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6月14日，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重庆大学高研院院长张旭东教授作客观察者网，与在座嘉宾畅谈“中国梦”话题。张旭东教授系统比较了“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异同，指出我们对于“中国梦”这个概念出现的历史性要有一个大体的判断。中国人150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机会，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讨论中国梦，要告别那种非此即彼的精神紧张感。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2013年第7期《社会观察》杂志。观察者网现刊发全文，供读者讨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在严格意义上大概已经不存在了。大学现在差不多已经失去了一个文明国家应有的教化功能，失去了创造思想、观念、价值的功能。虽然总体上也有发展，比如基本的训练、规范化、知识的建立和传播等方面越来越专业化，但是在社会意义上的思想生产领域，大学似乎基本退出了，它变成了生产论文、学历、职称、甚至行政级别的一个加工场。
我觉得，原有的思想空间越来越被媒体所左右。大家都明白，媒体有自身专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生产的话题越来越多的。通过制造话题、整合立场，媒体反过来对知识界、思想界有一个塑造作用，更不用说它对一般读者潜移默化的作用。学术界、思想界想谈任何一个问题，首先要面对一个被媒体塑造的读者群，谈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在媒体已经给定的一个前提下讨论。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知识界是处在一个非常盲目的状态下。民间媒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非常关键。今天这个平台我觉得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很好的机会。首先要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前几天央视英语频道在长沙做了一期关于“中国梦”的对话节目，做得很大，长沙市政府是倾力支持，邀请了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清华大学洋学者贝淡宁教授、一个印度学者和我一起谈论“中国梦”。因为节目时间的限制，说不了很多，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展开来说，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但最大的感觉是这个话题不好谈。今天在我主观上还是一个非正式的、朋友间的交流，而不是做报告。
“中国梦”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按照官方媒体的固有话语体系是没办法谈好的。总是会表现太僵硬。比如现在各个大学已经布置下来要怎么怎么谈“中国梦”，要搞什么“中国梦”书法展、“中国梦”美术展，据说“中国梦”集体舞都要出来了，就像军训走正步一样做官样文章，这样就把“中国梦”谈糟了。非常可惜。同时，在微博、海外网站、美国媒体上，“中国梦”也成了一个话题，比如谈“中国梦”的时候，美国梦不可避免地也会是一个话题。但更多的是各种段子，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段子是说：“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本质差别是，美国是晚上做梦，我们是白天做梦。”这反映了网络上对“中国梦”的负面评议——是白日梦，无非是大国梦、党国梦、政府梦、精英梦、资本梦，怎么讲都可以，跟屁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然后白领、中产、小资马上摆好身段强调自己做的是个人梦、作为个体梦，什么中国梦I don’t care，因为我这个私人梦和你那个集体梦不是一个梦。
所以，一谈到“中国梦”，人们在意识形态立刻会分化为大家都很熟悉的各种立场。“中国梦”这个词的出现，就像一颗照明弹，把夜幕下的各种碉堡凸显出来，就像一次火力侦察，把政治社会思想的地形图暴露出来。
如果“中国梦”仅仅是被当做“照明弹”、“染色剂”、“催化剂”，或者火力侦察来使用，我觉得是非常可惜。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话题。过去好多年一直在讲，当代中国的思想论争、知识生产的核心关怀是意义生产和话语争夺，就是你要争夺一件事情的解释权，争夺一件事情在价值层面上的定义权，争夺一件事情在话语概念的构建上要站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方面中国是非常非常的吃亏，非常非常的笨拙。现在官方媒体还不能指望，一般意义上的媒体或者自媒体也是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民间媒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非常关键。今天这个平台我觉得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很好的机会。首先要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一、十八大报告中的“中国梦”修辞
首先我想说一下我对“中国梦”的理解，请大家指正。这可以追溯到2013年3月17号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中对“中国梦”的阐释。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所有媒体的讨论都没有超过甚至接近习近平原话的水准。不只是政治意义上，思想意义、知识水准、概念和语言用法的全面、精确、到位方面都没有超过。如果这个讲话在知识界获得一个良性的讨论、分析、辩论，在一个比较中性的环境里展开，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今天这个讨论在知识界没有办法良性展开，恰恰说明中国社会处在一种不太正常的紧张状态和扭曲状态里。
习近平谈的“中国梦”，我觉得第一突出的是这个表述，什么叫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句话海外媒体或者别有用心的媒体可以拿去做文章，但是对于一名中国人来说，这句话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of course!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具体是这样的：“它深深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想。”
第二，非常关键，这句话一定要坚持，不强调这句话，“中国梦”就是一个非常空的概念。他说““中国梦”反映了我们先人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如果只是谈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理想的话，当然有一定的具体性、也有一定的历史性、政治性，含义大体上也不是不能说明，但是一定要加上历史的维度，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经历等等，这个东西才能变得很明确。
