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与后殖民批评
赵稀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赵稀方 100732）
提要：在方法上，斯皮瓦克以“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自居，这既显示了她的犀利，也构成了她的障碍。在后殖民理论上，斯皮瓦克“殖民话语”和“反话语”两个方面都有贡献。在殖民话语分析上，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在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后殖民批判上；在反殖民话语方面，她的贡献也许更大，她参予了印度的“属下研究小组”，《属于能说话吗？》（1988）等文对于殖民统治下的属民的发声问题的讨论很引人瞩目。
关键词：斯皮瓦克，“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反殖民话语。
（一）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以其独特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的身份，在西方学术界素享盛名。需要纠正的是，论者在引用这一称呼的时候，总认为这一说法来自于柯林·麦肯比（Colin MacCabe）为斯皮瓦克的《在其它的世界里》（1087）一书所作的“前言”[1]。其实不然，柯林·麦肯比的说法事实上来自于斯皮瓦克本人早年的表述。在发表于1979年的《解释与文化：旁注》一文的结尾，斯皮瓦克说：“作为一个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我对于教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实践感兴趣，它会让我们在解释产生的时候，建设性地质疑它的特权。”[2] 在我看来，“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的确构成了斯皮瓦克的独特之处，足以成为本文论述斯皮瓦克思想的起点。正是这多重立场让斯皮瓦克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从而从多方面拓进后殖民理论。应该说明的是：第一，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斯皮瓦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解构主义者，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第二，斯皮瓦克的这三种思想并非仅仅相得益彰，而是彼此诘问，不断冲突的。
斯皮瓦克早年毕业于英美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做的是叶芝，1974年此书以《重塑自我：叶芝的生平与诗歌》为名出版，这是斯皮瓦克的第一部著作。不过，在依阿华大学读博士期间受到保罗·德曼指导的斯皮瓦克最早成名于翻译介绍德里达的解构主义。1976年，斯皮瓦克在美国翻译出版了德里达的《语法学》，她在此书的长篇前言中首次向美国人详细介绍评论了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在解构主义的背景下，宥于本人的性别，斯皮瓦克感兴趣于女性主义的立场。她发表了“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1978）、《三个女性主义读本：玛克勒斯，瓦伯勒，哈贝玛斯》（1979）等文章。如此，一方面在尚对解构主义陌生的美国学术界介绍德里达及解构主义，另一方面进行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构成了斯皮瓦克在学生时代英美文学专业之后早期学术批评的主要内容。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有相互排斥也有相互发明之外，从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解释与文化：旁注》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斯皮瓦克交叉使用这两种理论的魅力。
关于“公”与“私”，传统的解释是，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属于“公”的领域，而感情、性、家庭等属于“私”的领域，宗教、心理、艺术等在宽泛的意义上也属于“私”的领域。这种分类的前提不言而喻，“公”的领域较“私”的领域更为重要。在女性主义看来，这种分类是男性政治的结果，是女性歧视的表现。女性主义运动致力于颠覆这样一种等级秩序，强调“私”的领域才是更为重要的。在斯皮瓦克那里，女性主义的驳诘固然有力，但仅仅是批判的第一个层次。自解构主义观之，女性主义颠倒“公”“私”不过是翻转的二元对立，在方式上并无改变。斯皮瓦克首先解构“公”与“私”之间的截然分明的界线。她认为：既然女性主义已经指出，每一个“公”的领域其实都离不开感情和性，而家庭的空间也不仅仅完全是私人性的，如此交织不清，“公”“私”如何进行翻转呢？斯皮瓦克认为，阻止这种女性主义颠倒‘公’‘私’等级的教条做法的方法，是解构主义，“解构让我们质疑所有的先验的观念论。基于这种解构的特别之处，男/女、公/私的置换标志着一种转换的界线，而非彻底颠倒的欲望。”[3]由此出发，斯皮瓦克对于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有着超越性的自觉反省，她认为：“指出女性主义的边缘位置，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为自己赢得中心地位，而是表明在所有的解释中这种边缘的不可化约性。不是颠倒，而是置换边缘和中心的差别。”[4]
