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罗文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易艳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要：“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被视为一种应对冷战后新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政治思潮，是全球化加快推进、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产物，是帝国主义演变的新形式和新阶段。它将当今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类型，并把“失败国家”看做最大的威胁;宣扬美国的强势地位，主张美国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认为传统的手段难以阻止新的威胁，主张采用。新帝国主义“手段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主张采取”双重标准“，实施。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战略。“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 是其两个理论基点。“新帝国主义”不仅适应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需要，而且为冷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继续控制和盘剥广大第三世界、攻击和颠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理论和政策的依据。
“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是冷战结束后在欧美学界和政坛产生并流行一时的政治思潮。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帝国主义所不同的是，“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不仅被左翼学者用来批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等不公正的国际关系，而且被西方的右翼学者和政要用来谋求欧美治下的世界和平的工具。这股思潮不仅对欧美的对外政策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当今国际局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构成了严重挑战。
一、“新帝国主义”的提出及时代背景
国内学者对“帝国主义”这一术语和理论并不陌生，但近十年来在欧美学界和政坛出现的“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与人们以往所知道的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被看做解释冷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生的某些新变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某些新动向的理论流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帝国主义演变的新形式和新阶段。
大多数人认为，“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主要是由欧美的学者和政要在21世纪初大力宣扬并推行的。早在2001年，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其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就提出：“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对象，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这种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是一种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的体制，没有国界限定它的统治权;其次，它不是代表着历史的运动中转瞬即逝的规则，而是一种没有暂时的疆界，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位于历史之外或历史终点的体制;再次，帝国的规则操纵着所有延伸到群体世界每个层面的社会秩序的登记注册，它统治的对象是完全的社会生活;最后，“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沐浴在血中，但帝国的概念一直是用于和平的 ——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该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英国《观察家报》发表评论说：“这本书使共产党的词汇——共产主义再度死灰复燃”;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齐泽克甚至称它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2002年4月7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在《观察家报》上发表《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的文章，声称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后现代国家(如欧盟)正受到前现代国家(如阿富汗、索马里等)和现代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的挑战，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帝国主义”，需要回到先前以暴制暴、先发制人的攻击甚至欺骗的方式对付它们。同年3月和4月，《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恐怖主义、失败国家和为美利坚帝国正名》的论文，认为一个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新帝国主义的逻辑很有说服力，让人难以抗拒。”因此，美国只能做“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随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界和政界大力宣扬新帝国主义。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说：“在各国拥有的主权当中，应附带不能杀害本国国民和不支持恐怖行动等一系列义务。不能实现这一义务的国家应被剥夺主权和不被干涉的权力。美国等其他国家应被赋予进行干涉的权力。”
“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在西方左翼学者中引起了争论。与右翼人士公开承认和鼓吹“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相反，左翼学者大多对其持批评、否定态度。英国学者大卫·哈维深刻指出：“剥夺性积累”正在不断上升(表现为自由主义与私有化的国际主义政治的勃兴)，它已经作为一种解决方案与世界不同地区周期性的以掠夺为目的的资产贬值结合了起来。“而这似乎正是当前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所在。”美国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发现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后 30年所发现的东西——“掠夺”，必须不断得到重复，否则会使积累的动力突然停止。“新帝国主义”似乎“只是在重复已经逝去的帝国主义，尽管时间与地点均已完全不同”。加拿大学者埃伦·M· 伍德认识到：要理解“新帝国主义”，“必须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力量的特征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超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本质”。资本主义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将经济的与超经济的力量加以分离，因而资本的经济力量能够远远地超越任何现存的、可以想象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同时，资本的经济力量没有超经济力量的支持无法存在;而超经济力量，今天与过去一样，主要来自于国家。国家之于资本，特别是之于全球化形式的资本至关重要。“新帝国主义”正是“在资本不断扩张其经济势力、但维持这种势力的超经济力量日益受到限制这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中得以形成的”。她还批评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帝国》关于民族国家已让位于一种新的无国界的“主权”形式的观点，“不仅忽略了一些在当今全球秩序中真正关键的东西，同时也使我们在与资本帝国的抗衡中处于无力状态”。任何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对某种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当然也不例外，它是苏东剧变后全球化加快推进、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产物。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决定着该思潮的产生和演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变化，“9.1l”事件又成为美欧宣扬和推行新帝国主义的导火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体系受到巨大的威胁。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对付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不得不克制和缓解其内部的矛盾和争斗。