然后下面，习近平的原话马上就讲到他作为新国家主席对自己职责的理解，前面“中国梦”作为一个高度象征、高度抽象的一个未来十年的一个标签，那么就接着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忠实于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力，自觉接受接受人民的监督，绝不辜负代表的重托”等等。这就是说“中国梦”它有个大的环境，就是作为国家新当选的主席总体施政的理念，它是套在宪法的框架下讲的，这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中国梦”是三位一体的东西，而不是单纯只谈“中国梦”概念本身，要谈“中国梦”、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没有中国道路就没有“中国梦”。“中国梦”是中国道路上一个话语的延伸，或者说一个扩张，一个比较具体的社会领域扩展到符号的表象的意义、价值的领域，它是这么一个衍射体，下面一个很实的东西就是中国道路。习近平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三位一体的第三个支点是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个不是武力意义上的力量，而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这个三位一体实际上一种同语反复，同时加强三个方面，就是说你定义中国道路就必须讲“中国梦”，定义“中国梦”就必须讲中国道路，要把这两个讲清楚你还是要讲到中国的力量，中国力量又是靠“中国梦”、中国道路这样的东西凝聚起来。这是个阐释的循环，讲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把这三个问题一起讲。这个话语上的周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从这几个字就可以感受到他用词的考量。他只是用各族人民来点明国民凝聚力，但我们知道今天谈中国的凝聚力，你为什么不谈中国各阶级的凝聚力、中国各阶层的凝聚力，为什么不谈各种群体，个体集合的凝聚力，这个马上就会回到刚才开篇提到的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矛盾、对立、冲突、碎片化等等。但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虽然是一句比较老的话，这在政治修辞上就叫“以偏概全”，以这种修辞来讲社会整合的问题。中国梦是这样一个符号，来凝聚各方面。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习近平“中国梦”的原版和它出现的方式。同时也看了他的原版一出来，马上中央电视台就做了直接的评论。一个是中央电视台评论员杨禹的评论，他马上指出两点，我觉得很好。他说“中国梦”这个词是在中国人心中孕育很久的一个词，大家是有共鸣的。这是一句大实话，就是说不把它说出来，大家心里都有一个东西，可以把他叫做中国梦，你不把他说出来，也是梦。是人就有梦，关键是作为人的梦想，是在什么程度上套在“中国”这个话语场下面的，“中国”一方面是个限定，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可能性;既是一种条件也是一种制约。不管怎么说，人的梦想在这个时代、这个时空是受中国这个范围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中国梦”，这是一个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问题。我今天谈的重点在“中国梦”的表述上，让我们回到新文学的原点鲁迅身上，他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中国梦”一讲就发现很困难，但不讲的时候，则非常具体，对每个人都几乎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还是回到基本的框架，就是怎么把当下中国许多不言自明的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情感因素，抽象和具体的因素，融成一种有效的话语?那么“中国梦”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个机会也很容易丧失，很容易变成它的反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中国梦”的解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央视评论员杨禹说“中国梦”是情感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共识。情感上的共鸣我觉得比较好理解，思想上的共识就不一定了。困难恰恰出在共识的确立。
对于沉默的大多数，你问他们有没有共识，答案大概是有，比如说有70%的中国人大概是有”中国梦”的，当然比例是65%、85%，这个不知道，也可能是95%，但是这个共识大体上应该是在哪里。哪怕用罗尔斯意义上的共识的交叠，最后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的交集大概对”中国梦”是基本肯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的判断。但是在思想界、知识界、在精英层，在话语生产的机制内部，这个共识我觉得是不存在的，这个共识有待于各种力量逐鹿中原，最后打出来的那个局面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我们不能先入为主说有这样一个共识。
同时央视还有一个评论员叫辛鸣，他说得大体上也不错。从他们对“中国梦”定的基本调子、大体上规划的轮廓，我觉得有助于我们注意到习近平讲的“中国梦”的第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人民的梦，即今天中国人的梦想和我们先人的梦想;第二层是”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力量三位一体。第三层就一点一点地细化。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个是在党和国家的话语上预先回答了这是个人的梦还是集体的梦，“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地为人民造福。习近平在新常委第一次亮相的时候就说这样一句话，你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是话语味道还是有细微的变化。他说：“什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某种意义上你把它解释为三个代表也可以，你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好像是一种空洞化的表述，但是某一方面你也可以说它是回到一种具体的、实在的、党的一个传统路线上来。他说：“人民梦是与党的路线一脉相承的，群众路线、为民造福、共产党作为先锋队它没有自身的私利、它是为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奋斗等等。所以他首先讲中国梦是人民梦，第二他说实现人民梦就是党的路线。所以辛鸣的解释就马上跟上去，意思是什么呢?“中国梦”不但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关键是要实现人民的幸福，让人民当家作主，做主人翁，要能够自我实现。这个解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原话是扣在一起的。
习近平讲话的第三层面我注意到的是：“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注意这个修辞，在以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是不太用“出彩”、“机会”这样的词汇的，好像和国家话语相比还是有一点太具体。“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dream come true”这是隐隐约约回应或者先发制人应对美国梦话题，我们这里也是梦想成真，我们这个也是机会实现，同样有人生出彩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就是说作为中国的国民也是有机会参与分享国家成长、时代发展带来的实际好处，这也是“中国梦”。你在这里面实现自己的梦想，买套房子、买辆车、供孩子上大学、创业等等，就是个人的机会、国家的机会是套在一起的，这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是我对“中国梦”的一个基本把握，这是一个国家意志上的“中国梦”的话语。下面我想谈的是用知识话语、民间话语、个人话语、甚至是批判性的话语，怎么展开这样一个问题，想要展开这个共同的问题，它的困难在哪里?
