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帝已死”、“已死”、“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到最近的“理论已死”，眼下的全球化进程的时代一方面缺乏理论激情、理论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明显地需要理论。理论是否“已死”?理论又能“何为”?
1985年，当代理论大师杰姆逊首次访问中国，为中国学界送来“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开启了中国批评理论界的新时代，深刻影响并推动了中国批评理论的进程。杰姆逊先生的著述已成为国内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文学和文化批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分析领域的基本文献和共同的知识参照系，其本人也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理论标本。12月12日，年届八旬的杰先生将再度造访北京大学。这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本报独家刊出先生弟子、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对杰姆逊先生关于“理论消逝”时代“理论何为”的访谈，以飨读者。
张旭东：很高兴您能再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由一个以理论为核心旨趣的学术同仁组织——国际批评理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ritical Theory)策划和安排的。您知道，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思想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得到了纽约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支持，在这四所大学设立了联合研究机构，而它灵感来源和组织原型，正是您本人创办的杜克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Duke Institute for Critical Theory)。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是打算依托这个平台，把批评理论进一步同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基础教育、专业训练和社会思想实践结合起来，为积极介对当代文学、文化、社会、思想现象做些准备。比如我们目前正在编辑一本批评理论的基本读本;同时准备2013年夏天起在纽约大学马德里中心、北京和上海举办一系列暑期训练班、工作坊和专题讨论会。为此，在过去一两年里，中心成员做了一系列准备，围绕有关康德《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阿多诺《美学理论》、关于“启蒙”概念的理论反思、小说理论、社会主义审美现代性等一系列话题，组织了一些课程、研讨会和读书小组活动。
您上一次来访是10年前，那时候“学术”压倒“思想”、“国学”取代“西学”风气还比较盛，同那时相比，今天大学校园里的理论兴趣有了明显的增长。不过，同27年前您第一次来中国、在北大开课时“文化热”、“方法论热”的氛围相比，理论恐怕还不是中国知识和思想生活的核心和热点。我想，这一方面同中国学术自身理论积累和兴趣的相对薄弱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和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性“理论时代”的退潮有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在思想文化领域似乎并没有带来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恰恰相反，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批判和想像力方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单一化和保守倾向，是实证主义和经验论。眼下这个时代一方面似乎缺乏理论激情、理论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明显地需要理论。我们是否需要对“何为理论?理论何为?”这样的问题做些思考?您能就批评理论在当代西方语境里的定义和自我理解跟中国同事们谈几句吗?
杰姆逊： 你问的虽然是关于批评理论的问题，但我想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之总称为“理论”的问题，以及有关理论在如今存在和活动的形式的问题。我的回答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是理论本身的性质。我认为理解理论最简易的方法是将它理解为对于英美经验主义的攻击。无论何种理论都旨在质疑下述观念：存在着可规定的单纯“事实”;观念(甚至语词)是“物”，也就是说它们是与真理对应(或不对应)的种种再现。这些根本而言属于经验主义甚或实证主义的立场，忽略了“中介”或“表征”的观念。在我看来，所有形式的理论都预设，在思想方案与其语言形式或恰当观念形式的表述之间，存在着一个要经历所有“中介”或“表征”的过渡环节。因此，理论的任务在于展现这些中介或表征，并从其本身出发对这些中介或表征进行考察。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理论”成了一个补充性学科?不是。就所谓“理论”诞生的时期而言，我想将战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及其种种变体作为起点。当然了，理论的基础要比这深得多：比如牵涉到存在主义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但姑且让我们将结构主义作为一个有用的起点。我认为，一个历史事实是理论逐渐向各种不同学科转移并改造这些学科。很可能人文学科是最早接受理论影响的领域，理论往往质疑老式的文学解释方式，并提出新的结构主义解释方式。但结构主义的这层质疑逐步被文学体制本身所吸收，因而在十年或十五年前出现了由老式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发起的针对理论的反动浪潮。
