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搞得不甚融洽，有些“两张皮”，还有些相互看不上眼，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恢复文化自觉，非常重要，需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真正搞懂一个“外来”的主义，为什么在20世纪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政党所接受，而成就伟大的事业?本人一向以在当代改革开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获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称号是无上光荣，但是从未满足于此，而自认为中国学者首先应是中国文化的传人，其次才是主义的选择，所以一贯重视读中国书，且多年来主张中国教育必须重新读经、读史，从娃娃抓起。否则，搞再多的爱国主义基地，作用总是有限。
何新先生提出：“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尊严与自信心的新精神价值，必须解放媒体沦陷区，夺回话语阵地，必须以儒学为党与国家的主流指导思想文化的基础，必须将国学法定纳入大中小学的必修课，必须在公务员考试方面加入中国价值观内容。如此持续多年，才有望使13亿人有共同底线，才有望改变目前中国意识形态危机的被动局面。”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其道理相信在这篇重发的旧文中，大体上能说清楚。深入探讨，可参阅拙著。
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郑彪
(本文节选自拙著《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三章)，后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集(全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专辑)》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组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一、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基础和灵魂
首先，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基础和灵魂，这是由中国历史和当代世界的现实决定的。
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至今，是由于有历史形成的牢不可破的民族文化认同，而且历史上无论怎样“文明冲突”，中国人都始终坚持自己独特而先进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并不以政权更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改变以西方文明冲击为转移。近代以来， 包括20世纪早期，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思潮在知识界风行一时，并未得到人民认同。国共两党早期受到苏联影响，但是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实践中走上了本土化道路而获得革命成功。新中国的“苏化”也未能持久，而历史证明，中国虽然付出极左的代价，但是比起苏联走向极右而终致国家解体，历史代价要小得多。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汲取“载舟覆舟”的中国古训，并汲取苏共和苏联沉船的现实教训而最终避免重蹈覆辙，则将化腐朽为神奇，则“文革”不成功的反修防修实际上就变成历史的政治演习，则历史代价就有其未来价值，将带来巨大的历史回报。诚如恩格斯所言，历史的曲折往往以历史的飞跃为补偿。但是如果中国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被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则中共奋斗牺牲的九十年，辛亥以来国共走过的一百年，1840年以来 中国人反殖、反帝、反霸和图强复兴运动的一百七十年，由此上溯五千年乃至更远，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切都可能在21世纪这场“文明冲突”中消亡。这不是耸人听 闻，相信了解国际政治最新动态的人都会严肃认真的的对待这个问题。何新的《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于2011年在中国正式出版，应是每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必读。进入21世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西化运动已经破产。没有价值观的民族，如同没有灵魂，不可能持续存在和发展，西方的普世价值是虚伪的政治谎言，了解西方历史和现实真相的人并不难辨别。在中国，亟需重新确立传统文化认同，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一致（中华复兴），而且在文化上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现代理论表述；作为传统主流文化儒学核心的仁的价值观，演变为爱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当代中国软实力的灵魂。
其次，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基础和灵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复兴伟业的现实需要。
中国特色归根结蒂是政治取向和文化特色。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普遍认同，即使在某些方面认识可能有差别，但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从未动摇，对中华复兴伟业的信心与日俱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经济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变动，是相对的;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各种社会矛盾将逐步得到有效调节，总体上应当趋于正常。而全社会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必须是绝对的，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歪曲中国历史、摸黑民族英雄、破坏统一的中华文化认同。这是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实现中华复兴伟业的需 要，在文明冲突上升和加剧的条件下，更是如此。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的所谓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提法是有缺陷的，近年来西方如德国、英国、荷兰等国政府已经明确宣 布“多元化已经结束”。中国的实践表明，多元化实际上导致中国本位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结果是殖民地化。
再次，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源头。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外来文化强加于中国的，其所以能在中国扎根，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源头，就是战国时期产生的大同、太平理想。近代康有为写 有《大同书》，将未来“大同”世界视为包容东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想社会;孙中山以大同思想阐述三民主义;这些与共产党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在思想渊 源上有一脉相承之处。1919年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其实是由儒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定义为“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实也是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早年毛泽东崇拜曾国藩，应有儒学的思想根源。毛泽东终其一生不失平民本色，而亲民正是儒家思想。除了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大义相通之外，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也都不是外来的，都是中国思想史固有的。所以作为科学、系统的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对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既不完全陌生，又非常佩服，如久旱之逢甘露，是很自然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和政治经济学，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急需的指南，而且为苏俄所证实是真理。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抱有偏见是没有道理的，这种偏见在历史上主要是对革命有成见，多是由立场不同造成的;在今天主要是受到西方思潮和社会分化的影响。总起来说，正因为中国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有文化准备、政治需要和应用创新能力，所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实中有不同的解 读，关键在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有别，对其它部分的理解也有分歧，有争议，并不奇怪。吹尽黄沙始到金，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是金是沙，历史自会鉴别。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软实力的鹰眼
