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试译
I
2007年举行的犹太图书周，距卡尔•马克思的忌日不过两周，而距他与伦敦联系最密切的地方，大英博物馆圆阅览厅，也不过几步之遥。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者，雅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和我，在那里对他表现了对他身后的尊敬。然而，当你细想这一场合与日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双重过的意外。我们不能说1883年马克思死时是个失败，因为他的作品已经开始在德国，特别是在俄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影响，而且，一场由他的门徒们领导的运动，已经开始占领德国的劳工运动。但在1883年的时候对他毕生的作品来说可供展示的东西还不够多。他写了一些很棒的小册子和那部未完成的大作，《资本论》的主干，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很难说有什么进展。“什么作品？”在一个来访者向他询问他的作品的时候他苦涩地问道。他自1848年革命失败以来主要的政治成就，所谓的第一国际（1864-73），已经建立。他在英国的政治和智识生活中无足轻重，而他作为流亡者差不多在这个地方过了半辈子。
然而，他身后的成功是多么地非凡啊！在他死后的二十五年间以他的名义建立，或者承认受他灵感的激发的欧洲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有民主选举的国家获得了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七的选票——英国是唯一的例外。在1918年之后这些政党中的大多数都成了执政党，而不仅仅是反对党，在法西斯主义终结后也如此，但在那时，它们中的大多数开始急切地想要放弃关于它们灵感来源的主张。所有这些政党都依然存在。同时，马克思的门徒们还在非民主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的革命的团体。在马克思去世七十年后，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体制之下，这些政党声称代表了他的观念并实现了他的热望。如今百分之二十的人依然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尽管他们的执政党戏剧性地——也存在少许的例外——改变了它们的政策。简言之，如果说某个思想家给二十世纪打上了一个重要的擦不掉的标记的话，那就是他。走进海格特公墓，那里安息着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和斯宾塞——卡尔•马克思和赫伯特•斯宾塞——有趣的是他们对视着彼此的坟墓。在他们都还活着的时候，赫伯特是他们世代的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卡尔则是一个住在汉普斯蒂德复折式屋顶的阁楼上，以朋友的资助为生的家伙。今天甚至都没有人知道斯宾塞在那里，而来自日本和印度的年老的朝圣者则不断地前来拜访卡尔•马克思的父母，流亡的伊朗和伊拉克的共产党员则坚持要葬在他的身旁。
共产主义体制和大众共产党的时代随着苏联的衰落而走向终结，而就算在它们依然存在的地方，就像在中国和印度那样，在实践上这些体制和政党也放弃了古老的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而在它们这么做的时候，卡尔•马克思又一次地发现自己置身于无人之地。共产主义声称是他唯一真正的继承人，而他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共产主义来界定的。因为甚至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之后在这里那里建立一些根据地的持不同意见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潮流，也差不多肯定是前-共产主义的分离。因此，对在他百年忌日之后的第一个二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属于昨天的人，不再值得人们去打扰。一些记者甚至指出，今晚的这次讨论是试图把他从“历史的垃圾桶”里拯救出来。然而今天马克思，又一次地，在相当意义上是一位（为）二十一世纪（而思考，属于二十世纪）的思想家。
我不认为应该就BBC的一次民调——这次民调表明，英国的广播听众票选它为最伟大的哲学家——谈论许多，但如果你在谷歌键入他的名字，你就会发现他仍然是最大的伟大的智识存在，在名次上仅为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所超越，但远在亚当•斯密和弗洛伊德之上。
对此，在我看来，原因有二。首先，这是因为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把马克思从公众在理论上把他和列宁主义的等同以及在实践上与列宁主义体制的等同中解放出来。这点已经变得十分清楚：有足够充分的理由重视马克思说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话。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二个理由——这也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与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预期的那个世界惊人地相像。这在1998年——这年，正好，是全球经济戏剧性地激变的一年——公众对这本令人震惊的小册子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的反应中表现的很清楚。悖论性的是，这一次，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是资本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太过于气馁以至于不能就此纪念发表什么。我还记得联合航空公司飞行杂志的编辑来找我的时候我的惊奇，这份杂志百分之八十的读者必然是美国的商务旅客。在那之前我已经写过一篇关于《宣言》的文章；他认为他的读者会对关于《宣言》的争论感兴趣以及他是否可以用我文章里的一些内容？在世纪末一次午饭的时候，乔治•索罗斯问我怎么看马克思的时候，我甚至更加惊奇。在知道我们的观点分歧有多大的情况下我意图避免争论，因此我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这人”，索罗斯说，“在一百五十年前发现了我们必须注意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因此他也这么做了。不久之后，这位据我所知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开始再次严肃地对待马克思，就像雅克•阿达利关于马克思的生平和研究的新书中做的那样。阿达利也认为对那些想让世界变成一个不同与我们今天拥有的更好的社会的人还有很多话要说。记住这点是件好事：即便从这个观点来看今天我们也需要重视马克思。
直到2008年十月，当伦敦《财政时代》刊出头条“震动的资本主义”的时候，马克思回到了公共的舞台这个事实不再值得怀疑。在全球资本主义经历它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动荡和危机的时候，他不太可能出离于此。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差不多是肯定地要和二十世纪的马克思有着很大的不同。
