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按：2008年1月，我为一些北大的校友们做了一个演讲，他们对我这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家伙感到好奇，有兴趣听听我怎么说。两年多以前就整理出了最初的文字，直到今天我才最后改完，赶在118周年的纪念日之前，作为对毛主席的纪念吧。本文保留了当时的结构和论述方式，后来想到的，以加注的方式体现在文中了
真正的毛派，欣赏和崇拜的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尤其是通过文革所进行的关于人类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也就是人要怎么活着这个问题的探索，而不只是他横扫天下的武功。所以我的讨论集中在这个阶段，而且力图针对每个问题建立一个理论的视角，不至于让我的文字变成一个个历史掌故的堆砌。
整理是件费神的事情，我内心是困惑的，意义何在呢？这个演讲的对象是不了解毛泽东的人，也就是说了解的人没有太大的必要读它，我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不了解甚至是反毛的人大概也不会看它，如果他们能够静下心来阅读和思考，也不至于变成那样的人。
但我还是要做，要让嘈杂的网络空间里多一分捍卫毛泽东的声音。捍卫毛泽东思想就是捍卫正义。就当是一个行为艺术吧：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一个完全有资格以精英的调调说话的年轻人，却坚定地站在亿万“贱民”一边，为正义鼓与呼。正义之火可以微弱，但正义之火永不熄灭。
感谢两位朋友在文稿修改中的帮忙，让我节省了不少时间。王丰请他的同事做了最初的录音整理；梅笑帮我进行了初步的文字梳理，遥祝她在剑桥学习顺利，早日拿下博士学位。
2011.12.16
我所理解的毛主义及其实践
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
就像当年作家雨果描述法国大革命一样：它像一座高山，随着时间的远去，其高大的轮廓清晰地显示出来。法国大革命比中国文化革命要惨烈得多，然而只有时间才能让法国人民看清它的真实面貌，才能让法国人民将攻陷巴士底狱的那一天作为国庆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被诅咒得太多，批判得太多。然而终会有一天，后人会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次平民大众的盛大节日，它的任何愚昧和残酷都可能被原谅。一百年后的中国人决不会像今人这样看待文化大革命。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丑恶伴随着美好，愚昧依傍着智慧。当中国的权贵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的时候，人们会珍惜历史，会懂得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的真正意义。
——老田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充满传奇戏剧性的世纪。伟人代出，灿若群星，从右翼的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到左翼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但是，这个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乱离动荡的世纪、什么光明与启蒙，都是欺人的神话。这个世纪也是威斯康辛与古拉格群岛的世纪，是杀人如麻，人命贱如草的世纪。
唯一的光明在于，20世纪是被压迫的第三世界贱民们追随着毛泽东的中国起而造反的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暴动的世纪，抗争的世纪，奋斗的世纪，是华夏民族鏖战图强的世纪……
毛泽东是20世纪率领亿万贱民造反的领袖，是率领奴隶粉碎锁链的英雄，毛泽东是政治的角斗士，是现代的斯巴达克斯。他用精神和物质的原子弹摧毁了西方伪自由共济会石匠（FREEMASSONRY）的铁幕，至少在那个短暂的时代，让全世界被压迫的贱民和奴隶们看到了阳光与蓝天。
——何新
我们首先一段视频说起。视频的名称是Battle at Kruger，最初我是通过黄纪苏先生的推荐看到的，网络链接地址为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qp_rw2Il-Q。
这段视频拍摄于2004年9月，时长8分钟左右，是Youtube上被观看次数最多的视频之一。视频情节是这样的：在一条河边，一个狮群攻击了一头小水牛，把小水牛逼到了河里，水里有一条鳄鱼把水牛往下拖，狮子则把小水牛往上拖，最终拖上了岸。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分钟左右，这时原来跟小水牛在一起的两头水牛带了一个庞大的牛群回来了，在经过一阵的犹豫和试探后，牛群向狮子发起了攻击，一头水牛把一只狮子挑起来摔在地上。几乎是一个奇迹，小水牛竟然还活着，水牛和狮子的较量几经反复后，它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回到牛群之中，被保护了起来。狮子则被赶得四散奔逃。
这是一个“造反”的故事，这是一个绝好的自然界的寓言，可以用它作为一个理解毛泽东的切入点。造的是“自然规律”的反，革的是“弱肉强食”的命。【2011注：记得演讲现场播放这个视频的时候，看到狮子被水牛顶翻，一位在场的女性朋友脱口而出：“这狮子好可怜啊。”我真的觉得心里一凉。以这样的视角看待世界的人，也许是永远无法理解毛泽东的。】
第一部分：理解毛主义的开始
首先要阐明的几个理解毛主义及其实践所需的前提。
第一是“虚心”。虚心的虚，在这里是一个使动用法，是要使心暂时空虚起来、放下成见的意思。要知道理解毛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起点在哪里，逻辑是什么。如果带着刻板的成见，带着抵触的心态来听我看以下的文字，那么可以认为所有的论述都是错的。批判和反对要基于理解之上，如果还没搞清楚毛主义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反对，那么这样的反对是没有价值的。【2011注：在当下的辩论语境中，所谓右派们是完全不了解左派的主张的，一张口就扣帽子，说左派就等于为权贵辩护，殊不知左派对权贵的批判要比右派深刻得多，也猛烈得多。右派们每天在和一个假象出来的对象战斗，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现象。】
齐豫有首经典的歌曲，就叫做《飞鱼与鱼》。借用这个比方，毛主义跟现在广为接受的主流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较，一个是天上飞的鸟，一个是水里游的鱼。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实践，西方人干过的事，毛泽东大都不干；西方人没干过的事，毛泽东全干了。如果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或者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看，毛泽东这一套就一无是处。相反，如果你站在毛主席的立场上，去看他对资产阶级虚伪性的批评，才会看到其深刻之处。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互相之间几乎没有办法沟通。这个时候，试图去理解就显得非常的重要，理解毛泽东所塑造的那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文革，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发疯了，然后全国人民就跟着发疯了？历史不会这么简单，如果历史真的这么简单的话，那我想中华民族的存在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笑话。
第二，要建立政治的视角，要在“权力的竞争关系中”分析历史。简单来讲，对毛主义的理解是一个立场问题，情感问题。如果你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有一颗悲悯的心，你就会慢慢地走向认同毛主义这一套。也就是说，看这段历史是要判断先行的。人跟动物的差别，就在人有研究判断的能力，如果离开价值判断，那历史永远是一团糟。《大话西游》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唐僧跟至尊宝说的，等你有一天明白了舍生取义的道理，你就会回来跟我唱这首歌了。那么可以说，只有懂得了舍生取义的道理，才能理解毛泽东。
就视频里的故事来说，一方面是一个可怜的小水牛，被狮子撕咬、被鳄鱼撕咬，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弱者很值得同情，那么牛群起来造狮子的反就是对的。这是一个对世界的简单抽象，正如初学物理的时候假定摩擦力不存在一样，学深入了，就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在一个复杂的历史的条件下，人就容易迷失，为什么？因为立场不够坚定，逻辑不够彻底，很容易就被强势的霸权文化给带着走了。比如到底是资本家在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在养活资本家？从“五四”以来一个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是认为工人在养活资本家。可是现在这个年头全都变了，又变成是资本家在养活工人。资本家投资才创造就业；如果资本家不创造就业，你连受剥削的机会都没有。一种理念如果被喊得太多了，大家都不由自主地会认同这个东西，谎言重复万遍就变成了真理。所以说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不但要在“权力的竞争关系中看待历史”，而且逻辑要一贯和彻底。如果我们从这个简单的水牛跟狮子的故事开始，把这个看问题的方式和立场贯彻始终，坚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和毛主义。
有的人或是因为天然或是因为后天选择站在了狮子的立场上，那么不要说理解毛泽东了，他会永远视毛泽东为敌人和魔咒。是的，狮子也很可怜，水牛没抓到，还受了伤，它也很饿，天生又没长消化草的胃，难道不可怜吗？所以，最最重要的问题是立场，在情感上你站在哪一边，是跟强者站在一起，还是和弱者站在一起。
第三，“历史要全面地看，而不是割裂地看；历史要发展地看，而不能倒推着理解”。这是思考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里面去看，把中国放在从1840年以来受剥削、受侵略的这样一个历史上看。历史是发展的，不能反过去推，评价毛泽东时代是不是有进步，要比照毛泽东之前的那个时代，不能拿今天去比。今天我们都有电脑用了，毛泽东时代没有，如果以此就说毛泽东时代多不好，就是不对的。
第四，建立价值坐标体系。我们需要认同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正的，有些东西是邪的；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恶的；有些是美的，有些是丑的；有些是真的，有些是伪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而且认同这样的分类是有意义的，对毛主义的理解才有可能。绝对的价值相对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永远也理解不了毛泽东。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看待这些问题的标准都要一致，可以有不同。如果我认为一个东西是好的，你认为它不好，这不是真正的障碍。只有我们都认同在好与坏之间做出区分是有意义的，交流就是可能的。学数学的时候，画一个坐标系，圆点定在哪里都是可以的，确定了圆点，就可以测量任何一个点的相对位置。你有你的圆点，我有我的圆点，我们对一个点的位置有不同的表述，但可以换算。就如同摄氏度和华氏度的区别，虽然对同一温度的表述差别很大，但不构成真正的沟通上的障碍。
如果我们抛弃了价值体系，完全“去对错化”，那什么都没法谈了。当年日本鬼子见小孩还发糖吃呢，日本鬼子的糖放在嘴里也是甜的，对不对？朱自清不吃美国的救济粮，毛主席赞赏他骨头硬，为什么？美国的救济粮吃了也顶饿啊，肚子也不会疼啊，朱自清为什么不吃？所以谈问题绝对不能只有事实判断，还要有价值判断，否则历史就是一团糟。没有历史观就没有历史。
什么东西“好得很”，什么东西“糟得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种两分法可以说是毛泽东固有的一个思维方式。在他那里，始终有一个价值判断，就是立场的问题，方向的问题。如果认为这个方向如果是对的，付出多大的代价，有多大的牺牲，他也觉得这个方向是不可以否定的。他当年为什么对彭德怀有点恼火？因为大跃进的方向是对的，即便其中有问题也不应该否定这个方向的正确性。他不是否认错误的存在（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中，他把刮共产风的那些干部跟黑社会相提并论，对彭德怀的态度相对要温和得多，只是说“离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但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可以发展到否定大跃进的方向。
毛泽东的立场、思维方式是终其一生的，而且非常坚决、非常彻底。他一辈子坚持的是“水牛”的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来没有同情过“狮子”，对“狮子”冷酷无情。1966年著名的“六二六指示”，非常形象地体现出毛泽东这个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那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他看了卫生部给他报过去的卫生资源分布统计表，勃然大怒，于是有了这个著名的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因为这个批示，所以才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轰轰烈烈的医药下乡运动，也有了赤脚医生。这段话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毛泽东的立场，他从来都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的，而不是权贵的立场上。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既是一个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的理论跟实践是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思想体系中有不是很严密的地方，这并不奇怪，因为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他可能也因为形势的需要而说过“场面话”，这也很正常。理解毛泽东和毛主义，是要理解其内在逻辑和本质。
有了这样一个铺垫，我想大概把理解问题的起点说得比较清楚了。离开这个出发点而去谈论某一个具体问题，很容易就陷入到局部对局部的讨论，越说越不清楚。
第二部分：反思的开始
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个人对毛泽东个人和毛主义的认识过程。我对毛泽东，在上大学期间直至大学毕业之后的几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脑子里装的无非是一点“主流的”看法。我很清晰地记得，在2001年或是2002年，我看了一本李辉写的书，叫《风雨中的雕像》，讲的是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是怎么遭受迫害的。我当时看完之后还掩卷长叹：那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年代啊。
从中学到大学，课本里讲的东西没有什么感染力，除了应付考试没有在头脑中产生过真正的冲击。对我有影响的是一些“主流的”见解，比如关于文革的解释，听到最多是“权力斗争”说，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他一把手的地位，所以他要打倒刘。开始，我是相信的。
这个话听的多了，我本能地开始觉得有问题，其实不用去翻历史，从常识上就说不过去。文革开始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跟刘邓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极其不对称的，毛主席的手一挥，刘邓就倒了，跟猫玩耗子一样简单。我后来跟朋友谈过这个问题，我提出的问题是，仅仅凭直觉来说，是毛在他的那个年代的权威高，还是邓在他那个年代的权威更高一点？这个问题对大家来说都太简单了，当然是毛泽东的权威更高。那么，既然老邓都可以随意换总书记，换他的接班人，那毛泽东怎么会没有这个能力呢？如果他想换一下刘少奇这个接班人，那不是太容易了吗？在组织程序上很容易就解决了，他何苦要把老百姓给动员起来呢？不需要嘛。如果只是想要打倒刘，那就是他一提议，大家一举手的事，动员群众干什么呢？所以，毛泽东搞文革一定另有目的，那么就要问，这个目的是什么？这是开始反思的第一个出发点。
第二，人们都说那个时代老百姓苦啊，饿死多少多少人。我们也要想想，为什么老百姓一边受着那样的苦，一边真心诚意地喊“毛主席万岁”，歌颂毛主席呢？老百姓即便反不了毛主席，但是我们知道还有“道路以目”这一说。对着干干不过，我闭嘴总行吧，我不说话行吧，国家总不能逼着大家喊万岁，这种事情是做不到。但老百姓喊“毛主席万岁”是真心诚意的，为什么？那么我认为，一定是农民、工人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其他的东西，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父亲的一个说法是有启发性的，他是富农子弟，在那个年代是不吃香的，而且他这个人又比较刺头，老跟贫下中农和队长什么的对着干，时不常地被批斗，被戴高帽子游过街。但是他经常说佩服毛主席，我曾经是不理解的，就问他：毛泽东给别人撑腰收拾你，你还说他好，你这不是心理有问题吗？他说不对，你不知道，毛主席我佩服他一点，他把当官的收拾得老实，那时候当官的谁敢“起屁”呀？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认识。几千年来，从来都是当官的在老百姓面前为所欲为，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改变了，他不但不敢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老百姓甚至有权力直接去反对他揪斗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我爸没念多少书，而且作为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但他没有“受害者”心理，能理解到这一步，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这是我反思的起点，并非受到什么深刻的理论家的影响，仅仅是从常识和一点点好琢磨的劲头出发。之后慢慢形成了对毛泽东和毛主义的一点认识，以下进入正题。