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基础和灵魂，但是这还不够。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不缺传统文化，前者失败了;后者虽然推翻了帝制，中国贫弱落后分裂动乱并不稍 减。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因为，时代变了。马克思主义是灯塔，能照亮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而在这方面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行，传统文化在政治上不能独立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鹰眼(传统说法叫望远镜和显微镜)。一方面， 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在当代有其独立价值;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也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政治理论思维，否则就必然迷失方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时代，不过是最后的没落阶段）中国革命在政治上的鹰眼，舍此找不到革命成功的路；同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鹰眼，舍此改革开放必然走上邪路。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句 话有相当重的分量和极为丰富深刻的含义。笔者理解，其中一个基本含义就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和进步，得益于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上开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改革开放其所以不能一帆风顺，主要是由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正如刘国光同志早在2005年就严肃地指出的那 样，理论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遭到冲击和削弱，存在被边缘化的倾向，特别是在高校教学和研究中，也包括在某些政府机构的政策研究中，一个时期以来存在日益严 重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这也是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政府部门的改革照搬美国模式的原因所在，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国际看，美国金融海啸再次表明资本主义实在已经走投无路，历史又在呼唤马克思。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是“火眼金睛”，离开它，分不清敌我友，革命的首要问题、道路问题都解决不了，如何能胜利?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包括阶级分析方法，是照妖镜，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许多被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照妖镜一照，“火眼金睛”一看，立现原形。改革开放也是一样。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没落的最后阶段。列宁的概括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这样的。 70年代以后世界革命的高潮消退，处于低潮，直接原因是苏联妖魔化斯大林和搞“G2”导致中苏分裂;另一方面，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演变，但是西方的主流政治仍是帝国主义当道，本质没有改变。20世纪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经历了曲折过程的。由于复杂的原因，近三十年来西方各种思潮卷土重来， 社会上一些人因放弃马克思主义导致思想混乱，玉石不分，忠奸不辨，甚至于是非颠倒。1989年陈云同志曾语重心长地说，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其实当代全球化，无论多少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在当代条件下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甚至对抗性的一面也被全球化的美丽外 衣加以掩盖。一些人一度忘记了这一点，以为改革开放是与西方共跳华尔兹;后来才发现是与狼共舞，自己差一点变成乡愿。毛泽东认为唐僧善恶不分，忠奸不辨，是个乡愿。这些年来，乡愿似乎多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来，具有某种有限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的同时，“乱花渐欲迷人眼”，不仅一般干部群众“迷眼”， 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也“迷眼”。在新自由主义反复冲击和其它多种原因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边缘化。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冲击，最突出的表现和最严重的后果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层面。列宁指出：“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因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的说来，经济学教授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不过是神学家手下有学问的帮办。”(1)列宁这段话是在1909年说的，至今整整100年了。可是读起来就象是在说“阁下的事情”。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有极高的造诣，因而有一双鹰眼，在当时国际和俄国极为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能够为俄国十月革命指明道路。 在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更加衰落。80年代中期以来，流行思潮特别崇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和西方经济学家，他们可能“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包括有价值的调研报告，但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即基本理论时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涉及的恰恰都是基本理论——“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现在看来列宁的这个判断仍然没有过时。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望远镜和显微镜，离开它就会迷失政治方向。邓小平同志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说得最多”。陈云同志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 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2)这就是鹰眼。中国共产党领袖其所以在改革开放中能保持一 双鹰眼，是由于坚信马列主义没有过时，坚持用马列主义观察国际政治。国内问题也是一样，陈云同志曾反复告诫：“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 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3)这段话实在是太重要了，“要使全党同志明白”，这是告诫全党;随后一句“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必须牢记”，则是告诫党的高级干部。毕竟苏联经验证明，党和国家的命运掌握在高级干部手中。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软实力的集中体现
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战胜了狂风巨浪、激流险滩，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这是当代中国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从政治和文化上看，160多年来中华民族最大的成就和最宝贵的成果是政治上获得独立，精神得到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义首先在独立自主，离开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自主，走不出自己的道路。
后发国家的软实力，首先，是思想上政治上找路的能力。找路的软实力，首先需要有远大的政治理想，需要为国家民族奋斗，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个人和小 集团的所谓“精英”。离开人民群众，背离历史潮流，没有精英。放弃远大的政治理想，为眼前的经济利益所束缚，思想上必然目光如豆，实践上必然搞短期行为， 结果必然导致在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依附于西方，就不需要理论上找路，也不需要实践上奋斗牺牲。对西方国家俯首帖耳，亦步亦趋，岂不省事?无数事实证 明，一个政权，不要说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只需私心一重，只为极少数统治集团牟私利，或迟或早，政治上一定垮台。其次，找路必须有科学正确的理论指导，否则必然迷路。政治上有远大理想，就必然坚持中国立场，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因为那是“天下为公”的主义。为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就必然选择自由主义， 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和国际垄断的条件下，选择自由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导致依附于西方。近代以来，西方的国际霸权形成，再加以不断的热战和形形色 色的冷战，使得后发国家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困难重重，有许多歧路和陷阱。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必然会歧路亡羊;或落入陷阱。另外，软实力就是号召力、吸引力、凝聚力，这需要执政党身先士卒，战时赴汤蹈火，平时吃苦吃亏在前，这样才能有凝聚力，人民团结，齐心协力，牺牲奋斗。
西方学者说，世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只有中国是赢家。这话太过夸张，有点像迷魂汤。但是，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关键。 弄通马克思主义，弄懂西方崛起富强的秘密，把握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的关节，就必然对中国文化有信心，必然服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此，就会有主心骨，有根基，不犯迷糊;就会对西学有保留，有尺度，有比较，有取舍，不迷信和盲从，使西学为我所用。清末民初时代，不务西学被明达者视为不识时务的俗吏愚儒;经过20世纪百年的沧海桑田，走向反面，盲目照搬西方理论和模式的，似乎成为当代的俗吏愚儒。只不过现在“愚儒”的 内涵已经不是死读四书五经的儒生，而是死抠西方书本的“西‘儒’”了。一百年前辜鸿铭先生称其为“中国人约翰”。只有在理论上真正搞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了解西方文化的来龙去脉和优劣长短，才能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底气。不必在意有人说我们土，不够“开化”，只要管 用，能使民富国强，实现中华复兴，其它都不重要。中国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的建设道路，花了大半个世纪，很不容易;毛泽东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只有这样，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永 远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1)《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4-235页。
(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页。
(3)同上，第347页。
(4)转引自冷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充分展示》，《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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