上个世纪人们对马克思的看法是有以下三个事实决定的。首先是革命已在日程上的国家和那些没有革命计划的国家，也即，——泛泛地说——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分野。第二个事实继起于第一个事实：马克思的遗产自然地分支为一种社会-民主和改革主义的遗产，以及一种革命的遗产，后者几乎压倒性地为俄国革命所主导。这点在1917年后因第三个事实而变得清楚：大约在1914年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之间，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向我所谓的“灾变的年代”的崩溃。那次危机是如此地严重以至于许多人对资本主义能否痊愈产生了怀疑。它是否注定为社会主义经济所取代，正如马克思主义者约瑟夫•熊彼得在二十世纪预言的那样？事实上资本主义确实回复了，但形式上与过去有所不同。同时在苏联一种社会主义的替代性方案看起来对崩溃免疫。在1929和1960年间，甚至对许多不赞同这些体制的政治方面的非社会主义者来说，相信资本主义正在失势而苏联则证明它能够在生产上超越它。在“伴侣号(Sputnik)”的那年这听起来一点儿也荒谬。这点在1960年后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些事件及其对政策和理论来说的含义术语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的时期。它们在马克思本人的经验和评定的范围之外。我们对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判断并不是建立在马克斯本人的思想之上，二十建立在他身后对他的作品的阐释和修正之上的。最多我们也只能认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在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智识危机期间，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那些与马克思有过个人的联系，或更可能亲自接触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人，已经开始在二十世纪变得相关的那些问题中的一些，其中最突出的，是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有许多内容是为二十世纪所特有，在卡尔•马克思那里找不到的，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能或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辩论，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于1914-18年战时经济以及战后类似于革命的或革命的危机的经验。
因此声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确保生产力以最快速度发展的方式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主张很难说是马克思提出的。它属于战间期资本主义危机遭遇苏联五年计划的年代。十世纪上，卡尔•马克思的主张，并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极限，而是说资本主义增长的颠簸的节律，会生产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后者，迟早会证明与一种资本主义的运行经济的方式不相容，并生成使它无法幸存的社会冲突。资本主义本质上没有能力设计后来社会生产的经济。这种经济，他假设，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因此“社会主义”出于二十世纪关于卡尔•马克思的辩论和评估的核心也就不奇怪了。这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专属于马克思主义——它不是——而是因为所有在灵感上受马克思主义激发的政党都共享这样的一种计划并且共产主义政党实际上也声称在制度上实践了这种计划。就其二十世纪的形式而言这种计划已经死去了。作为应用于苏联和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也就是说理论上没有市场的国有的和国家控制的命令经济的“社会主义”已经消失并不会再复兴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热望则一直是未来的理想，但即便作为形式上的热望，到世纪末的时候也遭到了抛弃。
社会民主主义者心里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共产主义体制建立的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马克思的？这里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斯本人就审慎地放弃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经济制度的细节性的陈述并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形态上除指出它不可能是建构或计划出来而只会从社会主义社会中演化出来外什么也没说。他在这个主题上作出的如此大体的评论，就像在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批判那样，不大可能给他的继承者们特定的直到，而且确实这些评论也没有为他们认为是学术问题和乌托邦的实践的问题——直到革命之后——提供任何严肃的思想。知道这点就够了，这种经济将建立在——用工党宪章著名的“第四条”里的话来说——“生产手段的公有”的基础之上，后者，根据一般的理解，是通过国家工业的国有化来实现的。
有趣的是，最早的关于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并不是由社会主义者而是由一名非社会主义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在1908年提出的。在国有化私有工业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被列入实践政治的日程之前，除巴罗内外没有人想到这点。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者相当没有准备地面对他们的问题，并且不能从过去或其他人那里得到指导。
