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任何一种经济危机都不会自然地产生反抗运动，一种革命形势既可以由一种经济危机孕育，也可以在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危机中诞生。由于所处历史时代和形势的不同，“自发反抗”与“意识形态反抗”在马克思那里就是群众学习的两个阶段，因此也是形成革命主体性的两个连续步骤。而列宁将“自发反抗”与革命视为阶级斗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方面。马克思提出的“学校—成熟”分析框架将从反抗到革命的过渡设想为一个通过群众实践达到自我转变和自我解放的过程。而列宁提出的“胚胎—组织”分析框架重点强调的是通过先锋政党、理论甚至是国家政权来赋予反抗一种具体的形式。
关键词： 危机;社会反抗;革命时机;阶级斗争;革命主体性
将马克思主义中的危机与社会反抗之间的联系做出深入分析或许是一项比较棘手的工作。如果我们耐心分析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研究的方法，就会发现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提到。实际上，当危机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时，主观力量的行为问题就无从谈及；相反，如果从危机本身更加宽泛的含义来看（即“革命危机”，同时涵盖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那么一切焦点都会集中在如何利用危机孕育的“革命时机”问题上。但在上述两种视角中，社会反抗的问题都没有被提及。对于这样一种理论“沉默”，我们将如何处理？
首先我们要面对两种可能性：要么只局限于马克思文本中对特殊反抗形式进行特殊的分析，要么如同阿尔都塞那样，对马克思的“沉默”提出质疑，并努力从资本主义危机与“革命时机”[1]之间的显性联系出发去分析危机与社会反抗之间的隐性联系问题。如果要遵循第一种可能性，我们很可能达不到研究的目的。假如我们只把研究焦点放在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过程中最初出现的工人反抗运动（即马克思在关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一文中所作的分析），根本不可能触及到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和无产阶级反抗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或方法要更好：在危机与革命时机的总体性分析中找出我们要研究的“隐性对象”：社会反抗。为此，我们首先要从危机和革命形势，同时从“社会反抗”和革命时机中准确找出要分析的内容，然后转向马克思与列宁所作的关于危机与革命形势之间联系的分析。
社会反抗问题其实在罗莎·卢森堡和葛兰西等或上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工人主义思潮中体现得更为集中，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集中精力研究马克思和列宁所做的分析呢？因为反抗问题反而没有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分析中占据中心位置。确切地说，社会反抗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分析中只是一种“隐性对象”，我们需要从资本主义危机与革命形势的关系这个更宽泛的问题内部去寻找这个“隐性对象”。马克思和列宁只是分别突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两者的观点并没有出现一个汇合点，从而更加明确马克思主义在看待危机与社会反抗之间关系的特殊性。
一、危机与“革命时机”：社会反抗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提到“社会反抗”一词我们会想到什么？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工人反抗的文章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马克思的分析总结了反抗的主要特点，不单是无产者的反抗运动具有这种特点，所有社会反抗活动的根源都体现出这些特征。第一个特点：在描述工人对机器的反抗斗争时，马克思这样写道：“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2]由此可见，反抗是对生存条件恶化的失望情绪产生的必然后果。第二个特点：马克思将罢工定义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3]由此可见，反抗是与对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不满和仇恨紧密相连的。第三个关于反抗的特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4]由此看来，马克思对于反抗的定义最终强调的是反抗现象与斗争手段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即意识形态。因此，“反抗”一词在马克思那里就具有了双重含义：它既指代“自发反抗”，即源于失望与仇恨情感的阶级斗争形式，同时又指代“意识形态反抗”，即由一种包含手段和目标的理念控制的阶级斗争。总之，“反抗”一词就是指情感与意识形态超越了单纯的自发形式的阶级斗争阶段。
那么反抗运动到底在资本主义危机开启的革命形势内部扮演什么角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绝对不能只将危机看作“纯粹”的经济现象。要将危机与“主观行动”的联系概念化，必须从危机本身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危机理解为同时涵盖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的社会危机。如果我们认真思考阿尔都塞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特征、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以及危机时期主要矛盾转移的分析，就会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任何一种经济危机中都不会自然产生反抗运动；其次，一种革命形势既可以由一种经济危机孕育（当这种经济危机扩展到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时，如1848年与1905年的革命形势），也可以在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危机中诞生（这时的经济因素并不立刻构成决定因素）。例如1870年或1917年的形势就是这种情况，主要是军事失败引发的政治危机孕育了革命形势。