可能与解构主义的解构界线的特征有关，斯皮瓦克不愿固守某种理论，而喜欢尝试不同角度和立场的观察。据斯皮瓦克自述，到了1979和1980年，“种族”和“阶级”的思想开始侵入她的思想。这里的“种族”与“阶级”，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关。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斯皮瓦克与赛义德形成了奇妙的对比。在赛义德那里，马克思主义被当作西方东方主义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斯皮瓦克来说，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启发她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作为一个来自于印度的亚裔女性，斯皮瓦克发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处理东方女性的问题时具有很严重的盲视之处，而马克思关于阶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观点，却启发了她对于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中的东方女性的真正的处境的认识。这时候，斯皮瓦克对于自己早期的文章开始感到不满，认为它们仅仅局限于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而忽视了了种族和阶级的维度。她对自己写于1978和1979年写的两篇文章《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和《三个女性主义读本：玛克勒斯，瓦伯勒，哈贝玛斯》进行了重新改写[5]，于1985年以“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为名重新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斯皮瓦克象模象样的演绎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理论，以此论述此前不久发生的韩国女工事件。
1982年3月，在韩国首都首尔，一家名为Control Data美资跨国企业的237名女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结果6名罢工领导被开除和监禁。7月，女工挟持两名来访的美方副总裁作为人质，要求释放罢工领导。美方公司愿意放人，但遭到韩国政府的阻挠。7月16日，企业里的韩国男性工人殴打女工，使很多妇女受伤，两名妇女流产，以此结束了争端。女性主义通常认为：女性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工作，是获得解放的途径，这种理论在此显然远远不够。另外，殴打女工的韩国男工是直接元凶，但直接将批判对象变成韩国男权主义似乎也没有抓住要害。看起来“慈善”的美资，事实上至关重要，它们在这里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斯皮瓦克觉得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跨国资本问题的理论框架，她说：“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由于殖民地提供了原始材料，殖民宗主家得以发展他们的工业基地。殖民地本地的生产由此受到削弱和破坏。为了减少周转的时间，工业资本主义需要建立适当的配套，如铁路、邮局和教育的单一分级系统等文明设施就这样出现了。如此，伴随着第一世界的工人运动和福利国家机制，它们也逐渐地生长于第三世界的土壤里。工人可以提出更多的要求，而当地政府得到贷款。使旧的机器制造业迅速过时的电讯业，尤其如此。”[6]这种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让斯皮瓦克看清了在第三世界女性困境中国际资本的位置。她谈到，韩国本国买办企业虽然是韩国女工的迫害者，但他们本身并不是利润的主要获得者，剩余价值的获得者在美资，他们才是事情的操纵者，“美方的经理们监视着韩国男人杀害他们的妇女。” 美方的管理者否认对于他们的指控，有人居然说：“的确，Chae失去了她的孩子，但‘这并不是她的第一次流产，此前她已经流产两次了。’” 斯皮瓦克愤怒地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较之古代的奴隶制生产相去不远。令斯皮瓦克失望的是，西方女性主义居然站在美国资本家的一方，为其歌功颂德，“我要赞扬Control Data公司致力于雇用和促进妇女……”[7]，这一事件，让斯皮瓦克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局限有了认识。在阶级地位上，西方女性主义处于资产阶级位置，不愿同情下层；在种族上，西方女性主义又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体现者，故而对于非西方的女性难以认同。如此，才会顺理成章地出现西方女性主义对于韩国女工的令人愤慨的评论。
这是不是意味着斯皮瓦克就此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而抛弃了女性主义呢？否！在这篇题为“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的文章里，斯皮瓦克一方面既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女性主义，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以女性主义质疑了马克思主义。斯皮瓦克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依德一样，在理论上具有性别的盲点，“他们似乎只是从男人的世界及男人自身获得依据的，因而证实了有关他们的世界和自身的真理。我冒险断言，他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描绘建立在不适当的根据上。”