【2011年注：就在修改这篇旧文的过程中，12月8日，公知吴祚来发表了一条微博，做天真状地问道：“搞过十年国家动乱的人不去清算，反而横加崇拜，从品味其脚趾头到赞赏其诗赋书法。而反对国家动荡，希望通过民主只有宪政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人，却被视为乱民汉奸，并被扣上希望国家乱起来的帽子，这事儿，令人郁闷。这一点上，我一点不理解@司马南们。”
如我在这里谈到的，理解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吴公知有此故作扭捏的问题，只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他的脑子跟脚趾头构造是同一种细胞组合，蠢到连常识都没有。但这不太可能，要不怎么当公知呢？二、骨头里反动加下贱，生而为强权的走狗。毛泽东有生之年曾经想通过思想改造挽救此类文人，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毛泽东英明一世犯的最大的错误，走狗就是走狗，永远不可能进化为腰杆挺直的人。】
第三部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有了那个“动物世界”的寓言，革命其实变得很好理解了。为什么要革命？很简单，革命就是挣脱束缚，推翻压迫，获得解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是这么讲的：
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都经受了什么，不用多说了，一部血泪史就是革命的理由。那么什么是革命呢？毛泽东同样说得清楚：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水牛把狮子顶翻在地，是不是暴力？当然是暴力。我特别反感有些人笼统地说，反对暴力、告别暴力之类的话。暴力跟暴力是一样的，又是不一样的，侵略的暴力是非正义的，抵抗侵略的暴力是正义的。白洋淀有一个纪念馆，里面有一个蜡像，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日本鬼子企图强奸一个妇女，她12岁的女儿举起菜刀把那个鬼子干掉了。请问，这是不是暴力？当然是暴力，而且是儿童暴力，对吧？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暴力呢？笼统地反暴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看是正义的暴力还是非正义的暴力。这个女孩儿的暴力是要肯定的，不但要肯定而且要歌颂。回到前面谈到的问题，没有价值坐标体系是绝对不行的。
谈几个需要重新强调的问题。
首先是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自1840年以来，我们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会被一群小国欺负？一次一次的割地赔款，一次一次的忍痛挨打，为什么？孙中山做出了一个卓越的回答，就是中国人不团结，是一盘散沙，所以才会被动的挨打。什么叫现代？现代性重要的特征，就是哈贝马斯总结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和“组织起来获得解放”。前者是指通过掌握科学知识，获得对世界的理解，把人从神权的控制挣脱出来。而组织起来就是说弱者要通过组织，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从而改变永远处在一个被分割、被欺凌、被剥夺的状态。组织和动员机制是人，尤其是弱者，获得解放和获取自由的唯一途径，再进一步说，离开了阶级属性和组织属性，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就无从谈起。
个人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个跟摩擦力为零一样的假定，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描述，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其全部意义是自由主义者为人和人之间的联合提供一个合法性的依据。西方那些强盗国家，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几百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首先解决了民族国家建设的问题，有了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中央集权，通过社会的提取能力把全国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攥成拳头打出去。中国的这个进程完成得晚，所以才受了那么多年的气。
孙中山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他看到中国迫切需要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民众的大联合。组织起来实现集体利益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没有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个人利益是无法存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之所以对集体利益强调的少，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变成了跟每天要吃饭、要喝水一样天经地义的事，于是好像是可以忽略的。但被忽略不代表不重要。在中国，我们就看到了组织力量缺失导致的严重后果，政府在保护国民的安全上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满清政府、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概括起来，否认任何形式的公共利益的存在而谈个人自由，是简单而粗鄙的。我曾经毫不客气地对某些号称崇尚个人自由的朋友说过：你谈论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什么个人主义，你这么讲是对这些词的侮辱，因为你根本不理解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你那套只不过是小市民的市侩和玩世不恭，如此而已。
其次是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政治学有一个概念，“random shooting”，随机射击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时候一个鬼子带着几个伪军就可以占领一个县城，统治一个县。他就那么一两条枪，全县就被他控制，为什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一个日本鬼子，手里有一把枪，只有五发子弹，我们被枪指着的有二十多个人。我们心里面明明知道他只有五发子弹，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打死，他把这五发子弹都打完了，那他就跟我们一样赤手空拳，大家一哄而上就可以把他干掉。但是大家可能都不敢动，因为都怕死，谁也不愿意做第一个。于是用五发子弹就可以统治二十人甚至更多的人。
如果我们确认集体利益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做某些局部的牺牲换取整体利益的道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看得很开的，“唯有牺牲多壮志”，在他眼里，牺牲不是问题，为什么牺牲、牺牲值不值得才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从小鬼子的五发子弹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可能需要有五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另外更多人的自由生活。这就需要谭嗣同这样的人，他认为国运不昌是没人肯为国流血牺牲，如果需要这样的人，那么从我开始吧。所以唐德刚说，谭嗣同是大英雄，是真汉子，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作为一个组织，牺牲不能完全靠自觉，还要靠纪律，上战场不能逃跑，逃跑要军法处置。革命就是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换取了中华民族整体的解放。于是一个问题就又出现了：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那些为了公共利益、民族利益牺牲的人，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回报他们？这一点文天祥说得最清楚了，“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讨论《色戒》的时候，黄纪苏先生讲得好，他说一个革命烈士连命都不要了，他要什么？他没什么可要的，就要一个名，要一个清名。历史要正面写我的形象，后代要认我这个价值。如果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我们左翼人士为什么会对《色戒》这种烂电影那么愤怒。因为李安通过这部电影就是要彻底颠覆历史，瓦解共同利益的基础，如果大众文化把为国牺牲的英雄描绘成那样一副模样，将来再有民族危亡，谁愿意再去流血，谁愿意再去牺牲？谁也不愿意，大家都当卖国贼好了。因为我死了白死啊，不光死了，后世还要被人家骂。
再次，“只有暴力才是对暴力最合适的回答，只有战争才能消灭战争”。如果我们有能力消除一切的暴力，那我没话说。但是，当压迫的暴力还存在的时候，有人去谴责反抗的暴力，那简直是没有天良的。孔夫子教导我们说，要以直报怨，不能以德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一位拉丁美洲学者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个接受过国际和平奖的人认为，对于拉丁美洲来说，不幸的是除了暴力之外，别无其他解决方法。（转引自霍苏埃·德·卡斯特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在一定的条件下暴力绝对是必要的。我特反感那种简单地反对暴力、反对战争那种人，尤其是搞艺术的那些混混们。约翰·列侬有一副很著名的照片，他和大野洋子躺在床上给记者们拍照，以此表示反越战。请问，约翰·列侬躺在床上就能反战了吗？就能消除战争了吗？什么叫大智慧？毛泽东那叫大智慧。毛泽东说了，我们是反战的，我们要消灭战争，但消灭战争只能通过战争。毛泽东在1960年代跟苏联翻脸的时候，他说要打就早打，要打就大打，我们中国人多，死两亿还剩两亿多呢。有人以此指责毛泽东残暴，不把人当人看。愚蠢！为什么后来那场战争没有打？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有敢战的决心，你敢战，战争就没有了。如果你唯唯诺诺，一味顺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一直挨打。千万不要用那种浅薄的眼光去理解历史，理解毛泽东。
既然中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去革命，也搞清楚了怎么革命，接下来要问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把革命的对象总结为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内部有一个相互勾结的关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一体的。比如说帝国主义跟满清政府有勾结的关系，一方面帝国主义逼迫满清政府割地赔了款，另一方面英法联军刚刚打完北京，立马回过头来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利益是一体的。太平天国信教嘛，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不许抽鸦片，洋鬼子的生意就不好做了。所以他要帮助满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开拓市场。帝国主义跟军阀也是勾结的，中国分成那么多军阀，每个军阀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帝国主义在支持中国的内战。毛泽东指出，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相互混战的怪事。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历史，就能看出来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是最坏一帮王八蛋，哪个国家的政府腐败，他们就跟哪个政府搞得火热腐败。他口口声声要民主，那只是一个手段和幌子，他没有任何意愿落后国家实现民主，实现富强。如何这些国家都民主了、富强了，他欺负谁去？
顺便谈一下孙中山的解决之道和他为什么注定失败。孙中山是很执着也很天真的一个人，很值得敬佩。我的一位老师把他称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蠢人”之一，这位老师的概括是，孙中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集毕生的精力在海外骗钱，然后买枪买刀跟清政府干。他不会算帐，他骗那点钱不多，买不了几条枪，如果一算帐就知道实力不成比例，就不敢革命了。因为他蠢，所以他不去算，不算才敢干。另外，孙中山做的事情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拉一个帝国主义打另外一个帝国主义。他跑过美国、英国这些地方，跑过日本，希望这些国家支持他推翻满清政府（后来是推翻袁世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但他完全看不到，虽然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但总体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维持一个落后的、积贫积弱的分裂状态，才符合帝国主义的总体利益。孙中山的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他忙活了一辈子，最终认识到了一个问题，要实现民众的联合，要发动民众，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怎样发动。后来国民党腐化堕落了，一看民众起来他们就害怕，开始镇压民众，开始清党、剿共，一直到被毛泽东赶到台湾。简单地说，这就是他们国民党失败的过程。
这个历史难题只好留给毛泽东解决了。我写过一篇《孙中山传》的书评，开篇第一句话就说，“看孙中山，更觉得毛泽东伟大”（不出意料的事，这话是发表不出来的，编辑直接就给和谐掉了）。毛泽东一下子就看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勾结，他明白，如果想革命，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从这个结构之外去寻找革命的力量。于是他走向了农民。
革命的对象还包括“封建宗法”，政权、族权、夫权。大家可能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盲井》等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只要一改造，就是一部很好的革命电影。为什么？因为巩俐演的那个人是上过大学的，应该是接受过一些新思想、新知识，她被家庭原因所迫，去给人当小老婆。然后几个女人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互相陷害，到最后人性扭曲了，自杀了。这是弱者之间相互残害的情节发展，另外一种情节发展是四个女人联合起来，造这个老爷的反。在一个大家庭的范围，这种反抗不可能成功，必须是全社会所有的弱者、所有的女人联合起来，在毛泽东这样一个领袖的带领下，把强权推翻。如果张艺谋是一个有点见解的导演，他稍微改变一下情节，巩俐在新思想的激励下，离家出走投奔革命的队伍去了，将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逼上梁山”的革命故事。
电源《盲井》也是讲的弱者之间相互蚕食的问题。如果每一个弱者眼光只集中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就看不到受苦受难的根源，于是乎被强者欺压的弱者，就去找比他更弱小的弱者来欺压。可见，弱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致对外是多么的重要。“组织”、“集体利益”这种说法，曾经被人利用过，变成了压制的工具，但这不能构成否定这些理念的理由。法国大革命中也出现过“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样的反思，但是从来没有人因此就否定自由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利用过，或者说在一段时间内集体利益被用做伤害个人利益的工具，就彻底抹煞了集体利益这个概念，抹煞了它的必要性。
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毛泽东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表述：
女人和穷人不能进入祠堂吃老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区的女子们结队涌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宗族老爷们只好悉听她们的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话说得是多么的可爱。毛泽东的弱者立场真是非常彻底，一以贯之。妇女以前不许进祠堂吃酒，现在呢，一屁股坐下就吃，这在他的眼里是“好得很”的。他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权力关系上都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他坚定地认为弱者的反抗是好的。今天的中国女性都应该感一点毛主席的恩，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最彻底的。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在他的一个演讲说，他在美国留学时注意到，台湾女人怎么一结了婚就变得那么“孝顺”，那么贤慧。台湾女人只要结了婚，基本就放弃了学业，觉得照顾好先生，养好孩子，才是女人一辈子最大的职责，最大的乐趣。但大陆出去的女学生，第一目标基本是要读书，家庭也不是说不要，但是绝对不会影响拿学位。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识，是在毛泽东时代播种下的。
接下来谈谈中国革命的方法。
孙中山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宣言中有如下表述：
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
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