张旭东教授做客观察者网
二、“中国梦”的历史和结构
人活着总有梦想，这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一个东西。但另一方面，高度个人化的梦想，我们怎么看它的集体性?梦想的集体性前面已经提到一点，一个就是它的集体性历史条件，这是一种谈法。我现在还拿着中国护照，你知道拿中国护照去签证是很不方便的，这就是一个限制。但这个限制恰恰限定了你的梦想。这个梦想一方面是一种消极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积极的东西。你要是觉得受到一种歧视、一种不公正的待遇，你觉得不方便，就是你认为与别人的机会是均等的，你反过来就有改变这个格局的冲动，这也是梦想。这种共同客观条件是一种必然性意义上的限制，我觉得是理解“中国梦”的一个前提。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它的历史性。先人的奋斗和梦想多大程度上和我们今天的梦想一脉相承，这个是为“中国梦”提供历史实质的非常好的途径，否则的话我们可以说和今天的美国梦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那“中国梦”的实质、创造性或者价值含义就会丢掉一大半。因为“中国梦”相对于美国梦的未来指向、乌托邦指向、超越性，恰恰在于过去!
“中国梦”的历史性
最近我听王晓明教授在喜马拉雅美术馆开馆论坛上做了一个报告，讲的是中国现代早期思想。他里面就提到，晚清以来，从1880年前后到1940年前后，这个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比方说，我们要向西方学习，西方是文明世界，但是西方文明它所创造的是一个野蛮的世界。就是说，近代中国人对救亡、对启蒙的认识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这个世界是野蛮的世界。落后就要挨打，今天是作为一个真理来谈的，但是我们想想它的前提是什么?是强盗逻辑，是丛林法则。我们今天遗忘了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出发点，就是说中国人认为新的文明、西方的器物文明所带来的工具理性，带来的是野蛮的世界。你不能不承认英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但是由英国主宰的殖民体系，或者说自由贸易体系是一个野蛮的世界。那么今天中国如果不谈这个，没有这个记忆的话，对“中国梦”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没办法回答的，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想要创造的那个世界，我们想要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因为你不知道你要过的这个生活和美国、或者说新加坡人已经过上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区别恰恰在于过去。就是中国历史、历程让我们经历的那种痛苦、那种震惊、那种迷惑，已经从所有近代的集体经验里沉淀下来，对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合理的社会、什么是幸福，它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解。这个是“中国梦”的底色。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老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在第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谈论欧洲无产阶级的未来、政治纲领、革命纲领的时候，内部的争论就非常大，一派就分裂成后来的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什么的。另一派是比较有马克思在思想上原发意味的流派，这个流派和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比较接近的。我用的是本雅明对这场争论的一个总结，他说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要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使他们变成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力量的时候，引领他们的梦想，是说未来的美好生活能够提供给他们的东西，用这个来组织他们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还是要用压迫他们的那个祖先的那种梦想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主体观念、自我意识和政治意识。你是用过去来教育他们还是用未来来教育他们。
本雅明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阶级，一个在哲学上、历史上负责任的阶级，避免政治意识庸俗化、市侩化，应该用过去的压迫和不公正来教育今天的人，使他们获得关于未来的理想。而不是跟他们说未来你们都会过上资本家的生活，或者跟你说这辈子过不上幸福生活，下辈子或者孙子辈是会过上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用以往的不公正来界定对未来公正的想象，在当下对这个既有的格局会有一个批判的超越，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对当下给你的那些虚幻的许诺划清界线的。
“中国梦”与“美国梦”的结构不同
这就涉及到“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中国梦”无非就是哪一天我们能够实现美国梦，那么就不要谈“中国梦”，那就纯粹只有一个梦，就是美国梦。只是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做起美国梦、什么时候中国有实现美国梦的可能。那不就回到比较cynical、比较玩世不恭的时代，不就是鲁迅所说的“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还能做回奴隶的时代。因为“中国梦”的实质性恰恰在于它和美国梦有一种结构上的不同，这个是最难讲的。在历史性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一个贫穷落后、挨打、内部一盘散沙，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穷人的国家要实现一个富强、自由、民主、公正这样的梦想，和在一个自然环境、技术水准、人均收入各方面非常优越、非常特权化的的一个集体环境来实现梦想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不从物质主义的角度来谈，我们从历史哲学的意义来谈。青年马克思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论犹太人问题》，他是第一次谈到一个被压迫阶级在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怎么样来实现一切人的梦想，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大家看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知道那时犹太人的政治地位是非常底的。假设夏洛克觉得自己做犹太人没地位，他的梦是犹太梦，而太太梦不是去争取实现犹太人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政条件，即法国大革命时代提出的公民社会，而只是去争取犹太人的宗教权利，文化特殊性等方面的族裔性自由的话，那追求犹太梦就不仅仅将自己同其他人的梦对立起来，而且最终也追求不到自己的梦，因为它作为一个弱小、边缘化的群体必然会被主流社会的“自我肯定”进一步相对化、边缘化。