[8] 此时对马克思主义颇有热情的斯皮瓦克，在文中又演绎了一番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经典理论。不过此番引用目的却不在参照，而在质疑。斯皮瓦克的问题是：“一个女性无报酬地为丈夫和家庭工作，这里的使用价值何在？”“男人普遍认为工资是价值生产的唯一标志，我们应该如何与这种观念斗争？”“否认女性进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含义是什么？” 斯皮瓦克更有兴趣的是马克思的“客观化”和“异化”的概念。马克思曾谈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过程使其自身及工人客观化为商品，由此造成人与自身关系的断裂。在此，斯皮瓦克认为马克思忽略了妇女的生产：生产的场所“子宫”及产品“孩子”。她认为，离开了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与人的关系的分析显然不全面。斯皮瓦克的野心颇大，她强调，不能仅仅满足于在男性的法权中指出女性的例外，或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抵制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着手纠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得以建立和运行的生产和异化的理论。”马克思的文本，包括《资本论》，预设了一种道德理论：劳动的异化必须取消，因为它损坏了主体对于工作和财产的拥有；斯皮瓦克指出，“如果从妇女和生育的角度，重新审视异化、劳动和财产的生产的性质和历史，它会让我们超越于马克思之上来解读马克思。”[9]
斯皮瓦克以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质疑女性主义，以女性主义质疑马克思主义，对于解构主义，她也毫不例外地加以质疑。斯皮瓦克认为，解构理论对于女性主义实践应有助力，但当德里达本人却近乎性别歧视主义者，他在涉及女性时候，书写立即变得自我中心和不着边际，难以看到父权制对于女性的压制。于此，斯皮瓦克感到，在以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的同时，必须同时以女性主义启示解构主义。她说：“近年来，我同样开始看到，与其说解构主义为女性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不如说女性话语同时也为德里达打开了一条通道。”[10] 1990年，斯皮瓦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一段时间，我对于解构主义非常恼火，因为德里达看起来既不够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还似乎是个性别歧视主义者。但那是因为我想让解构主义做它做不了的事，我通过了解它的局限发现它的价值——不是让它承担一切。”[11] 这话语表明，斯皮瓦克一方面毫不留情地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角度批判解构主义，另一方面又努力地发现运用其长处和价值。
赛义德重福柯轻德里达，斯皮瓦克正相反。赛义德有一句名言：“德里达的批评让我们陷入文本之中，福柯则使我们在文本内进进出出。”在斯皮瓦克看来，赛义德未能理解德里达要取消文本和语境之间的差别的意图。不过，斯皮瓦克对于福柯的批评和对于德里达的褒扬，主要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角度着眼的。斯皮瓦克同意赛义德对于福柯的批评，认为福柯过于注意微型权力而忽视了诸如阶级、经济、反抗等大的结构，不过她主要从种族的角度解读这问题，“诊所、精神病院、监狱、大学——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被遮蔽性的寓言，它们掩盖了对于更大的帝国主义叙事的阅读。”[12]但她认为，福柯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认识到非西方世界的方面，因而自己事实上站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剥削者的方面”。斯皮瓦克感叹：“让当代法国知识分子想象可以容忍欧洲的他者世界里的无名主体，这是不可能的。”[13] 面对这种批评，斯皮瓦克调侃地说，福柯可能会嘀咕“对于不知道的事最好闭嘴”。不过，斯皮瓦克认为，可以作为比较的是，德里达要好得多。斯皮瓦克发现，早期德里达曾对于历史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做过分析。德里达谈到，在17、18世纪的欧洲，存在着三种歧视：神学歧视，中文歧视和象形文字歧视。这种“欧洲意识”认为，只有希伯莱和古希腊才是上帝的真迹，中文适合于哲学，但它仅仅是一个将被取代的蓝图，埃及文字则过一尖端而难以破译。德里达将这种“书写的欧洲科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称为“欧洲意识危机的症状”[14]。在斯皮瓦克看来，这是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的产物，在此考察欧洲殖民主义经由他者认识构造自己的过程是十分有趣的。
面对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斯皮瓦克可谓各取所需。据斯皮瓦克自述，她从马克思那里取来是全球的视野和资本的动作，从女性主义那里取来的是女性主体性的理论，从解构主义那里得来的却是处理前两者的方法，它不是一个“做”的理论，而是一个“看”的方法。面对这样一个“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人们自然而然的疑问是斯皮瓦克如何能够将这三种立场不同的理论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的思想呢？斯皮瓦克的回答出人意料：她不认为需要将三者融汇起来。他欣赏福柯的“非连续性”概念，认为：“与其寻找一个雅致的一致性，或者制造一个结果冲突的连续性，还不如在某种意义上保留这些非连续性，这就是我想做的。”[15] 她甚至认为，寻找一个连续性的体系的想法本身就是殖民主义影响的结果。
