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是我们观察和认识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所以找准切入点，全面深入地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理顺情绪、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念，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我国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前提为切入点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醒人们：“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说，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因如此，如果按照马克思本来设想的标准，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我们只能算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并将长期处于这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我们首先要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传统都会“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我们的头脑”，而作为社会整体，要彻底摆脱这种纠缠，的确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首先，在经济方面，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太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所以我们还未能彻底改变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等状况，我国的经济总体上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相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尽管有“后发优势”，但同时也具有“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突出表现在先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掌握了许多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权，竭力维护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比如，他们不但会主要根据自己的发展水平，设定许多技术壁垒，而且会设定许多环保壁垒，限制乃至剥夺后发国家的发展权，致使包括我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日益被动。这一切，追根溯源，还在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建立基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我们追赶了不少，但自那时形成的被动局面并未根本改变。
其次，在政治方面，由于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一条件的“硬约束”，人们尚不能很充分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以及经济文化权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我们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增强和发展，但相对于马克思本来设想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经济文化条件，我国的经济文化条件仍然具有很大的差距。较之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无可争辩、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再好的政治制度，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文化条件，其优越性很难充分发挥出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长达一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使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消极腐朽的东西以观念的形态和强大的惯性力顽固地存在着，时至今日，它们还“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我们的头脑”。所以有人说，在思想观念领域，我们到现在还没彻底完成反帝、特别是反封建的任务。当前，在我国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贪污腐化以及崇洋媚外等等消极现象，许多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消极精神遗产。试想，在一个有现代民主传统几百年的国家里，断不会出现如此多、如此严重的政治消极现象。同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有几百年现代民主传统的社会之上，情况肯定会和现在有很大不同。
再次，在文化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文盲充斥、迷信盛行、专制主义、宗法意识、亲情观念很深的社会，基本上是一片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荒漠，在此基础上建设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尽管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在文化上，并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新运动，以改造“国民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共产党人也大力倡导和推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国以后，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有效实施，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水平。尽管如此，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文化底子和传统，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还在自觉不自觉的发挥影响作用。比如，许多地方仍然封建迷信盛行，有些共产党员甚至某些领导干部也深陷其中。再比如，封建社会“官本位”文化，在许多地方还大行其道。又比如，资本主义腐朽的文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又有一定程度的回潮，凡此种种，都很清楚地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还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胎记，而这种胎记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以我国与他国的比较为切入点
由于历史原因，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象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并取得胜利，而是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特殊历史条件，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爆发并取得胜利。正因如此，捍卫胜利的任务远比夺取胜利的任务更艰巨更伟大，正如毛泽东所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较之于我国，其他国家大致可分两类：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是近代以来，曾经与我国历史命运相同或相似的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毛泽东之所以强调“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首先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得不面对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的现实所决定的。因为这种由历史原因而导致的落后现实，一开始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十分被动。这种被动主要体现在：第一，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不同，所以一些教条主义者和“左”派人士总是跳出来质疑、批判、污蔑和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第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仍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使得普通大众所理解和期待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绝对”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因历史原因所导致的暂时落后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导致的落后，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对非专业、未经深入思考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这就是“右派”给我们施加的被动；第三，占得发展先机，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先发优势和批判优势，对落后国家、特别是对落后而又与其不在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横挑鼻子竖挑眼”，它们不顾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现实及其根源，而一味地、别有用心地把他们的标准当作“普世标准”，把他们的价值观标榜为“普世价值”，生硬而霸道地要求落后国家必须“照此执行”。——这就好比由于某种原因已经站在高处的人，粗暴无理地要求站在低处的人必须“向我看齐”——这不但是粗暴无理的强盗逻辑，简直就是别有用心地捣乱。而恰恰是这些，也很容易迷惑和煽动哪些占人口绝大多说的、非专业的、未经深入思考的普通老百姓。以上这些，都造成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被动，而这种被动还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我们要学会适应和妥善应对。
