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媒体与社会运动

　　2010年底以来爆发的阿拉伯革命和英国学生运动让很多人预言，以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为代表的互联网社会媒体很可能将取代传统的革命组织形式，在未来的社会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但英刊《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的副主编琼尼•琼斯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2011年4月号上的这篇文章却告诫人们，社会媒体可以成为传统左翼革命组织形式的有益补充，但它的作用不应被夸大，更不能盲目相信它可以取代后者，为人们提供一条通往社会变革的捷径。对真正反资本主义的活动分子来说，他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互联网并非所有阶级成员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公平运用的交流平台，它也是有阶级属性的;他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去武断地宣称社会媒体可以取代左翼组织，而是应该思考它们在巩固和重建组织方面可以发挥何种作用。

　　过去几个月，围绕互联网在当今社会运动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4爆发了大量的争论、博文、理论学说和言过其实的报道。从2010年底英国的学生抗议活动到阿拉伯世界爆发的革命，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事件中，社会媒体——像脸谱网(Facebook)、推特(Twitter)和YouTube这种专为用户创建内容并相互交流提供便利的联网应用程序——被认为起到了关键作用。

　　近些年来，人们为了各种目的而应用新技术的兴趣剧增。对于像托马斯•弗里德曼一样鼓吹全球化的人来说，互联网正把世界变小，而这必将有利于民主和市场的繁荣兴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为弗里德曼的著作《凌志汽车与橄榄树》所写的书评中如此总结了后者的观点：“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基本民主化的世界，因为人们一旦拥有了互联网，就不可能再继续把他们限制在农场上。”戈登•布朗则把互联网的交际潜能视为某种可以恢复人道干涉原则的事物。他在2009年对一位《卫报》记者说：“不会再发生类似卢旺达惨案的事件了，因为信息会很快被传递出来，告诉人们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公众也会很快发出采取行动的意见和呼声。”

　　维基解密事件凸显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统治阶级将面临的一些问题。维基解密是一个致力于公开官方秘密文献的组织，它首次引起人们注意是由于发布了有关驻伊美军士兵滥杀无辜记者和平民的暴行的视频。2010年底，成千上万份被泄露的美国外交电报又把美国国务院的运作内幕公之于众，继而引发针对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的全球通缉。

　　由于在2008年的奥巴马总统竞选活动和2009年伊朗所谓的“推特革命”中都存在网络因素，有关互联网在政治动员活动中会起何种作用的问题引发争议。新技术的支持者们越来越被称为“网络乌托邦分子”，而与之意见相反的则是依旧坚持落后的组织形式的“恐龙们”。

　　在英国学生运动中，为了发起街头抗议而进行的网上宣传激增。“网络”也随之再度成为人们在讨论政治组织时所关注的概念。记者兼活动分子劳瑞•潘尼在《卫报》上撰文宣称“旧政治”已经越来越与我们不相干了：

　　英国的年轻人不再需要领袖，新一波的活动分子们也对老左派的意识形态官僚制度不感兴趣。他们散播能量和创造力的渠道是网络而不是组织机构，并且许多年轻人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等待由任何政党来决定他们的方向。

　　让潘尼怀疑的是，像《社会主义工人》这样的报纸“仍在每场集会上向年轻的网络活动分子们进行兜售，而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报纸这一概念本身就和那种被视为行动基础的统一思想的概念一样过时”。在该文发表后的一个月内，随着本•阿里在突尼斯下台和埃及爆发革命，无数的印刷媒体版面开始换上讨论社会媒体如何引发了革命回归的话题：在2011年3月初，用谷歌搜索关键词“推特革命”，可以得到20.3万条搜索结果。

　　当然，围绕这些事件有如此多的争议也不奇怪。社会媒体自身也促生了大量或专业或业余的博客和“公民新闻”之类的事物。对于忙于这些争论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既触及不到新技术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又有消失于“信息烟尘”中的危险。为了理解这些影响，我们必须抓住互联网不断变化中的本质，同时讨论它在伴随这些变化出现的社会运动中的实际应用情况。

　　“答案是技术，可问题是什么?”

