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到种族、阶级和全球化
——女性研究丰富和深刻了美国社会学发展
王莹
女性主义是如何影响美国社会学的呢？“女性主义”对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和理念在全国范围的社会运动中应运而生。在1972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我就读的大学），女性占入学新生的40%、应届毕业生的30%、研究生录取的 28%、博士生的24%、博士学位的12%、讲师的38%、助理教授的9%、副教授的6%和教授的3%。这种模式成为20世纪70年代全国所有重点大学的典型性代表。
为什么女性研究在社会学中如此稀缺呢？如何让那些具有社会经验的妇女把自身经验应用于社会学学科体系本身呢？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托克维尔和西方早期的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在研究中描述妇女的经历的？这些思想家会如何把妇女在家庭、友谊和工作场所等各个领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概念化？妇女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神话故事中处于什么位置呢？她们在经验社会学领域研究中处于什么位置？由于这些问题的蔓延，同时伴随着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争议、辩论、灵感和混乱思想，文艺复兴运动逐步展开。
我们可以简要追溯其演变历程。起初，有一些将女性角色加入经验社会学的微小尝试。有学者在进行自尊、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地位等领域研究时，将男女分别开来单独研究。加入女性研究，能使经验社会学研究更加深刻。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社会学的社会流动研究为例，社会学家往往把一个人与他的父亲或祖父的职业状况和社会地位进行对比。如果他的父亲是一个清扫街道的工人，而他是科学家，那么他就被认为是家族中上升趋势的代表。但仅仅是讲此人和他的父亲进行比较，而不需要和他的母亲或者把父母双方的情况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吗？而这个人妻子的状况以及社会流动性又如何呢？于是出现了一系列源于身份、名誉和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等性别关系的问题，相对来说很狭隘的经验研究很快变得更为复杂和有趣。
从人类研究到男性与女性研究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研究被认定为是对男性进行的研究，甚至很多时候边缘化或者扭曲了妇女的经历？事实上，如果男性和女性的经历被认定为是同等重要的话，为什么还会出现在男性与女性问题上的不协调研究呢？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他”和“她”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
例如，从早期许多关于对婚姻问题进行的文字讨论中可以看出，似乎男性和女性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具有相同的忍耐度，似乎男性和女性具有相同的经验主义。但在《婚姻的未来》（1982年）（The Future of Marriage）一书中写道，杰西·伯纳德（Jessie Bernard）论辩了男性和女性的婚姻模式——婚姻倾度，男性往往娶比他社会地位低的女性，而女性嫁给比她社会地位高的男性。换句话来说，男性的择偶标准是女性要略微年轻，其教育程度、工作和收入比男性略低，而女性的择偶标准是男性要比女性年龄稍大，在教育程度、工作和收入上比女性略高。在这种择偶条件下，被婚姻剩下的往往是一部分最优质女性和最底层男性。这和丽诺尔·威茨曼（Lenore Weitzman）在1985年写的《离婚革命：美国妇女和儿童正经历意外的社会和经济后果》（The Divorce Revolution: The Unexpecte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n America）一书观点类似。同样，特里·阿德尔（Terry Arendell）在1986年出版的《母亲与离婚》（Mothers and Divorce），和她在1995年出版的《父亲与离婚》（Fathers and Divorce）书中却透露出很大的不同，离婚往往使妇女陷入贫困，但是男性收入却会略微提升。离婚以后，母亲和孩子还会继续保持来往，但是令人们吃惊的是，父亲和孩子却往往停止联系。
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以往家庭婚姻研究的不足，开始从进行儿童研究和人类发展学研究转向性别差异研究，从而使他们重新思考人类发展领域的不同问题。在《母爱的复制》（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书中，社会学家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发展了社会—精神分析理论，主要分析了儿子和母亲、女儿和母亲在早期不同阶段的交往中所形成的不同个性特征。同样在她的另一本《不同声音的表达》（In a Different Voice）一书中引用了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对经典的道德推理理论的批判，发现女孩比男孩表现出更加滞后的道德推理。随后她开始重新思考道德推理理论，重新运用它来分析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通过进行进化人类学、实验心理学和母子纽带关系的研究过程，吉利根更加全面地概括了人类的关系模型。她认为，人类不需要长辈是从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和同情他人开始的，因此她抨击许多启蒙思想家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例如一些生物社会学家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李奥纳·泰格（Lionel Tiger）支持人的好斗性和追求自身利益。
在经济发展领域，类似的重新思考和研究仍然在继续。Esther Boserup在《经济发展中的妇女角色》（Wome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全面阐述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农耕劳动力输出、所对应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以及匹配的新娘的嫁妆和彩礼价格。她在书中同时指出，全球的移民趋势朝女性化移民方向发展。妇女迁移的增多并非是以家庭团聚为目的，而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工作。例如，在一些南部国家，如斯里兰卡和菲律宾，妇女把自己家庭的孩子和老人留在那里，却前往北半球国家做保姆来照顾当地的孩子和老人。
从性别差异到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相互影响
社会学研究面临着复杂性的新阶段：交叉性。现在学者们对性别问题进行探索，他们更加认真地探讨了南半球一些国家农村里贫穷的妇女、城市里的妇女工人以及上流社会的家庭主妇之间的巨大区别。这并不是简单的妇女形象的概括，而是具有一定的阶级、区域、种族、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妇女研究，影响我们对各种角色和阶层的思考。例如帕特丽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认为，在谈到“母亲”这个看似只有单一含义的角色时，我们需要考虑白人和黑人妇女的不同，由于黑人遭受过的奴役历史，现今在抚养孩子、照顾丈夫中也面临着困难的经济状况，这些都要考虑进研究中。
关注分歧现象也激发学者们关注各行各业的妇女之间的相互交流。例如我们可以关注“全球服务链”环节，美国的男性很可能会把照顾孩子和年迈的父母的抚养权移交给自己的妻子，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服务链中的第一个环节；妻子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转交给雇佣的菲律宾妇女保姆照顾，这是服务链中的第二个环节；保姆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留给她在菲律宾城市里生活的母亲照顾，成为第三环；而保姆的母亲用收到的汇款租用当地的保姆、照顾孩子，这是第四环；当地菲律宾保姆可能来自更遥远的农村，就把孩子留给农村的大女儿照顾，这是服务链的最后一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简单的从北到南流动资金，而是从南到北贴心的照顾。
最后，女性主义改变了社会学的面貌，更深入地探讨了社会学背后的内涵。女性主义开始让我们对人类的本性、社会、战争、全球变暖等议题进行新的辩论，对生态女性主义发出呼吁。
今天，大约有一半社会学家是女性。在1951年，美国社会学协会提供的20个部门和其专业部门领域甚至都没有性别学专业。今天，美国社会学协会有50 个部门，其中最大的一个部门是研究性别学专业的。这是女性主义伟大的胜利。女性主义更大的胜利是，由女性学者和男性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极大地扩展了社会学研究的思想范围，丰富和发展了整个社会学体系。
201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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