所以马克思就指出一个悖论，你越是要去强调争取犹太人的解放，你就越是给压迫犹太人的那些族群在争取他们自己的自由和空间时压迫犹太人的合法性借口。就是说，如果只是在民族、种族、宗教甚至是经济利益上来争取本阶级、本集团的这种自由的话，那么带来的无非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最终你是没有办法获得你自己的解放，犹太人只有争取去获得作为公民的解放，甚至还是在变成马克思之前的那个马克思，即青年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法、在公民权，在这个普遍意义上的解放，即政治的解放才能带来犹太人真正的解放。而在争取自身最下层政治解放的时候，你必须首先要解放所有的人。这和后来我们听到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意思相近，就是被压在最底层的人，如果要翻身，不能仅仅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特殊意义上的解放，特殊意义上的解放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就是改朝换代。
但是普遍意义上的解放，这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么服气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因为它找到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一种普遍的历史观、普遍的世界人。那么在普遍意义上，压在下层的人解放必须通过解放所有人，最终自己才能得到最后解放，最后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所以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非常有犹太人特色的观念，它和近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念联系在一起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话语思维逻辑。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中国过去的历史，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第三世界、是一个落后的、非西方的国家;今天也被看作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环境非常恶劣的国家。所有这样一个历史性就造成中国人如果要追求“中国梦”，必须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提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切实的、具体的方案。我们今天在饭桌都会讲的话，说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中产阶级一样的生活，这个地球上的资源是养不起的、环境是负担不起的，需要几个地球才能养活中国人。这话由中国人自己说没问题。但在西方，比如美国经常有人说中国人都开车了，地球要完蛋了。这话让西方人说出来，我们觉得是很刺耳的。但是中国人现在都明白，就像这样的小问题，思维转换到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的维度考虑，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得清的问题。这就是先人的梦想给“中国梦”提供了历史实质上而且是文化、政治上的确定性。
下面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大家做一下交流，我觉得还想听听你们的看法，看还有哪些是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中国梦”如何超越美国梦
中国道路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一种历史经验，是基于这种历史经验上的一个制度的建构、话语的建构。在这个层面上谈“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区别就变得非常容易区别。首先我们应该肯定，有人就有梦，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梦”和美国梦没有什么区别。人都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要不要安全，要安全，要不要幸福，要幸福，想不想要房子，想要房子。哪怕私有权也可以谈，谁说中国人不爱私有财产，中国人很爱私有财产，房子是自己的和房子是租别人的就不一样，钱是自己的和钱是公家的就不一样，都可以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和美国梦有巨大的重合，可以说几乎差不太多。在日常经验层面上，所有人都要追求幸福，中国人要追求幸福，美国人也要追求幸福。
但是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我觉得“中国梦”和美国梦有一个结构性差序。这个差序结构，差在哪呢?美国梦是世界历史中各民族中产阶级、市民阶级代理人，为他们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幸福，在新世界的环境下、具体的可能性下展开的一出历史的戏剧。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实验。美国革命到现在实际上也没有终结。不要忘记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革命建国的国家，美国人民是有革命精神的。但它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内涵也在不断的萎缩。这在今天美国，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看得出来，美国梦被从中间撕裂，一边是权贵阶级，一边是底层阶级。底层越来越没有指望去实现以前标准意义上的那个美国梦。所以说制度出问题了，美国梦又一次遇到了危机。