　　互联网用户数量在过去10年间骤增。国际互联网数据统计机构根据从不同地区收集来的信息统计，网民数量从2002年的360985492人增加到2010年的1966514816人，增长了448.8%，占到世界总人口的28.7%。增长最快(当然起点也较低)的地区是非洲和中东。有10.9%的非洲人口正在使用网络(数量从4514400变为110931700，增加了2357.3%)，而在中东，网民数量已占到总人口的29.8%(从3284800人到63240946人次，增加了1825.3%)。此外，中国的网民数量大约是4.2亿，比美国总人口还多。

　　社会媒体的增长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脸谱网的用户在2009年1月份只有1.5亿，但今天已超过5亿。2011年3月份，脸谱网宣布它在英国已有3000万注册用户，占英国人口的近一半。

　　早在互联网和社会媒体如此迅猛发展之前，就已有人宣称互联网将会提供某种激进的可能。1996年成立的“公民网络权利联盟” (CIEC)发起了反对美国政府制定的《通讯规范法》(CDA)中的某些条款的运动。该联盟宣称自己是“由图书馆和公民自由群体、在线服务提供商、书籍、报刊和音像产业协会以及代表整个互联网群体的超过5.6万个人用户组成的广泛联盟”。

　　《通讯规范法》的意图是把约束广播电视的那套规范施加给互联网。表面理由是为了保护儿童，防止那些在公共论坛上发布“令人讨厌的”或“明显不雅的”内容的违法行为。不过，公民网络权利联盟却认为，这种管制将会把那些张贴像《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尤利西斯》(均含有污秽语言)这样的小说内容的行为也视为违法。而且它还宣称，由于互联网的本性就是“公开和去中心化”，《通讯规范法》将会损害到这一点。

　　作为发起行动的号召，公民网络权利联盟在网络杂志《有线》(Wired，也是共同原告方)上发表了针对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

　　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大众媒体、尤其是广播和电视的特点就是由少数说话人向根本消极被动的听众发布节目信息。21世纪的通讯媒介——主要是互联网和“网络空间”——却在改变它，这将允许亿万个体在此前从未可能的全国和全球范围内参与通讯交流。过去的公共广场——散发传单、搭建临时演讲台、进行热情讨论的场所——正在被互联网取代，这将使普通公民可以参与国家话语、出版一份报纸、向世界发一份电子宣传册，并和前所未有的广泛听众交流信息。它也几乎可以让普通人从全世界范围内获取信息。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裁定《通讯规范法》违宪。这是网络运动初期取得的重大胜利。公民网络权利联盟宣称互联网将会取代“公共广场”成为政治讨论的场所，但事实证明这种说法言之过早了。相反，没过几年，互联网几乎就成了色情活动、音乐下载和网络域名泡沫破灭的同义词。但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又被所谓的Web 2.0的到来改变了。

　　通讯理论家乔斯•汉兹( Joss Hands)给Web 2.0下的定义是：

　　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术语，被宽泛地用来指称用户创建内容和网站的暴增。这些网站被专门用作信息共享和社交的框架，也被作为像博客这种自我表达或共享音频和视频的平台。

　　汉兹认为2006年是Web 2.0和社会媒体进入大众媒体的突破年份，其标志是《时代周刊》决定把“你”确定为年度人物，甚至还为杂志选用了一个反光封面。在该期杂志中，列弗•格罗斯曼的文章认为2006年讲述了：

　　一则关于规模前所未有的群体协作的故事，也是一则关于包罗万象的知识纲要维基百科、有着百万频道的人际网络YouTube以及网上都市MySpace的故事。它还是一则有关多数人从少数人手中夺取权力并不求回报地相互帮助的故事，一则有关这一切不但将改变世界、还将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的故事。

　　格罗斯曼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过分夸大的网络域名不同……它是一种工具，可以把数百万人的力量集中起来并发挥影响。”虽然2.0这一术语暗示了一种技术升级，“但它其实是一场革命……一次建立新型国际间理解的机会。这种理解不是政客与政客之间的，也不是伟人与伟人之间的，而是公民对公民、个人对个人的”。

