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存在着一个哲学基础上的难题。按照相关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这使它在理论上天然地遭到来自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强调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两方面的困扰,前者反映在实践中就是右倾的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参见笔者《国际共运中的经济主义》)。
“唯物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瓦尔希于1726年所著《哲学辞典》:“人们称那种否定精神实体、只愿承认物质实体的(观点)为一种唯物主义。……此外,在物理学界,人们常把机械论者也称为唯物论者,把他们与唯灵论者相对立,尽管‘机械论’和‘机械论者’这两个词要常见得多。”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最早出自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哲学领域中的漫游》)和俄国孟什维克一派的普列汉诺夫。后者在为恩格斯《终结》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这里的重大疑点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果真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为什么马克思自己不说,而要由二三流的狄慈根和反对列宁主义的普利汉诺夫来宣布。
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二条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区分了“新的与旧的唯物主义”,并把费尔巴哈学说归为旧唯物主义:“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旧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里显然,马克思强调的是“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和主观方面。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与其辩证方法分开,“哲学”一词指思辨的体系,“辩证法”则是指方法。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这里也很显然,马恩强调的是“辩证法”的革命性。
再如恩格斯在《终结》中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回答,恰恰对哲学是予以否定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写道:“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总之,马克思没有宣布发明新的哲学体系,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体系暨哲学史的终结,这种终结体现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上。如恩格斯在《终结》中写道:“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可以看出,马恩在其哲学著作中,更多的是强调革命性的“辩证哲学”。
而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他的哲学专著《矛盾论》中,恰恰也是睿智地抓住了“辩证哲学”这一核心,避而不谈“唯物主义”。《矛盾論》指出:“從來就有關于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请注意,这里沒有任何“物”、“心”、“理”等主詞,沒有“事物本身的微粒(如原子論)或其他實體性的要素”,而隻有“過程”、“統一”、“對立”、“矛盾”、“物性即矛盾”等關系範疇的表述。
不同于马恩的是,毛澤東并不把辯證法仅仅当做方法论,而是将之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即“一個新的宇宙觀”,“一種與西方哲學傳統不同的本體論”。而這又“恰與中國傳統哲學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例如“老子的本體論、董仲舒的陰陽學說以及宋代及其後的道學、氣學和理學”,且其“辯證法的自我說明方式與中國古代哲學的有無論、陰陽論等學說之間,有一種十分明顯的文本結構(或曰話語叙述結構)上的巧合或曰相似性。”(李鵬程《毛澤東與中國文化》)
综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唯物主义为其哲学基础是历史的误会。社会主义也并不必然地与唯物主义相联系,相反,唯物主义恰恰是资本主义工业文化的哲学,如当今西方主流哲学实证主义正是拜物教的婢女,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父”卢卡契已经说得很透彻了。卢卡奇有感于工人阶级的市侩化,当年曾对已经普遍流行的“物质”先于“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给予了相反的论证,试图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的哲学基础。
笔者前此批评的国际共运中的经济主义,其哲学根源正是机械唯物主义,那么厘清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业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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