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民主理论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经济上的困难时期同样意味着民主的困难时期，尤其是对那些新生的脆弱的民主来说更是如此。如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之作《政治人》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个民主政权缺乏内在的合法性时，它的生存依系于不稳定的有效绩能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危机的意外发生，合法性脆弱的民主可能会得过且过一段时间，但是一旦它丧失了有效性，民主的崩溃就随之而来；就像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德国和西班牙不稳定的民主政府，在大萧条的打击之下所表现的那样。事实上，19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紊乱吞噬了很多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民主国家，尽管全球民主化的第一波回潮可以更早地追溯到1922年，由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分子的“向罗马进军”。
20世纪下半叶，经济表现与政权的存活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尤其是对民主政权来说。在分析了涵括自1950年至1990年的数据的基础上，亚当•普热沃斯基和他的同事发现，当民主政权面临收入上的下降时，其消亡的概率是它们在增长时的3倍。他们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发现经济表现的冲击力变得更为显著：当收入在3年或更多连续的年份中保持增长时，民主消亡的几率为1/135；而当收入在连续的2年内下降时，民主消亡的概率为1/13。普热沃斯基及其同事的分析，证实了超过2/3的民主失败发生之前都经历了一年或两年的收入下降。因此，“民主政权的消亡遵循一个清晰的模式：它们更可能发生于一个国家经历经济危机之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伴随着一场经济危机。”
然而，现阶段的世界历史挑战了这些模式。从各方面考虑，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然而，到目前为止，它看起来似乎对民主的生存影响甚微，原因有三：首先，在经济上受经济危机打击的重灾区绝大部分是富裕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或欧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正如普热沃斯基和他的同事所表明的，民主从来没有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崩溃，因为在经历数十年的成功运作之后，民主已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制度化。最近已获准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后共产主义的民主国家(这意味着抛弃民主将以巨大的经济成本为代价)现在似乎也得到了巩固；其次，在那些新兴的和脆弱的民主国家(包括上中等收入的东欧国家和欠发展地区)，经济动荡的影响导致了民选政府的垮台而不是民主的崩溃；第三，民主的崩溃在受全球经济衰退的打击之前即已经发生，其原因可归咎于国内治理不善，而非不利的国际环境。事实上，数量惊人的实例显示，当民主崩溃发生时，经济增长的总速却依然相当强劲。
但是，接下来的分析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在暗示经济情况与脆弱的民主政权的命运没有关联。相反，最近十年的数据表明经济情况确实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新生的低收入的民主国家。但是在治理不善，尤其是腐败和滥用权力十分猖獗，以及存在极端和强化的不平等的情况下，作为整体的经济发展可能与民主没有多大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民主的生存依赖于被统治者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认，而治理不善削弱了这种支持，致使处于危险的民主很容易就走向毁灭。调查数据和客观趋势都显示，短期内在决定新兴的脆弱的民主的命运方面，政治因素可能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因此，即使世界经济从当前的衰退中迅速恢复并充满活力，如果不提高治理质量和遏制滥用权力，那么更多的民主仍将会趋于失败。
全球的(政治)民主衰退