　　对汉兹来说，“数字化的网络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它可以、也的确正在服从于……横向的交际活动，并放眼于一个充满异议、反抗和批判的视野”。正是在“群众力量”的范围内，Web 2.0才会产生影响。在一次由谷歌和脸谱网以及其他公司组织的会议上，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詹姆斯•格拉斯曼认为社会媒体可以为美国的“反恐战争”提供帮助，他说：“前不久，我说过基地组织‘正在网上吃我们的午餐’。现如今这再也不可能了。基地组织还陷在Web l.0中，而今天的互联网已是互动与交谈的互联网了。”

　　在这些夸大的言辞背后隐藏的是什么?社会媒体真的可以扮演其吹捧者所期望的角色吗?在一些人看来，为Web 2.0所做的那些宣传不仅言过其实，而且还成为阻挡行动的障碍。它们是通往“懒汉行动主义”的捷径，后者曾被叶夫根尼•莫洛佐夫定义为“感觉良好但又毫无社会政治影响的网上行动主义。它给那些参与‘懒汉行动主义’的人们一种幻觉，似乎他们只需要加入一个脸谱网群，不用再做更多事情就可以对世界施加有意义的影响”。作为一位社会媒体专家，莫洛佐夫正打算就传播民主问题向政策制定者们提供建议。在他看来，懒汉行动主义是“慵懒一代的理想行动主义：如果我们可以在虚拟空间里进行同样引人瞩目的运动，何必还要冒着被警察暴力驱赶和拘捕的危险去静坐抗议呢?”

　　乔迪•狄恩认为，人们常常“以为只需点击一个按钮、往请愿书上添加自己的名字或评论一篇博文，他们就算是行动了，甚至可以产生影响”。在狄恩看来，这正是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的“交互主动的背面是交互被动”的例证。她解释说：“当我们交互被动时，某种别的东西，即一种物恋对象，就替我们行动起来……这种物恋对象的疯狂行动就是为了阻挡真正的行动，防止某些事情真的发生。”按照这种解释，“讯息的流通正在消解政治，不是因为人们不关心或不愿介入，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关心了也介入了”。

　　在类似的观点中，或许最著名的就是由加拿大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所提出的。他在文章《小变化：推特为何推不出革命来》中认为，社会媒体产生的人际网络基础是“弱联系”，而有危险的激进行动却必须依赖“强联系”。格拉德威尔在这里就是要区分亲密朋友、稍疏远一点的朋友和熟人之间的差异。他引用了道格•麦克亚当对1964年密西西比“自由之夏”运动的研究，后者发现，“在整个运动中坚持到底的活动分子要比那些中途退出的人更可能拥有亲密朋友”。格拉德威尔进而指出：

　　这种模式一再出现。针对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的极左派恐怖组织“红色旅”的一项研究表明，70%的成员早已在该组织中拥有至少一位好友。对那些在阿富汗参加反动圣战组织的人们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即便那些看似自发形成的革命行动，比如在民主德国导致柏林墙倒塌的示威运动，从本质上来看也是一种强联系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不奇怪。如果一个人要参加不以集体工作场所组织为基础的政治活动，那么他很有可能会经过与他有共同兴趣的人的介绍加入。不过，在格拉德威尔的描述中尤其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在这种行动主义与那种和社会媒体有关联的行动主义之间作了区分。在他看来，像脸谱网这样的社会媒体可以“有效处理熟人关系”，并且“让人和那些不用这种方式就无法保持接触的人们保持联系”。仿效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的观点，格拉德威尔指出，熟人“是我们获得新思想和信息的最大源泉”。不过，虽然他也认为这本身是件好事，但他也注意到，这种新形式的互动限制了社会媒体在促进异见方面的有用性，因为“弱联系很少会导向高危险的行动主义”。相反，社会媒体可以让一个人得到大量群众签名，支持参与某运动，但前提是“不向他们提过多要求”。他不赞同商务顾问安迪•史密斯及斯坦福商学院教授珍妮弗•阿科尔的观点，即“社会网络在增加参与动机方面尤为有效”，而只是认为这些网络“在增加参与活动方面有效——通过降低参与行为所要求的动机水平”。