但我非常反对那种唱衰美国论调。美国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非常非常强悍、非常非常顽强的一个国家，一次次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原因是什么?毛主席说过，“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它是一个革命国家，不信邪，有创业精神，有草根精神。底层人民往上爬的动力十足。它有移民，每天成千上万的人来到美国，要不惜一切为自己立足脚跟，为他们的子孙创造幸福的生活。这种动力和我们农民工进城，一定要过上好日子，哪怕我这辈子完了，只能打工了，但是我孩子要上大学，要做公务员，要怎么怎么样，这是一样的。所以不要低估美国，不要过早地把美国梦勾掉，因为美国梦同样是一个大众革命制度创新和文化自我表述、自我创造，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实验。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革命性和创造性跟“中国梦”在指向意义上是一样的。但是差序结构差在哪呢?它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的一个竞争平台，而“中国梦”的历史主体具体承载者是第四等级而不是第三等级。是整体上和结构上还被关闭在中产阶级梦之外的那个世界历史的下一种人，中国人、印度人、亚非人，是那个文明孤岛之外黑压压的大众。他们也要开始做梦了，他们要成为世界历史的民族，来建构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国梦”一定要确立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格局上，不然的话就是一个后发美国梦而已。
第四等级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难阐释的问题。一方面它是从最近的一次世界历史革命获得很多很多的灵感源泉，这在欧洲历史上看得很清楚，1848年的时候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在无产阶级专政意义上与资产阶级专政决裂。这个历史脉络在经典马克思史学、政治学、国家学、阶级学说得非常清楚、非常精辟。1848年是历史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资产阶级就是世界历史的普遍民族，他的梦想就是所有人的梦想。1848年以后他的梦想只是他的梦想，因为他要压住下面的人，不能让下面的人来造反。他在砍光贵族脑袋的时候，同时转过身来开始砍工人、贱民的脑袋。我在回国的飞机上看了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的电影版，觉得很好，前半版部底层人所受的压迫和虐待、后半部巴黎其以的牺牲场面都激动人心，但那是对当年市民阶级革命时代的牺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怀旧式的歌颂。市民社会至今仍念念不忘自己当年曾经是无私的、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即在争取自己解放的时候愿意并可能解放所有人的。但它后来坐稳了江山后意识和态度就不一样了。
中国人这次能够起来，那么进入世界历史的这个阶层的基数要大得多、穷得多，数量很大。所以它进去以后要改变这个世界历史的基本语法，不改变的话就不过是一个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非常微弱、苍白的一个回声。
再具体讲，在中国今天这个具体的经济环境来讲，我觉得“中国梦”必须定义为劳动者的梦，是生产者的梦，而不是消费者的梦，是奴隶的梦，而不是主人的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奴隶制的奴隶，而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意义上的奴隶。在存在的意义上讲，假设两个人，跟两个狗熊一样，在丛林里相遇，一个人是为荣誉而战，我可以不要命但我一定要当主人，绝不服从。另一个人打到后来说，我还是要留下一条命，我就让你当主子，我可以给你干活，但你要保证我的安全，这就是寓言意义上的主奴逻辑，一个变成了主人，一个变成了奴仆。主人因为在生死搏斗中是获胜者，他胜利的果实是无偿享用他人的劳动，我歇着，你给我干活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买卖。但是时间长就不对了，奴隶每天在接触生产资料，每天在创造财富，每天在获得新的经验、知识、智慧，理解了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人之间通过劳动形成的关系，充分领会到人通过劳动不断生产出新的价值、新的自我。在劳动和生产的具体性里他意识到他能够做什么。这个转化非常简单，有一天他意识到他不再是一个锤子或者砍刀，他是一个大机器，是社会组织、是工会。为了生产而赋予的条件，简单来讲把这些归结为工具，同时是武器，那个时候他可以改变整个世界。而主人生活在那个颓废的世界，艺术创造啊、玩电影、玩高尔夫啊之类的生活享受，他就会越来越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变成一个简单意义上的食利者。在这个意义上，“主人的真理在奴隶”，这是黑格尔政治经济学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的真理性、他的实质性、他所占有财富不在他这，完全在奴隶那边。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在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生产者的定义的确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定义了，它一定包括知识、科学技术、管理、创意和文化生产领域里的劳动者生产者，即一般意义上的白领工薪阶层和创业者阶层。所以“中国梦”不仅仅是为近代中国集体性历史诉求所推动和激励的梦，也必须是面向当下、立足于劳动者自身素质、技能、经验范围和内心丰富性不断提升的梦。这和毛泽东当年反复强调：新中国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是一定要建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上是一个道理。
