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幌子下
史正之
最近，《某家文摘》摘引了《某京日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90年党史中的几个细节”。《编者按》说，今年是“建党90周年”，本文“提出了几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很显然，某京日报和某家文摘有些人是用此文来庆祝建党90周年的。
怎样庆祝，都庆祝些什么，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翘首以待的。某京日报设宴请客了，准备了一道菜。这道菜是野味，名曰“红烧三大弯”，就是红烧野鸡脖子、翅子和爪子。好个又野又弯的一道菜！
刊登出来的文章有6个标题。在“‘中山舰事件’源于一场误会”的标题下，共写了三个细节，中心思想是中山舰事件不是反共事件，蒋介石是忠心与共产党合作到底的。下面逐一解剖一下，辨别真伪，以正视听。
关于第一个细节，写道：“通常以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挑衅的一次阴谋，但不过是由于中山舰的临时调动引发的一场误会。敏感多疑的蒋介石，误以为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试图把他劫持到中山舰上，送往苏联。”
关于中山舰事件有诸多版本。据国民党的一个版本说，舰长李之龙谋叛，打算于3月20日攻打黄埔，由于泄密，蒋介石派欧阳格占领中山舰，逮捕李之龙。这里的问题是：20日天刚亮，李之龙是在他的寓所睡觉时被逮捕的，并非在舰上，李之龙如何利用中山舰去攻打黄埔？而在19日，中山舰已奉蒋介石的命令调动归驻泊省河，如何把蒋介石劫持到中山舰上？至于是否有劫持蒋介石之事，现在，国内有些人拿来国民党的版本，以8月北伐军攻下汉口后，蒋介石说的“他（汪精卫）要我参观俄国来广东的船，打算就在船上扣留我直送海参崴”这句话立论，认定中山舰事件不是为了反共。蒋介石说的是“俄国来广东的船”，而不是中山舰。既然如此，蒋介石何以派人占领中山舰，何以逮捕作为共产党员的李之龙？！有人说中山舰事件不是反共，是反汪。汪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如果真的是蒋介石反汪，下列情形不可理解：军队没有包围国民政府，没有包围汪精卫的住宅。戒严的当时，汪精卫正在家里，并不知情。谭组安和朱益之当面转呈蒋介石写给汪精卫的一封亲笔信，写有“共产党意图谋乱，所以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应当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向共产党挑衅的一次阴谋”的结论并没有错。
关于第二个细节，写道：“这一事件涉及国共及苏联的关系，性质是严重的，因此蒋思想压力很大。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竟像个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这是在肯定蒋“误以为”之后，写蒋“思想压力很大”，接着写“哭了”的。
20日事变当天，蒋介石已与苏联顾问鲍罗庭决定：囚禁占领中山舰的欧阳格、广州公安局长吴铁诚，限广州市长伍梯云即日离粤，等等。蒋介石同鲍罗庭“妥洽”，共同处理事件善后事宜等情况，证明根本不存在苏联顾问想扣留蒋介石问题，因而不涉及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何来“蒋思想压力很大”之有？至于何香凝的质问、蒋介石的哭，未知是杜撰，还是野史流传。20日事变不几日，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左派核心组织”，共12人，蒋介石负总责，也包括何香凝在内。该组织的重要任务，是“限制共党”。蒋介石反共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有可能出现“竟像个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之类事情吗？
关于第三个细节，写道：“1926年6月28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中又重申：‘我可以明白（地讲），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写下这类东西，无非是想进一步肯定中山舰事件不仅不是反共，而且蒋介石是誓要同共产党“合作到底”的。
实际情况是，告诉读者的与蒋介石做的恰恰相反。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3月22日早上，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精卫的家里开会，由汪精卫主席主持，蒋介石也参加了。会议讨论、决定三件事：一是通过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二是请求俄国召回军事总顾问季山嘉；三是讨论怎样停止省港大罢工。这三件事，都是针对共产党的，都是破坏国共合作的。接着，发生了1927年4月12日的大屠杀，蒋介石公然把共产党人推入血泊。孤立地挑出蒋介石1926年6月28日虚假的“国共合作”的讲话作结，掩盖了几个月后发生的这一血腥的事实。
这一节的最后结论是：“历史真相和人们的固有认识，差距真是太大了。”这不是在嘲弄共产党、嘲弄党史、嘲弄亿万人民群众吗？这里，把历史假象说成“历史真相”，把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好”的固有认识改变为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汉奸走狗对“国民党好”、“蒋介石好”的固有认识。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庄严时刻。
除上述一个标题下的细节之外，文章还“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其他“几个值得关注的细节”。
在“毛泽东的记忆误差” 一节里，针对毛向斯诺回忆说，第二次在北京读过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时写道：“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此书应该还未出版呢。”为掩饰自己的无知和阴暗心理，文章乖巧地提出毛读过“节译译文”和另外的“译自德语的油印本”两种可能。谁都知道，是利用所言“节译译文”和“油印本”与“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之不同，根本否定毛对斯诺的说法。