　　对反消费主义杂志《广告克星》的编委麦卡•怀特来说，这并非简单地是技术决定论的结果，而是市场力量使然。在他看来：“行动主义的灵魂正在进行一场激烈斗争。这是在已采用市场逻辑的数字活动分子与强烈反对社会变革市场化的组织者之间的斗争。”怀特关注了近几年来网上运动和倡议群在数量上的骤增，他认为：

　　麻烦的地方在于，这种行动主义模式不加批判地拥抱市场销售逻辑。它相信那些用来销售卫生纸的广告和市场调查策略也可用于社会运动。其表现是过分相信度量学可以测量成功率。由此，数字活动分子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进行精细监测和分析。这份追踪记录点击数量的执着把数字行动主义变成了“点击主义”。

　　怀特指出，这些运动“隐藏在膨胀的数字和被美化的故事背后，炫耀他们的请愿书在24小时内得到了几百万的签名支持”，然而“真实情况却是……占到80%-90%的绝大多数所谓的成员几乎从没打开过活动电子邮件”。他还认为最重要的是：“无效的营销活动扩散了政治犬儒主义，同时把注意力从真正的激进运动上转移开。用广告逻辑取代显著政治批判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顺从。”

　　如果怀特是对的，那么对左派来说，互联网运动的增加就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为了判断这些宣称社会媒体和互联网组织的力量或威胁的主张是否准确，我们有必要检验一下在过去几年间它们被运用的实例。

　　推特推出革命?

　　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是第一次试图利用社会媒体力量的大规模政治活动。他的大选经理人戴维•普洛夫声称这次活动创造了一种“多米诺效应”，“利用互联网、短信以及其他通讯形式在组织者与志愿者之间建构一种当代传奇般的草根网络”。在这场活动的社会媒体中心，即“我的巴拉克•奥巴马”网站上，志愿者“创建了200多万个侧面像……筹划了20多万次离线活动，形成了3.5万个群，发布了40万篇博文，并在7万多张个人筹款网页上募集到3000万美元赞助”。

　　这次活动取得的成功还不止于网上：通过在线注册志愿者，只需要输入一个邮政编码就可以联系到那些已注册成员共同组织街头活动。互联网不再仅仅让他们沉溺于点击主义，而是成为组织活动分子的一种方式。托马斯•根斯莫是奥巴马互联网战略的主要幕后运之一。他说，活动的关键是“要让人们在社区有实事可干”。不过，若把这视为一次去中心化的草根运动的范例就错了。正如普洛夫在竞选活动结束后所说的：“我们想控制活动的所有方面……我们想控制我们的广告宣传，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控制我们的户外活动。我们不想失去那些可作为资源利用的数百万群众，以及成千上万的全职志愿者。”

　　奥巴马竞选活动的巨大成功表明，社会媒体可以充当组织者角色。不过这里还需加上几个限制条件。奥巴马的宣传利用了人们对布什政府在处理经济危机问题上的广泛而巨大的不满。人们对奥巴马传递的“变革”信息非常乐观，虽然这种变革尚未明确。大约有61%的注册民主党党员对他们的总统竞选人“很感兴趣”，而在共和党中这一数字只有30%。除了忠实的党内支持外，奥巴马甚至还能够吸引更广泛层面上的活动分子参与进来，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群体。同样，虽然这次竞选活动显示了社会媒体可以有效发挥动员作用，但是，对那些没有成百上千万美元财力、没有全职团队、也缺少企业支持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活动分子来说，我们却很难说它能告诉我们它有多大用处。这次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建一个草根组织，而是要“精心编排一场高度规范、集中和层次化的竞选活动”。