由此我们可以将“革命形势”定义为一种“辩证空间”，它介于一种纯粹的经济危机（不会引发任何社会反抗）与一种“革命危机”（所有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国内与国际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推动危机向革命转变）两者的“限制情况”之间。总之，革命形势就是这样一种背景：所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同时具备，使得危机向革命时机的转变势在必行。
如果只讨论社会反抗，即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问题，我们的分析就应当限制在研究主观条件范围内。因此，我们要研究上面提到的两种“限制情况”，主要是“纯粹反抗”（所有能够利用革命时机的主观条件都没实现）和“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5]（所有主观条件已经具备）。在这种研究框架内部，我们必须要明确什么是“自发反抗”和“意识形态反抗”，并指出两者是否推动或阻碍了能够利用革命时机的主观性的形成。
“自发反抗”是面对危机的主观反应最直接的形式。被剥削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对物质条件恶化的失望以及对资本主义矛盾（财富生产与社会贫困）激化的不满而奋起反抗。鉴于这种斗争形式的自发性与直接性特征，每个阶级都只能孤立地去反抗，即为“自我”而反抗；但这种反抗的情感同时也是一种团结和凝聚的因素，这种因素能够促使各阶级放弃相互猜疑，从而进行共同斗争。
即使这种斗争阶段并不能使人预见到革命时机，但它能够创造出一个统一的大众群体，这是所有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对剥削的仇恨和对悲惨境况的失望是人民大众主观化的首要形式，同时也是所有革命运动的源头。这种仇恨和失望推动各个被剥削阶级进行反抗，并促使各个阶级间形成情感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一直赋予这种自发斗争形式一种积极的评价：马克思将其称为革命的“学校”，列宁认为这是革命的“萌芽”（胚胎）形式。
“意识形态反抗”是指小资产阶级在革命力量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由于小资产阶级处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中间地位，它根本无法形成一种独立的阶级观。因此，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原则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矛盾混合体，这就直接导致了在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中，反抗的价值与目的总是在经济与政治两个维度间摇摆不定，以至于完全将两者盲目、抽象、武断地分割开。
从其不可实现的层面来看，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通过对政治维度和社会压迫的国家维度的直接认同，小资产阶级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这就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方面，阶级斗争的政治时机（即夺取国家政权的时机）被否定；另一方面，限制在单纯的经济斗争领域的革命被视为一种“总罢工”，从而在实现社会解放的同时也摧毁了斗争的政治维度。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实现的革命目标是消灭国家和剥削，却不考虑接受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
从其缺乏逻辑的层面来看，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机会主义：通过无产阶级斗争的两个独立机构（工会与政党）将政治与经济机械地分割开来。工会是为逐步提高无产阶级物质条件的改良斗争工具。与其说工会是一种社会反抗政治化的工具，不如将其称为社会反抗的疏导工具更为确切。政党主要负责培育群众的政治意识，并对其进行开化和教育。政党的政治行动已经完全脱离了社会反抗运动的那种活力和生机。这种机会主义的内容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同出一辙：它将罢工理解为斗争的一种纯粹经济形式，同时将政治斗争简化为单纯的议会斗争。这种机会主义只是简单地通过资产阶级议会制中的表面自由来教化大众，并期望资本主义本身能创造出超越自我的客观条件。因此，本来应当成为阶级斗争一个重要工具的议会斗争已经无法再履行这种职能。
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中评价群众的自发运动时就曾批判过这两种观点。1896年以来的俄国罢工史以及1905年革命对群众罢工的利用即可成为佐证。一方面，以罢工形式出现的社会反抗运动的发展能够成为一种比议会制更强有力的群众教育工具。罗莎·卢森堡指出，一年的革命使俄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教育要远胜于30年的议会和工会斗争给德国无产阶级带来的教育效果。[6]另一方面，罢工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斗争形式。罗莎·卢森堡认为，在大规模的罢工中，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并不是明显区分并相互排斥的，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经济与政治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7]而独立的工会斗争与议会斗争则是斗争的“改良”形式，它们在实践中的辩证结合使其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手段。[8]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反抗”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就预示着反抗变成了一种消极和反动的力量，从而分化和削弱了革命阵营。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缺乏真正的革命斗争策略，机会主义状态下将斗争局限在狭窄的议会斗争范围内，这两种情况都阻碍了群众有效地利用危机提供的革命时机，从而使群众的自发反抗完全变为被动：他们在面对资产阶级的反动企图时，只能表现出束手无策。