斯皮瓦克的说法未免有点耸人听闻，事实上，她在运用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等不同的方法的时候固然常常相得益彰，但有时却自相矛盾，这并非保持“非连续性”可以轻易打发。譬如，以解构主义起家的斯皮瓦克固守话语理论，坚持历史和文本的同一性，她批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脱离文本的“真实”观；然而她在论述当代资本主义问题时，却因为运用马克思的国际分工的经济理论，由此获得了锐利的后殖民性视野，她据此批评如福柯等人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历史与文本的关系上，解构主义的历史文本同一性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观点水火不容，斯皮瓦克分别以A的标准批评B，又以B的标准批评A，她自己在这一点上到底持何种看法呢？我们不知道。斯皮瓦克似乎沉溺于批评的快感之中，有时忘记了基本的形式逻辑。在我看来，斯皮娃克是一个非常犀利的批评家，她在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三个领域都卓有成就和影响，但信奉“非连续性”却让她未能成为一个传统意义的自成体系的更大的思想家。
（二）
关于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论方面的贡献，我们可以从“殖民话语”和“反话语”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在殖民话语分析上，赛义德对于东方主义已有过深入的讨论，但男性身份让他在性别上成为盲点，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在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后殖民批判上，她在这个方面的著名文章有《一种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1981）和《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1985）等。在反殖民话语方面，赛义德基本上无所建树，他的东方主义论述完全限制于西方话语，而将东方看作沉默的他者一直成为批评家的诟病所在。斯皮瓦克在这方面也许贡献更大，她参予了印度的“属下研究小组”，致力于讨论殖民统治下的属民的发声问题，写出了很有影响的如《属于能说话吗？》（1988）等文章。
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主者的斯皮瓦克，在省察到后殖民的视角后，自然而然地首先对西方女性主义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予以了批评。斯皮娃克的这种批评，既体现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东方论述的解剖上，也体现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自身经典论述的分析上。
《一种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一文中对于克里斯蒂娃《关于中国妇女》的分析，可以体现斯皮瓦克对于西方女性主义东方论述的后殖民批评。克里斯蒂娃是当代法国最为知名的女性主义者，她于1974年4、5月间访问中国，回国后写下《关于中国妇女》一书。这部书称赞了中国文化和妇女，认为中国的革命给1968年五月革命后的欧洲带来了新的希望。面对这样一本看起来对于中国和东方世界十分友好的著作，斯皮瓦克发现了人们未曾注意的问题。在斯皮瓦克看来，克里斯蒂娃对于中国的称赞，事实上站在西方立场上“他者化”中国的行为。斯皮瓦克在文章中引证了克里斯蒂娃《关于中国妇女》一文的开头：“一大群人坐在太阳下面，她们无言地等待我们，一动不动。她们眼神镇定，一点好奇都没有，或许有轻微地愉悦和担心：无论如何，她们绝对属于一个与我们毫无关系的群体。”[16] 斯皮瓦克以此引述说明克里斯蒂娃与中国户县农民的距离，她的引述到此为止，实际上这段话的下文也许能够更为形象地说明两者的差距，让我从《关于中国妇女》一书中把这段引出来：“她们分不清我们的男或女、金色或褐色，脸部或身体的特征。她们仿佛发现一些奇怪特别的动物，无害但错乱。没有进攻性，却在遥远的时间和空间的深渊的那一边。我们组里的一位说：‘不同的物种——在她们眼里，我们是不同的物种。”[17] 从这种友好戏谑的近乎面对动物式的观摩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背后隐含着西方女性的优越。面对如此陌生的中国女性，克里斯蒂娃居然敢于根据很有限的西方汉学资料大胆地展开她的论述或者想象。斯皮瓦克说：“谈到古代中国，她发现了一种更古代的母系和婚姻社会（资料来自于Marcel Granet的两两本书——开始于20、30年代，建立在‘民间舞蹈和传说’（P47）之上，还有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结构基本结构的一般性的书），并将这种儒家传统延续至今。开始这只是一种有趣的推论，但十页之后这种推论就转变成了心理因果关系。”克里斯蒂娃以女娲补天等传说推论出中国古代“阴性”文化的特征，并将此延伸至现代中国。她甚至断言：“如果有一天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家庭之外的各种升华形式中寻找一条性能量的渠道）必须被提出来，如果中国传统的分析（批林批也运动似乎正在着手）不被打断，中国可能会不加拘谨和充满崇拜地达到这一点，更甚于基督教西方的追求‘性自由’。”在斯皮瓦克看来，克里斯蒂娃的言论不过是西方18世纪对中国文化热的延续，她仅仅从自己的文化系统出发看待中国。克里斯蒂娃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资料粗糙，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西方本位和优越感。她指出：“无论‘基督教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追求性自由，对于中国的预言肯定是一种慈善行为。我以为，它起源于殖民主义乐善好施的症状。”中国古代文化无疑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男权中心倾向，克里斯蒂娃对于中国的赞赏等于把中国排挤出“女性主义”的视野之外。