“中国梦”的历史实质性，必须建立在这个意义上的奴隶方面。因为这个民族从最下层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能通过劳动，不能通过重复殖民战争、或帝国主义战争、或技术资本垄断、或不公正国际秩序来获得，而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工作来争取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体系、贸易体系、政治体系。在这之前，必须在一个相对不合理的游戏规则下，通过自己的劳动、勤奋、努力、牺牲，逐渐逐渐让自己的主观性，对生活的理解，对价值的理解，对友谊、正义的理解，通过物质生产、劳动的财富的积累，一点一点的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这既是一种必然性，也是一种自由。这样意义上的一个辩证法，是一个生产者的梦，也确实是一个集体的梦。所以“中国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暴发户的梦，而只能是一个新的劳动者主体的长期的、坚韧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梦，因为这个梦一头连着一个有待实现的未来，另一头连着一个遥远的过去，实在是任重而道远。有着一个久远的过去和一个长久的未来的民族，不应该是一个短视、投机、草率、侵略性的民族。我觉得这种特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什么农耕民族的民族性，而是基于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一个文明大国的基本标准，正是看它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是否能“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也就是说为所有人、为人的根本定义带来持久的意义。最后这一点才使“中国梦”的终极意义。我们这个时代不过是在为这样意义上的“中国梦”做准备。我们的准备还做得远远不够充分。
一谈”中国梦”，是一个集体的梦，就容易让今天的年轻人反感，他们会问为什么“中国梦”是一个集体的梦，美国梦却是个体的梦。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你不许做自己的梦，只能做大家的梦。这是说不通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没有说服力的。只能套在生产者的梦，劳动者的梦意义上。因为这个阶级或者阶层，上升到世界历史主流民族的自主性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劳动本身是有集体性的，比如分工协作，彼此依赖，或者说彼此为对方创造条件，只能在这样一个结构里获得他自身的意义。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基本的公正、公平的问题。所有的基本的公正公平正义，都不能离开这个劳动、生产、工作、互助，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法律形式主义公平、公正。
三、“中国梦”与“宪政”梦
下面就是具体的问题和大家的交流，想听听你们的看法，还有哪些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一个就是“中国梦”和所谓“宪政梦”的问题。网络上有议论，说你谈”中国梦”谈来谈去就是国家梦、权力梦，而不是人权梦，这个说法在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当然是讲得通的，它的历史合法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今天中国的语境里恰恰是常识意义上的悖论，就是逻辑上的一种荒诞性，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回避。今天下午三点甘阳在华东政法大学有一个“变法和守法”的讲座，我的一些朋友和学生有点纠结，参加这个好还是参加那个好。我跟他们说应该去听甘阳的讲座。
前面我专门提到习近平中国梦的具体语境，他是在人代会上，是在誓言履行国家主席职责时提出的，紧接着他说：“我要忠于宪法，我要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责任。”这个框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就是今天舆论界的所谓“宪政话语”很多时候是在无视现有共和国宪法的前提下谈，甚至以超越宪法、颠覆宪法的形式提出来。宪政讨论的前提，我觉得不应该回避。法理学上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无视和颠覆宪法的言论不受宪政保护，在西方constitutional state就更是如此。
宪法是共同体的自我保护、自我肯定的一个最基本框架，超越宪法甚至以颠覆宪法为前提的讨论不受宪法保护，不属于共同体，不属于民主的范围。越出民主范围，以这种超民主、超宪法的方式来谈论“宪政”其实是一个政治行动，而不是共同体内部关于保护宪法、落实宪法的讨论。这个界定实在是一个常识问题，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凡是在现有宪法框架内谈宪政才叫宪政讨论，超越宪法框架谈宪政是革命。你称之为右翼革命也可以，你称之为颜色革命也可以，简而言之就是革命。这个“革命”是要革漫长的中国革命的命，所以作为中国革命正当继承人和体制性实体的当代中国国家就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这个国家内部社会阶层及其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的变化，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内并不能构成否定和颠覆宪法的内在原因。
对于革命，宪法本身有自动启动的法律程序来应对。它涉及到共同体的重新定义问题，从宪政意义上谈论“中国梦”实际上要在不承认现有宪法、法律前提下的一个假设。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话语转换，把中国的问题嫁接在目前还不存在、还有待于颜色革命来实现的、那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上。所以它当然与“中国梦”问题是没有任何交集的，这样是没有办法讨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但是，现在根本性颠覆宪法的话语好像非常有合法性，而基本意义上承认宪法的话语反而没有合法性。现在最诡异的情况是：宪法似乎失去了在话语层面上保护自己的能力，或者一度退到只能动用军队等暴力方式来维持。这好像和今天的中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城市化、经济发展、和所谓人民追求幸福的指向又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我们前面讲共鸣，需要排除那种自绝于共同体之外的人，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共同体，他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那你就没有必要和他谈“中国梦”。就是有时候在网络上发飙的中国人，实际上他说得很简单的问题，他不是给你挑“中国梦”问题的刺，而是说“我不是中国人“，那不是中国人你就不要谈“中国梦”嘛，你爱谈谈什么，谈“中国梦”的前提是“中国”加上“梦”。他有他的梦，他做得是美国梦，来给你“中国梦”挑刺。