…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吾国人政治上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中产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税日益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引用一句费正清的概括作为印证，那个时候盘踞地方的军阀和土匪恶霸以及乡绅勾连一气，“他们试图坐在一个被彻底破坏的社会上面，在这个社会里，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小军阀在政治上代表着一个日趋混乱的局面”，他们“剥削每一个可以剥削的人”，反动势力的一体化使对社会的压迫呈现凝固化的趋势。中国社会当时已经被糟蹋的完全不成样子了。面对这样一个乱局，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革命和解放从何入手？毛泽东观察到，应该从农村开始，从统治集团、压迫集团结构的外部开始，从根基上重建这个国家。他说：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倒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哪里才是统治集团腐朽的、反动的统治集团的根基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他们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这个集团的墙脚。革命要从农村开始，把地主、土豪劣绅这个阶层打倒，把它的根挖掉了，上面的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他们搞的上层建筑就哄然倒塌了。毛泽东看清了中国的问题，清楚地分析了是什么在束缚中国社会，以及束缚中国社会的各种反动力量的共生关系。他在踏上革命道路的初期，就明白，不能在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之间搞那种拉一个打一个的合纵连横，而应该真正从蓄积力量的地方寻找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就是中国最底层的社会。孙中山穷一生的精力，都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起点的高度。
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压跨的底层社会，只要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就会像核裂变一样爆发出无穷的力量。毛泽东的解决方案是中华民族，中国民众的大联合。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国际纷争中占上风。刚才谈到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西方国家只是较早地走过了这一过程。有些人说毛泽东不懂西方，那真是不懂毛泽东。
精准定位中国革命的对象，正确把握革命的方法，毛泽东终于带来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在一个半世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境遇中终于解脱了出来，挺直腰板站在世界的东方。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样概括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
1949年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心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负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
费正清提到了娼妓的问题，这里顺便多说一句。消除娼妓是中国妇女解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年的办法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让警察先抓后罚款然后遣送回老家，而是真正做到了在关上地狱的门的同时，还为她们开辟一条人间的路。当时北平特地建过一些工厂，火柴盒厂、纺织厂，专门安置妓女。因为她们没有别的能力，她们年轻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可能是被拐卖，可能是自主选择当了娼妓，这不是她们的错，是旧社会的错。【2011注：这里还可以引申地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很显然，在毛主义者的眼中，企业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为了效率，即为少数企业主挣钱。那么后来对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指责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姑且不提改革派故意搞垮国有企业的历史事实。】
接下来要谈的是建国以后的问题了。在结束这部分之前，探讨一下鲁迅提过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要不就是回来了，要不就是在外头饿死，堕落了。如果娜拉出走之后情况不太好，或者有困难，可不可以作为证明她不该出走的理由呢？当然不行。当今无数的大小文人抓住一点新中国建立后的问题，走向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合法性的极端，每天怀念民国、怀念晚清。这是错误的，反动的，天良丧尽的。
第四部分：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取向
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
攻击毛泽东时代的人，最喜欢说的就是那时候穷，吃不上饭，饿死过人。他们说，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2011注：蠢话说得太多，就成了“神话”，具有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不允许反问，不容讨论。我亲耳在一个会上听易中天用他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声调说，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这些声嘶力竭的文人们，从来没有定义过什么叫做“国民经济崩溃”，这是个经济概念还是个社会概念？崩溃的标准是什么，与债务危机导致的政府信誉破产有什么不同？既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崩溃？还需要什么变量才会导致崩溃？对易中天们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他们只享受表达的简单快感，思考对他们来说他痛苦了，太累了。】
《南方周末》在2008年的新年献辞中用诗意的笔调扯到：
三十年前的月亮，照着一个国运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国。一个大钟停摆了，另一个闹钟响起来。铃声急促而动听，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
《南方周末》这份报纸当年曾经多么的好，在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年轻人心里的位置是何等的高。但这些年来，这份报纸已经堕落了，不但反动而且无耻，对历史的描述充满了谎言。这只不过是诸多谎言中的一个。
为了回应这些谎言，这里引用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的一组数据：
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其中钢产量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周恩来还宣称，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61％，但粮食增产了1.4倍。上述数字与很多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相近。（数据来自1975年1月四届人大报告）
文革十年，工业产值的增长率涨了200%，涨了两倍。钢产量涨了1.2倍，原煤涨了91%，石油涨了6.5倍。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长了90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长到72%。这说明，中国当时已经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莫里斯·迈斯纳的书中这里面还提供了其他方面的数据：
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零发展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万吨；水泥产量从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的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6年后，又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1949年可怜的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250万人，到1979年又增加到500万人。其中的99％以上都是1949年后增加的。
1950年代初，就工业产值来说，中国比比利时还要弱小。但是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是跻身于世界前六位的工业大国了。排第六位这还是从工业规模上说，如果按照工业产品数量的话，当时仅次于美国和苏联。这已经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过程了。在这25年里面，国民收入增加了4倍。
莫里斯·迈斯纳还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德国在崛起的时候，每十年增长33%；日本在崛起的时候，每十年增长43%；苏联是每十年54%；毛泽东时代的增长每十年高达64.5%。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的，不是蜗牛速度，简直是火箭速度。如果仅从增长率上来看，完全不比改革开放以后更慢。论增长的质量，就不知道要比改革开放后好多少倍了。
经济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发展地那么快，那么好，为什么人民还那么穷？这就要谈到那个时代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与吃饭穿衣关系紧密的轻工业要迟一点再解决。这是有历史的合理性的。历史要发展的看，为什么毛泽东会做这样一个决策？旧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第一是因为政治上的一盘散沙，所以毛泽东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另外一个挨打的根源是旧中国没有重工业体系，没有能力制造先进武器。靠缴获几条枪，怎么打仗？不好打。二战中，德国军队突袭苏联，使它半壁江山都失去了，苏联后来之所以能够扭转局面，是因为苏联当时已经搞了几个五年计划，在广袤的东部建成了一大批的拖拉机厂等。稍一改造，立马可以生产坦克、装甲车。如果没有那些工厂的话，苏联就会面临当年八路军抗日的困境，想打仗，没有枪。中国要建一个重工业体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再有战争的话，要自己有能力制造武器，不能老仰人鼻息，老是人家飞机大炮我们小米步枪，这不行。李敖说，老百姓一般只考虑挨饿的问题，领导人不一样，领导人除了考虑挨饿的问题，还要考虑挨打的问题。
在发展道路上，毛泽东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之所以做这种选择，也很简单，新中国面临着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要封锁这个国家，因为它是反共的。你想和人家做生意买东西，人家还不卖给你。老是有人说那个时候毛泽东闭关锁国，不是闭关锁国，是被封锁。想不被封锁，就只有投降。所以毛泽东讲了硬气话，你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自己干。
文革期间有一个样板戏叫《海港》，这个作品就可以证明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完全是扯淡。《海港》的时间背景是1966年，讲的是上海码头工人在暴风雨来临面临的抉择，一个是装玻璃纤维，出口到北欧换外汇；另一个保支援非洲农业建设的小麦良种。支援非洲是一个政治任务，另外一个是商业的，这两个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这是《海港》要讨论的问题。此外，毛泽东时代中国不是不对外做生意，广交会在文革期间从来都没有停过。这些事情，知识分子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们就是选择性失明，下定决心要把谎话说到底。
毛泽东的态度，封锁就封锁，我们不怕，如果是做生意，那么就公平交易，绝不能丧权辱国，出卖国家利益。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毛泽东有非常清醒的预见，最后只会走上一条依附于西方的路，就如同今天这样。
另外，之所以走独立自主的路，是为了最终达到中国人民全面解放的目标。不光是经济、政治方面的解放，还包括文化方面的解放。有一个例子说明毛泽东对苏联的依赖非常警惕，1958年开会的时候他就骂娘，说卫生工作也有问题，太依赖苏联，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所以我就不能吃。
当时有走另外一条路线的声音，就是邓小平和刘少奇他们，他们的骨头软，想怎么快怎么来，那时就讲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方针可以总结为三面红旗：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在落后的基础上搞建设，当然要快，谁考试前不突击复习一下呢？所以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另外就是工业方面大跃进，农业方面搞人民公社，再有就是搞技术革命。在积累模式上，毛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有根本上的不同。根据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活动中资本是第一位的，有了投资才能把生产要素集合起来。但是那个时候中国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呢？毛泽东用政治动员代替了资本的功能，让大家主动贡献劳动力，参与生产不是因为挣钱，而是荣誉感的鼓舞。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不是资本，所以替代资本是可以做到的，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劳动本身。
为什么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可以支持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在民族自豪感的鼓舞下，不为一己私利，充满热情的投入到建设中？这个今天不好理解的事，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显得顺理成章。举个例子，（2007年）五月份我到深圳采访，遇到杨叔子院士，搞物理工程的。吃饭的时候聊起来，我说你的名字取得很有文化，他就讲起他的家世，他爸爸叫杨赓笙，民国时候与李烈钧在江西一文一武，二人并称。杨院士出生的时候，杨赓笙已经60岁了。日军侵华后，杨老先生带着全家人往后方撤，说如果咱们跑不了全家就跳江，宁死不当亡国奴。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横渡长江的时候，炮击英国的“紫石英号”军舰。杨院士回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万分激动，从1840年以来，那是中国人第一次主动攻击外国在中国境内的武装力量，而且打了白打。这对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鼓舞，决不是虚幻的，什么叫站起来了？这就叫站起来了，是炮打出来，这种感觉在抗美援朝之后达到顶点。有一些国民党的后人，或者国民党党员，对毛泽东是那么的崇拜，那么的服气。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是右派，但也算是爱国者，他们的蒋委员长带领他们干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毛主席做到了，他们真心崇拜毛主席。
民族自豪感是政治动员可以起到资本替代作用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人民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辛苦奉献，是因为大家确信这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工作。老田阐述了特殊利益与涵盖利益的关系，只有保证共产党不取寻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才能保证经济积累方式正常运转下去。这是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一再强调要讲政治，一次一次搞政治运动，目的是防止共产党腐化堕落为特殊利益集团。
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的穷？回应这个问题挺难的，一个傻子提问，十个聪明人未必回答得上来。穷这个事直接诉诸感性，理性的分析要想起作用是很难的。
《南方周末》2003年刊登了一篇徐友渔的文章，《文革到底好不好》，徐友渔写到，“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下乡时（1969年，正值文革期间）见到农民一贫如洗的震惊，但开忆苦思甜会时，一个老农妇歌颂‘幸福生活’竟说：‘感谢政府每年发一丈布票给我，使我有衣穿。’”摆明了，这是在挤兑文革时候穷，太不好了。他这样讲对年轻人是很有迷惑性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一年就发一丈的布票，布又不是什么好布，完了老百姓还要感谢政府，这样的年代多么的万恶啊。
让我们来仔细算一下这个帐。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一穷二白，要生产布的话，是要有纺织厂的。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前提下，织布要建设纺织厂；装配纺织厂，需要有纺织机械厂；再往前推，这一切的基础是要有钢铁，要建钢铁厂。今天很多讽刺毛泽东时代的段子跟炼钢铁有关，比如张艺谋的《活着》。钢铁是工业的基础，所以大炼钢铁本身是无可厚非，有了钢铁才可以建纺织机械厂，建完纺织机械厂才能装配纺织厂，装配完纺织厂才能开工织布。这个过程是几年就可以完成的吗？从一穷二白的1949年到1969年，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那个时候刚刚有一点生产能力在开始释放，每一个人能够保证有一丈布已经很不错了。
