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常常被误读和误解为仅仅是为改善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和处境的一种理论诉求，但实际上，改变女性命运只是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的目标之一。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的更为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已有理论和知识系统的全面质疑和挑战，这种挑战如今构成西方以及西方以外许多国家知识发展不可忽视的方面。本文中所列举的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政治经济学、科学史研究和帝国论说的批评，其实还只是女性主义在理论领域所掀起的波澜的一部分。因此，欲全面了解女性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在当代理论各种声音当中，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后结构主义以后的女性主义学者，一方面继续推动社会变革，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深入文化思想内部，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哲学和伦理等学科领域，对父权制的历史文化结构和男权思想结构进行全面解析，对这些学科的基础和前提性概念提出质疑，从而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女性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领域的展开情况究竟如何?主要在哪些学科中更为突出?以下我就西方女性主义在哲学、法律、政治经济学、科学史研究和帝国研究等领域中所做出的的重要成果作一次简要的概述。
对自由主义的挑战
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个性、人权、自由、平等和尊严等等一直是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概念。社会体制的构造，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运作，都无法回避其学理上的基础性地位，尤其是贯穿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自由主义本身进行反思的学者中，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位。努斯鲍姆坚持平等、正义、尊严等普遍原则，但在什么是人权的问题上却提出了根本的质疑。她在《性与社会正义》(Sex and Social Justice)一书中，对罗尔斯等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检讨，认为由于性别上的盲点，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人权”概念值得怀疑，因为它很容易成为男权话语的一部分，并在社会实践层面上，溶入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性别压迫机制。这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社会正义是自相矛盾的。例如，自由主义坚持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做严格的分野，认为国家和法律不可干预包括家庭在内的私人领域。如果夫妻之间的关系和事务不能进入公共空间，那么有关个人权利和正义的概念就会在所谓私人领域中失效，而在这一领域中，性别则是至关重要的。自由主义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如此界定，引出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家庭暴力是否违反人权和正义?努斯鲍姆认为，哲学和法律必须在考虑性别的基础上对人权进行重释，必须重新认识什么叫私人空间和什么叫公共空间。只有这样，自由主义才能对家庭暴力、性别暴力和同性恋等社会问题做出有效的解释。事实上，自由主义的先驱约翰·弥尔早已注意到性别问题对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他在其著作《对女性的压制》(The Subjugation of Women)中，从法律、家庭和情感等角度，对社会如何压迫女性有非常细致的分析。他在书中多次谈到英国男性从小就被灌输社会责任和压力，同时也被灌输任何男人先天就比最出色的女人优越的思想。弥尔的论述对19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女权主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奇怪的是，像约翰·罗尔斯这样的英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奠基者却恰恰忽略了性别问题。努斯鲍姆据此认为，由于哲学基础概念的性别盲点，罗尔斯《正义论》中的许多普遍主义立论是站不住脚的。而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尽管在许多时候论及性别问题，但在讨论基本哲学概念的时候，也往往把性别因素排除在视野之外。因此，努斯鲍姆说，女性主义不必把自己限制在当代的思想资源的范围里，而应该在总体上从自由主义的源头上去把握自由和正义的概念，比如重新解读弥尔;对权利，对作为自由主义理论基石的“原子”个体(individual)进行性别的认定。
努斯鲍姆对自由主义的反省精神在另一位激进的女性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肯南(Catherine Mackinnon)那里表现为激烈的批评。在其著作《正宗女性主义——建立女性主义国家理论》(Feminism Unmodified，Towarda Feminist Theory of State)中，她分析了自由主义对权利、女性的假设后，从法律的角度对自由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自由主义至今依旧站在父权制的立场，对其法律和国家理论中的“人”(man)的概念缺乏性别上的反思。现在首先应该进行性别鉴定的不是“个体”，而应该是“man"。显然，麦肯南对“人”这一概念的提问已超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这种追问不仅迫使法律文献必须对人的指称进行不厌其烦的注释，同时也对国家权力和社会文化的性别构成提出了根本的挑战。