　　2009年4月在伦敦爆发的“融化20国集团”抗议活动发生在20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汉兹认为：“这次抗议活动所做的组织准备工作采用的就是网络模式，网络在协调不同因素和散播信息方面发挥了作用”，并且“为了与分散的成员保持联络，那些藏在‘融化20国集团’行动背后的人们仅把自己相互识别为‘与4月1日英格兰银行行动有关的人’”。

　　不过，让汉兹感到惋惜的是，主流媒体太过重视当时的东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克瑞斯•奈特在组织这场抗议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了，都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形象。汉兹分析了从《每日邮报》到《卫报》的大量报刊文章，认为它们都叙述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或许由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同伙引发的骚乱”的故事。他的结论是：“这些文章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涉及到这次抗议活动的种种动机或实际内容，而只是描述了他们的愤怒、警方的顾虑以及暴力的潜能等。”

　　事实上，由整个资产阶级媒体渲染起来的有关一场巨大抗议活动的故事是让这次活动取得如此大规模胜利的关键因素。充斥在电视和报纸上的媒体报道促使这次事件不可避免地持续了数周。一个常见的误解认为，抗议者们纯粹是被一些主张吸引到此次示威活动中来的。这也是那些空想宣传家们所犯的错误，他们以为要发起一场运动，一种完善的程序是必要的。还有一些人也犯了这一错误，他们强调有必要“教育”人们了解事实真相，以便创造出更多有社会觉醒意识的活动分子。在此次抗议活动的准备阶段，互联网、像奈特这样的名义领袖以及资产阶级媒体相互作用，把这次示威变成了一个只要是对救助银行行动感到愤怒并想做点什么的人都可以去的场所。这是某种该被庆祝的事--左派应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去发起运动。这在2010年底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同样很明显，只是细节不同。

　　在反对保守联盟的斗争中，2010年11月10日占领米尔班克塔行动是一个显著转折点。激进学生抗议活动的回归改变了围绕抵制削减教育投入的争议的本质。在此语境中尤为有趣的是，由于全国学生联盟不支持此次占领，随即引发了一系列绕开联盟组织的示威活动。但是，我们还应意识到，这里面的确依然存在组织行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由全国学生联盟和大学与学院联盟在“破坏”的名义下发起的这场示威活动，引发了5万名抗议者在2010年11月10日走上街头。如果没有全国学生联盟为这次行动出钱出力并提供大巴，这个结果不可能实现。但在占领米尔班克塔期间，主流媒体便已获悉“第X天”的活动消息。报纸突出了像教育行动家网的新闻发言人以及全国学生联盟的执行委员马克•伯格菲尔德这样的学生活跃分子的作用，并探听到了后者有关可以运用“合法力量”来“打倒政府”的言论。在这场“融化20国集团”活动的舆论呼应中，资产阶级媒体、学生活动分子和社会媒体存在互惠关系。在缺少全国学生联盟官方机构(或者说，在很多地方的确缺少左翼学生组织)的情况下，脸谱网便成为学生们在不同地方了解什么正在进行、在他们地区谁正要去抗议等信息的途径。它可以给那些只有极少或从未有过示威活动经验的在校学生们自信，去集合更多人走出校园。

　　不过，若以为上街游行和占领活动只是形成于横向网络，那就犯了严重错误。那些爆发最大规模游行活动的学校，比如伦敦的奇西克社区学院和曼彻斯特附近的圣十字学院，都是由社会主义者或激进活动分子运营或建立的。超过30所大学参与了占领活动，但在其中的“第一波”占领中--包括伦敦大学学院、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国王学院、布拉德福德大学、布里斯特尔大学、诺丁汉大学、约克大学、利兹大学、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城市大学、邓迪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以及东伦敦大学等--可明显见到有组织的左翼活动分子和社会主义者的身影。

　　学生造反运动告诉我们，在左翼组织最为薄弱的地区，社会媒体可以有效地加强潜在抗议者们的自信。但对反资本主义的活动分子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去武断地宣称它们可以取代左翼组织，而是应该思考社会媒体在巩固和重建组织方面可以发挥何种作用。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社会媒体在阿拉伯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情况尤其如此。