斯皮瓦克认为，法国与英美女性主义无论有多少区别，她们的问题焦点应该是：“不仅仅问我是谁？而是问谁是他者妇女？我怎样命名她？她怎样命名我？这不就是我要讨论的问题吗？事实上，正是这种难以处理却又很关键的问题的缺席，使得作为主体的‘被殖民妇女’将（西方女性主义——引者注）调查者们看作来自其它星球自由来去的可爱的富于同情心的生物，或者看作这样一种人：她们依赖自己在殖民论中的位置，将‘女性主义’看作是先锋阶级的独有，将其为之奋斗的自由看作侈奢品，最终等同于某种‘自由的性’。这当然是错的，我们观点是，在我们最为复杂的研究中，在我们最为慈善的冲动中，仍有一些东西是错的。”[18] 斯皮瓦克的意思是，西方女性主义最需要反省的问题是种族的他者问题，她们将“女性主义”“自由”等看作西方世界的产物，与第三世界女性并无关系。尽管克里斯蒂瓦论述中国妇女采取的是表面上称赞的立场，实际上她们甚至并没有把第三世界妇女看作同类；当然，第三世界妇女也并没有将她们当作同类。斯皮瓦克由此激进地说：西方女性主义走出教室后，对于第三世界女性没有什么用处，或者有害无益。“有害无益”的说法看起来有点过激，但斯皮瓦克自有解释：“举个最简单美国的例子：即使更多的妇女被雇用，或者在会议上增加女性主义议题，这种天真的胜利也会导致欠发达国家的妇女的无产阶级化，因为金多数美国大学都有可疑的投资，多数会议旅馆都以极其无情的方式雇用第三世界妇女。”[19]
斯皮瓦克自第三世界的角度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后殖民批判，十分犀利，当然也不无偏激。这里不妨为克里斯蒂娃说几句话。《关于中国妇女》一书对于中国的表现自然是东方“他者”化的产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一点并非没有自觉。《关于中国妇女》一书明确地分为两个部分：“从这一方面”（From this side）和“中国妇女”(Chinese women)。明言就是从西方的角度观察中国，为1968年五月革命之后的欧洲、特别为西方女性主义寻找参照。克里斯蒂娃对于自己的西方位置其实是有察觉的，他在书中的第一章就声称：中国户县农民是被她这样的“普遍的人文主义者，无产阶级兄弟之情和（为什么不？）虚假的殖民文明”所塑造的。她还明确谈到，发现东方“他者”是为了质疑西方自己。在1974年还没有后殖民主义这个词汇的时候，克里斯蒂娃就能够反省到自己的“殖民性”及其与“他者”的关系，是难能可贵的。就此而言，斯皮娃克对于克里斯蒂娃的批判显然过于严厉。其实，在“东方”他者化这个问题上，西方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固然应该检讨，斯皮娃克自己其实也难逃其咎。斯皮瓦克以第三世界的身份批评克里斯蒂娃，但这一身份事实上是可疑的，因为她本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斯皮瓦克出身于第三世界的印度，后来受到西方教育，留在西方工作，这种人能否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实在是个问题。事实上，真正的第三世界批评家常常批评斯皮瓦克这种类型的学者，他们以“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身份在西方谋利，两边沾光，这并非毫无道理。对此，斯皮瓦克本人对于自己的特殊地位也供认不讳，并有反省。
《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对于《简爱》的分析，可以体现斯皮瓦克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经典文本的后殖民批评。在该文的开始，斯皮瓦克就指出：“如果不记住作为英国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曾经是英国构建其文化的一个关键部分，那么我们便无从解读10世纪英国文学。文化表现中的文学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在19世纪英国文学的阅读中，这两个明显的‘事实’一直被漠视，它本身就证明了不断向演进为现代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持续成功，”[20]我们知道，指出西方经典文本的“不清白”，揭示其在西方帝国主义意识构成中的作用，从种族角度对其进行文化清理，这是赛义德继东方主义论述之后另一本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的主要内容。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导言”中对于叙事与帝国主义关联的强调，是我们所熟知的。看来，斯皮瓦克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她对于西方经典文体的帝国主义分析主要侧重于女性主义方面。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崇拜文本”，小说的女主人公简爱是女性主义个人主义追求的典范。斯皮瓦克自后殖民的角度进行观察，发现了其中的种族问题。在她看来，简爱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对于来自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女性伯莎的压抑的基础之上的。简爱在和男主公罗切斯特结婚的时候，才发现他原来已经是有妇之夫，他的太太就是被关在家里楼上的伯莎。