始于1974年的全球民主扩张的“第三波”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的持久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并在1960年代早期遭遇困境的相对较短的“第二波”不同，第三波尚未遇到具有决定性的民主崩溃“回潮”。然而，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经指出的，世界范围内存在令人担忧的民主回潮迹象。首先，全球的民主国家的数目呈现平稳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大约有120个民主国家，但是，在此之后并没有多大改善。根据自由之家的数据，在2009年初选举的民主国家有119个，而2010年初则下降为116个。自1995年以来，可以被称为选举的民主国家的百分比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约占全球所有独立国家的60%～63%左右。
其次，伴随着漫长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崩溃的发生案例一直在增加。如果我们不仅仅考虑喧嚣的民主失败——无论是军事的或行政的政变，也考虑到民主过程的增量退化最终将一个政权拖离民主选举的门槛之外，那么，根据我的计算(与自由之家非常接近)，第三波浪潮中存在的民主国家中的1/5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比普遍认同的百分比显著较高。更重要的是，这一百分比与数年前的情况相比也有显著地增加，这是因为民主失败的案例在不断增加。实际上，持续了35年的第三波浪潮中的30个民主逆转中3/5发生于过去的10年内外(自1999年10月巴基斯坦政变开始)，8个民主国家崩溃于2007～2009年的3年里(参阅表1)。当然，我还没有将其视为一次民主的回潮，但是非民主的转型数量已经开始超过走向民主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民主崩溃发生在一些幅员辽阔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如石油出口国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以及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等。
第三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根据自由之家的计算，全球的自由程度现在也处于下降之中，并且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在1995年之后的很多年中，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根据自由之家每年的测量数据)水平不断扩大，甚至选举的民主国家的数目也稳定了下来。在除了1996年和2005年外的每一年中，改善自由得分的国家数量(无论是政治权利、公民自由还是两者兼顾)通常是大幅度地领先自由下降的国家数量。然而，在2006～2008年间，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个三年，自由下降的国家数量超过了自由增进的国家数量，并且这一格局在2009年继续得到了维持。2007年，自由下降的国家数量是自由增进的国家数量的4倍左右，在2008年和2009年，自由下降的国家与自由增进的国家之间的比率为2．5∶1。
当然，第二个和第三个趋势是相关的。显然，失去民主之后自由水平也随之下降。此外，自1999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崩溃之后都成为不自由的国家，而且其中一些变得越来越不自由。最重要的是，这些民主国家都治理不善，它们在依法治理、国家行政管理和反腐斗争的有效性方面的表现远逊于其他民主国家所创造的纪录。
换句话说，我们所看到的是糟糕的治理与民主的脆弱性之间有明显的关联。相比之下，整体的经济表现似乎并不是始终如一的罪魁祸首，过去十年间，这些失败的民主国家中有很多在其崩溃前的一年或两年都保持着积极的经济增长率。事实上，有些民主国家在其民主走向失败的那一段时间里有相当好，甚至是令人惊奇的良好的经济表现，它们的年均增长率往往突破了6%。一般来说，不断滥用行政权力而导致民主消亡的国家在其民主走向崩溃时，都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这一点对于石油出口国来说，尤其如此。不断上涨的石油价格所促进的民主消亡前年一和当年的增长率，尼日利亚为10．3%和21．2%，俄罗斯为6．4%和10%，委内瑞拉为18．3%和10．5%。同一模式较弱的版本是在非石油国家中，如肯尼亚和菲律宾。但是格鲁吉亚和尼日尔在其民主失败的前一年，经济增长表现非常出色，即便在民主崩溃发生时，经济增长也只是稍逊一筹而已。
对非石油国家来说，商品的繁荣创造了额外的动机去扼杀民主，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可以肯定的是，当民主是逐渐消亡而不是毁灭于暴动时，很难指出民主崩溃的具体时间，但是其消亡的趋势仍十分显著。即使在一些发生了军事政变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和泰国，即使按人均计算，它们的经济增长也是很明显的。只有几个少数国家——2002年的尼泊尔和最近的洪都拉斯、毛里塔尼亚以及尼日利亚——在民主失败发生的那一年，按人均计算，经济增长确实终止了或徘徊于负增长状态。