　　在此有必要先回顾一下2009年爆发的伊朗抗议示威活动和“绿色革命”。关于社会媒体、尤其是推特在2009年的总统选举之后爆发的抗议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人们已经谈了很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高级创新顾问阿莱克•罗斯声称：“在组织抗议活动时，社会媒体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其他人没有这么肯定。位于洛杉矶的波斯语新闻网站的经理梅迪•亚纳达认为：“推特在伊朗国内的影响是零。在(美国)这边各种推文热闹异常，但只要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大多数推文都是美国人自己发送的。”

　　事实上，推特以及其他社会媒体在组织抗议活动中的作用看上去十分有限。社会媒体分析公司Sysomos的分析结果显示，在2009年总统大选前夜，伊朗的推特注册用户只有19235人(占总人口的0.027%)。随着绿色运动的许多同情者们开始把推特的仓位状况转移至德黑兰，以迷惑伊朗政府，人们几乎不可能“辨别出那些在伊朗发推文的人们到底是在德黑兰还是在别处，比如说洛杉矶”。推特在此时的真正优势在于，那些少数可以从伊朗获取信息的人能够把它广泛散播开来。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主流媒体要急切地把社会媒体解释为导致阿拉伯革命爆发的原因了。毕竟，革命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产物，而工人阶级也不再被认为是社会变革的代理人。不过，当埃及工人阶级成为推翻穆巴拉克的决定性因素时，这种解释的局限性也就显现出来了。

　　在一篇题为《推特不能推翻独裁者》的文章里，杰伊•科恩讨论了有关社会媒体在阿拉伯革命中的介入作用如何被快速化简为驳斥“稻草人论点”的方式问题，这种“稻草人论点”宣称“它简直就像‘推特推翻了独裁者’一样简单，或者‘有了互联网，就会有革命’”。这些简单化的做法倾向于回避“真正有趣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政府和对政府深恶痛绝的民众之间的斗争中，互联网如何影响力量的平衡?”这个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明确答案，但我们可以从最近的一些事件中得到有价值的启发。

　　根据埃及活动分子吉吉•易卜拉欣的看法，社会媒体在协调抗议活动中的作用被严重夸大了。她指出，不同组织间的协调工作更常通过面对面的会议进行。在埃及，脸谱网和电子邮件已经被用于召集示威集会好多年了，但那些活动规模都很小。2011年1月25日发生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动员活动并非是因为埃及人在社会媒体应用层面有了某种质的转变，相反是因为人们从突尼斯事件中得到了信心，此外还因为在很少有人可以上网的地区开展有计划地散发传单和贴标语活动。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工作，一些活动分子遭到逮捕和殴打。但它对发生于解放广场和其他地区的群众动员活动却是必需的。

　　萨坦•埃尔•卡西米是一名阿联酋媒体记者，对该地区的暴动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他对社会媒体的作用的看法值得我们详细引用：

　　社会媒体的确在“阿拉伯之春”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它在其中的影响却常被夸大。埃及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长达数日，但运动却从未停止……在今天的利比亚，互联网甚至遭到更严厉的破坏，然而我们依旧看到运动不断加速。社会媒体的主要作用是把消息传达给外部世界，写博客和发推文的人们才能把一些用其他方式无法做到的新闻诱饵传达给主流新闻媒体。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他们吸引世界人民的注意力，让后者与被压迫者团结在一起，甚至可以施压给他们自己的政府，让其作出反应。

　　信息可以进行快速的洲际传播，部分原因是运用互联网的活动分子们的推动作用。在解放广场上，高举“埃及支持威斯康星州工人”标牌的抗议者形象被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工人们已发起反对共和党试图削减工会权利的抗议活动。约翰•斯特弗里利斯是第一波的50名抗议者之一，他说：“我们的启发来自英国学生示威运动和突尼斯与埃及的抗议活动。”截止到本文写作时间，最近一次的抗议活动有1万人参加。