看看老田是如何反驳徐友渔的：
布票对徐友渔笔下的“老农妇”而言，确实意义重大非凡。若没有这一丈布票，为了蔽体御寒，“老农妇”必须自己来织这一丈布，从纺线车纺线，到用老式穿梭织布机织成土布，即使是熟练的“老农妇”也需要500-600小时，那就意味着，“老农妇”在照顾小孩做完家务以后，每天必须忙到三更天，为织成这一丈布至少也需要100个以上的“夜工”。这还没有考虑，以前做饭是需要“老农妇”自己，把“谷”变成（通过石碓、石磨等）“米”的。
老田的反驳说的太好了。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阐释，完全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是一个十里洋场的想象和中国广大农村困苦的矛盾问题。对徐友渔这种无聊文人来说，蒋委员长那个时候好啊，那时候上海滩看的电影跟好莱坞是同步的。可是再怎么好，不就是一个上海滩吗？上海周边你怎么不说，全中国你怎么不说？老百姓过的是人日子吗？即便在上海，夜总会里歌舞升平，但有些穷人、乞丐，在路上走着走着倒地就死了。【2011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蒋委员长时期是如此，今天又是如此了。2011年12月8日，一个流浪汉冻死在昆明街头。】好莱坞电影是奢侈品，一直到今天，好莱坞大片也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起的。从精英角度的立场出发，徐友渔觉得他自己是很牛的人物，如果1969年蒋委员长在的话，他应该每月要拿几千大洋，在富人区看美国大片，在夜总会灯红酒绿，再养几房姨太太什么，那该是多么美好的生活，管他穷光蛋是死是活呢。但毛泽东治理这个国家，整天考虑那些穷光蛋的日子怎么一点点过好，还要搞得徐友渔们跟穷人过一样的日子，穿一样的粗布衣服，他就不爽。所以他们说蒋委员长好，说改革开放好，一切对毛泽东的仇恨不过是源于少过了几天人上人的日子，这么多么鄙俗和下作啊。他们的这种历史判断，只是基于一己的私利或者小集团的私利。这种人你说我们怎么批评他？我只能说他没有人性，他不是吃狼奶长大的，他生来就是个狼崽子。没有人性的知识分子们整天说这么伤天害理的话，而这些话又很有欺骗性，把年轻人忽悠得不轻，看看今天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就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人间地狱了。历史要发展的看，怎么可以这么比较呢？
说到吃，再谈谈农业问题。中国的粮食历来是存在缺口的，是结构性的不足，因为人多地少。后来的粮食增产主要是靠技术，靠杂交水稻，靠用化肥农药，粮食才能增产。解放前，地主精英阶层对老百姓的层层压榨，其残酷程度超乎想象。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提出了一个“自我剥削”的概念，他讲，地主阶级是没有任何的投资冲动的，他不会把剩余用来投资工业什么的，他想出很多方法来剥削老百姓。有地的人少，没地的人多，要当佃农的人也多，地主就把地分成非常非常小的块儿，租金越收越高。农民又没有别的活路，只好耕种他那块地，最后就演变成了自我剥削，只能拼命干再拼命干，才能满足不断上升的租金剥削，然后自己勉强吃饱，弱者相食。农民看不到被剥削的根源在哪里，人人都想着，我今天是个贫农，明天就想当中农，弄点钱我就想当富农当上地主，好剥削别人。正是因为弱者之间的相互蚕食，才养活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精英集团。
有一个叫薛暮桥的经济学家，解放前做过一个调查，他问富裕的地主，说你有地为什么要佃出去？你可以雇工嘛，出工钱雇这些人给你打工不好吗？地主的回答是，我雇他给我打工，工钱虽然不高，但是饭要管饱，他一顿要吃三碗。我把地佃给他，我就收租子，他一顿吃一碗就解决了，把那两碗剩下来给我。这种剥削压榨已经到了多么惨无人道的程度！
旧中国的粮食存在结构性不足，总是不够吃，就会出现季节性波动。到了秋天，粮食供应比较充足，到了春天的时候大家把粮食吃完了，没的吃了。所以粮食价格的季节性波动就非常大，缺粮的时候4个银元一担谷，粮食刚收割的时候2个银元一担谷。穷人向有余粮的富人借粮食，地主会说，现在粮食四块钱一担，我是借你四块钱而不是一担粮，等你的粮食下来了还我四块钱。可是到了秋天，粮价就变了，两块钱一担，但地主要求穷人还四块钱，还四块钱啥意思？就是要还两担谷。从表面上看，借四块还四块，利息为零。但是你从这实物来看，利息就是百分之百。对最底层人的压榨方式真是千奇百怪。
建国以后，共产党马上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搞统购统销是要在不能马上提高粮食产量的情况，消灭粮食价格季节性的波动，先收上来，到时再发下去。费孝通在1950年代曾经到基层考察，他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解放前农民平时都不敢吃饱，怕到了春天挨饿，但是他下去一看，哎哟，老百姓怎么放开肚子吃饱了呢，观念怎么就变了呢？当时老百姓有一句话，有我们毛主席在，饿不死人。这就是统购统销的作用，把粮食的季节性波动抹平了。这是1959年以前的事，1959年以后确实出现了饿死人的状况。这是另外一个课题，这里不去涉及了。【2011注：饥荒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污点，这一点毛派人士从来不否认，饿死一个人也是不该的。我们反对并与之斗争的是：把一切的责任完全归给毛泽东个人，成就归走资派；夸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孙经先老师给出了有力的反驳，可惜那些人是没心思看的），妖魔化毛泽东时代。2008－2009年，我在LSE上了中国比较研究的课程，其中一讲的主题是饥荒。王斯福教授在讲到中央不顾国内现实，为归还苏联借款而导致粮食短缺的时候，加重语气强调了两遍，是“周恩来”坚持要那么做的。】
好多老人都会说，那个时候虽然穷，但是有盼头，我们觉得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将来会是美好的。毛泽东也不是说完全不考虑解决穷的问题，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要调整经济结构，搞一点轻工业，搞一点副业，改善人民的生活了。但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突变，苏联要袭击中国的核试验的基地，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因为有这个变数，所以这个计划被迫改了。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提高人民的生活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走完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于是一切功劳就成了邓小平的。
谈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最重要是要认识到，在毛泽东那里，经济发展从来是手段，人的发展是目的。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人，均衡发展，是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取向的核心。这里引用甘阳的一段论述：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毛泽东要搞的是均衡发展，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开始搞乡镇企业。80年代，乡镇企业非常红火，其实最早的乡镇企业大跃进的时候就有了，在文革后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毛泽东年代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化肥有一半由农村地方工业，也就是乡镇企业生产的，70年代中期一个县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是不足为奇的。甘阳转引的美国学者舒曼的话，有助于理解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毛泽东希望的发展是“一个都不能少”，他要即工人、农民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担心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被置于现代化的进程之外。所以他把工业撵出去，从北京撵到地方，他让农民自己办工厂，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迈斯纳论断：“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家就几乎无从进行改革”。这个事实不知道为什么被人忘光了，一说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看出来和平和发展是国际形势的主题，可是没有毛泽东留下的原子弹放在那儿镇着，你和平个啥？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你怎么参与国际大生产，怎么接人家的外包的活儿？
迈斯纳还强调，中国的经济几乎是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取得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他们的发展无一例外都是靠对外扩张、对外殖民，一方面掠夺资源，明火执仗地抢，另一方面对外殖民，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通过对外扩张，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独立的完整的大国。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对外掠夺的传统，以前中央王朝和周边小国之间存在的朝贡关系，本质上相当于用保护价收购小国的产品，派发红包，所以小国争着来朝贡，因为经济上占很大的便宜。毛泽东时代，中国一边对抗着世界上的两大霸权，一边跟小国和平相处和援助。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是对国家间的丛林法则的彻底终结。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真正做到了软不欺硬不怕。硬，美帝硬吧，敢跟他干；苏修硬吧，也敢跟他对着干。与此同时，中国但是从来不欺负弱小国家，而且给他们一点支援，包括经济上的支援，更重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援。毛泽东的中国给了他们希望，可以通过革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实现自主发展。
毛泽东时代是真正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年代。
第五部分：毛主义与知识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有反智的罪名，他把知识分子折腾得不轻。毛泽东的名声今天这么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得罪了一帮得罪不起的人。知识分子有话语权，但知识分子也最不是东西，因为他总是拿他的话语权给自己说事，顺便恶心别人。比如李安拍了《断背山》，他就说人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不管你是不是有同性恋倾向；福楼拜自己得了梅毒，他就说其实每个人的骨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梅毒，不管你私生活是不是规矩。这帮家伙非常的讨厌。
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年代是不吃香的，所以这些人拼了命要诅咒他。而那个年代受益的人大都不会写书，也没有话语阵地，不平衡就产生了。要理解毛主义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还是要谈一点基本的理论问题，否则讨论就没法进行了。
第一个层面，知识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从小都被教给过一句格言：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其实还可以这么翻译：知识就是权力。这是个去政治化的时代，主流是不要谈政治，不要谈道德，但是有一个词幸存了下来，还在普遍使用，这个词就是话语权。认可话语权这个事，就等于承认话语就是权力，知识就是权力，文化也是一种权力。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程巍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有一个很精彩的论述，我多次引用：“自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被发现后，一切学问都变成了政治学。”
葛兰西最早提出了文化领导权和文化霸权的概念，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狱中的时候就思考，为什么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那些革命条件成熟的国家没有爆发革命，反而平稳的过渡了。他提出了一个文化霸权的概念，说统治阶级95%靠文化的力量在维护社会的统治，只有5%是靠暴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工人阶级是不利的，但工人阶级还去维护它，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就在帮助统治阶级来统治他自己。为什么呢？这是文化霸权的作用。黑格尔有一个比方，奴隶可以造反，但在获得了主人的财富的同时，他在头脑上却成了主人的“俘虏”。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其实也是这个道理。起义者本来是个受压迫者，不平则鸣，揭竿而起，但他造反成功后建立的还是旧的统治秩序，直到最后再被推翻。在头脑上，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朱元璋，一直都是曾经压迫他的人的俘虏，精神上的枷锁从来没有真正挣脱过。他认同的是弱肉强食的文化，他只是不想被人家强食，他要做的就是有一天强食别人。
观察真实的历史过程，会发现一个新登上历史舞台的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一般是先经济后政治再到文化，文化总是最后一个获得胜利的领域。我推荐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程巍先生2006年出版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他用这种理论来分析1960年代美国的学生造反。他认为，那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资产阶级在两三百年以前就慢慢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势，后来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资产阶级在精神上或者文化上堕入了贵族的圈套。用巴尔扎克的话，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什么叫培养？就是你原来不是贵族，你现在有钱了要学贵族的做派，学贵族怎么吃饭怎么吃衣裳等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资产阶级原来的那个文化，被贵族认为是粗鄙的。一直到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才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场彻底的革命，摇滚乐才可以登堂入室，获得了和古典音乐一样的地位，从此才可以说资产阶级彻底地战胜了他的对手。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又是那样的紧密，那么的重要。这是韩毓海的一个论述：
现代政治区别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
现代的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毛泽东带领工农起来造反，建设的是一个工农的政权，大众的政权，那么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必须要是大众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已经论述了。在这个政权里，工农不但要掌握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要掌握文化上的领导权，这个政权才会稳固。所以毛泽东说，如果要造反成功，革命成功，要先造成一种舆论上的优势，从舆论上、文化上打垮敌人。如果文化上失败了，那么你的政治权力也是维护不长久的。我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受过葛兰西的影响，但是他们都认识到文化对政治统治的作用，这可能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毛泽东强调文化的作用，强调精神的力量，他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他说人定胜天，这听起来多少有点唯心主义、唯精神论的色彩，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真是超前的。他看到了一个同期的，或者他之前的革命者没有看到的问题，毛泽东真乃大思想家和大战略家。
举个例子，我通过东北二人转了解到二十四孝《郭巨埋儿》的故事。故事情节大概是，郭巨家有个小男孩儿，很小，还有一个老母亲，按照那时候征兵法则，家里有两个男丁就要出一个去当兵，当了兵基本上就有去无回。小孩儿不能当兵，郭巨自己就得去，那么老娘就没人照料，就得病死。郭巨是个孝子，怎么办呢？他想出的办法是忍痛把儿子活埋了，这样家里就剩一个男丁了，就不用当兵了，可以照顾老母亲。一片孝心感到上苍，他去挖坑埋儿子，一挖挖出金子来了，是老天爷放在哪的。有了钱，儿子不用埋了，兵不用去当了，皆大欢喜。这种故事本质是什么呢？是精神鸦片，他不鼓励人思考，更不鼓励反抗，而是鼓励愚忠愚孝，最后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运气，这种文化就是用来培养顺民的。但毛泽东倡导的文化是反抗的文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建国后没多久他就发起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舆论攻势。当时几乎所有高级领导干部都认为这个电影拍的好，电影讲的是乞丐武训通过要饭发起“希望工程”，培养大学生的故事，看起来是么公益，多么有志愿精神。但毛泽东看了以后勃然大怒，他说对这部电影的肯定说明我们的思想已经混乱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新政权已经有了，但是在文化上仍然坚持旧的那一套，那么旧社会迟早是要回来的。武训做的事，无非是让以前受压迫阶级的一个孩子，通过念书考科举，最后混一个官当，然后跻身于统治阶级的位置，获得一个压迫别人的机会，不但对旧的压迫秩序没有丝毫的触动，而且是在强化这个秩序，所以他要批评《武训传》。