张旭东：反理论的思维一方面似乎是延续一种“终结者”的思维方式，从“上帝已死”、“已死”、“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到最近的“理论已死”。但另一方面，是否二十世纪理论运动自身也形成了种种体制化、经院哲学化、官僚化倾向，迫使新一代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在今天美国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很难想像完全拒斥理论的学术路径，因为理论已经渗透进各个学科和研究领域，即便口头上反理论的人，其实也不得不接受许多“理论”带来的学术前提和思想前提。
杰姆逊：今天，所有这些都已经被体系完美地收编整合了，以至于有年轻学者从左派立场而非传统立场出发进一步攻击所谓“旧理论”。同时也要看到，理论在各种不同学科中的批判性干预是不均衡的。在我看来，接下来应用理论的是社会科学——取决于其向何种方向发展，我的看法是人类学是结构主义的阵营，比起社会学来接受理论更快，最后才是自然科学把理论用在所谓“科学研究”或检验科学范式等方面，虽然托马斯·库恩无疑是发明物理学“范式”一词的人(大概在1950年代吧)。
总之，当人们问及理论的位置时，需要面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理论是批判性的，而且总是与某个既有的科学或学科领域挂钩。第二，非常明显的是，各门学科都有复兴理论的趋势。
张旭东：“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而言，当然是反经典化的。但“理论”自身作为一个知识结构和训练程序，是否也有自己的“核心文本”和思想资源呢?比如早被宣布寿终正寝的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如今在学院里仍然以经典文本的形式延续香火、为一代又一代学者提供教职和学术地位，继续生产出新的柏拉图专家、康德专家、尼采专家。理论自身的批判倾向、历史化倾向和去经典化倾向，会给自己在学院环境里的生存带来麻烦吗?
杰姆逊：我认为存在“理论经典”——但它很容易和哲学经典搞混，因为有些我们所谓“理论”发端于哲学，德勒兹就是个显然的例子。当然也有很多理论并非如此;相反，它们起源于其他学科，如布迪厄之于社会学。不过“理论经典”不仅包括那些基本著作，如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理论，而且包括过往的经典——回溯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及各个不同理论家们自己的经典文本。因此，如果你要解读德勒兹，那么你的经典文本中就得包括伯格森和斯宾诺莎;如果你要解读海德格尔，那你一下子就面临所有那些古希腊哲学家。传统文本重新在理论经典中出现，但如我曾经谈到的，这种新的出现方式颇有诙谐色彩，因为它形成了如此之多可以替换的“经典”;也就是说，经典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不可移易的，它们并不僵化在纪念碑式的传统之中。相反，它们是在不同理论场合下可资利用的抓手。
我确实认为有些著作需要一直不断地被这样或那样地阅读，而且我要说，虽然理论的起源是语言学，语言学本身并没有强加给我们同一种理论必然性(虽然其他因素或许会如此)。但可以肯定地说，想要在理论著作中回避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涉及到整个人类经验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现实和心理现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回到经典的弗洛伊德主义甚或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早期形式)，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两种思潮的历史。显然政治一直存在，自我考察的努力也一直都存在，这些对理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而哲学资源则可能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我已经提到的德勒兹)——如今斯宾诺莎就显得比笛卡尔重要得多。复兴是各种各样的，如目前我认为也有黑格尔哲学的复兴。对于经典来说，它们在各种当代理论那里不断地变换着形象。因此我不想提出任何特别的经典，只想说：理论同样具有自身的历史，正如其他学科有其自身的历史那样，而理论除了本身关注的问题之外，还必须面对这一历史。
张旭东：“批评理论”不但要去分析和批判现象，同时也要随时保持一种自觉、反省和自我批判，否则它的理论含量就会大打折扣。一些反对理论的人似乎觉得只要攻击理论具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就可以借“普世真理”的力量解除它的理论武装了，大概这种倾向在非西方社会更明显。但真正的理论立场，都会明确承认自身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不是去可以掩饰它，不是吗?