可疑的传统政治经济学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女性主义带来的某些革命性的变化以及对劳动和剩余价值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的再思考。例如，家务劳动是否属于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是否应该计算报酬等问题。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在父权制文化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主体大多是女性，“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听上去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劳动分工，但他们的劳动成果却被想当然的排除在经济学家的价值计算之外。爱情、家庭、责任等男权要求使他们习惯和默认自己从早到晚的忙碌。事实上，在计算报酬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女性的劳动仍然体现了男性的压迫和变相压迫。有统计表明，女性作为世界上近70%的劳动者，却只得到10%的报酬和占有1%的私人财产。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建立在性别的基础上，如女性与广告、商品的推销，女性与收视率，女性与市场礼仪，女性与服务业等等，更不用说色情行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即使是注意到劳动分工上的性别平等，如果不考虑女性生养劳动的特殊性，这种“平等”依旧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在市场经济体系内部，利润这一传统的经济学的中心概念看似中性，实际上掩盖了性别问题。消费社会是作为一种经济结构在整体上对女性施行压迫的，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传统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不仅如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还以较为激进的姿态对阶级概念进行了质问和改写。他们认为，以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分配为标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划分由于以工业生产为中心，因此忽略了女性这一边缘生产关系中的被压迫群体。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者J·K·吉布森-格雷汉姆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中认为，由于“左派”理论话语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把阶级关系推论为源自工业中心的社会关系”，以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分配的二元结构为标准，形成了资本主义话语的“统一性”、“单一性”和“整体性”，这不仅主动建构了资本主义牢不可破的霸权形象，另一方面也使得劳资关系和工人阶级成为历史变革的中心，由于忽略了其他生产关系和边缘性的变革力量的存在，因此工人阶级的社会改造方式变得单一并缺乏持续的力量。为了解构“左派”理论僵滞的话语体系，运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指出“剩余劳动的生产者、占有者、分配者和接受者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在。阶级活动并没有被限制在工业经济，或索性说在资本主义的经济里。哪里有剩余劳动的生产、占有或分配，哪里就有阶级活动发生。”妇女在家庭中的工作产出比维持他们自身生存所需的要多得多，他们产出的剩余劳动被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所占有。而且，在工人家庭中，他们的劳动还被溶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劳动力日常再生产和劳动力人口再生产的关键。因此，“家庭是阶级活动的一个主要领域”。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把阶级和父权制、家庭相联系，就有助于我们发掘那些难以察觉的具体社会场所中进行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占有和分配，从而在根本上增添阶级的内容和多元的社会变革形式，最终达到解构资本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全球化话语幻象的目的。
科学史研究并不中性
与哲学、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稍有不同的是，人文学科以外的科学领域似乎是中性的。虽然对科学史的批判性探讨已有20多年的历史，对其如何建构客观事实等问题也存在一些批评，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史范式的演进》中就指出，我们熟知的科普教育对科学发明和科学家的想象仍然还停留在18、19世纪英雄演义的水平上(如某某发明了什么)，人们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其实了解甚少。不过库恩对科学史范式的批评与性别无关，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女性主义开始介入并推动科学史的研究，主要是采用福柯的系谱学方法，把科学研究的整个动态过程作为分析的入口。如科学研究的社会构成、研究条件，资金来源、研究方法、具体实践的全过程直到科学意象、科学解释和最终的科学结论。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正是从这个角度发现了科学与父权制话语体系之间的共谋关系，她在《科学问题在女性主义之中》(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一书中说，科学从它建立的第一步即主体条件的准备开始，就存在性别的取向。科学对性别的建构和选择，从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男孩子从小让他们玩耍机械，培养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持续的耐心，并向他们树立科学的榜样、理想、前沿意识和挑战意识;相反，女孩则让她们和可爱的小兔子和芭比娃娃在一起，培养她们如何成为女性。认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女性在不断深入的科学教育和科学实践历程中越来越少是不难理解的，科学在进行男性塑造的时候，就已经把女性排除在外了。由于这一原因，即使按照许多人主张的那样让女性平等参与科研、在科研中加入女性特有的观察视角，也跟让女性加入军队一样，丝毫没有改变其男性特征。发现，在1880到1910年左右曾经有一次妇女参加科学研究的热潮，但当时马上就出现一批心理学家来论证，女性思维方式如何不适合科学研究，从而再次将女性从科学工作中排除。认为，在研究实践中，由于存在脑力和体力的分工，谁作策划，谁作试验，谁作实地考察和计算分析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渗透了性别的选择。现代科学生产的性别结构，与整个社会的性别建构是同步的。当代高科技的资金需求十分昂贵，因此资金的投入直接影响和决定科研的方向和水平。女性的许多疾病如乳腺癌的发病率很高，相比别的疾病，美国国家对乳腺癌研究的资金投入却严重不足，因为它是女人的病，所以科学家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始终得不到政府和公众的有力支持。