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的挫折。世界上共产党由180多个减少到 130多个，共产党员的人数也减少了3000多万。即使在欧美国家中生存下来的共产党，其地位和作用也大打折扣。在这种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来自外部的威胁逐渐消退，力图将更多的力量用于对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盘剥、控制和侵略上。西方发达国家分享着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和平红利”，加快了整合的步伐，但发展中国家日益被边缘化，贫富分化、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政局动荡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导致粮食能源、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严重问题。尤其是2001年的“9.11” 事件，使美国本土受到难以预料的恐怖袭击，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按照美国的方式改造世界提供了借口。“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应运而生。对此，马拉比明确地说：从苏丹到阿富汗和塞拉利昂再到索马里都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些国家为非法的极端分子提供支持;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实行新的帝国主义政策，承担起在“失败国家”恢复和维持秩序的责任。
其次，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日益不平衡，国家主权受到削弱，要求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后，西方经济逐步进入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时期。美国为了改变传统制造业下降和市场份额减少的状况，加大了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力度，使网络经济和整个信息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经济长期处于低迷和萧条的状态。美国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军事力量、GDP、美元在世界上所占的主导地位等“硬实力” 上，还表现在美国的文化、制度、体制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上。正如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罗伯特·卡普兰所说：美国具有“在软帝国影响力之下把繁荣带到世界上遥远地方”的新使命。与此同时，全球化对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产生了中心地区的“一体化”和边缘地带的“碎片化”(由经济凋敝、政治动荡、民族分裂等导致)的矛盾，进而出现了国家主权被弱化的现象。换言之，“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者认为，全球化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的涌现。以及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都在呼唤美利坚、欧盟等新型帝国的诞生，以便承担起重建世界秩序的重任。
二、“新帝国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根据
冷战后兴起的“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而且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和政要所向往的“帝国”理念和模式不尽相同，但它们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论根据还是具有相同、相通之处的。
1.将当今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类型，并把“失败国家”看做最大的威胁
在库珀看来，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均势的国际关系被打破。当今世界存在着三类国家：前现代国家、后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其中，现代国家是指那些采取常规国家行为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如印度、巴勒斯坦、中国等，它们总是将利益、权力奉为圭臬。前现代国家通常是从前的殖民地，它们或者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或者失去了对武装力量的控制，没有能力确保自身领土的安全。在这些“失败国家”中，“混乱是一种常态，而且战争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使那里存在着一个政府，它的运作方式也与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毫无二致”。“如果非国家分子，特别是毒品、犯罪或恐怖主义组织占据使用前现代国家及地区攻击世界上的那些有序的地区，那么组织良好的国家可能最终必须作出回应。”这类前现代国家有索马里、阿富汗等。后现代国家是指那些不再靠征服赢得安全的国家，如美国以其经济政治实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欧盟也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体系，通过体系内部机制的运转使所有成员国的经济政治都能良好地运行。后现代国家之间没有彼此侵略的动机，其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
对于失败国家而言，从国内情况看，它们不能为自己的人民带来积极的福利和安定的环境，如社会安全、教育和医疗服务、完善的司法体系以及交通、通讯设施等，导致国内骚乱不断，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整个国家;从国际方面看，它往往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并为恐怖组织提供庇护。“9.11”事件就是失败国家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典型事例。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现在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是来自耀武扬威的国家，倒不如说来自衰败的国家。……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使我们认识到，像阿富汗这样的弱国可以像强国一样给我们的国家利益造成巨大的威胁”，“我们将积极致力于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2.宣扬美国的强势地位，主张美国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
“新帝国”论者大多认为，当今美国是自罗马帝国消亡以来最强盛的国家，是堪当“新帝国”角色的惟一超级大国。美国某些学者表示：“目前国际体系的一个特点，是美国同时在所有领域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主权国家体系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统治地位。”就连在《大国的兴衰》中预测帝国式的过分扩张会导致美国衰败的保罗·肯尼迪也承认，“世界上从未有过现在这样的实力差距。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不太费力;拿破仑的法国及菲利浦二世的西班牙都要面对强大的敌人，且是一个多极体系中的一部分;查理曼的帝国只是扩大了一点儿的西欧;罗马帝国稍微再大一点儿，但同时还有一个大帝国波斯和另一个更大一点儿的中华帝国。而现在的美国则是无与伦比的。在美国的内圈和外圈，大家都承认美国的实力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最伟大的帝国都要更强大。”鉴于美国无出其右的超强地位，西方某些学者和政要呼吁美国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充当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的警察和宪兵。例如，马拉比曾经说过：“面对日益增长的失败国家带来的威胁”，“今日的美国甚至是一个更为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但是一个新的帝国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由于其力量的优势，美国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
3.认为传统的手段难以阻止新的威胁，主张采用“新帝国主义”手段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秩序
由于失败国家威胁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安全，但传统的经济援助、维和行动等非帝国主义的方式已经不能使失败国家摆脱困境，因而不能消除威胁世界和平与秩序的因素。马拉比在其文章中写道：“经验表明，各种非帝国主义的选择——特别是对外援助和各种各样的建设国家的努力全都失效。”在传统方式不能解除失败国家的威胁时，库珀等新帝国论者提出后现代国家要采取帝国主义手段，即恢复传统的武力、军事打击和欺骗等，将威胁西方发达国家安全的失败国家直接控制起来。马拉比强调，“当今世界的混乱要求美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否则破产的国家会增加，人口增长将失去控制，暴力行为将长期存在，而社会将走向衰败。”
4.主张采取“双重标准”，实施“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战略
“双重标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武力入侵他国、干涉他国内政而打出的一个幌子。库珀宣称，“这个后现代世界必须习惯于双重标准”：即在后现代国家间，遵守法律;但是在与失败国家打交道时，“必须使用丛林的规则”。