不是说毛泽东喜欢搞批斗这一套，而是他真正深刻地认识到知识的本质，知识就是权力，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知识和新的文化。
第二个层面，知识和科技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工具。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研究主题，是科学家集团是怎么样利用他的专业技术和全社会博弈，怎么样绑架了全社会。有一些科学家搞一些特别尖端的技术，最后产生了负面的社会效果，比如对环境产生破坏，然后他们就继续要钱，说之所以这个科学成果现在有负面作用，是因为研究还不够发达，所以我们得继续研究研究。【2011注：多么像改革的逻辑，改革出现了负面结果，是因为改革还不够深入，所以要“杀出一条血路”，继续深化改革！】通过这个，科技人员集团就把全社会给胁迫了、绑架了，你拿他没有办法，科学技术成为了个人谋私利的工具。
毛泽东对这种倾向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他怕技术官僚、技术工在掌握了科学技术之后，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个人私利服务。所以他要求群众必须自己掌握科学和文化，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一个口号，人民大众要成为科学的主人，成为技术的主人，人民不能被科技奴役，也不能被掌握了科技的那些人奴役。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是反智主义者吗？当然不是，他不反对科学技术本身，技术革命是那个年代在三面红旗之外喊的最响的一个口号。我们要搞科学，要研究科学技术，但是不能让科学技术成为某些人牟利或者压迫别人的工具。所以那毛泽东时代一直强调红与专的关系，专的前提是必须要红，政治上要过关，要用知识为人民服务。
那么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多，我们就讲最传统的那一套，读书人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然在历史上读书的目的更多的时候被异化为考科举当官发财，但是这种读书人的伦理没有彻底沦丧过。知识分子在追求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同时，必须坚持基本的操守，要破除对自己阶层狭隘利益的关心，要关心大众，关心天下的兴亡。这是读书人的本职工作，完全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一直是一个特权阶层，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毛泽东首先是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定义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属于人民大众，他们的身上有依附性、软弱性、动摇性的弱点。那个时代，老百姓对知识分子有个比较损的概括，说他们有俩毛病，第一个毛病是懒；第二个毛病是贱，三天不打屁股痒痒。毛主义要求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知识要为多数的人服务，毛泽东在1939年就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合工农群众相结合将一事无成。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让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老农民有什么好学的呢？其实，他不是让知识分子真地学怎么种地，种地是农民的事，让知识分子下去劳动，是迫使他们去体验一下农民的苦，感受一下底层人民的艰辛。只有理解了农民的不容易，才可以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问题，用知识为劳动人民服务，向贫下中农学习是一个转换立场的过程。那时候知识分子被发配到下面劳动了，并没把他们真地变成农民，他们在原单位的组织关系和工资关系都是保留的。
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之间，没有私怨，只有公仇。很多人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时，被知识分子歧视过，所以他心怀怨恨，才找机会报复。这真的是把毛泽东看得太小了，说这个话的人，也显出了他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回顾一下从整风到反右的过程，可以帮助理解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原本，毛泽东不但对知识分子个人没有特别的成见，而且他的知识分子朋友里右派比左派朋友还要多。他喜欢跟这些人交往，写写诗唱和一下，挺好的，他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嘛。正如迈斯纳所说，“1956年之前没有任何事实表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有恶感的。”也许毛泽东当时认为，建国以后知识分子会自觉自动转变立场，跟大家一起投身到新的事业中去。1957年搞整风的目的是让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来帮助纠正官僚系统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对官僚系统不满意，觉得有官僚作风滋生，所以请知识分子出来鸣放，来帮助党改正错误。结果这些人的真实想法暴露出来了，他们不是真的认同新社会新秩序，而是想轮流坐庄，憧憬着重新成为统治集团、剥削集团的一员。当年知识分子的言论也引起了工农干部的不满，老百姓也不干了。以下的文字来自王绍光的文章，他的陈述建立在美国人李敦白的回忆之上：
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丈母娘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普通工人，她干脆说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统统都是放屁。可以想见那个时候工人农民对知识分子是什么态度，进而容易理解反右是怎样一回事。不是说毛主席想要怎么着他们，是工农干部从组织系统内对毛泽东有一个压力，这些知识分子要变天，他们不干了，老百姓也不干了。也许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才发现右派知识分子心里的小算盘，他们不是真心想要投身新社会，于是他就开始反击，后来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是引蛇出洞。我觉得未必是，这么说话是毛泽东的一个特点，他讲话比较随意的，其中也可能有对当初误判的懊恼。总之，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真实底色经历了一个逐渐发现的过程。建立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一个新秩序对反对该秩序的文化人进行一点反击，是正当的。
毛泽东已经去世30多年了，今天的事实已经表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再看看今天在人前表演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的丑陋嘴脸，可以明确地说，他们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当年给他们点苦头吃完全是应该的。毛泽东错就错在给他们吃的苦头还远远不够，没把他们收拾老实，留他们到今天祸害人民。
第六部分：毛主义与民主
世界上的最大的冤案莫过于把毛泽东污蔑为一个独裁者。他没有主动退休，发动过一次次政治运动，文革的时候出现过对他的个人崇拜等等这些事实，很容易将毛泽东和独裁挂起钩来。事实可没有这么简单，先从什么是民主说起吧。
民主至少包括两重含义。一个是作为组织内部的议事规则，少数服从多数。比如我们一群人要一块去吃饭，有人说去吃火锅，有人说去吃西门鸡翅，那就要看持哪种意见的人多，如果三分之二的人主张吃西门鸡翅，那好，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就要妥协，接受这个结果。如果这三分之一的人决定不跟大家一起行动，坚持去吃火锅，结果是什么是？是组织发生了分裂。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是不是民主的？当然是。他在取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党内的少数派，是受排挤的。他主张的路线是不被认可的，共产党的革命挫折连连，但是他从来没有搞分裂，没有另立中央，直到他的赢得领导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毛泽东是一个很讲民主的人。
第二，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治理机制，民主是指由人民大众进行治理的政体。王绍光总结说：
在希腊语中，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是指公民，cracy是指一种治理方式。两者联在一起，democracy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
民主就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更准确的说就是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是不是很民主？这种意义上的民主，毛泽东是1949年建国后才真正有机会推行，而且他一直是这样做的，非常的坚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建立真正民主制度道路上一次伟大的尝试，他要让普通老百姓起来参与政治、评论政治、监督官僚。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必须承认毛泽东是个民主主义者，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不是一个搞独裁的人。【2011注：套用公知们能够理解并喜欢使用的一个句式，毛泽东只在一个事情上独裁，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
推荐大家看王绍光的《警惕对民主的修饰》这篇文章【2011注：这话是2008年初说的，现在应该说推荐《民主四讲》了。王绍光先生用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思辨和易于理解的风格，回顾了民主是如何一步步被关进牢笼的。小布什说，他站在笼子里跟人讲话，这是扯淡，是跟公知吴祚来们类似的发嗲。事实是，人民被关进了“民主”的牢笼，而美国的政客们只是资本集团的打手。别忘了，就是这位做娇嗔状的据说智商最低的美国总统，公然在汹涌的民意反对面前宣称，即便世上只剩下他老婆和他们的小狗支持他，他也会把伊拉克战争打到底。天哪，那些被称为独裁者的家伙，有谁会敢这么说话呢？】，雄辩地论述了民主的含义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的。同时，还需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民主在这个地方要加一个引号，因为民主即是一种理念，也是制度设计，如今说起“民主”，其实约定俗成是在指某一种制度设计，即被称作自由民主的那套体制，它有几个基本特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崔之元十几年前在《制度创新和第二次思想解放》中提出“制度拜物教”的概念，制度拜物教就是把对某一个价值理念的追求和某一个特定的制度设计联系起来。“民主”是一种价值理念，但“自由民主”是一种制度设计，它们本质上是有不同的。我们都应该追求民主，但是对民主理念的实现可以通过不同的制度设计。在西方，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每个国家都号称民主国家，但在具体体制上都不一样，我们可以说，德国比英国更民主一些。【2011注：让布莱尔第三次任首相的那次大选，工党只得到33%左右的普选票，但反应在下院里，工党占了半数以上的议席。英国的议员选举实行的是赢家通吃的办法，在理论上，一个党可以靠34%甚至更低的普选票，拿到议会里100%的席位。一个英国人和我聊天的时候抱怨过，他们的首相就是个独裁者，那么可怜的民意支持，却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民意约束。他还指着麦当劳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象征，这就有点幽默了。德国的选举是按普选票的比例来分配议席的，所以德国总是出现联合政府。】西方式民主经过漫长的演变的过程的，一路走来都在设置进入门槛，现在看起来政通人和【2011年注：世道变化快，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没有金融危机呢，现在，西方社会连表面上的政通人和都失去了。】的样子，只要年满18周岁男女都可以投票，但这仅仅是半个世纪以前才实现的。在漫长的两三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普选权跟身份、教育程度、财富的拥有量、性别、人种这些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才一个甲子而已，毛泽东时代持续了还不到30年。
中国要实现民主，但必须要探索自己的道路。毛泽东主义的民主、文革式的大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他也不能说不设置任何门槛，他设置的门槛是把一些以前的身份高的、教育程度高的、有财富的，笼统的说是反动派，把这些人排除在外，而把民主开放给他们那些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民主权利的人。毛主义民主是要把一个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要把底层人抬上来当家作主。从这个角度来讲，毛泽东民主不民主？他当然是民主了！他要让最普通的草根的人来当家作主。一个师弟跟我讨论说，文革不行，文革是傻子的民主。那我问你，傻子是不是人，是不是人民？傻子当家作主叫不叫民主？当然也叫民主了，你凭什么说傻子当家作主就不叫民主了？当然了，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结果，其实恰恰是验证了柏拉图等人对民主结果的预判，王绍光的文章里有很好的介绍，他说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是反民主的。因为他们觉得强调公民平等，无异于摧毁人类的优秀品质。社会中确实有一批精英分子，我们承认他们和普通人之间确实有差别，这些人高高在上，他们引领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如果下边的人上来的话必然要压制这些人，会对文化水准造成伤害，摧毁人类的优秀品质，所以民主必然是一种腐败的制度。亚里士多德就说民主制度可能导致穷人干坏事，不尊重财产权，发动骚乱。文化大革命可以说验证了他们两千多年前的预测，给了一个机会验证亚里士多德是多么的英明，柏拉图是多么的伟大。但那是民主的负面后果，而不是专制。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民主，这是铁一般的逻辑，最无耻的事情莫过于，一边高唱民主的赞歌，一边咒骂“愚民”、“庸众”，诅咒文革。
说一句题外话，很多人谈论毛泽东和华盛顿的对比，说人家华盛顿干了两届总统就不干了，树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云云。这完全抛开了当时的实际历史条件，华盛顿建立的不是一个工农的政权，他不是领导印第安人闹革命，也不是领导黑奴闹革命，所谓北美13个殖民地独立其实是流氓集团内部矛盾，派出机构做大了，另立山头。华盛顿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奴隶主加大庄园主，他下台了接替他的是另外一个大资本家，另外一个大庄园主。华盛顿归隐田园，但政权的本质不会发生改变，这个政权对他所属阶级的保护也不会发生改变。可是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带领一帮穷光蛋、泥腿子闹革命，政权立足未稳，巩固的道路还漫长着呢，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政权不就变质了吗？毛泽东跟华盛顿没什么可比性。
要讲破除民主迷信，区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的不同。民主是普世的，但“自由民主”是有边界的。2006年，我在德国采访过洪堡大学的温克勒教授，《大国崛起》也采访过他。我对他的采访和他的一篇小文章，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他那篇文章在论证欧盟东扩的边界，他认为，欧盟的边界就是由民主的边界，就是西方的边界。他就讲，现在这种三权分立式的民主不是普世的，是建立在西方独特的历史和传统基础上形成的。西方在历史上经历一个神权和君权分立的过程，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慢慢发生了行政权内部的司法、行政、立法这种独立，如果没有那个历史背景作为铺垫，那么这种现代的自由民主是扎不下根来的。他从这一点上谈民主是有边界的。中国的历史没有西方那种神权君权分立的基础，所以西方的民主形式是否适用于中国？按温克勒的说法是，肯定不行。无数的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亚洲非洲的好多国家都引进了民主制度，但结果很糟糕，肯尼亚前两天搞自由民主的选举，搞了一个全国普选，结果出现了种族仇杀，死了好几百人。菲律宾的阿罗约跟克林顿是同学，菲律宾还是美国的老牌殖民地，政治制度简直就是照搬的，但菲律宾怎么样了呢，还不是只有菲佣名闻世界。我不但不反民主，我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毛派都是民主主义者。中国人必须要走自己的路，用崔之元的话就是要破除制度拜物教。我们要搞民主，但是不一定要搞那种形式的民主。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把他等同起来是有问题的。