杰姆逊：在我看来理论归根结底可以被等同于所谓“意识形态分析”。这一说法可能让有些人觉得出乎意料，他们觉得意识形态是个很简单的东西，无非关乎进步立场或反动立场等等。我认为理论依靠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向我们展现了相反的一面：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建构，与牵涉其中的人们的历史处境休戚相关;它既在意见和观念的领域发挥作用，也在文学领域本身发挥作用——如文学的叙事和形式建构等等。我本人相信，重新确立“意识形态”这个词是有益的，因为不论它是否具有颠覆性，至少它对于学者而言具有警醒作用(如果不是令人恐惧的话)。它让这些学者意识到，我们的理论工作不仅要揭示某个作家或思想家的基本观念，更要探究形式实践或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系统或某个特定理论建构背后的意识形态。
张旭东: 二十世纪出现的一批理论家都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和个人风格，比如德国的本雅明、阿多诺;法国的萨特、拉康、福科、巴尔特、德勒兹等，读者对他们理论文本的个性了如指掌，就像对现代派作家、诗人甚至古典音乐作曲家的风格一样熟悉。其实您本人的理论作品也具有这样风格意义上的个别性。这是否会给人一种印象或错觉，觉得理论其实也就是个人意义上的写作或“作品”，是一种个人风格化的文本游戏?而其实理论话语的理论性和历史性，更不用说它接入社会的力量，不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一些大问题，比如生产方式，上层建筑，阶级、国家、种族、性别之类的社会性、集体性因素吗?
杰姆逊：对，这是我想谈的关于理论的第三个主题。理论和某种集体性分析(甚或精神分析)有关。要说文学和观念有什么神秘的话，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些文本的流行和对它们的集体兴趣。在某一时刻，某些文本出人意料地受到人们关注;某些观念体系似乎突然能够对所有需求给出回答——有时候是某个群体的需求，如知识分子的需求，有时候是更一般的需求。当然，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不仅仅是考察文本，更需要考察对于文本的接受以及它们对应的历史社会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的是，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理论分析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即便它处理的是文学和文化，因为理论分析——虽然我认为它对于文学和文化的处理首先应该是形式分析，因为至少就我个人实践而言，意识形态是通过形式展现的——为我们提供了种种症候和模式以进入更广阔的历史社会情境，而这一更广阔的情境也总是一个矛盾结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这些。
张旭东：面对这些集体性、历史性矛盾，“理论”的理论意识固然是总体性的，但在具体分析和处理上，它也不是万能的、包打天下的知识形态和写作方式。您本人写作的涵盖面很广，但仍然基本上限制在文化领域。您能谈谈批评理论最直接、具体的对象，或者说它的思想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吗?
杰姆逊：我认为成熟的理论分析的特征在于，它是对表征的研究。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表征。我不同意当下很时髦的做法，即区分“表现”(presentation)与“表征”(representation)。我认为我们所处理的文本——无论是概念文本、叙事文本还是语言建构或语言实验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以通向理论分析的具体实践。
之所以“形式”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让我们得以考察社会的自我理解的边界，或社会本身的边界——换句话说，你只有在某些特定社会情境下才能讲述某些特定的故事。因而探究这些边界以及为什么在某一特定社会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出现某些文学形式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历史上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悲剧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据说在法国现代经典悲剧之后，悲剧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就不再有效了。虽然作家们还在写悲剧，但悲剧作为形式本身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就很有趣了;这本身就是考察现代社会性质的一个线索。比如卢卡奇就在他早期的小说理论中处理了相关问题——我用这个为人熟知例子来说明理论分析的作用。你也可以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哲学体系的问题上：需要考察的是，哲学在哪一点上无法继续创造一个体系，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诸如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转而致力于批判哲学体系。无论如何，人们或许可以从这些例子中更具体地了解到理论分析应当如何进行。
张旭东：所以理论在面对外部环境、问题和自身话语范式变化过程中也会生成不同的、新的理论生产方式。这不应该被视为理论的终结，而是理论的继续发展。在今天的中国重提理论，我想不是要在学院体制内为这种或那种理论流派争得一个地位，而是理论中国化过程的一个环节。“理论”从二战前后的欧洲向作为后现代发源地的美国转移，本身也是一个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新的问题的过程吧?
