“思考深度也就跟我大学时差不多”。
是的，许多年前我们念大学时，常认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救了，也有像你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那种不知所措感，还有些许革命浪漫主义情结。但现在，中国已经变了，我们也变了。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真正要解决问题，就必须需要踏实的态度、务实的精神，还有尽可能的宽容与和解之心，否则就算占了小便宜，始早也会吃亏，所以我与我的同事们日以继夜地做国际新闻报道，几乎天天半夜下班，在任何敏感问题上都敢于说话，努力让世界清楚地感受到中国人的真实情绪与看法，努力去推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野夫的想法依然固步自封，或者是你装的，你依然如很多以“自由派”三个字自居的人一样，有着相似的叙事逻辑：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弱者”、“嫉恶如仇者”，然后再用煽情的文字虚构出一个“无可救药的中国”，暗示只有自己才是“救世主”。野夫，你完全错了，中国决不是你说得那样。过去的十年，数以亿计的中国老百姓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着自己的“中国梦”。
我想，那句话“安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的古代嘲讽应该送还给你才是。因为，据媒体公开报道，你曾说受文革时红卫兵的影响最深，“打架斗殴，无所不能”，你还曾用石灰覆在青蛙上然后用水烫死它，我不知道，对我“施恶”是否与你青年时候的性格特征有关，但我愿意原谅你的行为。我想说的是，你在1995年出狱以后，先做小生意，接着做书商，然后写作，现在据说还在当编剧拍片，现实中的生活水准也相当宽裕，至少比我宽裕，而且在国内外都受到礼遇。过去的10多年不正是你的人生梦想实现的进程吗？当下的这个中国怎么就成了你笔下的“极权社会”了呢？
过去的100多年，我们这个国家太不容易了。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历史与社会包袱，还有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几次都险些陷入民族崩溃或国家沦陷的深渊，能走到现在是多么不容易，是多少人付出艰辛换来的啊。
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你知道但一定理解不深的现实：中国有多少人？是的，13亿多！13亿是什么概念？是整个西方30多个国家人口数量的总和。中国现代化是什么？是比整个西欧、南欧、北欧20多个国家还要大2－3倍的地理版图，把他们过去300年曾经走过的路重新再走一遍。这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如能源紧缺、老龄化、国际残酷博弈、社会竞争恶化、贫富城乡各类差距，还有越来越出现分歧的个人诉求……你说你要捍卫“私权”，难道你理解的“私权”就像你现在用各种手段保证自己能赢吗？
如今，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我们每个人都过得相当不容易的社会，已经艰难地走了30多年。整体上，我们当然是成功的，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国在崛起，中国人也在崛起，尽管我们依然还有许多必须尽快解决的难题。
下一步我们怎么走？我想，至少应该继续保持包容、相互理解地往前走下去。我们需要学术争论，但决不要舆论斗争；我们需要思想争辩，但决不要社会分裂，更不要用以为不为人所知、但终将暴露的手段，谋取一己之私，窃取一己之利。
你这几天的行为，你那么多年来的人生成功以及你个人言语暴力与言行不一致之处，恰恰让我看到了一个“伪自由主义者”的真实面目。我真的希望不是所有自称是“自由派”人士都像你这样，否则，那真的是历史的悲剧和笑话了。
现在，就此时此刻，我终于确信而且非常坚定地认为，野夫，我至少比你更懂得什么是自由与民主的真谛。
民主不是空洞、抽象的口号，而是要自我反思，总结过往的历史实践并一步步扎扎实实地前行。中国现在正在一步步地、小心翼翼地、但也非常坚定地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江苏省首次公推票决3位市委书记，而一直以来，这样的民主化新闻还少吗？中国民主不需要所谓“自由派”那样的教条主义，以为照搬西方那一套就够，我们需要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创新，就像200年前美国民主制度是欧洲民主的创新一样。
民主不需要自我标榜，而需要一种诚实与宽容。我们不需要自我夸耀的“民主派”、“自由派”，我们不要用民主自由来给自己贴上“好人”、“有良心的人”的标签。我们每个人的诚恳与善良，是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交往与为人处事之中，而这正是野夫不断为其搪塞的、不少“自由派”往往很难做到的“私德”。
民主不需要相互排斥与对抗，而需要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越来越宽敞的住房、越来越多人都拥有的私家车，让我们这个其实根本不算是地大物博的国家，变得异常拥挤。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当刺猬，以一种仇恨、抗拒的心态应对着这个不堪重负的时代与社会。我始终相信，这个国家有10000个理由让我们愤怒，但始终有10001个理由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现实，并热爱我们的生活。
写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原来我过去的几天，几乎都是在深夜或在路途中靠挤出来的时间写下文字，试图取得对方的认知与沟通，试图让对方理解中国复杂性的讨论文章，是那么地不值得。因为我所要阐述与纠正的，无非是最基础的一些常识。算了，这太浪费时间了，也太奢侈了，因为我好象被野夫利用了，变成了他抬高自己身价的靶子，而我自己还以为心平气和能相互了解。
不用再争论了。野夫，借用你的两个论点，一是“历史会铭记各自的荣耻”，会记住谁是真谁是伪，谁是虚谁是实。
二是是艾略特的，不过不是你那句。因为我发觉，你不了解艾略特，断章取义地找了一句他的话来做文章的开头。你知道吗？艾略特曾公开自称政治上是坚定的保皇派啊。不过，我依然欣赏他的思想，因为艾略特说过，表达思想感情不能象那些技巧不高明的诗人那样直接表达或抒发，而要找到客观的对应物。好吧，这句话与所有人共勉，更希望野夫铭记。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利永贞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