今天看，毛泽东的民主探索失败了，但是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资源和理论的资源。如果我们要往前走的话，需要从毛泽东那个地方汲取营养和借鉴。【2011注：重庆模式出现了，印证了这个判断。重庆模式只是稍稍汲取了一点毛泽东道路的精神，并不是真正的毛泽东道路，但重庆人民已经很满意了，我是重庆人，我也会感到满意。如孔庆东所说，薄熙来是不是个好书记，要比较，把30多个书记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也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另一个复杂的概念，所以加了一个引号，因为我们并不想转而去讨论民粹主义。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担这个名字也不算冤枉，因为他是那么彻底地坚持受压迫者的立场，那么坚决地跟小水牛站在一起，那么热忱地带领“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翻身得解放，毛泽东这样的人，真是亘古未有。他不但跟他们站在一起，还美化他们，神化他们，随便回顾一下毛主席语录：
“人民是我们的活菩萨，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会不断的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国的人民大众。”这就是在神化老百姓嘛；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在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群众的眼界是雪亮的。”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的吗？未必，可能多数时候是模糊的，但毛泽东不管这套，他就说是雪亮的；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他这种理论，这种话一抓一大把。他是在撒谎吗？卑鄙者会说他撒谎，但一个人一辈子坚持不懈地撒这种歌颂人民的谎，那么我喜欢这种谎话，我崇拜这个撒谎的人！
我的理解，毛泽东是真诚，他是真的这么想，他是一个彻底的叛逆者。他太叛逆了，他对一切形式的压迫抱有警惕并主张进行反抗。
还有一种说法，毛泽东最后把自己当成神了。这是瞎说，毛泽东没把自己当神，而且他清楚地知道，他不是神，他的力量有限，所以才要求住于他心中真正的神——人民大众。什么叫神？《创世记》说，“神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这才叫神。党中央一直说，党有能力清除腐败。他说有就有，这才是把自己当神了。毛泽东如果把自己当神了，就不用发动群众啦，他会说，我们现在党内有官僚主义作风，然后说我们有能力改正问题，然后就完了。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当神，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知道自己只是个“死了的活祖宗”，虽然没有人敢跟他公开对着干，但是也没有人真正听他的，所以才要把老百姓鼓动起来，让老百姓监督官僚。在这个意义上，他真是把老百姓当神了。社科院研究员纪坡民是纪登奎的儿子，他对此有个认识。纪登奎当年认识毛泽东的时候，在河南当一个地委书记，毛泽东很喜欢纪登奎，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思想有魄力，政治意识、觉悟也好，脑子也聪明，所以他跟纪登奎关系还不错，见着别人的时候，跟别人面前说这是我的老朋友纪登奎。但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纪登奎也被老百姓批斗，受了不少罪。可毛泽东不保纪登奎，他一个都不保。纪坡民认为，毛泽东的理念是，如果你是一个共产党的好干部，你要敢于面对群众，你要到群众运动中去经过一番洗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会冤枉你，如果你是一个好干部，老百姓最终会原谅你，你要下去扑腾扑腾，游游泳，你如果能活着上来，就证明你是好样的，你要是淹死了，不好意思，那活该。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老百姓当成水，他但把共产党视为水里养的鱼，还把这些官僚当成衣服，衣服脏了要扔到水里洗一洗。
容我再罗嗦一遍，他把老百姓当成了上帝，而不是把自己当上帝看。
民主是一种组织方式，要通过组织才能达到，一个人离群索居就不需要什么民主了。任何组织都要有领袖，领袖有领袖的作用，承认领袖的作用和民主原则没有任何的矛盾。斯诺在1937年观察毛泽东，他说：
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身上无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毛主义的民主是通过什么样机制实现的呢？答案是群众路线。费正清对群众路线的概括是，“党的干部要走到人民当中去，去发现他们的苦处不满和需要，然后由党提出解决方案，按照符合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原则，向他们做出说明”。用毛泽东的话说，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人民群众的学生，再做人民群众的先生”。
毛泽东是一个真正尊重人民大众的创造性和自发性的领导人，他一直强调共产党员只能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不能起强制的压迫的推动作用。他相信人民是可以唤起来的，人民也是可以引导的。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他就讲：
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这也是他终其一生的理念，和指导实践的原则。包括后来的很多制度创新，比如说大字报、人民公社都不是毛泽东发明的，都是民间自发的一些做法，有人贴个大字报，他发现这个方法不错，他也贴，于是大家跟着都贴。有人搞了个人民公社，他肯定了一下，说人民公社好，结果第二天上了《人民日报》了，他也是看报纸的时候才知道记者把他的话拿到报纸上去了。
不像虚伪的“自由民主”那样仅仅停留在投票的形式上，毛主义的民主是全方位多领域彻底的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技术民主等等方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军事民主讲官兵平等，共产党的军队有战斗力跟这个是有深刻的关系的。我的朋友郭松民当过飞行员，驾着米格飞机满天飞，我特羡慕他的这个经历。他当兵的时候，军队里还留存了官兵平等的气息，他讲，他们搞飞行训练，如果天气发生变化，新飞行员返航很危险，就需要有飞行经验的人去把他接回来。谁去接？是团长，团长亲自驾着飞机领航。还有一次，一个战士驾驶飞机出去，再也没有回来，可能是在海上出了事故。新兵觉得很害怕，于是指导员搬着铺盖卷睡到那个战士的床上，跟其他战士一起吃住了一段时间。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心里就踏实了。
经济民主对心向自由民主的人士们简直就是难以理喻了，企业里老板说了算，上级下级等级森严，怎么能搞民主呢，产权最大嘛，比人权大多了。但毛泽东时代，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也是要民主的，每个人都要有发言权，人权最大。经济民主的最集中体现是马宾在鞍钢搞出来的“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相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这种管理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是最好的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开放后，首先被摧毁的就是“鞍钢宪法”确定的管理方针，搞承包制、厂长负责制，把工人的积极性搞垮，于是生产就没了效率，然后以没有效率为由化公为私，起个名叫“冰棍理论”。【2011注：周其仁曾经惊诧于崔之元对“鞍钢宪法”的推崇，觉得崔之元出过国见过世面，竟然找不到比“鞍钢宪法”更好的管理模式，太不可思议了。幸亏崔之元是留洋的，否则一定会被周经济学家直接以没见过世面否定了。这背后是一个很奇怪的预设：最好的东西不可能出现在中国。这个心态的根源是软骨症。】
技术领域也要讲民主。老田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做了几百个人的访谈，对象是毛泽东时代参加过科技攻关项目的老一代科技工。他要回答的问题是，在那个时候那么差的条件下，为什么能搞出那么多大项目，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而且都是一次成功。那么庞大的工程，如果有一个螺丝拧错了，就可能导致火箭发散的失败。但那个年代为什么没出现失败呢？通过研究，老田认为，是技术民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时候的氛围是，大家坐在一起要讨论问题，钱学森那个级别的科学家和领头人跟任何一个工人是完全平等的，大家可以一样拍桌子叫板，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就是在民主氛围的争论当中，把每一个细节都讨论到了，避免了任何的失误。否则，钱学森再厉害，也不能做到把每个螺丝都检查一遍。【2011注：中国科技界能拿得出手的科技成果，都是毛泽东时代出来的。中国人这么多年魂牵梦萦诺贝尔奖，终于屠呦呦拿到了一个含金量上最接近的，结果呢，媒体低调得很。为何？因为青蒿素是毛泽东时代的科技成果，要是宣传多了，不等于更毛泽东时代唱赞歌了么？】
从制度设计上讲，毛主义的民主是最完美的，最贴近作为普世的民主理念。可惜的是，美好的东西都脆弱。其脆弱性就在于“人民当家作主”和“为民作主”只是一念之间的事。到底是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去、总结人民群众的需求、提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还是为民做主、压制人民，二者一线之隔而已。群众路线是毛主义民主的实现方式，群众路线的质量决定了毛主义民主的质量，这就要求共产党的干部必须政治上过硬，在这一点上有所动摇的话，这个完美的民主制度设计很容易就蜕变为压制性的体制。
西方式的民主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发展，最初享受民主权利的人都是聪明人、有钱人。有了钱才能受教育，受教育以后才能发展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表达能力。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什么样的动荡，底层人民经受了怎样的压迫和剥削，不必多重复。中国人民学习的机会被剥夺了，所以整体上看文化程度不高，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参与政治的能力都不足，陷入一种“哲学上的贫困”。如果我们觉得西方的渐进式民主发展是一个对的过程，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要重新走一遍西方的道路，比如说今天有一百万人有了享受民主权利的资格，那就一百万人先搞民主，让一百万人给全国人民作主，然后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可是这将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而且放在国际形势下来看的话，这个路也是走不通的，帝国主义是不会让你这么走的。那就只能走点捷径，毛泽东不会忍受剥削和压迫再持续几百年的。
老福特说过，在汽车发明之前，如果搞消费者调查，消费者会异口同声地说，要一辆更快的马车。1949年，如果搞公投的话，说不定中国老百姓的投票结果会是要是一个好皇上。他们哪知道什么叫民主，何曾奢望过要当家作主呢，官不要太贪就可以了。那么，毛泽东建立一个民主体制，本身算不算“为民做主”？应该算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谈到农民的时候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只能被代表”。最近些年国内学界红红火火地搞底层研究，一个基本理论主张也是说，底层不能自我表述，而只能被表述。被表述，谁来去表述他们呢？当然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共产党的干部。但质疑很容易地就接连而来，你凭什么代表老百姓？你怎么知道你对老百姓诉求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样的道理讲下去，就会导致虚无，谁也代表不了谁也不去代表，中国老百姓怎么办？他就要默默忍受这个社会的不公正吗？当然不行，反正毛泽东肯定认为不行，他明确地做了选择。但为了不让“人民当家作主”滑向“为民做主”，就只能一次次地搞政治运动，维持群众路线的纯洁性。
政治运动之所以发动得起来，主要依赖毛泽东个人的威望。这也是毛主义民主体制脆弱性的一个原因，也给了反对者们攻击毛泽东本人和毛主义民主体制的方便借口。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并非什么难理解的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自几个方面。第一是长时间的自然积累，好多共产党的老干部慢慢形成了一个观念，就是毛主席不会错。这个东西是不是迷信？好像也是，但它是通过实践得出来的。晚辈问邓小平长征时候的事，他的回答很简单，三个字，跟着走。跟谁走？跟着毛泽东走。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一次一次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毛泽东的战略眼光是其他人远远不及的，跟着毛泽东走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否则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2011注：请参考黄克诚在1980年代的一个讲话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f84920102du14.html。】第二，国共战争时期，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形象，突出他，这么做是为了对抗蒋介石。国民党讲“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把蒋介石推的很高，共产党要跟他对抗的话，需要一个领袖性的人物跟他进行对抗。第三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比较疯狂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阶段。个人崇拜中有很大程度是有意识塑造的，其中有林彪通过制造毛主席崇拜在党内斗争中争取话语权的成分，也有毛泽东借势利用这个趋势的成分。毛泽东很清除，他是一种政治资源，老百姓要想对抗官僚，只能拿毛主席说事，除此之外他没别的资源可以动用，也就是毛泽东自嘲的，他是钟馗，老百姓拿他打鬼而已。
斯塔尔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中指出：
我认为，即便这种过激行为达到顶峰时，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有某种微妙而又十分有意义的差别的，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斯大林的崇拜直接体现为对他个人的崇拜，而对毛泽东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是对他思想的崇拜。因而是毛泽东的思想，而不是他的个人魅力，创造了对他的崇拜，“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无处不有的被人们当成法宝的“红宝书”就是证据。
我不觉得斯塔尔是毛派，所以他的观察是客观的，这个区分也非常有价值。对毛泽东的崇拜不能简单称为个人崇拜，因为大家崇拜的是他的思想。
再回应一个经常被人拿来说事的问题。有人说，文革不是真民主，不是说谁都可以反吗，那为什么不可以反毛泽东？这里有一个悖论，毛泽东是共产党和官僚集团的首脑不假，但他更是人民大众的领袖。具体到毛泽东和官僚集团的关系，也应该看到他在这个体系的内部是拥有相对超脱的地位的。国民党内，蒋委员长是中央系或者说黄埔系的领袖，同时还有别的派系，李宗仁、冯玉祥这些人，不大听蒋委员长的。今天的共产党呢，也有这个帮那个派，总书记不过是一个派的领袖。毛泽东不同，他是凌驾于官僚集团内部派系集团之上的，他有最后的仲裁权。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在他看来，共产党是实现大同社会的工具，所以未来是要消亡的，他向往的境界是“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绝不能接受共产党成为一个有特殊利益的集团。一旦出现这个倾向，他就要改造自己一手创建的官僚机构，让人民大众起来去造反。提为什么毛泽东不能反的问题的人，真是只看到了毛泽东作为管理体系首脑的那一面，而忽视了更重要的问题，文革是他带着老百姓，用水清洗官僚阶层的过程。老百姓为什么要反自己的领袖呢？你反自己的领袖相当于反自己啊。毛泽东带着一群穷光蛋去跟官僚斗争，我就是穷光蛋本人，我要反毛主席，我岂不是神经病了？当然，当年也是有这种神经病的，就是那些“保皇派”红卫兵。“保皇派”其实是保官僚，后来又被官僚耍了，看到历史到今天的演变，他们也该醒悟了吧。
第七部分：理解文化大革命
理解毛泽东，最本质的问题是理解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中最灿烂的篇章，是毛泽东超越其他一切伟人而成为“伟人中的伟人”的唯一原因。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毛泽东晚年犯下的错误，而且是他光辉的一生中最光辉的一笔。直白地说，凡号称崇拜毛泽东而理念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假毛派。【2011注：比如那些个号称毛泽东的粉丝的企业家们，他们只学毛泽东的术，对毛泽东的道避之不及；他们用毛泽东的动员方式来鼓动雇员卖命干活，却掌握着全部的剩余索取权。这是最大的不道德。】
文革的本质是什么？文革是“平民与权贵的一场博弈”，是普罗大众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挣脱精英的愚弄但最后归于失败的一个悲壮历程。一位朋友曾说，今天老百姓受资本的愚弄，过去受精英的愚弄。我认为，这不是个全面的认识，文革是一群暴民也好、傻子也好、草民也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企图挣脱精英集团、官僚集团的愚弄和压迫，为建立一个大同之世所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对抗新的压迫集团，就是性质发生了异化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另外一方面目的是兑现人民大众的宪法权力，比如说结社权、言论自由权。至少在文革中的某一个历史阶段，老百姓是可以自由结社的，可以搞这个派那个派的，可以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大字报是被自由派人士所看不起的，我为此曾跟一位此类朋友讨论：即便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你要捍卫我说话的权利，你认同这个理念吗？他说他认同。我说，那你为什么认为只有知识分子写书发表文章才叫言论自由呢，我没什么文化，写个大字报，可能文采不好逻辑混乱，但凭什么就不是言论自由了，大字报是不是老百姓的言论自由？他说不谈了不谈了。这个问题他可能回答不了，也可能不愿面对，总之，所谓自由派人士一向采取这种暧昧的态度来阐释与文革有关的一切事情。我们必须主张，大字报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实现形式，大民主也是民主，而且是更纯正的民主。网络时代的到来，重新唤起了大字报的精神，我们在网络上可以随便贴帖子开博客，这就相当于大字报啊。决策如果仅依靠官僚集团的信息系统的话，那一定是很片面的。我们已经看到，网络上的民愤沸腾促成了很多事情的变化，连温家宝都说常去网上看，要看网民怎么说。总理通过互联网看的不就是看大字报吗？刘涌案的改判就是在老百姓群情激愤的压力下发生的。如果没有网络大字报，上面很可能根本不知道相关情况，官僚系统会把社会控制住，让民愤没有机会释放。有人开玩笑说，毛泽东是多么的超前，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在没有办法通过网络灌水的时候，找到了让老百姓写大字报的方式来表达意见，这就促成了决策过程的民主和政治博弈的平衡。【2011注：那时候还没有微博，世界变化真是快。】