为合理化罗切斯特和简爱之间的崇高爱情，小说竭力为罗切斯特开脱，证明他的无辜和清白。书中交代，罗切斯特的父亲把财产全部给了哥哥，而为了不让罗切斯特过于贫穷，就让他娶了富有的加勒比海商人的女儿伯莎，婚后罗切斯特才发现伯莎家有精神病史。在简爱等人眼里，伯莎不过是一个疯狂的野兽，“在房间的深处，一个人在黑影里来回窜动。那是什么？是野兽还是人？分不清楚：它匍匐着，似乎用四肢；它抓着、嗥叫着，像奇怪的野兽；但它披着衣裳，马鬃般的黑中带灰的密密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头和面孔。”[21] 罗切斯特和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自然令人同情。伯莎后来成功地点燃了房子，把自己烧死了；罗切斯特为了救伯弄莎瞎了自己的眼睛，而简爱不计较罗切斯特的残废而嫁给了他。这是一幅合理又感人的设计：伯莎自取灭亡，让出了新娘的位置；罗切斯特不但因为伯莎的自杀而得以开脱，还因为救伯莎时弄瞎了眼睛而赢得了道德上的同情；简爱也用自己的牺牲精神验证了爱情的纯洁；最终于罗切斯特的眼睛逐渐痊愈，结果皆大欢喜，他们一家里过着幸福的生活。在这里，一切都建立在伯莎之死的基础上。在西方的语境里，伯莎的牺牲被视为理所当然，小说的合理化叙事从来没有遭到过怀疑；但在后殖民的语境里，伯莎却成为一个问题。出生于加勒比海的作家洁恩·瑞丝在读到《简爱》的时候，即被伯莎的命运所吸引，后来写下了关于伯莎的小说《宽阔的藻海》。斯皮瓦克在文征引了《宽阔的藻海》中克里斯蒂芬批评罗切斯特、为伯莎辩解的一段话：“说实话，她并没有去人们说的你的英格兰的家里，并没有去你那漂亮的房子里恳求娶她。不！是你千里迢迢来到她家向她求婚。她爱你，给了你一切。现在你不爱她了，你毁了她，你拿她的钱怎么办？”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西方经典的传统诠释，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后殖民视野的确启人深思。可以补充的是，据小说交待，罗切斯特之娶伯莎并非出于强迫，他在第一见到伯莎的时候就被她吸引了，认为她很漂亮，并明确承认自己爱上了她。另外，罗切斯特与简爱的爱情是否那么崇高也值得怀疑。在小说中，罗切斯特开始并没有看上简爱，而是迷恋美貌的布兰切·印格若（Blanche Ingram），并准备和她结婚，在受挫之后，才注意到简爱。也就是说，从伯莎，到印格若，到简爱，罗切斯特可能不过是一个后见异思迁的公子哥而已。斯皮瓦克精辟地指出：“在这个虚构的英格兰，她（伯莎）必须扮演她的角色，扮演自我向‘他者’的转变，放火烧屋并且杀掉自己，由此简爱才能成为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个人主义女英雄。我只能将此读为一般的帝国主义认识论暴动的寓言，殖民地主体为了殖民者的社会使命的荣光而自我牺牲的建构。”[22]她甚至认为伯莎之死是殖民者将其作为“好妻子”的有意识安排，她提醒读者，如果明白了英国殖民政府对于印度寡妇殉葬的合法操控，就会理解这一点。
在西方，女性主义本来是一种激进批判理论，它从女性性别的立场上批判男权中心主义。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激进批评理论在维护女性的时候却将非西方的土著女性排除在外了。也就是说，西方主义的“男性/女性”仍然建立在“西方本位/东方他者”这一种族主义框架之下，西方女性主义与西方男性共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性立场。作为女性主义者斯皮瓦克对此感到遗憾，“当女性主义批评的激进视角，又重新产生了帝国主义的公理后，似乎特别地不幸。”[23]
上文提到的《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批评以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却是以第三世界的批评开头的。斯皮瓦克在文章的一开始提到，一位沙特阿拉伯大学的年青苏丹女士告诉她：“我写了一篇关于苏丹女性割礼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论文。”这一做法颇让斯皮瓦克心有戚戚。她引用了Nawal El Saadawi对于阿拉伯世界妇女阴蒂切除过程的描绘，让我们目睹这一血淋淋的残忍过程。然后指出，西方的结构功能主义所采用的客观分析立场，无非是对于现有社会（性别）体制的拥护。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感到将两者拉在一起是如何的荒谬。这里谈论的，事实上是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的后面所涉及的东方世界“自我殖民化”的问题。即西方的东方主义式论述已经影响以至主宰了东方人对于世界及对于自己的想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丹年青女学者才会将西方的结构功能主义视为普遍、高级的理论形式，以之规范阿拉伯世界的女性经验。斯皮瓦克由此联想到，自己目下在美国大学教授的位置同样是一个尴尬的问题。她自我剖析道：一个印度加尔各答上层社会的女性接受西方教育，成为美国的大学教授，选择女性主义，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的确，西方女性主义通过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已经明白无误了，但在面对第三世界女性的问题时，它却像结构功能主义一样构成了一道障碍网。由此，斯皮瓦克觉得最好的方法是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能为她们做什么？”[24]