“计划”隐含在一切种类的社会调控经济之中，但马克思在此之上没有具体的谈论，而在苏俄在革命后对此进行试验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说那也是即兴的创作。理论上看这是通过构设概念（诸如莱昂剔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和提供相关的数据来完成的。这些策略后来被非社会主义经济广泛地采用。在实践上，计划是通过遵循同样属于即兴创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时经济，特别是德国的战时经济模式，也许伴随着对电气工业的特别关注——列宁是从政治上同情社会主义的德国和美国电气公司经理主管人员那里得到这些信息的——来完成的。战时经济依然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说，苏联计划经济是一种特定的目标事先被确定——极速工业化，赢得战争，制造核弹或把人送上月球——继而通过不顾短期代价地分配资源来实现目标的经济。关于这点，没有什么是专属于社会主义的。朝向预先确定的目标的努力可以伴随或多或少的诡辩来完成，但苏联经济实际上从未超越于此。而且，尽管它从1960年起就开始尝试，它从来就没有走出隐含在使市场适应于官僚制的命令结构的努力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社会民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既不是通过延缓社会主义经济的建构，或者更加积极地，通过设计不同形式的混合经济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由于社会民主党仍然致力于创造一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这意味着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思考。最有趣的想法来自像费边主义者韦伯夫妇（西德尼和碧翠丝•韦伯夫妇）那样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设想了一种通过一系列不可反转的、累积性的改革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因此而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构造给出了一些政治上的思考，尽管对其经济上的操作没有多大贡献。爱德华•伯恩斯坦，通过坚持改革主义（改良）的运动就是一切而最终的目标没有任何实践上的现实性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都满足于修正主义的政策，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保留下来，在服从于劳工的要求的情况下继续运作。关于这种态度，最具权威的章节是安东尼•克罗斯兰德(Anthony Crosland)的《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 1956)，这部著作提出，在1945年后资本主义已经解决生产富足社会的问题的时候，公共的企业（经典形式下的国有化或其他形式的公有）不再必要而社会主义者唯一的任务，只是确保对国民财富的平等分配。所有这些都已经远离了马克思，并且确实也远离了传统社会主义关于作为一种本质上的无市场社会的想象，而马克思本人很可能也共享这样的想象。
让我再补充这样一点，即更为新近的发生在经济新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之间的关于国家和公有企业的角色的争论，在原则上并不是专属于马克思主义甚或社会主义的辩论。它止步于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通过国家从一切对生产利润的企业的活动的管制和控制中的系统性的退出把一种放任自由的原则在病理学上的退化翻译为经济现实的努力。这种把人类社会移交给（据称是）自我控制和财富-甚或福利最大化的市场的奴隶，在任何发达经济——甚至美国——中一切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中都没有先例。那是一种对其思想家读入亚当•斯密的内容的归谬，就像与之对应的苏联百分之一百地由国家计划命令执行的经济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阅读马克思的时候注入马克思的内容。毫不奇怪，这种更接近于神学而不是经济现实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失败了。
中央计划的国家经济的消失以及在视觉上根本地出自去道德化的社会民主党的热望的转变了的社会的消失消除了二十世纪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它们在某些方面出自卡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尽管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灵感上受到他的激发或者仅仅是以他的名义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在以下三方面，马克思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作为经济思想家，作为历史思想家和分析家，以及（与迪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一道）作为广受承认的关于社会的现代思想的奠基人。我没有资格对他作为一名哲学家的持续，但显然是严肃的重要性作出评论。当然，永远不会失去（与）当代（的时代）关联性的是马克思关于作为人类经济的一个历史的短时模式的资本主义以及他对这种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集中化，不断生成危机以及自我改变的运行模式的分析。
II
马克思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关性是什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迄今唯一一次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尝试——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一个巨大的不断积累的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人类直线提升的生成财富的能力却一直存在。这已经削弱的民族-国家作出的经济和社会行动的力量和视野并因此而削弱了社会民主运动的阶级政策，后者主要依赖于对国民政府不断施加的改革的压力。考虑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如日中天，它同时也在国家和区域之间生成了极端的经济不平等并把灾变的元素带回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循环节律，包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为其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的那些元素。
我们的生产力使得大多数人类存在从必要的领域走入富裕，教育和不可想象的生活选择的领域变得可能或至少潜在地可能，尽管世界大多数人口还没有进入这一领域。然而，对绝大多数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体制来说，它们仍然是在这种必要性的领域中运作的，即便在西方富裕国家也如此——在1945年后的二十年间人人富裕的社会在这些国家出现。然而，在富裕的领域中，充足食物、衣物、住房和提供收入的工作以及保护人民不受生活危机侵犯的福利体系的目标，尽管必要，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却不再是一个充分的计划。
第三个发展是否定性的。在全球经济的惊人扩张已对环境构成侵蚀的时候，控制没有限制的经济增长的需要已经变得越来越急迫。在反转或至少控制我们经济对生物圈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命令：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持续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当下我们还不可能知道谁的箭会给它带来致命的一击。
