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转向及苏联的崩溃，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最直接挑战是如何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和存在理由。对此，詹明信在一篇题为 "事实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的重要文章里驳斥了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里针对左翼立场的种种轻浮浅薄的俗见
2012年12月，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又译杰姆逊)计划再度访华。此行是在纽约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ritical Theory, NYU)配合下，应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邀请，在两校与NYU联合建立的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北大中心正式中文名称为"北京大学文学艺术批评理论中心")讲学，并与京沪两地学界交流。值此之际，三联书店决定重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该书第一版结集于1995年，出版于1997年，所收文章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詹明信前期(前后分期暂且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大变动为分水岭)著述的代表性作品，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热"、"西学讨论热"和"理论方法论热"的关注点和问题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国内读者可以把这个文集视为詹明信1985年首次访问中国所带来的理论启发和冲击的一次略见系统性的整理和阅读跟进。无需赘述，随着詹明信过去20年来影响力的持续增长，经过国内读者多年的研读和摘引，这本集子里收录的文章都早已成为国内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文学和文化批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分析领域的基本文献和共同的知识参照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在过去10年间，国内西学翻译数量倍增，虽然质量上仍然参差不齐，但在信息层面上，已基本做到和西方学界声气相通。随着大量讲学、会议、出访，以及电子网络信息资料的日趋完备，追踪西学前沿，对于国内学界的有心人来说，如今或许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挑战，倒是保留一些具有学术史、学科发展史、甚至阅读史意义的早期文献，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含义。可以说，此书今天重印，意义不在于其新，而似乎恰恰在于其"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詹明信新著不断，在批评实践、历史分析和文化理论表述上都展现出更为恢弘的气势和架构。我们这里不妨把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专著列一个单子：《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与辩证法的持久性》(Late Marxism, 1990);《可见之物的签名》(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1990);《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1991);《地缘政治的审美--世界体系里的电影与空间》(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1992);《时间的种子》(The Seeds of Time, 1994);《全球化的诸种文化》(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与三好将夫合编，1998);《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选论》(The Cultural Turn, 1998);《布莱希特与方法》(Brecht and Method, 1998);《独一的现代性--论当下的本体论》(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2001);《未来考古学--名叫乌托邦的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2005);《论现代派》(The Modernist Papers, 2007);《詹明信谈詹明信--有关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与Ian Buchanan合著，Jameson on Jameson: Conversations on Cultural Marxism, 2007);《辩证法的勇气》(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2010);《黑格尔变奏曲：论精神现象学》(The Hegel Variations, 2010);《再现资本：有关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述》(Representing Capital: A Commentary of Volume One, 2011)。
这15本著作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有了中文翻译，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詹明信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詹明信前期重要作品如《语言的牢狱》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出版，他已经被广泛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的标杆性人物(如佩里·安德森在其早年名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1976]里已对詹明信的工作给予激赏)。同时，他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论"视野也超越了单一流派或理论话语体系的范围，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理论的英雄时代"提供了一个其他难以望其项背的系统性、批判性的综合，特别是他对以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和法兰克福"批判的社会理论"为代表的"德国批评传统"和以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批评传统"的综合。
詹明信有时也用"三种深度模式"的简明方式表述自己的理论方法论来源和文本分析实践的套路，这三个深度模式是：1)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分析为蓝本构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深度模式，以分析资本主义"表面现象"和"内在本质"的方法来看待文本与其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2)符号学、阐释学深度模式，即围绕符号/意义或意义/阐释构建起文本的"表层"和"深层"间的阐释模式;3)围绕精神分析学说意识/无意识理论建立起来的以"释梦"和语言与无意识关系为基本问题的深度模式。在今天看来，詹明信的这些解说和实践依然指明了作为知识和训练的"批评理论"的"学科基础"。
过去20年来，国内大学专业化文学训练在一些基本制度和"规矩"建设上有了长足进步，但因长期囿于"文学史加概论"的训练框架，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总体上似乎还不能摆脱视野狭窄、缺乏"打开文本"的工具和方法、缺乏问题意识的敏感度、缺乏围绕核心立场、论点展开层层推进的辩驳论述能力等弊端，结果是，既无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作出别开生面的、具有学理和方法论意义的开创性研究，更遑论将文学经验带入更广阔的文化思想讨论中去，为当代精神生活作出独到的贡献。如何通过加强理论训练和理论指导下的文本细读和批评阐释，进而在跨学科视野的问题意识中分析和思考问题，将是"批评理论"有效融入当代中国文学阅读、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经验时义不容辞的任务。
站在理论和方法的高点，詹明信积极介入当代世界种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分析批判，通过为他带来巨大学术声望的《政治无意识》和围绕"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所作的一系列论述，牢固确立了他在文学与文化研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电影研究、"地缘政治的美学"或"民族寓言"论述和现代主义研究等广大领域的权威地位。2006年间，美国学界召开了不止一个纪念和庆祝此书出版2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笔者曾于哥伦比亚召开的大会上为詹明信本人的主题发言作引言，见证了那一热烈场面。随后的几年里，詹明信接连获得挪威议会授予的霍尔伯格人文学奖(The Holberg Prize, 国际人文学领域最高奖项之一，以前的获奖者包括哈贝马斯、克里斯提娃等);以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授予的"终身成就奖"，进一步确认了他在西方人文学界的崇高地位。
詹明信后期作品，无论就其所分析研究的对象而言，还是就理论思考的深度和成熟而言，既是前期工作的自然延伸，也在一些重要方向上出现了由"量"而"质"的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既来自本人的研究和思考循着其内在逻辑的不断深化，也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转向及苏联的崩溃，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最直接挑战是如何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和存在理由。对此，詹明信在一篇题为 "事实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的重要文章里驳斥了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里针对左翼立场的种种轻浮浅薄的俗见，犀利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历史上和还是在概念上都首先是、且最终是系统地研究和分析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学说;如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雇佣劳动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依然是当今世界最有活力和杀伤力的制度现实，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依然将从它的批判对象那里不断获取思想的物质性、具体性和理论的活力和切关性。事实上，资本越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越成为人类社会生存的笼罩性条件，人们就越需要理论思维和批判思维，以便能批判地分析和反思自身所处的异化的历史境况，保持对未来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想象和探索。在过去20多年里，詹明信通过勤奋的著述和教育工作身体力行了自己的这一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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