毛泽东对共产党自身或者说官僚集团的判断，跟他对知识分子的判断类似，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他本来没有认为官僚集团在蜕化为新的剥削阶级，而是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通过教育和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了，他只是强调，干部不要老摆官架子，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等。直到1956年的时候，他还在强调我们不能像斯大林那样老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搞多了会影响建设。
官僚主义作风发展最严重的时期，是大跃进告一段落和文革之前，即从1960年到1964、1965年这段时间。那个时期毛泽东已经退二线了。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说毛泽东是为大跃进的失败负责，才不得不引咎退到幕后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就决定要退到二线了。当时有规定，只有一些重大的决策，刘少奇他们觉得定不了的，才需要去找毛泽东。涉及到宣传的政策方针必须要拿给毛泽东看，其他一些具体事儿他是不过问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定下来要正式退二线，下一届国家主席不当了，这是党内的决定，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有步骤的安排。还有人会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检讨，说明他在党内外的威望下跌了。这也是不对的，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反击的开始，是他第一次清晰地对官僚集团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官僚集团在变成修正主义，要重走资本主义路线。前面谈经济发展战略和取向的时候，我们提到刘少奇曾经把大企业都收到中央来了，就是发生在1961年。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那个时期，完全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建党，不讲民主光讲集中，光发展城市不发展农村，光注重干部的利益不注重群众的利益。那几年毛泽东退到幕后，整天在读书，对党内和政府内部的具体事务一不发言二不插手。他在幕后观察到这个倾向，才又走到前台。
这是两种路线的斗争，而不是简单的人事斗争、权力斗争。我简单的概括了一下，有几种矛盾凸显出来：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坐天下；是独立自主还是走依附型路线；是自下而上依靠人民，鼓励人民的这种创造性、自发性，还是自上而下压制人民。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代表的两种发展取向的对决。例如，毛泽东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鼓励老百姓造反，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是这样的，他们一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派钦差的方式。比如四清运动的目标是发动农民起来监督干部，但刘少奇的办法就是派工作组下去，派工作组下去就是钦差嘛，先找老百姓谈，老百姓一诉苦说这个生产队有问题，工作组就收拾生产队队长。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之后，中央发出号召是要老百姓要起来造反的，结果刘少奇等人却力图把文革演变成另外一次反右，还是派工作组下去，一共派了400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25个人，加起来就是一万人。一万人出去干吗呢？镇压老百姓，比如有大学生写大字报揭露校长有官僚主义作风，好，工作组来了就给写大字报的学生定性为反革命。因为你反了当官了，你反了党员，所以你是反党，是反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控诉“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的历史背景。毛泽东和刘少奇各自坚持的是两种不同工作方法，两种不同思路，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种道路的斗争，不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的理想是建设一个新中国，彻底的建设一个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全新的社会。在西柏坡要进北京的时候，他说，“再过几十年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共产党打下了中国，夺取了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他是客气客气，但毛泽东是当真的，可是他手下的那些人，所谓“跟着走”的那些人，未必也像他一样当真，觉悟上差了一点。他们没有那么坚定和彻底的革命理念，很大程度上还秉承着农民起义的思维，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到革命公司投资入股，毛泽东带头搞革命，他入个股，打完天下毛泽东当皇上，我要个官当。很多人是带着这样一种思想加入革命队伍的，革命成功以后还坚持这种思维，国家稳定了，这种思维也就跟着放大了，坐天下的范儿就出来了。毛泽东尝试要从文化改造入手解决这个问题，他批判《武训传》，批评传统文化，就是为了要改造这种旧的思维，不能打倒了压迫者，却在文化思想上成为压迫者的奴隶，自己也蜕变成压迫者。毛泽东希望共产党在打倒压迫者之后不当压迫者，这其实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人，改造文化。问题在于，毛泽东走得太远了，回头一看所有人都跟不上，他就很着急，可他也没有办法。在那几年里面，他说过很多，但效果不好，表面上他的权威是不可撼动的，所有人都在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油盐不进。这与今天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十七大开完了，精神层层传达，领导干部表面上都表态要好好学习，但不代表他心认同了执政为民的理念，真的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民生上。精神不进到他脑子里去，传达和学习就只是个程序性的工作，喊完口号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在在大跃进之后到文革之前，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各级各地的领导干部，口头上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际上一天天在变得像官老爷。用毛泽东的话讲，他就像一个死了的活祖宗，牌位还在，没人敢公开对抗，可是他说的话没有人真的听。
所以1966年文革高潮期间，毛泽东在过生日的那天讲了一段话：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各位，请认真读一下毛泽东的这段充满感情的话。很多人一边高调提倡不要从动机上对他人进行质疑，一边恶毒地揣测毛泽东的动机。毛泽东发动文革阻击旧秩序复辟，他们说毛泽东就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力，自我神化；毛泽东为了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亲儿子，他们说毛泽东是想搞家天下，让毛岸英去攒点履历好接班。那我们就谈谈动机吧，毛泽东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他就是如此的高尚，高尚到另人不可想象的地步。即便有人说毛泽东是在撒谎，在演戏，那么一个人终其一生撒这样的谎，我也愿意当真话听。
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博弈斗争。有一个重点要提示一下，很多人说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变成了毛泽东的一个罪名，毛泽东在这点上是冤枉的。毛泽东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是挑动群众斗官僚集团，转移矛盾、调动群众斗群众的是官僚自身。官僚集团为了自保，会想出各种办法扭转斗争的方向，当群众运动的矛头指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蛊惑了另外一批群众，去抵挡斗他们的群众，发展到极端就是两派红卫兵之间的武斗。是毛泽东一直在呼吁，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益上的冲突，不要内讧。关于这个复杂的过程，老田做了大量的卓越的研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找他的文章看。
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时候就结束了，所谓“十年浩劫”是为了对毛泽东进行污名化而派发的另一顶帽子。最后是毛泽东做了妥协，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有点天下大乱，又发生了武斗，军队也卷进来了，整个国家的基本秩序出现了问题，他只好退让了。毛泽东相信，官僚集团刚刚被老百姓斗过一次，经过了一段群众运动的洗礼，其官僚作风会收敛一点。毛泽东的设计是，文革要七八年搞一次，慢慢来，不必一步到位。【2011注：文革的激烈程度取决于人民对官僚的积怨有多深。在一次群众运动后，官僚主义必定会受到遏制，官僚在群众运动随时可能重来的压力下，会克制自己的行为，如此，在人民中产生的不满程度会降低。如果有下一次文革发生，冲突的烈度必定会有所下降。按照毛泽东对文革的设计，群众运动引发的社会动荡程度将像趋于轻微，最后趋近于零。这就是所谓的“从大乱到大治”。大治是靠群众的制衡得来的，仍然是“用战争消灭战争”的逻辑。后来，邓小平宣布永远不搞政治运动，在失去了制约之后，官僚集团就毫无顾忌地走上堕落的不归路了。】
文革的后果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否认，文革导致了社会动荡和混乱。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也没有人企图掩盖这个。但正是在文革结束后，也就是九大后，毛泽东在民主制度设计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搞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就是说官员不是职业化的，是随机产生的，谁都可以当官，当官不是靠选举，而是靠是抽签，是那种最本质意义上的民主。谁抽到签谁当官，而且当官不是一个特权，这才叫真民主。文革结束后出现了工人副总理，出现了农民副总理。大家都知道陈永贵，可是197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选出了12位副总理，其中有些人不那么著名，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从一本杂志上读到，原来还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副总理叫孙健，这个人是天津的，1975年经正当程序成为副总理，1978年没有任何说法被免去职务。孙健1997年去世了，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当“经营经理”。陈永贵虽然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职位变动待遇不变，比如说陈永贵还在原村里领工分，就是工资待遇不跟着走。这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尝试，毛泽东企图切断当官跟发财之间的关系。陈永贵的工作方式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回村参加劳动，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做调研。有人说，农业也不是农民管得了的，这是乱搞。的确，这是个问题，管农业跟种地不是一回事，可是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一想，不识字的人可以当老板，他雇佣的人识字就行了，老板的工作是做决策。同理，农民当副总理也没什么问题，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懂技术性问题就可以了，他需要的是懂农民，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更符合农民的利益
文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的，但决没有让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文革期间一直讲抓革命促生产，从来没有把生产撂下来，要求的是工人在八小时工作之外才参加革命。还要看到那个时候的成就，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两弹一星等重要的科技成果都是文革前后产生的，卫生下乡、教育下乡等一系列举措更是让农村的公共事业有了极大的改善。
【2011注：文革的历史很复杂，研究也远远不够，我个人对这段历史的掌握是有限的。这里要补充的是一个分析文革和毛主义的理论视角，是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在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一书中提出的。我阅读过该书的部分章节，目前手边没有原书，只能靠记忆，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进行复述。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出版于1968年，文革尚在如火如荼中，考虑到在研究中所需资料的欠缺，更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深刻的洞察力。
一个社会是不是民主的，即是不是由人民来统治，最终反映在政权（State，一般对应为国家，但不确切也容易引起误解，还会出现‘中央国家’和‘地方国家’这种看起来就很怪的词）与社会（Society）的关系上，即政权是压制社会的还是被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的。
关于政权和社会的关系，有自由主义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自由主义从丛林状态或无知之幕的假设出发，认为人们为了摆脱“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状态，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组成政权，所以政权的目的仅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不受侵害，是服务于社会的。但自由主义的解释有至少两个问题，一，这种解释是非历史的也是非政治的，人类历史的演进不是这样的；二，这仅仅是一种应然的假设，可以用来批评现实，但没有能力指导现实。自由主义者们从逻辑起点（即对原初状态的假设）出发后，很快就忘了这仅仅是个假设，混淆了批评现实的功用和指导现实的功能，甚至将这种解释当作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概括。比如，“民有、民治、民享”到底是描述一个理想的政权的愿景，还是对美国现实的描述？很多时候就分不清楚了，用乱了。我个人基本已经抛弃了自由主义，我不认为它具备任何阐释现实和指导现实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对政权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则即是历史的也是政治的，对人类学成果的大量借鉴就是一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获得了优势地位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且，政权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疏离（Alienation,指原本自然地同属一体的事物发生疏离的现象，一般翻译为异化，容易引起误读），而且是不可逆的，即便通过民主形式产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也终将如此，蜕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压迫力量。毛主义对政权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承袭了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寻找到破解政权与社会持续疏离（异化）的方法，即防止政权蜕化为社会的压迫力量、破坏力量，实现真正的民主，实现社会对政权的控制。
毛泽东的解决方案是，让党成为理顺政权和社会关系的工具：通过革命的工具（共产党）实现对政权的捕获（State Capture），将政权掌握在党的手中，与此同时，让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扎根于社会当中,代表社会的利益。即，代表社会利益的党行使对政权的控制权，政权就被置于社会之下，不会成为一股异化了的恶势力。这是一个理论上完美的设计，毛泽东将共产党视为实现民主的工具，当作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摆渡人，所以共产党不能有任何的私利，而且是要消亡的。共产党应该起的作用生动地体现在他的诗句中：“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这个理论上完美设计有一个最脆弱的地方，就是群众路线。党控制了政权，不会有主观意愿放松，但党有摆脱群众路线的冲动。一旦党脱离了群众，不再代表群众的利益，毛主义的政治制度就彻底变质，党成了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对政权的掌握压迫社会，结果就变成一个最糟糕的体制。从1950年代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发展的趋势，他放狠话，说共产党有可能法西斯，到时候还需要人民起来打到他。美好的东西都脆弱，正如武林高手都有自己的命门，毛主义的脆弱之处就在于难以持久保持群众路线的纯洁性，群众路线就是毛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共产党背离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原因。他把党作为文革的首要对象，让群众起来如洪水一般将党淹没，力图以此做到让党不脱离群众，维护政治体制的完整，捍卫民主。