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作为全人类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的思想家？当然。作为一名哲学家？作为一名经济分析家？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以及理解人类历史的向导？是，但阿塔利已经正确地强调的关于他的一个要点在于，其思想的普世的全面性(comprehensive，无所不包)。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跨学科”而是对一切学科的整合。正如阿塔利写道的那样，“在他之前的哲学已经对人的总体性进行了思考，但他是第一个把世界作为整体来理解的人，这个世界同时是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以及哲学的。”
显然，大部分他的作品都已经过时了，而其中的一些则是不可接受或者说不再是可被人们所接受的了。同样明显的是，他的作品不再形成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作品的全体，而是，像一切称得上思想之名的思想那样，是一个在行进中的无尽的作品。不会再有人试图把它变成某种教条，更不用说某种在制度上有所支持的正统了。这当然会使马克思本人感到震惊。但我们也应当拒斥这样的观念，即在“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尖锐的差异。他的探究模式可以生产出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的政治见解。确实马克思本人也是这么做的，他设想了在英国和在荷兰和平掌权的可能的过渡，同时也设想了俄国乡村社群向社会主义的可能的演进。考茨基甚至伯恩斯坦和普列汉诺夫及列宁一样（或一样不是，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是马克思的继承人。出于这个原因我对阿塔利在真实的马克思和后来一系列其思想的简化者或伪造者——恩格斯，考茨基，列宁——之间作出的区分表示怀疑。对俄国人，《资本论》最早的专心的读者来说，把他的理论看作一种通过西方类型的经济发展使像他们的国家那样的国家从落后走向现代的理论与对马克思本人来说，推测一种基于俄国乡村社群的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转变是否可能发生同样地合法。很可能，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这（比马克思的那些思想实验）更符合卡尔•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总体路线。苏联经验的反论不是社会主义只能在整个世界首先进入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实现，马克思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坚定地声称马克思相信过这样的话。那是经验主义的（完全以经验为基础的）。而是说俄国太过于落后以至于只能产出某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滑稽模仿——正如据说普列汉诺夫曾经警示过的“一个红色的中国帝国”。1917年这会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最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秉持的压倒性的共识。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反论——这些人与阿塔利持同样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最主要的工作，是在俄国发展兴旺的工业资本主义——也是经验主义的。在沙皇的统治下也不会出现自由资本主义的俄国。
然而马克思的分析的许多核心特征（重要的方面）依然有效且相关。首先，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抵抗的全球性的动力及其摧毁在它之前的一切，包括那些属于人类过去的遗产——资本主义本身受益于它——的部分，比如说家庭结构，的能力的分析。其次，是对资本主义通过生成内部“矛盾”——无休止的张力的发作以及暂时的解决，导向危机和变革的增长，这一切在不断增长的全球化的经济中生成了经济的集中——（来实现增长的）增长机制的分析。毛梦想一个持续为不断的革命所更新的社会；资本主义通过历史的变革——通过熊彼得（在马克思之后）所谓的无止尽的“创造性的破坏”——实现了这个计划。马克思相信这个过程会最终导致——它将必然导致——一种无限集中的经济——而这正是阿塔利在一次访谈中说到所有人中决定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的数目不过一千人，至多一万人的时候想说的。马克思相信这将导致对资本主义的废弃和代替，这个预言在我看来依然可信，虽然以与马克思预期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可信。
另一方面，他关于对资本主义的废弃和取代由“对剥削者的剥削”通过走向社会主义的广大的无产阶级来完成的预测不是以他对资本主义机制的分析为基础，而是以一些彼此分离的先验的假设为基础的。至多可以说它是以这样的预测为基础的，即工业化将导致人数众多的作为手工雇佣工人而被雇佣的人口，正如当时在英国正在发生的那样。这作为一个中程的预测是足够正确的，但就长期而言，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是不成立的。而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期望工业化会造成他们原本希望的政治上激进化的剥夺（贫困化）。正如对他们来说显然的那样，大部分无产阶级并没有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变得更加贫困。确实，在十九世纪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团结大会上一位美国观察这就观察到这些同志看起来“比贫困要多一两块面包”。另一方面，世界不同部分之间以及阶级之间经济不平等的明显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马克思所谓的“剥削者的剥削”。简言之，对未来的希望是被读进他的分析而不是源于他的分析的。
第三点最好用近来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约翰•希克斯爵士的话来说。“那些希望适应历史的普遍过程的人中的大多数”，他写道，“都会使用马克思的范畴或这些范畴的一些修正版本，因为除此之外几乎不存在可用的替代性的方式。”
我们不能预见二十一世纪世界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如果说这些方案有机会成功的话那么它们就必须提出马克思的问题，甚至在它们不希望接受马克思形形色色的门徒们给出的答案的情况下也如此。
[注]译自Eric Hobsbawm, “Marx Today”, in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1840-2011, London: Little, Brown, 2011. p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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