过去的十年里，治理不善持续困扰失败的和正在走向失败的民主国家。在这一时期内，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目睹了民主政权的垮台或者因滥用权力而奄奄一息，在世界银行的六个治理质量的指数中，它们排名倒数第三。自1999年以来，在经历了民主回潮的18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斐济和泰国)的法治水平在中位数以上，同时仅有四个国家的腐败在中位数以上。较为典型的是肯尼亚，(与中位数相比)政治稳定为17%，政府效率为28%，法治为21%，控制腐败为18%。换句话说，世界上治理最为糟糕的国家(其中大部分是独裁政权)处于在这四个参数的底部。
总之，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那些备受困扰和彻底失败的民主国家有着某些相同的关键特征。第一，它们往往是贫困的或中等偏下的国家(俄罗斯、泰国和委内瑞拉例外)，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以美元的平价购买力计算)。第二，以世界银行的善治衡量标准来看，它们的排名都很低。可以说，当前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仍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即便它们仍然是民主国家(如玻利维亚、布隆迪、东帝汶、厄瓜多尔、海地、利比里亚、马拉维、尼加拉瓜和塞拉利昂等)，但是在面对治理腐败的问题上，它们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末位。此外，这些国家的政府公务员的素质和独立性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公共服务和政策制定与实施也不具有普遍性。第三，它们在政治上不稳定，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水平十分显著，或者对历史上的暴力记忆犹新，而难以将其置之度外。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说，它们的政府是脆弱的和可以被推翻的。第四，它们被阶级、种族或者其他界线而深深割裂(跨党派的敌意往往是这些混合的一部分，如在孟加拉国所表现出来的)，这是它们饱尝内战和高度的政治暴力之苦的一个原因。第五，它们的行政权力被严重的滥用。
行政权力的滥用是民主毁灭的关键因素，在格鲁吉亚、洪都拉斯、尼日尔、尼日利亚、菲律宾、俄罗斯这些国家是这样，在肯尼亚和巴基斯坦也是如此。伊桑•卡普斯丹和南森•康沃斯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在后过渡期或者民主脆弱的情况下，“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将在实质上增加民主生存的机会”。在当前的一些民主国家中，最危险的是怀抱宏伟政治计划的总统，他们相信他们需要集中和强化权力。对于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来说，他们的目标是沿着左翼民粹主义的路线重塑国家，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给历史上被剥夺财产的大多数国民(以及他们自己和支持者)。作为其同胞中左派人物的尼加拉瓜的奥尔加特，他的意图似乎是恢复他的桑地诺党的主导地位，以及他本人的革命权威和遗产——清理在前任总统期间即已形成的腐败问题。塞内加尔总统阿布都拉耶•韦德控制着国家机构，并将权力传给他的儿子。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在内战中最终打败了泰米尔猛虎组织，似乎下定了决心推进民族沙文主义进程，以追求僧伽罗人的主导地位，并排除任何对和解与持久和平所造成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于民主的奋斗和危机的叙述，都不是内爆的经济增长或者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的主要压力。当然，经济和社会的不公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的危机，这些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地区以及中美洲的部分地区(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但是一些脆弱的民主国家——孟加拉国、布隆迪、利比里亚、马拉维、塞拉利昂、斯里兰卡——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似乎很轻微。当然，毋庸置疑，许多其他的非洲国家看起来似乎更为自由或者不那么脆弱，包括贝宁、加纳、马里和赞比亚等。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贫穷的国家都没有很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在其他一些脆弱的低收入国家，如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尼加拉瓜和塞内加尔，经济增长陷入低于人口增长的泥潭，这意味着人均收入的减少。但是，在尼加拉瓜和塞内加尔，这可能同样削弱将不民主意图和盘托出的总统的霸权野心的增长。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繁荣的下降可能会加强左翼势力的力量，总统们的反全球主义说明了其威权民粹主义的倾向。总之，将全球经济衰退作为可能损害贫穷和中等偏低收入的民主国家的稳定的一个因素而排除在外，目前还为时尚早，但经济衰退的影响充其量可能只是次要的，它不过是强化了其他的消极趋势而已。