这是我对舒尔曼阐释文革的理论框架的粗浅复述，我个人深深叹服于舒尔曼的洞察力和理论解释的能力。在舒尔曼的观察出版快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简单地把文革描述为毛泽东的权欲熏心，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他们的浅薄无知和道德情操方面的下作是多么的可笑。
顺便说一下邓小平。左派讥笑他不读书不看报，什么都不懂。可能不是这样，邓小平是个高手，做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看似浅薄，可他准确地看到了毛主义最脆弱的地方，以“永远不搞群众运动”一举摧毁了毛泽东建立的体制。其他的浅薄之论可能只是障眼法吧。】
第八部分：毛主义失败的根源及其负面影响
毛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奋进的精神，将永存；但毛主义的实践失败了。失败的标志是1976年的那场变故，也就是所谓的“粉碎四人帮”。当时，毛泽东尸骨未寒，他的失败就更显得凄凉了。
探究毛主义失败的根源，我想还是那句话，美好的东西都脆弱。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大众政治固有的顽疾是群众运动总是会过头，这从网上那些骂人的帖子就能反映出来。当大多数人都捧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未必那么好；当大多数人都在骂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也没有那么坏。我在读勒庞写的《乌合之众》的时候，真是看得心惊肉跳，大众政治里有它固有的负面的东西。
其次，在大众政治里面，任何严肃的东西都会被解构，严肃的意义会被消解。比如说孔庆东在一次演讲里面提到这样一个掌故，有一段时间，人们在说话之前要先讲一句毛主席语录。在一个连队，司务长年终总结的时候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嗨，又亏了。然后大家就不干了，你这不是胡闹嘛，毛主席什么时候教导我们这句话？他说真教导过啊，翻开书看看，毛选第一卷第六页，也是毛选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谈到中产阶级的时候，毛泽东写到，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嗨，又亏了。这是毛主席语录吗，说不是也不对，说是吧也不对，就只好当笑话讲了。在毛泽东自己的写作中也提到过类似的例子，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写到，“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小孩打架跟帝国主义有啥关系呢，但现实中严肃的政治话题就是会这样乱用，被消解掉其严肃的意义。当然，毛泽东在叙述的时候是带着赞赏的口吻的，在他看来这种现象是属于“好得很”的。
再次，大众事实上并没有毛泽东认为的那么纯洁，他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群众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孔庆东说，在对人性的观察上，鲁迅就比毛泽东看的更深刻，所以也就更悲观，让鲁迅来设想革命胜利后的情形，华老拴、华小拴、阿Q这种人当领导干部，祥林嫂也弄个妇女主任当一当，这样一群人当干部，来管理这个社会，会不会是美好的呢？非常可能并不美好。鲁迅想到了这一点，可能也就泄气了，所以他强调要改造国民性。毛泽东是否想到这一点呢？肯定想得到，但他不泄气，他是叛逆到底的，看到悲观还继续保持乐观，这才是真正的“反抗绝望”。
最后，人民大众在政治上不觉悟，政治敏感度低。还要参照老田的概念，毛泽东建立了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他把社会压得足够扁，把底层人往上抬，把上面的人往下压，表现出来的是，大家的差别没有那么大。那么对底层老百姓来讲，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受苦受难受穷，所以他觉得现在比以前好了，就很满意了。可是精英阶层，包括那些想打完天下坐天下的人，他们的期望值很高，对这样的社会就非常的不满。故而，在变革社会的这一点上，两边的动力是不一样的。那些本应该起来造反的穷人，他们是没有动力造反的，反而是那些被造反的对象，他们是有很强烈的欲望要改造这个社会，改成像今天这个社会，权贵高高在上，把老百姓踩在脚下。那个时候的大众没有实现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化，对自己的阶级利益没有清醒的认识，才会被官僚集团利用。【2011注：新华社的熊蕾前辈跟我说过，文革的时候她上中学，当时人们都觉得毛主席疯了，哪来的走资派啊。事实已经证明，不是没有走资派，是毛主席看到了，别人没看到。】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不够严密，他是思想家，也是政治家，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也在变化，有时候让人无所适从。在毛泽东已经转变了的时候，有些人没有跟上来，就出了一批牺牲者。毛主义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跟马克思主义差别很大，但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就把马列主义放在前面，跟毛主义一起出现，所以出现了很多的混乱。最要命的是他的这个体制需要依赖他个人的权威和声望，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毛主席死了，他这个体制也没有了。斯塔尔概括得很好，“事实上毛泽东创造了一种没有政治理论家就将失去政治功能的政治理论。”
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正面的精神遗产，比如对平等强烈的诉求等，也留下了负面的精神遗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制造了全社会巨大的虚无感和失落感，为后来普遍出现的政治冷漠和玩世不恭埋下了伏笔。理想主义的情怀在1980年代还有点延续，但是八九事件彻底的把这种理想主义给扑灭了，整个社会陷入了虚无感和失落感，对政治不关心，对我们是否要探索出人类可以走的另外一条道路失去了热情，几乎彻底地放弃了民族意识，抹煞了历史，调头扑进西方的怀抱。文革时还把对人的道德要求提到过高的程度，反面的结果是，所有人在内心里都可以视规矩于无物，反正那个标准谁也达不到，那就无所谓了。【2011注：当然，这是极左，不是文革的核心本质。但极左也是文革的一部分。】直接促使社会道德崩溃的是猫论，我认为是文革为这个社会的道德崩溃埋下了伏笔。
讲了这么多对毛主义和文革的理解，但也有一些时期是我个人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解释的。比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斗争为什么那么过头，比如说像高岗事件、彭德怀事件，动辄定成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从跟上进行否定。其实高岗那个事儿，跟反党不反党没有关系，就是一个人事斗争，高岗是不服气刘少奇的，他觉得刘少奇你算老几，我资格比你更老，我能力比你更强。他觉得虽然不反不了毛主席，跟刘少奇斗斗还是没问题的。毛泽东选择了支持刘少奇，那个时候在培养刘少奇做接班人，但把高岗撤职，或者调去做个闲差就可以了，何苦定性为反党呢。大众政治会过头，党内的人事斗争、派系斗争为什么也要搞这么过头呢？我目前还解释不了。
第九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
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说明，毛泽东是个先知，是个伟大的战略预言家。历史正是沿着他所预见到的、并且曾经想竭力避免的那个方向行进的。毛泽东身后的历史表明，他当年对局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他说，XXX的确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个判断对不对？对。当年他害怕官僚集团会变成新的剥削阶级，官僚集团有没有变成新的官僚剥削阶级呢？已经变成了。如今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在绝大部分的程度上背离了毛泽东当年建党的路线……
……
毛泽东恐怕是有史以来得到赞美最多的人，也是得到咒骂最多的人，尤其是在他的身后，脏水接连泼向他。怎么来认识今天国际国内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我主要是参照罗伯特•韦尔的观点。第一，西方视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威胁，如果中国一直像今天这样坚持给美国当孙子，那么还好，西方人最怕的就是中国再拣起毛泽东那一套，重新毛化，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国际资本的力量在推动，才产出了张戎的那种书，李志绥的那种书。第二，官僚集团也害怕左翼思潮的复兴，害怕知识分子再次和工农走上联合的道路……第三，从全球反帝反资本主义的角度，毛泽东幽灵的复活意味着“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这是国内国际对毛泽东诬蔑的声音不断，不停的在制造诬蔑的根源。毛泽东思想仍然有生根的土壤，所以要彻底斩断毛泽东思想复燃的可能，把他个人妖魔化，把他的实践和理论妖魔化，把他刻画成一个连鬼都不如的人，让所有人都要抛弃，这样对某些人来讲才是安全的。
毛泽东离开我们那么多年了，我们可以重新听听他当年讲的话，再次思考到底是什么意思。改革开放改了这么多年，一直高叫着绝不能走回头路，但是已经把奴隶制都改回来了，这算不算走回头路？山西出了黑奴工事件，其实不光是山西有这个问题，在山西曝出来之前在别的地方就已经存在了。一位在云南的朋友给我讲过这样的案例，这位朋友曾经到农村做过一段时间的支教教师，有一个学生写作文，说他表哥被骗去到黑砖窑干了一年多的活，那个砖刚烧出来的时候是多么的烫，但还得背，把后背都烫坏了，后来好不容易被好心人救出来，但已经变成傻子了。这位朋友看得直乐，问学生说，你是不是看《包身工》看多了，直接抄的吧？学生说，不是抄的，这是真事。于是她就去这个学生的家里去看了，真的是那样。奴隶制现在都回来了，这个社会倒退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另一个朋友前几年跟我说过，他又看了一遍《红灯记》，觉得《红灯记》控诉的就是今天啊，那个时候控诉的东西今天又回来了。他是一个反毛的人，他也这么说。
现实是会教育人的。毛泽东时代宣扬的一些东西，当时的人们也许还无法理解，但对照今天的现实，一切都生动起来了。那个时候批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今天看，算不算对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活生生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搞市场换技术，抛弃了自主研发，结果市场让出去了，把自己的品牌也弄死了，换回来了什么了？什么都没换回来。【2011注：我们要万分感谢西方对中国航天领域的封锁，这样我们才能有完全自主的航天技术，否则航天领域也完了。】什么叫“资本主义复辟就意味着工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看看新闻，有多少“霓红灯下的哨兵”，下岗女工去做妓女，为了供孩子上学就要卖淫，收了假钱还不让孩子用，最后被掐死事情，事情才暴露出来；多少打工仔在血汗车间里遭受剥削，留下残疾或者严重的疾病；有些农民家庭，孩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当爹的就上吊了，因为供不起。这就叫“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什么叫“反动学术权威”？看看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这一批人，还不明白什么叫反动学术权威吗？时寒冰有篇文章骂得够彻底，他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能授给禽兽。茅于轼那么大年纪了，我真是佩服他，坚持不懈地胡说八道，这叫什么精神？这叫革命的大不要脸精神！
在这个新的时代下，在这个新的剥削阶级当道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是需要抗争的。他们第一需要理论资源，第二需要精神上的寄托，毛泽东就是他们的寄托，毛泽东思想就是他们的理论武器。来自香港的潘毅教授是做工人研究的，她跟我说过，在那些打工者为了斗争而写的材料里面，每一篇东西最后都要提毛泽东。这么说，就容易理解现在为什么有些人害怕毛泽东，诋毁毛泽东，千万不要让他复活，因为一旦他复活对某些人来讲就是一个灾难。【2011注：2009年夏，为了写硕士论文，我阅读了一些研究当代工人运动的英文论文，发现海外的学者做了很多的调查，表明在国企下岗的高峰时期发生的抗争，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斗争武器的，领头人基本上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他们在组织和宣传上使用的政治技巧都是造反时学来的。我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如果没有这场演习，这些工人在面对不公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抗争的可能，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所谓的“法治”话语。】
对照今天工农的状况，再想想毛主席当年对工人农民的教导。他让我们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要时刻要警惕。红卫兵发生武斗，他告诫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没有必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当年好多人都不明白，今天终于有人回过神来了，北海公园有一群退休工人唱红歌，把《敬爱的毛主席》的歌词给改了，原词是“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要对你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他们改成，“我们有多少惭愧的话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感激的歌要对您唱，您的苦心我们今天才明白，您关爱我们的心天高水长”。这些老工人终于明白了，当年毛主席为什么要让我们起来造反，为什么要让我们擦亮眼睛。
毛泽东晚年自我概括，说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把打到了老蒋，一个是发动文革，前一件支持的人多，后一件支持的人少。他还跟斯诺讲过，什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啊，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词，就是教员。他晚年集中在做的，是从精神上、理念上不断的在教导工农，要有政治意识，要做好斗争的准备。今天，有些人明白过来了，当年毛主席告诉我们的话是对的，但是已经晚了，能剥夺的差不多都被剥夺干净了。但也有些人，多数人，还不明白。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为他们提供一点理解的线索，是否能起到作用，就只有天知道了。
第十部分：结语
对毛泽东的理解首先就是立场问题、情感问题，完全不带感情色彩很困难，只有坚定地且彻底地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对世界不抱有幼稚的幻想，才能真正进入毛泽东的世界。
毛泽东是所有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人民的领袖和精神导师，只要这个世界上一天有压迫和不公正在，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就会一天活在人们的心中。
毛泽东是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敌人，只要这个世界上一天有压迫和不公正在，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就会一天受到诬蔑。
毛主义的实践失败了，未来也不可能原样重新来过，但在资源紧张、冲突不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日益深化的历史时刻，如果人类想要自我救赎，必定要回到毛泽东那里寻找灵感，毛泽东思想将在未来200年中照亮人类前进的路程。
正如毛泽东在1927年所说的，“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事，都将在他们的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面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的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此都有三项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参照这句话，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年的今天，在这个历史已经被篡改、是非被混淆、善良被蹂躏、丑恶被张扬的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批判性地重新认识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批判价值，我们是选择这样一条路，还是跟随着对毛泽东思想诬蔑的声音随声附和不求甚解，这也是每一个关心社会的青年人在今天需要做出的一个选择。
最后，引用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一段：“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的，这是官话，却是难得的正确的官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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