　　这些事例显示，互联网和社会媒体常常可以作为左派传统活动方式的有用补充。但如果把它视为后者的替代品，就会遭遇失败。因此我们有必要保持警惕。抗议活动的爆发性和互联网的有效性已经诱使一些人宣称不再需要组织机构。这就忽视了阶级结构的一些关键问题。在与互联网有关的讨论中，这些问题往往被弃之一旁。

　　阶级2.0版(Class 2.0)

　　2011年1月25日，埃及政权实施了一项疯狂的社会实验，做了一件在很多技术专家看来对任何一个以互联网经济为主的国家来说都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了消除异见，它完全切断了自己与国际互联网的联系。但这却没有产生预期作用，因为抗议活动仍在不断扩展。这次徒劳之举所显示的正是互联网的阶级本质。

　　有人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可以让所有主张公平角逐的中立场所，这是一种不可救药的乌托邦幻想。贝拉米•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有关资本主义和互联网的文章中说：“技术不会凌驾于历史之上，不管它有多大威力。它们都是在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语境下发展出来的，而这有力地限定了通讯革命的发展历程和形态。”在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向一家互联网服务提供方--比如英国电子通讯集团(BT)、美国在线(AOL)和天空集团(Sky)等--缴付费用才能上网。这些服务提供方也有强大的力量可以阻止你上网。在埃及，跨国通信公司沃达丰就和其他几家移动电话运营商一起被政府责令切断网络服务，以防止抗议者们相互沟通。只有在发送支持穆巴拉克的信息时才可以重新开启联接。它们自然服从政府禁令。在社会媒体层面上，脸谱网和其他社会媒体网络可以“随意驱逐用户并对通讯交流施加限制”。脸谱网的部分所有权归属高盛银行，而摩根大通银行也正打算收购推特网10%的股权。在2011年1月至3月间，脸谱网的市场价值从500亿美元飙升至750亿美元。资本主义已经出色地证明了自己可以娴熟地开发新的资本积累途径，网络世界也是如此。

　　互联网的阶级属性远不止于这些浅层表现。开放源代码软件(OSS)——公开开发并自由发布的软件--可被视为一种基本民主的编程形式。但市场的力量并不会止于网络世界的边界线前。正如约瑟夫•库拉纳在讨论OSS最成功的实例Linux时所说的：

　　它的开发是围绕一个“核心开发团队”进行的，所有改变源代码的建议都必须提交给它。有人分析，只有约1000人经常向Linux提出修改建议。而在最近的3.8万项改变中，有3.7万多项都来自约100名编程师，并且他们都是被花钱雇用来为该操作系统工作的。允许员工为Linux工作的雇主们包括英特尔、IBM、惠普以及其他行业巨头。它们都期望在与微软操作系统的竞争中获益，并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本，以便可以主导世界市场。

　　正如库拉纳所总结的，成功的OSS计划“作为一个潜在的利润源泉被迅速吸收进资本市场”。这与尼古拉斯•卡尔最近的观察结果相符，后者发现，资本主义几乎丝毫不惧怕在这些领域的志愿者网络，因为“由一些不要回报的人借助网络搞出一些创新，这在‘非市场环境下是可以想象的’，但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最终还是会成为‘支持商业投资’的‘新平台’”。

　　支持互联网的绝对新颖性的人们提出的论点会有哪些组织性后果?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阶级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当劳瑞•潘尼声称“为了真正有效，反抗者们必须去除对抗议活动的组织管理”时，她就是在接受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有关工人阶级的言辞，即：“通过创造更高的结构性失业率并降低薪金，在把工人绑定在日益细化和可疑的群体中的同时，又通过业务外包和生产全球化把工人原子化，有组织劳工的力量便在世界范围内被架空了。”对那些不加批判地接受此种论点、却不试着去理解就业模式在最近几年到底发生了哪些改变的左翼批评家来说，他们有沦为”新自由主义合唱团中的左翼和声“的危险。遍及欧洲的罢工潮、威斯康星州支持工会权利的群众运动以及埃及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不可缺少的作用，这些都早已用实践表明，这种论点更熟悉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物质现实。