全球经济衰退的政治影响
不是所有发展中的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大萧条的严重冲击下都能得以幸免。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定的低迷时期。在很多较为成熟的或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国家，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来看，他们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均为负值，但是大多数国家2010年的经济预期显示了向(适度)正增长的回归。对某些国家来说，2008年底的影响足以彻底摧毁其年初至今的所有增长。很多国家从2007年的快步增长到下降的变化是急剧的，包括波罗的海国家、阿根廷、博茨瓦纳、巴西、哥伦比亚、波兰、罗马尼亚、南非、韩国、乌克兰和乌拉圭等。发展中的和新兴市场的民主国家通常都是比较贫穷的国家(例如加纳、印度尼西亚、马里和赞比亚)，因此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最小。
国家遭受了经济困难的沉重打击，这对民主的政治影响有何影响呢？到目前为止，令人吃惊的少：政府你来我往，更迭不休，但是民主却存留了下来。这两种影响——政府的不稳定性和民主的稳定性——都相当突出。在那些遭受经济衰退沉重打击，但民主愈加根深蒂固的国家中，当政者经常被选举所敲打。根据我的计算，2008年10月至2010年10月，32个国家里发生的民主选举中(准备好对权力的争夺)，在任总统或总理的政党变更已经高达一半之多(17个)。总体来看，正如我们在表2中所看到的，34个中的19个在任的政党或总统在选举中被击败或遭受挫折。在总统制国家中，现任者的困难被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所强化，如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如果将视野拓宽而将富裕的民主国家涵括在内的话，美国也是如此)。
保加利亚是选举惩罚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09年7月的议会选举中，现任总理谢尔盖•斯塔尼舍夫的社会党能够争取的选票由2005年时的34%降低至18%。通过承诺打击腐败和扭转经济低迷，索菲亚市市长博伊科•鲍里索夫赢得了近40%的多数席位。也许，第一个承诺比第二个承诺更为重要。2008年，由于未能处理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保加利亚失去了近5亿欧元的欧盟基金。这些强调了在全球经济衰退动乱的图景下，民主选举中的一个持久的话题：国家因素，特别政治因素比经济萧条更为重要。在通常情况下，经济萧条是一个严重的恶化因素，但是并不是促成选举更替的原因。
2009年，在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选举中，中间偏右的势力旗开得胜，使得蒙古和马其顿的前共产党人在总统选举中倍感不安，马其顿的执政党社会民主联盟在大选中一败涂地，只赢得了1/3的选票。这两个国家在选举当年，经济由增长而陡然陷入负增长。在摩尔多瓦，2009年共产党民调支持率的下降，部分原因是选举总统的国会中形成了僵局，但是这次轮替造成的附带品是激烈的争论和所谓的选举欺诈，其中，尽管治理不善和经济暴跌，但是共产党人还是想方设法扩大了他们的多数地位。在当时，将权力排除在外的选举可能被认为是自由和公正的。在巴拿马，大富豪卡多•马蒂内利重新夺回总统宝座，是政治右翼势力对执政党的一次完胜，执政党的支持率与2004年的峰值相比降低近10个百分点。面对急剧的经济衰退，中间偏左的执政联盟通过“努力遏制犯罪和高物价”，大量削减经济增长速度，从2008年的9．2%降低至2009的估算值1．8%。领导三党联合的马蒂内利赢得了24个百分点——是自1989年恢复民主以来的最高值。