为实施这种“双重标准”，“新帝国主义”和“新帝国”论者还设计并推行“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等战略。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政府将“先发制人”确定为美国的安全战略，决定要“赶在威胁到达我们边界之前将其查明和摧毁，保护美国、美国人民以及我们国内外的利益”。这标志着战后美国推行的“遏制威慑”战略被“先发制人”的进攻性战略所取代。只要美国政府认为某些国家对其构成威胁，就可以不在乎国际社会是否接受，也不用理会联合国是否授权，美国自己就可以对这些国家发动战争。
新帝国主义除了基于“失败国家”这一现实因素外，还有两个理论基点。一是“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认为，在国际社会中虽然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但如果存在一个起绝对主导作用的霸权国，而且这个霸权国愿意并能够为国际体系提供必要的安全、稳定等国际公共品，那么国际体系就会保持一定的秩序与和平。反之，如果不存在霸权国家或尽管存在但这个霸权国家处于衰落之中，那么国际体系就可能陷入混乱。在新帝国主义者看来，帝国本身就是一种霸权，这种霸权的存在有利于世界形成一种和平与有序状态;霸权国要具有充分的军事力量，以阻止其他国家对它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侵犯。二是“民主和平论”。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在“非民主国家”，则频繁地发生战争。“民主国家”不仅不能回避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而且要以战争的方式帮助“非民主国家”建立民主，以维护世界和平。正是以上述两种理论为依据，新帝国主义鼓吹要把人们从混乱或暴政中解放出来，使之生活在民主和自由的“仁慈的帝国” 中。与过去以征服和掠夺为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不同，新帝国主义“不想奴役其他国家和掠夺资源”，而是“想解放被压迫的人民，给他们带去自由制度之利”。这当然是欺世盗名的无稽之谈。
三、“新帝国主义”的实质、谬误及危害
“新帝国主义”不仅适应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需要，而且为冷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继续控制和盘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攻击和颠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理论和政策的依据，因而一经提出就受到欧美学界和政界的重视和效法。所谓“单边主义”、“丛林法则” 等，都已成为它们向“失败国家”发动武装侵略的借口。“新帝国主义”不仅割裂了第三世界贫穷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盘剥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掩盖了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干涉、侵略的真正意图。
“新帝国主义”声称，失败国家的存在对世界构成了威胁。但从实际情况看，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通过对外投资、经济援助等方式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使它们在经济上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在政治上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还通过各种公开或秘密的手段在这些国家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挑起民族、宗教事端，试图颠覆这些国家的政权。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纷争、经济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输出“民主”与“自由”而引起的恶果，并非如“新帝国主义”所鼓吹的那样，因为世界上存在不稳定因素才需要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干涉。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因果关系搞颠倒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干涉，从本质上看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只不过因为时代主题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而披上了经济的外衣，打着民主的幌子。就连西方某些左翼学者都对“新帝国主义”或“新帝国”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认识到“帝国主义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而且植根于资本主义发展本性之中。如果考察帝国主义的历史变迁并将其与‘单极世界’的出现联系起来，就不会把帝国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简化为少数强权人物的疯狂野心”。他们还指出，帝国无一能逃脱历史法则，“为美国霸权作出贡献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同时也将是不可抗拒地导致美国衰弱的因素。”
新帝国主义一方面认为失败国家存在威胁，另一方面又极力美化自己，声称实行新帝国主义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这并不是新帝国主义的独创，从以前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至今，每一个霸权国家都是如此。1899年，拉迪亚德·基普林在他的《白人的负担》一诗中就写道：“征服和控制世界上所有黑暗中的人们，或许要持续几个世纪，……这是白人的责任，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新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这一论调的延续和扩展，其本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新帝国主义产生的动因看，它是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在世界扩张的反映。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剥削和控制落后国家，使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与动荡，也使发达国家争夺资本增值场所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从而加剧了国际矛盾，产生各种冲突。从这一意义上讲，“恐怖主义”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自己孵化出的毒蛇。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矛盾最终是无法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必然要诉诸武力和战争。因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的判断至今没有过时。
针对新帝国主义所宣扬的美国施行帝国霸权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的论调，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认为，“新帝国”论者试图通过强化美国霸权来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只会加快美国的衰落”，“其政策将由于军事、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原因以失败告终”。英国学者大卫·哈维还明确提出：“美国当前存在着一种竭力表达自己的反战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但也存在着分布于各个层面尤其是媒体领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压制不同意见的氛围，这就意味着要想在美国国内反对新保守主义的帝国主义和在经济层面上反对继续奉行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就必须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美国对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受到制约，这不仅表现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表现在经济上。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已经出现了衰败的迹象，如“新经济”的神话早已破灭，美国与欧、亚、拉美的贸易长期存在大量逆差，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海啸，等等。此外，新帝国主义的推行，代表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抵制和抗争。这也注定了新帝国主义迟早要破产。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就指出，“越来越多的事情是强大的美国所不能控制的”，“一度强大的罗马帝国已瓦解了，同样，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观念也非常危险”。
邓小平告诫人们：“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我们只有既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又自觉防范新帝国主义的威胁和侵蚀，才能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早日走向复兴和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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