　　这对政治组织来讲意味深远--出版一份像《社会主义工人》这样的报纸便是其一。正如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在回应潘尼时所说：

　　《社会主义工人》让我们和成千上万的其他活动分子有了一种组织化的周末对话。它的优点之一在于，它并非仅存在于网络空间，而是必须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内--比如一个具体的社区、工厂、罢工纠察线或一次示威活动等--出售的一份物质产品，而这就包括面对面的互动在内……它让我们可以和其他活动分子发展持久的关系，并且我们相信这种关系可以给我们和更广阔的斗争增添力量。

　　当潘尼说各个团体可以“通过推特和短信在抗议活动期间交换信息和改变计划”时，这里面显然有一个规模大小的问题。在小规模的直接行动中，这自然没什么问题。但在成百上千人的游行或工人罢工行动中，它还能行吗?在应对长期战略构想问题时，它也会遇到麻烦。为了把广大公众的视线引向企业逃税问题，由英国“反削减公共开支运动”组织起来的当前抗议活动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它通过推特召开会议，并且明确会议是“非等级化的”。但是，当有成员试图发起一场运动来赞扬反对联盟的“合作分子”约翰•刘易斯时，一场争议由此引发，并在那些有时间通过多种上网渠道来讨论这些问题的少数人中间经过长久讨论才最终解决。有关无社会组织的网上制定决议的想法或许看上去民主而又有包容性，但实际上却是不负责任和排他性的。如果活动涉及更多人，尤其是如果人们因为抗议活动未能迫使企业缴税或让政府改变其税收政策而遭受挫折时，这些问题会升级。

　　经济编辑保罗•梅森在《卫报》上撰文称：“通过推特、脸谱网和YouTube，真理比谎言传播得更快，并且也容易引燃宣传鼓动。”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真理为何应该比谎言传播得更快?在一个被阶级分化撕裂的世界里，在一个对此并不具有免疫力的互联网上，社会媒体的应用如何发挥有效的过滤作用?对梅森来说，答案是：战略问题是通过“模因”来解决的。“模因”是英国进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文化概念，大意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某种东西。梅森认为：“先出现一些想法，接着被市场快速检验，然后要么大受欢迎而悄悄潜入主流文化，要么因为不够好而消失。”但他所说的好坏是什么意思?是否与它们可以多么有效地带来根本的社会改变有关?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我也喜欢那种非常成功的“边吃晚饭边看电视”的模因。我没有幻想这种模因会有助于反对节俭。这背后有一个严肃的问题：等看清楚什么东西流行后再做决定，这样的策略是有危险的，它可能会接受在短期内回报丰厚的行动主义，付出的代价却是在长远目标上的战略思考。

　　近期的社会运动所催生的诸多想法并无特别新意，尽管它们都带着些许今天的技术转变。早在1968年初，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高兹就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资本主义不会遭遇到足以驱使大批工人开展革命性总罢工的危机。”但没过几个月，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总罢工就席卷法国，而资本主义危机也在此后数年内动摇了欧洲大陆。克瑞斯•哈曼在谈及20世纪60年代动摇美国的社会运动时指出，自发性和无组织性可以适合“突然爆发的卷入很多学生的情形……当他们走上街头、占领建筑物并搅乱当局时，并不过分担忧战略、技术和组织问题”，但当运动被迫撤退时，“人们突然开始感到需要组织、需要理解那些运作与社会中的力量--需要一种意识形态”。

　　和那时候一样，我们现在仍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工人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源泉。因此，工人拥有停止剥削并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力量。和那时候一样，工人中的意识仍然参差不齐。政治组织不过是对下列事实的确认：“某些人会比其他人更迅速地与现存社会的既有思想决裂，那些最早决裂的人需要自我组织起来，去为他们的思想赢取更多的支持者，并且反对统治阶级和政府的操纵。”认为互联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捷径的想法不过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如果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更有成效地思考如何更好地把社会媒体和互联网整合进一场改变世界的整治规划中。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8期，摘自2012年第8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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