所以我就说共鸣的问题好解决，难度只在于沉默与表达、充实与空虚、说与不说的问题，是表述的问题，这是一个鲁迅意义上的怎么样让沉默本身变成声音、变成话语、变成语言的问题。但是在共识的意义上我觉得马上碰到麻烦，第一是精英层之间如何达成共识，今天是没有的。中国精英层内部是完全分化的，没有共识。第二是精英与大众有没有共识，我觉得也是很困难的。第三是自我与他人之间有没有共识，就是中国和中国之外。我先从中国和中国之外问题来讲。一旦谈“中国梦”所有国家都害怕，一旦谈中国道路，周边国家都紧张，西方觉得你是不是第三帝国的道路，美国觉得你是不是要挑战世界秩序，菲律宾啊什么都来了。那么在策略的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来考虑“中国梦”怎么来表述，尽量不要让人觉得你一个人做梦，别人都没法活了。这是一个表述上的问题，这是外交层面、或者宣传口径的策略问题。
第二个就稍微实质点，我觉得“中国梦”的问题确实要避免所谓的中国例外论，或者中国本质论。问题恰恰在于你把“中国梦”固定为所谓中华特质，所谓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有一种与生俱来、独一无二、永恒不变的东西。这第一是吓人，第二是学理上讲不通。
我们前面强调梦有它的历史性，不同时代的人做的梦是不一样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做的梦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陈胜吴广他们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共产党员跟我上”是一个梦。这只是一种语言上的错觉，你可以说有一种反抗，有一种正义，有一种追求平等，追求尊严，但你讲的这个抽象意义它没有任何实质、没有任何具体性。如果你要具体地讲梦，大泽乡时代的梦是什么和今天中国人的梦是什么?今天中国梦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梦有什么不同，它就必须讲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条件，不强调这个“中国梦”的历史性，是讲不清楚“中国梦”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坚决地、主动地反对本质主义、例外论。特殊性是可以讲的，就是在具体意义上特殊性可以讲，具体的环境、具体的历史条件，都可以讲。但是它不等同于例外论意义上的本质主义。这个在表述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
再回到精英之间达成共识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达成共识的困难，我觉得原因是有这么几个。对于”中国梦”出现的历史性我们需要有一个大体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为什么呢?第一我觉得，中国人150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机会，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去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幸福等等。前一阵子，央视“你幸福吗”这个节目，本来是有意思的话题，也被恶搞了。这都是非常可惜的事。从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们在正面的意义上来看都是好的，说明一个历史门槛被越过了，就是中国人现在可以谈、想一想“什么是幸福”，“我幸不幸福”这样的问题。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时代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你就是要避免挨打，避免挨打高于“幸不幸福”这个问题。“幸不幸福”是一个sentimental的问题，是一个感伤主义的问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是一个吃饱了撑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就是吃饱了，正面意义上的吃饱了，可以来讨论这样的问题了。先解决挨打的问题、挨饿的问题，今天要解决挨骂的问题。挨骂与挨打挨饿相比是一个奢侈问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中国梦”，进一步表明我们进入了奢侈的时代，或者叫小康的时代，或者叫什么什么时代，我们都可以讲。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对照才第一次具有意义。以前没有意义，因为以前“中国梦”是被不自由界定的，是被坏的必然性界定的。
自由王国的中国梦
我们以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到必然的王国、自由的王国。必然的王国就是你受制于客观世界，它逼得你只能这样走。那么自由的王国呢，是你认识到了这个规律，在认识到这个规律的前提下，你获得行动选择的余地，游刃有余。那么“中国梦”表明了一个历史关口，就是思考中国从一个必然性思维开始向自由性思维转化。必然性思维就是我只能这么想，我不这么想我就要灭亡，我不这么想我就要挨饿，我不这么想，中国就要陷入混乱。这种必然性话语在今天延续下来的一个最突出的典型就是所谓的“文革原罪论”，就是“我们再这样”、“如果你这么说”，我们就又要回到文革了，或者说你不改革你就又要回到文革了。一回到文革就等于什么?就是学生打老师、挨饿，就是回到野蛮。“文革原罪论”和中国历史记忆的必然性话语是扣在一起的，这个扣住的死结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解开。
在今天，左右之争也好，重新评价文革历史人物也好，包括刘小枫最近的“国父论”，一旦把它还原到必然性的话语，就封闭了一切讨论的可能性。就是又从一个相对来说有自由的环境回到了一个没有自由的环境。没有自由的环境就只有一条路，“线性发展”，目标就在眼前，真理只有一家，路别人已经规定，只能这么走。你想开倒车，人民决不答应，然后承认自由派，反正是以人民自居。所有这样的话语，语法上、句式上非常像文革式的语言。反而是以一种高度简单化的、非此即彼、非敌即友这种政治性逻辑，来把今天中国这种真正意义上多元选择的、梦想的、自由的可能，拉回到一个“隧道式”的、“筒状”的思维模式。