赛义德仅仅用“自我东方化”就将第三世界打发了，斯皮瓦克却不愿意这么简单，她接下来对于“第三世界”究竟能否发声及知识分子如何表现“第三世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斯皮瓦克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属下”的文章，其中包括1985年发表的标志着她与“属下研究小组”建立了合作关系有文章“属下研究：解构主义历史学”，及1988年发表后来被反复转引的“属下能说话吗？”等。福柯和德努兹认为：如果被压迫者得到机会、或者通过联盟政治团结起来的会，他者能够表述自己。斯皮瓦克从西方之外提出了问题：第三世界的被压迫阶级能表述自己吗？以古哈等人为代表的印度“属下研究小组”注意到，关于印度的表述长期以来被殖民者和本地精英所垄断。关于印度民族及其意识的形成发展，殖民主义历史学历史认为应该归功于英国殖民统治，而本地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应该归功于印度资产阶级，唯广大的被压迫阶级没有发言的空间，处于沉默的状态。“属下研究小组”打算通过对于被压迫阶级历史的研究，释放广大的人民的声音，形成古哈所谓“人民的政治”。斯皮瓦克对于“属下研究小组”的工作是欣赏的，她本人也参予了其间的工作，但她却从方法上对于“人民的政治”提出了的质疑。
就研究对象而言，斯皮瓦克认为被压迫阶级很难精确定义，所谓“精英之外的大众”的说法并不周延，殖民统治者、本土精英与下层大众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广大的模糊不清的地带。而且，大众之间也存在性别、职业等完全不同的情形，由此产生的意识也不尽相同。如此，就很难说有一个清晰整齐的大众意识。而就真正的下层而言，斯皮瓦克认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发出声音，也没有听到。在1993年的一次采访中，斯皮瓦克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底层的声音无法被听到。18世纪的孟加拉国原有完整的渠道浇灌系统，土地领主支配他们的农奴进行管理。英国人来了之后，解散了封建体制，把领主变成了纳税人，农奴也不存在了，水渠就没人管了。英国不明白水渠的用途，以为是运输水道或其它什么，也不派人管理。天长日久，水渠臭了，英国人就把它们拆毁了。后来一个稍稍精明的英国水利检察官偶然发现水渠的用场，英国统治者才意识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恢复荒废的水渠。斯皮瓦克说：“我们不断地听到农民反抗失败的故事，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一个底层阶级不能‘说话’的例子。”有人可能会说，底层并非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斯皮瓦克解释说，“属下不能说话”的意思是，即使百姓能够说话，也没人能够听得到。或者这种声音会被一种“精神感应”的东西所主宰，转变成了另外的声音。
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属下研究小组”能否反映底层阶级声音？斯皮瓦克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认为，“属下研究小组”虽然希望站在底层的立场上，表达大众的声音，但他们也没有代表被压迫阶级的专利，这些知识者只能“表现”底层大众。“属下研究小组”的成员，多是受西方教育的知识者，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大众肯定是个问题，而他们与西方知识的关系肯定又是暖昧不清的。斯皮瓦克本人坦认：作为一个后殖民知识分子，自己处于全球资本主义所提供了西方学院的特权位置上，与西方话语事实上是一种“协商”的关系。她认为，试图通过借助于第三世界的背景从而获得一个清白的论述立场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视野，在我看来是斯皮瓦克较赛义德以至霍米巴巴高明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斯皮瓦克在谈到底层阶级被压抑的时候，特别突出底层阶级中女性被压迫的地位，“属下能说话吗？”事实上主要讨论印度寡妇自焚（Sati）的情形。斯皮瓦克强调，如果说底层阶级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遮蔽，那么同时受到男权压迫的底层女性则可以说受到了双重遮蔽。整体上说，无论在殖民话语和反话语的分析方面，斯皮瓦克都着重于女性。如此看，斯皮瓦克大约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后殖民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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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 Moore-Gillert, B.J.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Politics（1997）， Stephen Mort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P20，2003）等书均持这一说法。
[2]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117.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3]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103.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107.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5] 改写文章后来成了斯皮瓦克的习惯，随着思想的变化，她不断地改写自己从前的文章。在她最新的著作“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ersent”(1999)中, 斯皮瓦克收入改写了从前的多篇文章，如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The Rani of Sirmur: An Essay in Reading the Archives”, “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Imperial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 “ Versions of the Margin: J.M. Coetzee’s Foe reading Defoe’s Crusoe/Roxana”, “Time and Timing: Law and History”，因此在研究斯皮瓦克的时候，要注意她的文章版本及思想的前后变化。
[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90.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7]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91.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78.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9]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79-80.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10]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84.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11]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P133-134. Edited by Sarah Harasym, Published in 1990 by Routledge.
[12]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P279. Published in 199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3]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P263. Published in 199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P263. Published in 199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P13. Edited by Sarah Harasym, Published in 1990 by Routledge.
[1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137.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17] Kristeva, Julia, About Chinese Women, First British hardvover edition published by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Ltd, 197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in 1974 as Des Chinoises by Edition des Femmes.
[1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150.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19]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291.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20] Bart Moore-Gilbert, Gareth Stanton, Willy Male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P146, Published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21] Bart Moore-Gilbert, Gareth Stanton, Willy Male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P150, Published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22] Bart Moore-Gilbert, Gareth Stanton, Willy Male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P154, Published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23] Bart Moore-Gilbert, Gareth Stanton, Willy Male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P146, Published b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7.
[2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P135.First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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