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呢？这是由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用其独立的阶级观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并找出达到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因此，确立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领导支配权就意味着革命主体性的成熟，而反抗的情感也将服从于斗争的革命目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回答社会反抗在革命形势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方面，社会反抗是群众主观化的第一种“自发”形式，意味着革命的开端；另一方面，从斗争的手段与目的来分析，社会反抗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因此反抗也可能成为一种反动力量。由于社会反抗具有这种双重含义，它也因此成为了革命形势中的辩证选择时刻。当反抗的情感服从于革命目标时，就实现了将危机转变为革命时机的主观条件；相反，当“意识形态反抗”的层面占据统治地位时，解决危机的方法就沾染了反革命的色彩。
二、马克思如何看待危机、反抗与革命时机
马克思将社会反抗形容为群众的“学校”，即从青春期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也向我们指出了反抗向革命的过渡是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阶级斗争的具体经验，即革命实践，不仅使群众积累了自身状况逐渐成熟的经验，也使他们具备了自身解放的清晰意识。“自发反抗”与“意识形态反抗”在马克思那里其实就是群众学习的两个阶段，因此也是形成革命主体性的两个连续步骤。
在上述分析框架下，危机应当起到什么作用呢？危机时期其实就是这样的历史时刻：社会关系的神秘面纱被揭开，统治阶级的政治软弱性凸显，两者的同时作用促使阶级斗争以最激进的形式发展。而革命形势则是检验群众成熟程度的时刻，同时也是群众以后继续学习的历史背景。换句话讲，革命形势就是这样一种背景：“革命实践”使群众在具体行动中完成了对“自发反抗”和“意识形态反抗”阶段的超越，并达到一种更加成熟的革命主体性形式。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观点遵循一种线性逻辑。只有通过社会反抗运动，组织混乱的群众才能形成真正的革命主体性。这种线性逻辑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趋势，但我们不能将其与历史过程的目的论相混淆。构成主观活动特殊场所的革命形势包含着全新的阶级斗争形式，而我们不可能事先掌握。因此，与这种历史的形势与事件紧密相连的社会反抗必然是阶级斗争中一直存在的因素。从反抗过渡到革命的历史时刻也应当被视为一种“趋势”，即主体掌握革命时机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实现了革命胜利的主观条件。
三、马克思的行动主义和1848—1871年间的形势
1848年二月革命到巴黎公社期间，从自发反抗到起义革命，法国这个国家几乎试验了所有阶级斗争的形式。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实践上证明革命主体性的成熟，即能够抓住危机提供的革命时机。
1845—1847年英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为整个欧洲开启了一个新的革命形势。危机波及到法国，导致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同时也拉开了频繁阶级斗争的序幕：危机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以及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引发的不满情绪，两者同时作用推动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奋起反抗。由于这种对危机的自发反应，每个阶级都成为历史活动的积极主体。
1848年6月，无产阶级被迫起义。“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作了回答。”[9]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实行反无产阶级的政策，尤其是颁布解散“国家工厂”的法令，更加恶化了本来就让无产阶级失望的生存条件，进一步激化了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彻底摧毁了他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身旁谋求自身解放”的幻想。[10]六月起义也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一所“学校”。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11]资产阶级的税收政策使法国农民的悲惨境况更加恶化，从而导致了农民起义。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的“富人共和国”是农民失望与仇恨的对象。农民的这种反抗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所“学校”：“议会制共和国的三年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12]