在“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有力地支持了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一节里，编造说“博古等人却根本不屑于毛泽东”，说张闻天说毛泽东“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借博古、张闻天之口贬毛，实际上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对毛主席是信服的。认为，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是遵义会议确立的，是六届六中全会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关于“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之类的口信后确立的。应当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和能力更能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况且，遵义会议后，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六届六中全会是程序上确立。“口信”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说的，而且，说国外的一句“口信”就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颠倒了内因同外因的关系。
在“有对比悬殊的后勤保障，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一节里，开始以孟良崮战役为例，说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并不是制胜的全部原因”。说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战败，原因是“国民党军历来不大重视后勤补给”。又说淮海战役我军粮多、弹药物资多，“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粟裕这句话中说的“村子”，是指没有老百姓，只有国民党军队的“村子”，而引来时未作说明，使人误认为是住有老百姓的通常意义上的“村子”）。把“后勤保障”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原因，是见物不见人。人的因素是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如果按照的逻辑，是不是说有一天美国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武器不如人，后勤补给（特别是海战、空战）不如人，我们是必败无疑的。
在“‘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最早提出，也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一节里，说“‘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又说“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举国上下反“两个凡是”反得沸反盈天，岂不是最大的阴谋？邓小平岂不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权奸和小人？
对于上述所谓细节，我想读者和党史学界会给出正确答案的。
我们研究党史，应当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防止走错路、走弯路。然而，由于历史观和方法论不对头、研究方法不对头，有些研究往往事与愿违，甚至走向方面。近30年来，党史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研究党史的指南，而从某种既定的观念出发解释党史，割裂党史的全部发展过程，为适应当代某种情形的需要而寻找为我所用的东西，表现了唯心主义历史观。
譬如，为了适应“反左”的需要，偏偏要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前，寻找什么“左倾机会主义”，而明明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中国革命。人类的全部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史，党内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管人们承认或不承认，事情总是这样。我们是“有阶级成份论者”，也是“不惟成份论者”、“重在表现论者”。曾流传这样一段对话：赫鲁晓夫说，有一点相同的，我们两个都是总理，周恩来说，还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在党的历史上，有些领导人出身于剥削阶级，但他们是伟大的叛逆者，对共产主义无限忠诚。也有些领导人出身于各式各样的非无产阶级家庭，可他们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立场和思想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这样的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跑出来复辟资本主义。怎样研究他们在党内的历史，存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分野。
第二，应当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反对形而上学，而历史事实与逻辑相互割裂、不能区分历史主线和细节等思想和方法，当前显得特别突出。
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历史本本却是人造的。历史的纸质载体和非纸质载体是人造的，近些年流行的“口述历史”也是人造的。因为历史事实被加工制造的缘故，因而存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问题。歪曲、伪造历史的常用方法，是历史事实与逻辑相互割裂的方法。“天下乌鸦一般黑”，是逻辑，“黑乌鸦长出一根白羽毛”，可能是个别事实，但如果醉心于提出并论证“白羽毛怎么那么白”，属于事实与逻辑割裂。譬如，为了美化陈独秀，提出什么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责任在共产国际”，提出托陈取消派“再研究”，提出陈独秀拿国民党的“津贴”是“私人帮助”、“没有签字”等等。总书记——右倾机会主义——托陈取消派——拿国民党“津贴”，是陈独秀党内生涯的必然逻辑。关于陈独秀的任何历史事实，都应当与上述逻辑统一起来。这就是历史事实与逻辑相统一的史学方法。
