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发端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国变成了一种影响力最强、影响面最广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之一，以至于此后的“任何社会运动或革命，如果不与民族主义结盟，就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故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可以被视为能在最大限度内感召和动员广大民众的一种最广泛的世俗化的“政治宗教”，这是因为它在“‘人民’中的鼓动和共振作用，只有过去的宗教能与其媲美”。正是这种发挥着意识形态招魂功能的民族主义，无论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抑或在贫穷的第三世界都曾发挥过且还在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功效。与西方资本主义一同来到世上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在这种“试图使一个共同体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表述”中，其意识形态的“招魂”功能就在于“通过一整套象征、价值和传统，使一个共同体实现自我认同……”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民族，所谓民族在通常意义上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之后的三百多年里，西方世界基于共同语言、共同血缘、共同地缘等人类族群的自然属性，先后演变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印刷“机”缘范式、族裔民族主义的种族血缘范式以及公民民族主义的领土地缘范式。这三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范式及其传播模式，对世界各国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的文化认同以及各个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都曾发挥过或正在发挥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巨大影响。
一、文化民族主义的印刷“机”缘范式
在西方，民族主义是随着西方国家为了追求“政治认同和市场一统”的需要应运而生的特殊的文化产物。中世纪的欧洲，虽然政治上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在宗教文化上却是高度统一的。当时的僧侣阶层，既控制着羊皮纸的制造和使用，又垄断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文艺复兴之后，印刷术与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机结合，终结了拉丁文垄断《圣经》书面用语的历史，采用印刷术大量生产出了不同方言版的《圣经》，使得每个家庭和个人都拥有了各自的经书，从此人们再不必经过教会就可借助手中的《圣经》直接与上帝对话。“印刷的书籍继承了中世纪教堂的角色，成为人们精神的载体”，“数以千计的书籍撕碎了统一的精神”，将其“分裂为数以千计的观点和意见”，教堂也被“撕裂为数以千计的书籍”。
在西方学者的理念中，印刷术和印刷业的商业化对于资本主义和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诞生的民族主义意义深远。随“印刷资本主义”一道出现的印刷商、出版商、发行商，使机印书籍成为大批量生产和消费的文化商品，出版业也变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拉丁语市场饱和之后，印刷商便在各国介入了不同方言印刷市场的开发。“在文法与句法所限制的范围内”，印刷商便将形形色色的口语方言组合成了数量较少的、“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紧接着便出现了大量的以方言印刷词为媒介的小说和报刊，给最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学习和使用文字的机会，基于不同方言的印刷词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族群。故此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印刷词是民族主义的建筑师。根据他的观点，印刷术作为最早的机械化批量生产的形态，它的产物——批量化、同质化的印刷品——所造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心理和社会影响“是将其易于分裂而又整齐划一的性质加以延伸，进而使不同的地区逐渐实现同质化”。印刷品因其同一性和可重复性使部落这一血亲氏族形式出现了“爆裂”，受束缚的部落人“爆炸”为一个个经过相似训练的个体，进而使地方的封闭、狭隘被打破，不同的地区逐渐实现“同质化”，这种同质化过程经不断延伸便组合成了新的、更大的群体;印刷品的这种“非部落化”过程“把个人从传统的群体中解放出来，同时又提供了一个如何把个体凝聚成一股强大力量的模式”。印刷技术在塑造同质化的“文化共同体”的同时，也打造了同质化的机械化大生产模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活字印刷是一种手工艺复杂的、最早的机械化形态，它成了后继一切机械化的原型。”因此，印刷术的“可重复性”特征也是理解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化机器大生产相关的民族主义的一把钥匙，因为印刷机这种线性的、可使信息无限复制的生产方式塑造了无数社会个体千篇一律的思想观念和线性思维。
事实上，“民族”是自人类产生以来就业已存在的一个最古老的历史文化现象，而民族主义却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与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巩固紧密相关”的一种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意识形态，“它的出现是同法国和美国革命前后的人民主权思想和民主思想相连的”。故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民族主义是“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现代民族“不是普遍的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正如斯大林所言:“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在其名著《民主主义》中认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形式需要一种特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反之亦然”，“民族主义只是由工业主义带来的文化形式”。“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以“印刷机”为代表的社会化机器大生产方式所“生产”的一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把国家概念与民族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范式。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中强调“印刷资本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塑造功能，还把民族和国家看成是由印刷媒介所成功建构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他看来，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不过是一群人通过看同一份报纸所想象出来的社群而已，“之所以说它是想象出来的”，“是因为即便是在最小的国家，其成员也没有机会相互见面或认识，甚至于从未听说过对方。但是在他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却存在着一个共享的形象”。总之，“发明民族主义的是印刷的语言，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语言本身。”安德森关于现代民族、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产生缘由的论述，在本质上与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如出一辙。其实，书籍和报刊等现代印刷媒介是民族主义非常重要的催化剂和扩散器而不是它产生的缘由，是文化民族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得以散布的一种“传播模式”。
“文化民族主义”得以在西方产生的机缘主要在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不仅仅是由“印刷机”这一机器生产方式所决定。西方在经历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后，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在那里率先产生，是抑“神”扬“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将国家政治的合法性由“君权神授”转移到“主权在民”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民族主义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其民族国家及其虚拟政权主体——现代民族提供了合法的政治思想保障。因此，它的合理性、权威性和进步性也是值得肯定的;同样，它作为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其普遍的民族利益掩盖狭隘的阶级利益的欺骗性、虚伪性和阶级局限性。当然，在对内的阶级斗争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号令天下民众的舆论功能;在对外殖民掠夺中，它更是彰显了征服世界的巨大精神能量。例如，在伊斯兰世界，“法国的殖民第一次播下了埃及民族主义和埃及独立的种子，随后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欺骗下恶作剧般地产生”，“犹太人煽动民族主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占领巴勒斯坦开辟道路”，也正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最终把土耳其送进了北约的怀抱，并丧失了其政治和文化独立”;阿拉伯人接受了民族主义，“导致英法政府进入阿拉伯地区”的殖民活动。有鉴于此，阿拉伯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以土地和血缘为基础的统一，使人类与动物本能相联系，而不是以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性为基础”，“使人类降低到动物的标准并远离科学的观点”;民族主义“以地理边界、种族和语言为基础的统一不能容纳整个人类，在人类之间筑起了隔膜的高墙，并加剧了人类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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