面对《友好合同》（Concordats à lamiable）法案被否决以及法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趋势，小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于1849年6月19日发起反抗运动。小资产阶级本来是要举行维护宪法的和平示威游行，但“游行队伍在和平路口转入林荫大道时遇到了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猎步兵的完全不是议会式的接待”。[13]正是在游行失败后，小资产阶级才意识到自身势单力薄，并认识到与无产阶级联合的必要性。
被剥削阶级反抗运动的失败经验使他们学习到联合对抗资产阶级的必要性，并且要走向阶级斗争更加成熟的形式。因此，在1848年革命形势的末期，群众主观性形成的一个新阶段拉开了序幕。马克思认为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时机：一方面，被剥削阶级联合成立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在反对波拿巴的战斗中，资产阶级被削弱和分化。选举的胜利本来可以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走向革命的开端，然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将选举的成功视作革命的手段，恰恰相反，只是将这种成功解释为“自身目标”的实现。革命时机就这样消逝了，资产阶级又获得了胜利。
然而，这种“意识形态反抗”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也是群众进行学习的阶段。反革命的激进化既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后果，同时也证明了任何和解与妥协方案都是不可行的。然而，这种反革命的激进化也是摒弃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确立了无产阶级作为先锋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1871年革命形势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法国在法德战争中的失败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得益于1848年的革命经验，1871年的革命形势是检验革命主体性成熟度的时刻：一方面，无产阶级确立了自己成为革命力量中的先锋阶级的地位；另一方面，凭借1848年革命以及第二帝国的教训，其他被剥削阶级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首先是农民阶级：“农民曾经是波拿巴派，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所有利益都体现在拿破仑的身上。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迅速破灭的幻觉，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重视所具有的号召力呢？”[14]其次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被第二帝国从政治和经济上摧毁，面对公社只能持中立态度：“公社拯救了这个中等阶级，因为公社采取英明措施把总是一再出现的中等阶级内部纠纷之源，即债权和债务问题解决了。”[15]
群众面对危机的态度与1848年时的态度完全不同。1848年的危机使资产阶级利用了无产阶级的失望和不满情绪，并对其进行残酷镇压。1871年的形势正好相反，无产阶级巧妙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软肋：针对资产阶级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危机的企图，无产阶级将危机转化为“革命时机”，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危机。由于将危机积极转化为革命，作为先锋阶级的无产阶级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情感成功纳入到革命目标之中，由此在实践中完成了向阶级斗争最成熟形式的过渡：发起革命。
四、列宁如何看待危机、反抗与革命时机
列宁将1905年的革命经验视为1917年革命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同样可以用分析马克思观点的方法来分析列宁关于危机与社会反抗的联系问题。我们首先对比两种革命形势：第一种形势是群众的“学校”，为进入第二种形势做好准备。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分析要达到革命主体性成熟必须完成的不同阶段。需要强调的是，通过对1848年与1905年革命形势的粗略对比，足以说明这种试图将马克思与列宁之间建立一种历史观与方法论的连续性的理论方法很可能会忽略我们的研究对象。
实际上，1902年的工商业危机以及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同时作用，导致了1905年革命形势的出现。面对沙皇政权下的这种政治与经济危机，列宁设想了两种历史可能性：第一种，人民利用危机提供的历史时机来领导革命，通过革命道路来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第二种，资产阶级通过达成反动阶级与大资产阶级间的各种妥协走向改良道路。
与马克思对1848年的情况分析以及罗莎·卢森堡对1905年的情况分析不同，列宁并没有过多关注社会反抗维度下的形势，他提出了如何抓住革命时机的问题。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和框架，即把反抗与革命视作同一过程的两个相连阶段，那么我们认为列宁并没有提到社会反抗的问题。因为面对革命问题的紧迫性，研究反抗的问题已经显得过时了，抑或是社会反抗问题只是以消极的方式显现出来：反抗的概念只是涉及到无纪律的大众自发性，即回应压迫的一种无序的社会暴力型自发运动，或是涉及到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下的反抗。
