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生，是争取人民主权、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在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成为毛泽东思考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经验时，总是把失败同骄傲联系起来，这是因为骄傲就必然突出个人的作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取得政权以后如果骄傲了，就会享乐腐化，骄奢淫逸，这样的话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他要求全党牢记李自成失败和我们党自身的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他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党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严峻考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规定了六条：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但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要防止腐化变质的警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不幸言中。进城之后，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在部分党员干部中迅速滋长了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忧虑，认为这是一场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决心通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对党和人民政权的腐蚀。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举起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帜。从这时起，毛泽东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针对西方把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提出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他指明领导人很重要，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强调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总结干部蜕化变质的轨迹，采取各种措施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他指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说明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被演变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其出发点来说，是希望亿万群众得到锻炼，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防止人民江山改变颜色。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采取错误的方法，导致不幸的结果，这是历史的悲剧。虽然在探索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毛泽东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反对西化、分化的阴谋和反腐败的斗争，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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