在智利，经历了1990年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退出政治舞台之后的两个十年的政治荒芜，右翼势力重新执掌政权。2010年1月，亿万富翁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终于在对前总统弗雷的决选中获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首轮投票中皮涅拉支持率的变化，在2005年他仅赢得了首轮投票的30%，但在4年后则上升到44%。可以肯定的是，长期执政的中左联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蓬勃发展的铜收入和审慎的财政政策”，伴随着创新和有针对性的反贫困项目，“帮助政府减少贫穷，从1990年的45%到今天的13%”，与此同时，人均收入提升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达到14000美元左右。尽管法律禁止再次当选，巴切莱特总统依旧享有上层78%的支持率，并且因其称职胜任和有效的经济管理而赢得了满堂喝彩。但是，在财富的分配不均和拙劣的执政联盟选择时机上仍存在值得注意的隐患，如在经过多年的4%至6%的增长之后，2009年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5%。
并不只是右翼势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选举中获益，2009年3月，在萨尔瓦多的大选中，执政的竞技党在经历执掌政权的4个任期20年之后，因其以往的表现而降低了9个百分点的支持率，并失去了一个温和的左派总统。尽管萨尔瓦多的经济在2009年实现了收缩，前几年有着至少3%的年均增长率，同时每届连续的竞技党政府也都致力于公共物品供给的改善。但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依然严重，而减少贫困的步伐却又过于温和。此外，左翼在地方上有所收获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观察家预计，一旦超越了内部分裂并推选一个不太激进的候选人，那么左翼将会赢得总统选举。执政党2009年的失败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它是自1821年萨尔瓦多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以来，第一次民主与和平的政权交替，它将权力移交给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但是，马解阵线的胜利可能更多地应归因于长期和短期的政治因素，而不是当前的经济衰退。在墨西哥，中间偏右的国家行动党在中期的立法选举中也遭遇挫折，在下议院的席位比例从40%下降为2009年的不足30%，这与日益严重的毒品暴力问题和6．5个百分点的经济萎缩不无关系。
2009年，其他地方表现良好或受到选民欢迎的中间偏左的政府，得到了牢固的选票信任的回报。印度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很轻微，在非常能干的总理曼莫汉•辛格的领导下，这个国家实现了几年的卓越的经济增长，国大党不负众望，增加了其在议会中1/3以上的席位。在南非，那里的选民仍然明显地被种族界线所分隔，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继承了种族解放的衣钵，拥有在国会中近2/3的多数。自从苏哈托倒台以来，印尼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的稳定性和更多的平等治理，在任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在他所属的曾经的小党获得了几近三倍的立法投票的几个月之后，不费吹灰之力地于2009年7月以60%以上的得票蝉联总统。相比之下，加纳的执政党远没有这么幸运。在8年执政之后，在职者卸任下台，新爱国党在与前威权强人杰利•罗林的前执政党的对决中，遭遇了极其痛苦的惨败。经济不是这次挫折的原因：加纳仍旧享有自独立以来最为繁荣的时刻。相反，选民反抗的似乎是上升的腐败和强权的傲慢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
2010年堆积如山的选举结果表明，回顾性的投票模式仍在延续，在新兴市场民主国家中，人们认为执政党和领导人应为他们的表现负责。在一些事例中，选民惩罚表现不佳的在任者。乌克兰在灾难性的经济中蹒跚不前，2004年橙色革命中诞生的两个主要派别之间无休止的争吵，使得他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维克托•尤先科总统仅仅依靠5%的领先在竞选中连任，而他往昔的盟友尤利娅•季莫申科在与俄罗斯的前总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决选中仓皇落败。2010年4月，在为期一年(2009)超过6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中，匈牙利执政的社会党人一败涂地。2006年9月的录音带泄漏事件触发了民众长期的满腔怒火，在该录音带中，社会党总理公开承认他所代表的党为了赢得2006年4月的议会选举，而在国家的财政状况问题上“早上说谎，晚上说谎，午夜还是说谎”。同样，菲律宾的选民对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滥用权力的惩罚已经渴望多年，其滥用权力甚至包括可能篡改以前的总统选举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经济在2009年急剧下滑之后的重新繁荣显得不太重要。已故的受人尊敬的阿基诺总统之子贝尼格诺•阿基诺三世在决选中轻松取胜，这被视为民众对于不是因选票当选的阿罗约的广泛拒绝。在2010年9月，经过多年的经济管理不善和匍匐前行的独裁主义之后，委内瑞拉选民在中期的国民议会选举的表现迎头痛击了现任总统查韦斯。如果查韦斯没有粗鲁地操纵了选举规则的话，那么他的党将失去对立法机关的控制。