但是，当列宁将苏维埃定义为群众自发性组织的最先进形式时（即作为继1848年六月起义与巴黎公社后革命主体性形成过程的第三个阶段），他似乎准确使用了马克思的分析逻辑，即通过革命实践逐渐从反抗过渡到革命。那么，列宁到底赋予这样一种革命主体性（在实践中）的发展什么意义呢？列宁是否认为当群众参与到革命实践中时，社会反抗本身才能具备向革命过渡的能力？抑或是列宁提出一种不同的理论分析，通过其他方式来提出社会反抗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从列宁对苏维埃在革命形势中的角色分析入手。苏维埃也面对双重可能性：要么成为人民政权机关，要么变为资产阶级统治制度下的机构。1917年，这种双重可能性必须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和“革命失败”两者之间做出选择。[16]列宁认为：“苏维埃只有在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育起来，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力和才能，否则就会无所作为，或者仍不过是个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或者成为一种玩物。”[17]我们看到列宁在这里谈到了革命力量的成熟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他采取了与马克思相对立的方式来阐述。马克思认为革命是革命力量达到成熟后产生的结果，而列宁的观点恰恰相反：只有革命（即夺取政治权力）才能促使革命力量达到成熟。实际上，列宁以自己独到的见解阐述了从反抗过渡到革命的问题。马克思提出的“学校—成熟”分析框架将反抗到革命的过渡设想为一个通过群众实践达到自我转变和自我解放的过程。而列宁提出的“胚胎—组织”分析框架重点强调的是通过先锋政党、理论甚至是国家政权来赋予反抗一种具体的形式。具体来说，列宁不再将“自发反抗”与革命视为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而是将其视作阶级斗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方面：反抗是群众的自发性组织层面，它总是处在一种双重演变中（要么成为革命力量，要么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组织）。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不再是促使反抗转变成革命的过程问题；在列宁看来，问题的核心是要完成从阶级斗争的自发层面到其革命层面的“质的跨越”。[18]
那么，什么力量能够实现这种“质的跨越”呢？列宁认为要准确定义先锋政党与群众的辩证关系，由此来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但列宁的表达方式与马克思相反。马克思认为革命实践是形成主体性和革命理论的决定力量。而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9]
在列宁的理论中，“自发反抗”，“意识形态反抗”与“革命”是历史，尤其是革命转折的三个组成部分。然而我们需要明确这些词汇在列宁的理论中到底有何种意义。
“自发反抗”是试验所有斗争形式的场所：从恐怖主义斗争到群众起义，从议会斗争到抵制运动，从经济罢工到政治罢工，从农民的暴力反抗到贫苦农民夺回土地，从和平示威到武装斗争。无论斗争采取怎样的形式，这种“自发反抗”总是由反抗的情感或各种意识形态支配。在自发斗争领域，无产阶级远不能占据先锋队的地位，无力从反抗中脱颖而出，因为无产阶级在自发斗争中的阶级意识并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改良性质的，即工会主义思想。
从自发阶级斗争产生的阶级力量关系来看，马克思理论的作用在于为群众指明推动斗争前进的道路，即超越这种自发性。马克思的理论通过在每一个历史转折时刻为群众指出达到政治目标的最佳策略来实现向革命斗争的“跨越”。换句话说，在每一个历史转折时刻，理论应当成为群众的“行动指南”。
但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与之相反，它与群众的自发性相比总是显得落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并不能将反抗的情感作为斗争的起点，从而赋予这种情感一种意识和一个指导方向，也不能推动群众的自发性继续向前发展，它（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既不懂得历史矛盾与阶级斗争，也不能作为群众的“行动指南”。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脱离了现实，它只能是一种抽象和无力的“主义”，只能服从于自发意识。
五、列宁的行动主义与1917年的形势
当危机强化了人民的革命激情并推动人民群众自发进行反抗时，理论与意识形态面对社会现实的不同态度会在革命形势中清晰地表现出来。理论能够使群众的激情服从于革命的目标，因此理论是一种能够使反抗完成向革命“跨越”的力量；相反，意识形态在革命形势中是一种反动力量：由于它无法为群众指明革命的手段与目标，因此意识形态只能将斗争限制在它的胚胎状态，这就意味着群众斗争的解体、革命时机的丧失以及将革命颠倒为反革命。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在既定的历史形势中这种观点是如何体现的：我们以1917年的形势为例（1917年的革命形势源于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的俄国内部的政治危机）。通过分析布尔什维克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意识形态并不仅仅代表与理论相对立的态度，它也是理论自身最大的危险：党与群众的辩证关系很可能由于群众的自发反抗与“革命的抽象教条”之间的意识形态分离而互相颠倒。列宁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中写道：“党的任务绝不是加速事态的发展，相反地，应该尽一切努力赶上事态的发展，并及时向工人和劳动者做力所能及的解释工作，说明形势的变化和阶级斗争进程的变化。目前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向群众说明：形势非常危急，任何行动结果都可能变成爆发，因此，过早的起义会带来极大的危害。”[20]
