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影响历经几十年而不衰，堪比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它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是，十多年过去了，却很少拥有某个系统深刻的研究成果。
基本理论内容
自20世纪70年代始，I.沃勒斯坦、J.阿瑞吉、T.霍普金斯等学者以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的“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文明研究中心”为基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来修正、补充和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同时运用世界体系理论与方法来修正和补充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从而形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沃勒斯坦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60年代积极地领略和运用了依附理论的“边缘—中心”理论、“不平等发展”理念、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研究范式、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市场经济”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批判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和批判精神，分析非洲的落后贫困问题、世界资本主义的演进特征和规律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研究范式。这一理论的正式问世是以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在1974年出版为标志。到20世纪80年代末，《现代世界体系》3卷本全部出版，这部巨著以及其他论著完成了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方法、价值取向等基本内容的规范性界说。在这一时期，霍普金斯、阿瑞吉、阿明、多斯桑托斯、彼得拉什、法农等世界知名学者也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的引导下，学者们一方面深入探索前苏东剧变的深层根源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具体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异常变化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不确定影响，促使这一理论不断丰富和深刻化。
新的理论特征
总体上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内容。
第一，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研究范式。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分析”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研究范式。首先，它借鉴和修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创立了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的“世界体系分析”范式，以期取代西方社会科学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和马克思以“社会形态”为分析单位对世界历史所作的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以“长时段”和“大历史”视野为特征的周期研究法，用于考察历史资本主义的演进特征和规律性。其次，它借鉴和修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马克思的历史批判以及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创立了“否思”（即否定性思维）思维方法，以期取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研究范式，试图获得对历史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新解释；在此基础上，又创立了以“整体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为特征的“一体化学科研究”，用于消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范式的缺陷，以及西方教育学科体系的“学科分隔”之弊端，追寻学科知识融合之新思路。
第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性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体系结构——“世界体系”，在其中，中心区集中了发达国家，边缘区集中了发展中国家，位于两者之间的地带集中了那些较发达国家，因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均衡的”、“不平等的”结构体系，这为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和不平等的国际化劳动分工得以进行提供了坚实基础。关键还在于，它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成与扩张等同于“世界历史”的生成与演变，在这个意义上又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含了亚经济体系、国家间体系和文明间体系，它还是历史体系或社会体系。作为“社会体系”，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社会形态”而是一个“世界体系”；作为“历史体系”，资本主义是一个生命体，遵循着“上升—平稳—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呈现出长周期和中短周期不断地交叉发生的复杂状态。在历史的总趋势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走向灭亡。
第三，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性理解。与传统理论不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反体系运动的社会主义和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等三种理解维度。在它看来，第一种社会主义诞生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修改，它是老左派运动的意识形态，因为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与此不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是欧洲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种社会主义始于列宁的俄国革命，成为20世纪最大规模的世界反体系运动；第三种社会主义尚未出现，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替代物极可能出现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性解读。“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科知识的马克思主义等三种理解维度。在它看来，第一种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48年欧洲革命，是欧洲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第二种马克思主义始于列宁的俄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者们反体系运动的行动规划；第三种马克思主义源于前苏联的教育学科体系，成为一门特殊的学科教育知识。因而，从学理上讲，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及其著作之总和构成的，而是由人们为了发动某种“反体系”的政治行动而提出来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构成的，换言之，它是由那些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学者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实践中不断提出的主要观点“汇集”起来的理论。
从以上内容上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蕴含了一些新的理论特征。其一，融合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跨越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等学科视界，融合了广泛的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就此而言，它不仅超越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界，而且优越于许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国解构马克思主义、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神学马克思主义等。其二，原创性。虽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某种意义的原创性，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创性则更为鲜明突出。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诸如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社会形态，它是一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体系结构，还是一个生命体等；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创立了“长周期”研究法、“否思”思维方法、“一体化学科研究”法，乃至“世界体系分析”范式，把“世界体系”作为考察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分析单位等。其三，批判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地汲取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理论而创立了“否思”思维方法，并以此为工具批判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教育学科体系之弊端，提出了消解学科边界，广泛融合学科资源，促进人类文化的良好发展；它还通过批判地汲取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而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范式，并以此为工具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提出了关于历史资本主义的新见解等。其四，修正性。比如，“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修正为反体系运动理论，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修正为“历史阶段论”，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论”修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板块结构扩张论”，把马克思的“危机论”修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和“霸权危机”等，这类“修正”要比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判识更具有“颠覆性”。
深化研究五途径
客观地讲，“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和发展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推进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性研究。可以说，加强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既有助于人们改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知，变革我们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也有助于人们从学理上强化我国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有助于全面客观地探索它的基本内容及其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具体贡献。可是，我们的研究状况是不尽如人意的，现存的研究成果很少有系统深刻的力作。总体情况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情形。