杰姆逊：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所实践的那些理论和理论分析在流行趋势上的变化。我认为这一点和当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有关，与后现代的兴起有关，并且根本上与所谓“高等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关。我感到如今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达到了20世纪初期(例如现代派的黄金时代)不曾达到的程度，所以它们需要一种不同的分析模式。十分清楚，随着社会的变化理论关注的焦点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毫不奇怪，理论也需要有新的任务，旧的理论形式会显得过时，或至少与新任务不相称，等等。中国的历史与西方极其不同，但理论在中国的任务显然也要相应调整——尽管我认为随着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兴起，西方有关媒介、大众文化的理论用于分析中国也变得很合适了。
张旭东: 理论要保持自身对历史矛盾的敏感性、善于抓住时代的问题，并在分析和阐释过程中具有对自身话语运作和形式构造的批判反思。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和古往今来的思想形态一样，是以“追求真理”为其终极目标的。但它与传统思想形态——比如哲学体系——又很不同，因为它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并不想占有真理或以真理自居，其实理论正是一切以真理自居的话语方式的对立面，不是吗?
杰姆逊：任何理论著作都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媒体社会尤其无法回避这一问题：物化。我认为我们也可以说，理论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哲学在许多种真理上的物化。但就像其他事物一样，理论本身也有可能被物化，我们往往会把理论和某些物化的专有名词联系在一起。突然间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德里达理论，一种德勒兹理论，等等——甚至还有马克思理论、弗洛伊德理论。很清楚，任何真正的理论都要设法处理这个问题，虽然它在目前社会无法得到解决，但至少始终可以得到处理和强调。以上这些就是有关理论的回答。
(Calvin Hui录音;王璞整理并翻译)
杰姆逊小传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2月05日 13 版)
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生长地为新泽西州南部、与费城隔河相望的凯姆敦(Camden)市郊，父亲为医生。1954年毕业于哈佛福特学院(Haverford College)，获学士学位;1956、1959年分别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萨特研究为题。1959至1967年间执教于哈佛大学罗曼语文系，任助理教授;1967-1976年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法语系与比较文学系副教授、教授;1976-1983年间任耶鲁大学法语系、比较文学系教授;1983-1985年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校区意识史 (History of Conscoiusness) 项目教授。1985年秋季学期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和国际政治系访问教授。1985至2003年间任杜克大学文学项目(Literature Program, Duke University)威廉·莱恩讲座教授、系主任。2003年至今任杜克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主任。
1990年因《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詹姆斯·洛威尔奖”。2001年被授予芝加哥大学荣誉博士。2008年获挪威议会搬发霍尔伯格奖(The Holberg Prize)。2011年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终生成就奖。其著作有中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加泰罗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译本刊行于世。
杰姆逊是公认的当今世界处于引领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当代批评理论大师。他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现代主义文学和思想研究、电影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哲学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科幻小说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著，影响广泛。他坚持“总体论”立场和方法，通过对各种文化媒质的分析，批判性、历史性研究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通过对种种异化、物化现象的分析，探讨当代人类生活的矛盾冲突和内在乌托邦向往。杰姆逊长期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抱有强烈的兴趣和热情的关注，多次访问中国，同中国知识界保持密切的接触;他领导下的杜克大学文学项目，培养了多名如今活跃在国内外学界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他目前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教授;纽约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学术顾问。
今年12月，杰姆逊将再度访华。过去二十年来，国内大学专业化文学训练在一些基本制度和“规矩”建设上有了长足进步，但因长期囿于“文学史加概论”的训练框架，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总体上似乎还不能摆脱视野狭窄、缺乏“打开文本”的工具和方法、缺乏问题意识的敏感度、缺乏围绕核心立场、论点展开层层推进的辩驳论述能力等弊端，结果是，既无法在文学研究领域做出别开生面的、具有学理和方法论意义的开创性研究，更遑论将文学经验带入更广阔的文化思想讨论中去，为当代精神生活作出独到的贡献。如何通过加强理论训练和理论指导下的文本细读和批评阐释，进而在跨学科视野的问题意识中分析和思考问题，将是“批评理论”有效融入当代中国文学阅读、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经验时义不容辞的任务。由此，杰姆逊先生此行所探讨的“理论何为”，具有了重大的中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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