当处于革命转折时刻时，党的组织任务显得非常困难：布尔什维克党面临落后于事态发展的危险，因为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改变。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没有理解正在发生的历史转折，无力制定一个适合的策略，只能从意识形态层面去面对群众的自发性；另一方面，人民的革命激情有随时爆发的危险，资产阶级对群众反抗的镇压以及革命时机的丧失。
1917年7月是第一个历史转折时刻：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只能无奈地从意识形态层面来面对群众的反抗。无产阶级于4月20—21日以及6月18日先后发起两次游行示威，这种自发斗争最终以7月初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谢幕。这个历史转折时刻无疑体现出反抗运动的特点。（列宁在《六月十八日》中写道：“这两次游行示威都没有打算指出革命今后发展的方向，而且也不可能指出。这两次游行示威都没有向群众和代表群众提出具体的、明确的和迫切的问题：革命应当向何处去，应当怎样进行。”[21]）面对无产阶级的这种自发反抗，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持什么态度呢？列宁认为：“我们党在7月3—4日这两天所犯的真正错误，就在于党对全体人民的革命情绪估计不足，党认为政治改革还可以通过苏维埃的改变政策而和平发展。”[22]布尔什维克本应当通过自发的阶级斗争来制定党的正确策略，但是它只停留在口号阶段，即倡导权力向苏维埃的和平过渡，这其实在实践中已经被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所否定，因而只能成为空洞和抽象的教条。这样，布尔什维克不仅没能将群众的革命激情有效组织起来，反而间接地帮助资产阶级取得了反革命的成功。
同年9月，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召开民主会议时，布尔什维克再一次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对所谓民主会议的意义愈深入思考，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对民主会议愈仔细观察，就会愈加确信，我们党参加这个会议是犯了错误。本来应当抵制这个会议。”[23]列宁认为抵制政策是起义条件成熟时要采取的策略。然而，1917年9月，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没能利用有利形势来引导群众走向革命，反而将群众的注意力引向“民主会议”这样的错误目标，因此丧失了革命时机。
最后，在同年10月份，当所有有利于起义胜利的条件都具备之时，布尔什维克党再一次面临危险：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没有赋予革命合法性之前不能发动革命。面对这样的危险状况，列宁写道：“我深信，如果我们‘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放过目前的时机，就等于断送革命。”[24]不利用革命时机只能意味着背叛革命，仅仅凭借群众的自发性无法完成从反抗到革命的“跨越”。[25]
注释：
[1] L.Althusser，E.Balibar，R.Establet，P.Macherey，J.Rancière，Lire le Capital（1965），Paris，PUF，1996.
[2][3][4]《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1、476、469页。
[5]《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36页。
[6][7] R.Luxemburg，Grève de masse，parti et syndicats，Paris，Maspero，1964，p.63，pp.45-46.
[8] M.Löwy，La théorie marxiste du parti，Actuel Marx，No46，second semestre 2009，Partis/Mouvements，pp.27-51.
[9][10][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98、385、411、679、438页。
[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61页。
[16] A.Negri，Trentatre lezioni su Lenin，Roma，Manifestolibri，2004，pp.109-151.
[17]《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98页。
[18] D.BensaÏd，Leaps! Leaps! Leaps! In S.Budgen，S.Kouvélakis，S.Zizek（dir.），Lénine Reloaded.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
[19]《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3页。
[20]《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44—145页。
[21]《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34页。
[22][23][24]《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43、251、278页。
[25] S.S.Zizek，tredici volte lenin，Trad.It.F.Rahola，Milano，Feltrinelli，2003，pp.7-15.
（系意大利萨勒诺大学哲学博士，葡萄牙埃武拉大学哲学博士后，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译者单位：北京物资学院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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