第一，一批学者在史学语境中研究“世界体系论”，而不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探索“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这类研究的成果虽然比较多，但它们至多把“世界体系论”视为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没有循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去探讨其生成逻辑、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理论特征和学术价值等基本内容。比如，张广智先生和江华先生认为，世界体系论是“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学派或一种类型” 。其实，这类理论的论证视阈和成果对于论证“世界体系论”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不充分的，至多告诉人们它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或新左派理论，更不要说用它来确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和理论价值。
第二，更多的研究虽然不是从纯粹的史学视阈出发，而是在一种汇集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等语境为一体的混合性语境中展开探讨，但它们几乎都停留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名义的指认上，而没有把自身的研究和视阈推进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语境及其本质内容上。比如，王正毅、庞卓恒、吴瑛、焦建华、赵自勇等先生的研究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世界体系论的一种“酵素”，而不是视为它的基本特质，更没有深入地探索其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所做的实际贡献及其内在的马克思主义意蕴的实质。这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认知是吻合的。很多国际权威观点也不过是把世界体系论视作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激进主义左派”理论，也没有多少关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性成果。这也启示我们，这类研究压根儿就没有关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觉悟”。
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少数学者明确地使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一词来指称沃勒斯坦等学者创立的“世界体系论”，这为我们确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某种学理性支持。问题在于，这类指认彼此之间既不一致，也存在某些混乱。曾枝盛先生早在《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1998年）一书中就介绍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问题在于他的指认很容易让人们把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都视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直接的、本质的构成内容。 可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依附理论只不过是“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源头而不是其理论本身。值得注意的是，曾先生的指认得到了梁树发教授的支持，后者在《冷战结束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一文中把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指认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发明人” 。可见，二位先生虽然都向我们展示了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意义，但其介绍的情况之简洁及其严谨性之欠缺使其说服力不足。
第四，一些学者本文在现存的研究之基础上尝试着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价值作了初步的系统性探讨，形成了一批成果。比如，《马克思主义：在沃勒斯坦的理解中》（载《华侨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载《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简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复旦）第七辑]等论文，一方面揭示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成逻辑、理论主题、研究方法、理论价值等，向人们第一次展示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全貌，另一方面探索了沃勒斯坦的理论贡献，这对我们今后的研究有帮助。
总而言之，现存的研究没有全面深刻地展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和价值，这是不利于我国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健康发展。究其原因可能有许多条，但如下几条是不可忽视的：（1）我们的绝大多数人员缺乏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深受自身专业的学科视界和研究范式制约；（2）相当多的研究停留在概念和理论介绍的抽象层面上，而不愿意展开系统性的研究；（3）现有的资料是在最近十年间陆续引入和翻译出版的，还有相当多的原始资料未被引入。从这种情况看，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强化“问题意识”。刚才已说，在我国学者中，仅有少数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或“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思考“世界体系论”，更多的人都可能不承认“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新思潮，甚至连这样的问题意识都还没有确立起来。这就启示我们，首要的工作还是努力帮助更多的人树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觉意识”，其次需要帮助人们明确这一研究对象的“问题框架”。就此而言，如果没有关于研究对象的“问题框架”，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框架”是指“一个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种思想的特定的具体的结构” 。只有从问题框架出发，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判定一种理论的内容及其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需要从如下问题着手，比如：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问题、资本主义演进特征和规律问题、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运动与反体系运动的关系问题、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与霸权周期的关系问题等等，因为这些问题在事实上构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因而，强化研究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状态下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二，提升视界融合能力。事实上，“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一体化学科研究的引导下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理论，不仅跨越了多种学科视界而且融合了众多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这在客观上也必然要求研究者具备多重的理论视界。如果我们仅从某个单一学科视界去研究它，极可能会陷入某种片面、误解、乃至曲解之困境中，因而我们至少需要建构某种“交叉学科视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理论转向——从传统哲学视界转向跨学科或“多元学科”视界——的一种代表性理论，它的问世和发展说明了上述“理论转向”取得了某种成功。这也说明，我们需要从一体化学科研究出发，打破学科边界，提升对多种学科视界的融合能力及其资源的整合能力，以便展开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研究，揭示其多重维度的理论意义和内涵。其实，这种融合能力也有助于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的总体”研究，确证其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当代价值。
第三，培养创新思维。“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学术界有着经久不衰的学术影响力，根源于它的许多新理论具有独特的见解，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它的理解需要某个“创新思维”，并在它的引导下展开对这一理论的深刻系统的研究，揭示其众多新观点的理论内涵和价值。当然，诸多新观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也不意味着它的理论创新是一种批判继承的“扬弃”活动，恰恰相反，它的“创新思维”包含了那种“阿多诺式”的否定性思维，即“否思”思维。这也启示我们，带着真正的“创新思维”来理解“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更能够理解它的理论实质和精神追求，也更容易懂得它的“创新”和“否思”的真谛，从而也能够真正地体会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被国际学术界视为“激进主义左派”理论之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引领下，培养真正的“创新思维”，不仅是研究这一理论的内在要求而且还是批判这类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力量。
第四，建设专业的研究队伍。由于我国学术界从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业性人才很少，因而严重地制约了这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也就是说，没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哪里能形成像样的研究成果呢！因而，在新时期，首先要加强我国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队伍建设，改变现在的研究力量严重不足的困境；其次要加强学术队伍的思想修养和学术道德操守的训练，杜绝学术腐败和不正之风；再次要着眼于队伍的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保障这一研究工作可持续进行下去；最后要加强领军人才的培养，以学科建设为导向，设计一条研究思路，立项一批课题，推出一批精品成果，以期深化我们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
第五，强化引入工作和翻译工作。既然这项工作事实上制约了我们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刻化和系统化，我们现在就得设法疏通渠道、拓宽工作领域、加大工作力度，系统地引入和翻译相关著作和外文期刊的相关专题性论文！比如《评论》、《新左派评论》、《今日马克思》、《国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纪实》、《激进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每月评论》等期刊上的相关文章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译介。此外，在继续关注沃勒斯坦、阿瑞吉、阿明等学者的著作的引入和翻译时，还需要加大对其他代表人物的著作的引入和翻译工作。如果这项工作做得不系统、不深入，那我们的深刻系统性研究就成了对空放炮。
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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