历史发展的主线是历史主流形成的，而历史主流是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主要矛盾是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党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求我们认识到不同的过程有不同的矛盾。譬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但在当前阶段，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指导思想多元化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因此，新阶段党史的发展，在某些人那里，“指导思想多元化”形成了主流，成为主线。在这样的主线下，即使寻找出什么“集体学习马列”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呀等等“细节”，都不能改变这一主线的具体规定性。同理，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主线下，寻找出什么“几个人穿一条裤子”呀、“饿死三千万”呀等等“细节”，都不能改变这一主线的具体规定性。研究党史当然可以研究细节，但脱离历史发展的主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抓起几片鸡毛当做旗子，偶有所得便以为天下第一等等，是十分有害的思想方法。
建党90年来，“螺旋式向上发展”，是我们党史发展的主线。这是一条红色的主线。“螺旋式”，是讲党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并不像长安大街那样平坦和笔直。“向上发展”，是讲党的历史是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党的前途永远是光明的。
我们研究党史，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或时髦的词句，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原则出发来解释历史，而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原则的东西。这应当是最重要的方法论原理。
第三，党史是我们党集体奋斗的结晶，是广大党员团结人民群众创造的，然而，“个人史”超越党史、“家庭史”替代党史，已经成为多年来党史叙述中的一个不良倾向。
现在，回忆录、口述历史之类满天飞。这种东西，往往是“仔卖爷田”、种树庇荫。还没有出生，就知道他爷爷和中央领导人讲了什么话，连讲话时的表情、动作都写得绘声绘色。这那里是在讲党史，分明是在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有些人以为改革开放了，官财并举，结果好多书好像开棺（官）材（财）铺似的，开头总要表白“祖上富过”、“祖上官过”，乃至连很了不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也未能免俗。阿Q以“祖上富过”自居，好多人犯了阿Q的这个毛病。阿Q好像没有说过“祖上官过”，这里就算阿O说的吧。阿Q头上有条辫子，阿O没有辫子了，应当是民国以后出生的。
最为严重的是，有的翻历史的定案、公认的结论；有的自我吹嘘、委过于人；有的任心编造、弄虚作假。尤其恶劣的是，利用同党的领导人接触过、共过事的身份，制毒贩毒，以售其奸，或假他人之手，行恶毒攻击之实。这是大有书在的，不烦备举。其系列化的版本，当属《中共50年》（王明）、《我的回忆》（张国焘）、《双山回忆录》（王凡西）、《中国记事》（李德）、《延安日记》（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苦笑录》（陈公博）、《郑超麟回忆录》（郑超麟）等。其中攻击得发了疯的，是王明的《中共50年》。
这些回忆录、口述历史之类为什么能够俘虏一些不更世事、天真烂漫的人呢？从写作技术角度说，这类东西采取了“以孤证得出结论”的思想方法。“孤证不取”，从来是治史之训。历史本本，浩如烟海，信手拈来几个“事实”是很容易的。列宁批评过“东抽一点，西抽一点”，用拼凑个别事例得出结论的手法，告诫人们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研究党史，立论、论证和结论，依靠一个证据是不行的，诸多证据也不行，证据必须形成“证据链”，即证据体系。只有这样的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的证据体系，才能足以充分确实地证明客观事实，排除所有的合理怀疑。
如此说来，党史研究或回忆录、口述历史之类，只要是真人真事、真言真行，是好写的，但如果编造，那就很难写了。有人写他上小学时，在门缝外听到他爸爸同其他领导人谈市场经济，谈话的内容他还都记住了，以说明他爸爸是先知先觉。西方国家的权威工具书、教材和理论著述，从来都把“市场经济”定义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从“经济制度”上定义“市场经济”的。列宁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是从“经济制度”上而不是从什么“经济体制”上理解的。80年代经济改革时还没有“市场经济”这个词儿，全国上下对“市场经济”讳莫如深，何来他爸爸“市场经济”之宏论？
目前，党中央提出关于庆祝建党90周年的决策，是审时度势的表现，是一个重大进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庆祝，而在于为什么庆祝、怎样庆祝和庆祝之后接着做些什么。
从1921年建党至今，“打倒共产党”是敌对势力始终不变的教义。1949年建国之前是“共党的非法性”，这是国民党、蒋介石干过的；建国之后是“共产党执政的非法性”，国内外敌对势力现在正在干。而解决这两个“非法性”，就一定首先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把毛主席打倒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敌人的阴毒和猖獗并不可怕，可怕的事情在共产党的内部。除了赤膊上阵的李锐、茅以轼、辛子陵之流之外，另一些人往往打着“学术”、“文化”的旗号上阵，以研究党史问题为名，行“打倒共产党”之实，制造事端，惟恐天下不乱。
无论如何，反击和清算这一轮新的反共高潮，应当是庆祝建党90周年题中应有之义。
2011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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