要对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做出比较客观的评判，我们不能把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简单地跟西方发达国家比，并简单地以我们比西方发达国家好就说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对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我们在某些方面还赶不上西方发达国家就说明我们不好，道路不对——这种逻辑不是混乱的，就是有偏见和别有用心的。相对于比我们先发展几百年的西方发达国家，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其领先我们的优势持续变小、越变越小，而我们又有比其更好更强大的可持续发展后劲，那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及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对的，我们就要自信而坚定地走下去——而事实的确就是这样。
要对一个事物做出准确评价，就必须把它放在恰当的参照系里。事实上，把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简单地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做出客观评价，还应把我国与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相比，因为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都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我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历史命运和历史前提。这些国家，除极个别的小国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和小国优势，西方发达国家不但毫无戒心、而且别有用心地让其“搭乘”自己的“便车”发展起来之外，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国家，发展程度尚无法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相提并论，中国的发展程度和发展势头远远要好于这些国家，这是有目共睹的。这充分说明，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创立、制定和实施的理论、路线、方针等是正确的，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这也充分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国家一旦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理所当然地很快发展起来。这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家致富的秘密，并不仅仅是、一贯是因为他们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解放独立后的广大亚非拉地区绝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比较贫穷和落后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正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某些方面还赶不上西方发达国家是客观的、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按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方面面，是苛刻的甚至是不怀好意的。
三，以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切入点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正在加速度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与国际化，这既是一个承上启下、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凸显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期是一个十分痛苦的嬗变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惊险的跳跃”。在此过程当中，必然会产生诸如信仰、诚信、贫富差距、社会公平、消极腐败等许许多多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转型期，首先要对各种问题的出现有一个正确认识、并予以理性对待。这种理性至少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理性认识问题产生的必然性。在社会转型期，在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说到底是改革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同样要靠改革和发展来解决。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只简单地站在貌似公平时髦、实则偏见盲目的基础上指责和非议。就拿我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拆迁问题来说。我们首先必须懂得，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不管制度设计得多严密完善，在拆迁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大前提、也是大道理。在拆迁过程当中，政府当然要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对业主进行公平合理补偿，确保其不但有出路，甚至生活得比以前更好。同时，也应教育人民认清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大势，顾全大局，服从大局，而不应当一听说要拆迁，为了多得拆迁补偿而不顾一切地私搭乱建，滥栽滥种，更不应漫天要价，要挟政府。现在舆论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一旦政府和百姓发生了争执和冲突，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肯定是政府理亏、政府有错、社会舆论的板子首先一股脑地打在政府的身上。当然，不可否认，很多拆迁纠纷（甚至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不到位、野蛮拆迁甚至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引起的；但同样不可否认，有少数拆迁纠纷，并不是政府工作不到位，而是个别业主蛮不讲理、漫天要价、甚至企图以极端方式恶意引起轰动效应所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强调“以人为本”“保护私有财产”，但还应提倡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不能将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那一套机械地搬过来用——无论在何时何地，照抄照搬肯定是不行的。事实上，西方许多看似“文明进步”的理念和做法，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消极意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第二，恰如其分地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对于转型期出现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并积极主动、千方百计地解决。但不应无限放大，无限上纲，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比如，当下，好多人都拿“彭宇案”说明当前社会风气败坏和道德滑坡。的确，当下社会在道德方面存在毋庸置疑的问题，但不能因此把类似“彭宇案”等概率极低的事件无限炒作、草木皆兵。“彭宇案”本来是极小概率的事件，经媒体不负责任地无限炒作甚至歪曲炒作，好像所有处在困境中、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都是“白眼狼”，都是农夫怀里那条苏醒后的蛇。事实上，仅凭常识而论，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不会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但彭宇被老太太“冤枉”的事经媒体反复炒作、歪曲炒作后，许多人都怕（或者借口）被“冤枉”而不敢（或不愿）向处在困境、甚至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伸出援手，“彭宇案”不但没有警醒国人，相反，成了许多人“见危不帮”“见死不救”的最好借口和遮羞布。这说明，过分炒作、歪曲和放大社会问题，反而会对社会进步、道德建设起到了十分消极的作用。作为媒体，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应当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多报道、甚至放大一些真、善、美的事情，对“人咬狗”的极小概率的事件，不应当无限炒作和放大，以防影响社会发展和道德进步。作为普通民众，应当有理性思维，不应仅仅随着媒体的炒作而喜怒哀乐。
当然，在转型期，社会矛盾和问题很多。以上仅举二例，意在说明如何正确分析、处理和引导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从而使我们的社会转型更平稳、更顺畅、更早地实现。如果看不到、不理解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而对一些不可避免地出现的问题反应过度、刻意炒作，这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十分不利的。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前提、我国与他国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以及社会转型期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切入点。只有以此为切入点透彻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真正理顺情绪，坚定信念，更加自觉自信、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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