相比之下，由于击败了泰米尔猛虎组织和保持了适宜的经济增长，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于2010年初再度当选。在今年的晚些时候，由于可看得见的政绩，哥伦比亚的选民给予了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类似的奖励，他是高度成功和普遍受欢迎的任期有限的阿尔瓦罗•乌里韦总统的继任者。通过承诺在乌里韦的成就的基础上，刺激经济增长和挫败左翼叛乱分子，桑托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但是，反映人民的感激之情最为深厚的国家莫过于巴西。经过8年的经济蓬勃增长，贫困的显著减少以及国际威望的不断上升，选民们心悦诚服地选择了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总统指定的接班人迪尔玛•罗塞芙，而后者在此之前甚至没有自己的选举办公室。
民主问责制的复兴
在全球经济动荡的时代，我们能从这篇选举政治的评论中得到什么呢？如果在这些案例中有一个共同的思路贯穿其中的话，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复兴。选民惩罚表现不佳的现任领导和政党，不是因为他们被全球经济的逆流所拖累，就是因为他们工作不善而没有满足选民对于善治的期望，或者两者兼有。在绝大多数严重的经济衰退中，选举当年的增长率暴跌了至少7个百分点(就像保加利亚、墨西哥、蒙古、巴拿马和乌克兰所发生的那样)，执政者因此受到了惩罚。惟一对此趋势提出了挑战的执政党是重组前的摩尔多瓦共产党，它可能操纵了选举——甚至即便如此，在仅仅在三个月之后，它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人们还可以列举2009年底罗马尼亚现任总统极为勉强的再次当选为例，但是这一切发生在半总统制中，在历经上一年的议会选举之后，它的统治权也转移到不同的执政联盟手中。
数据的汇总依表2所示，我将追溯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选举分为两种结局：执政党保留权力(或增加立法的权限)或者失去权力(或遭遇中期失败)。此外，我还区分出三组不同的类别：温和的影响，选举当年与前一年相比经济增长下降(或估计下降)不足3个百分点；中度的影响(3至7个百分点的跌幅)以及严重的影响，经济增长与前一年相比下降7个百分点以上。在10个“严重的影响”国家中，7个在任者丧失了政权(如果我们将2009年4月摩尔瓦多令人质疑的投票排除在外，就变成了9个国家中的7个)。如果经济增长急剧下降，但不是彻底崩溃的话，在任者丢失政权的概率为5/8；如果经济表现良好，或至少不那么糟糕的话，在任者赢得了当时的大多数；如果在任者发生垮台，那是他们因其他的绩效不足而受到了惩罚。一般来说，民主选举在经济困难时期的如期举行，提供了一个允许选民惩罚在任者的安全阀，而同时又维护了作为整体的制度。
这似乎显示了对现存民主国家的健康多少有点乐观的看法，但是影响更深远，时间持续更长和范围更普遍的经济衰退(更不用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向世界上脆弱的民主国家索要一笔更为严重的费用。至少，不自由的民粹主义甚至极端主义的政党预期将会吸引更多的选民，即便在一些已加入欧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导向民主崩溃之路的主要障碍可能就是欧盟本身，因为欧盟的政治条件和转移支付可以缓解经济混乱和社会阵痛。在其他地方，包括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受到经济危机的蔓延，和一个时代的民主威信更深远的符号性损失的驱动，民主崩溃的步伐无疑会加快，并可能聚集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和无可否认的民主回潮——当这些发生的时候——在面对经济厄运的回头浪潮时，富裕的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正在(缓慢地)摆脱经济衰退，同时在全球性的作用下，影响较严重的国家可能将会紧随美国开始增长，现在许多新兴的市场民主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新兴民主国家正在平安渡过不是自己制造的经济风暴，但是，坏消息是他们在治理问题的影响下显得过于蹒跚踌躇，而这些治理问题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它们政治制度和规范的不足之中。从长远来看，这些民主国家需要改善的是自身国家制度的质量(包括民主制度和官僚制度)——以提高问责性和加强法治——如果他们想在面对未来经济和政治的挑战时安如磐石稳坐泰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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