科研过程是否存在性别趋向?哈丁认为，尽管许多女性主义者并不怀疑科学本身的中立性，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并非如此。什么是事实?科学如何界定自然?科学在认定事实的时候是否真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排除了情感和偏见?哈丁在书中说，从概念开始到拿出结论，科学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受着男权观念的支配，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中性的或无性的来处理。以生物进化论为例进行分析指出，进化论就往往以男性的社会实践作为事实认定的基础，例如他们对化石和石器的阐释。当进化论在解释一片锋利的石器时，往往会认为这是男性用来打猎和割肉的工具，而不会认为它是女性用来切割布匹或者绳子，更不会认为这是女性围猎的武器。因此，在科学家需要对事实进行解释的地方，要完全避免当事人的观念投射是很难做到的，其中当然包括了无所不在的男性观念。科学试验的意向抉择、条件假设以及科学结论的取舍和最终说明，都存在同样的情况。对科学研究来说，男性观念对逻辑推理等基础科学方法的影响隐而不显，在看似中性的面目下实际上把女性排除在指称范围之外，这种科学研究的终极性和真理性是有明显盲点的。正是通过对科学整体结构的性别解析，女性主义使许多科学研究中的潜在问题显露出来，为科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视野。
性别、帝国、殖民史
在新兴学科中，女性主义也同样显示出它的理论活力。近十年来，在综合、反思后殖民和新历史主义的基础上，帝国研究又呈现出新的进展。帝国研究目前在美国学界已成规模，受到许多高校的重视。它采用全球性眼光，以一个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为视域，与从前那些以制度、法律、军队和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帝国主义研究相区别。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性别的强调，把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作为一个紧密相联的分析整体。女性主义与帝国研究的联系是跟福柯的系谱学方法，尤其是《性话语史》这一著作的影响分不开的。福柯《性话语史》返回到维多利亚时代，考察了弗洛伊德性欲中心观念的来源和精神分析学等一整套技术的产生。女性主义研究者发现，福柯在《性话语史》第一卷构思的过程中，对殖民地和种族问题有过的大量思考，但这些在他的书写中被逐渐抛掉，继而转向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这一现象使他们重新找出福柯当年在写作过程中的口头报告资料，研究他当时对种族和殖民地的讨论，有解释认为这可能同福柯当时遇到的不为人们理解的状况有关。女性主义学者安·斯托勒(Ann Stoler)针对福柯的不足，在其著作《种族与欲望教育》(Race and Education of Desire)中又重新把性别与种族问题提了出来，并且认为，在维多利亚时期，性话语同许多其他话语体系一样，其产生过程与帝国殖民史是不能分开讨论的。
威廉·彼茨(William Pietz)对“fetish"(原始物神)的分析把一个重要的人类学话题还原到帝国殖民史的背景下展开。他在题为“The Problem of the Fetish"(发表于Res期刊)的三篇重头文章里论证，fetish一词最早产生于15世纪葡萄牙人同非洲人之间的黄金交易，葡萄牙人认为非洲人对黄金饰物投射了复杂的观念形态，而不重视欧洲人所重视的黄金的纯粹经济价值，于是用fetish一词来泛指非洲人的物神崇拜。1760年法国的一位思想家把这种观念形态同非洲的宗教习惯相联系，使得这一概念获得人类学意义。到19世纪，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这一概念，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现代商品的原始魔力和致幻效果，以及人们投射其上的各种欲望、价值和生产关系，但尚未将其和人性与原始欲望挂钩。弗洛伊德则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把fe tish ism跟性联系了起来。彼茨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弗氏对恋物癖所进行的泛性论解释遭到了一些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并使他们得以回头重新看待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等概念。这在安·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的著作《帝国皮革》(Imperial Leather)中就十分明显。女性主义一方面为帝国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启发了这一研究在方法上的突破和革新。麦克林托克对帝国历史中的跨国广告和商品，如照明灯、镜子、肥皂、白色制服、地球仪和皮鞋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细致阅读，发掘出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历史乃至贸易保护和爱国主义等各种不同的因素，其涵义远远超出了“商品拜物教”相对单一的内容。麦克林托克正是通过这种开放性的理解，在吸纳与整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观念的基础上，使一幅复杂的帝国历史的动态图景又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
女性主义对当代学术研究的影响极其广泛和深远，以上所涉及的只是冰山一角。除了对身体性别的建构，肤色、服装等身体表象，以及劳动、阶级、社会地位、消费形态的深入研究，女性主义的理论还受到福柯的生命控制权(bio-powe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等概念启发，对现代制药、生化工程、基因技术对身体、生命观念的改变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有重要的贡献。对于结构性的男权政治来说，女性主义所提出的性别挑战是诸多学科都难以回避的。它一方面向许多传统学科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又在方法论上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反思基础，更为新的学术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理论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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