所以“中国梦”一定要强调它是一种自由的话语，放松的话语，而反“中国梦”的话语实际上是一种所谓必然性的思维。美国梦在这个话语争夺的意义上是这个必然性话语的未来指向。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个必然性话语就是要从文革走到美国去，你不这样就是瞎折腾，就是要复辟文革，就是大逆不道。所以有了这种自由和放松，我们才有可能再谈文化、再谈意义、再谈价值。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谈这个问题的。这和启蒙、现代化、现代性话语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今天中国人头上是类似的，虽然这些当然都是近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正面价值，但在现代化基本实现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满足或受制于这种筒状视野了，而是要把眼界放开阔，真正地解放放思想，不但解放生产力而且也解放想象力，解放记忆和选择的可能性，不但问我们自己必须做什么，而且问我们自己可能做什么、为什么做、做给谁看、取得的成就如何落实到社会和人本身。这样才能把梦想还给现实，让现实带来新的梦想，最后让梦想照亮现实。
我们今天对整个中国的生活世界比较明显的不满就是，我们自己会问难道我们只是一个生产廉价商品的国家吗?难道我们只是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在经济领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西方经济学家反而很明白，他们说中国对这个老工业国的挑战不是因为它生产什么鞋啊、牛仔裤啊，而是它整个产业链是覆盖式的，同时在跟西方全面竞争。国家的力量，科技、国民教育的积累，这个是中国令人生畏的地方。用官方的语言说，就是建立了完整的第一部类、第二部类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今天我们媒体的自我表述却是：我们不就是做做鞋嘛、“一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低端的重复性生产破坏环境”。
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生产的必然性逻辑如果能不转化到一个意义和价值建构的语境里面的话，“中国梦”也是无从谈起的。所以我对“中国梦”的一个基本的界定就是，它是基于中国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这个物质基础上的文化愿景。这段有点像谈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化的一个关系，有了经济技术意义上的这个近代工业，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所谓现代性历史经验，比如有了大都会，有了城市生活、法律制度，各种各样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心理和法律结构的转换。然后在这之上有所谓的现代派、现代主义、现代的意识、现代的人格、现代的气质、现代的审美等等。那么“中国梦”是最后那一层上层建筑意义上的话语建构，一个意义空间的建构和一个形式层面上的创造。“中国梦”我觉得应该限定在这个范围里面。
四、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
最后我要提一点，也是在这次喜马拉雅论坛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提交了一篇论文，谈到中国道路的历史意义，他从经济学角度讲得很实在。他说，第一个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公正，这个公正是中国革命带来的。而其他的社会，比如印度啊，它有种姓制度，教育资源的不公正、分配的不平均，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效率水准。姚洋最后回到经济生产的效率、技术的可能性，但他提出的第一点是中国道路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这个平等是经济改革、经济奇迹的一个条件。这个平等意味着更多意义上的参与分享。
第二，他说中国人并不是把平等变成一种神学。他说印度比我们平等得多，一人一票，民主是真的，是第三世界民主的典范。但是它这种平等和民主造成了什么事也干不成。你要修条路，大家议一议，议个一百年也议不定，大家都可以平等发言。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有平等没有民主，说拆就拆。在这意义上，他说中国有一个贤能政治，可以追溯到科举。虽然近代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但是中国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印度的民主，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是非常愿意承认个人才能的，中国社会极善于奖励那些能人。你干得好你拿钱，中国人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在印度他觉得不合理，你能力是比我强，凭什么我一个月拿一万元，你一个月拿一亿?难道你比我聪明一万倍吗?我不觉得。他说有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调查，有60%的社会是不认为你有能力就能获得巨大的回报。但是在中国有高达80%的受调查人口认为，你有能耐你就来，你赚钱我没意见，你只要别犯法别通过不正当手段赚钱。你如果是读书好或者是在其他方面有特殊的才能，这个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比较愿意接受社会给你提供巨大回报。就是按能力，为贤为能取人。
第三个是所谓的中性政府，这个是比较有争议的。他说中国政府并不是维护哪一个特定阶级、集团的利益。举个例子说他像一个黑社会老大，既不偏向老二也不偏向老三，反正这个事他来做主，是中性的，反正是为了大伙的利益。当然有人反对说，你这个中性政府是不是统治集团它自身是一个利益集团。这样的问题当然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具体麻烦，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的政府，是为全社会、全体国民的基本利益在做事情。
第四点是实用主义。
这几点，他是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讲这个中国道路，但是我觉得中国梦特殊的社会条件、历史条件、文化条件、甚至是心理条件都是一个很好的提示。有的东西你看上去好像完全是当代问题，在具体的层面上，中国通过工作、生产、劳动、努力，大体上总的趋势是后来居上，但实际上他背后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原因，比如儒家文化对个人的教育、修养、能力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用主义背后还是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考虑。那么在具体层面上，刚才我们谈到通过工作、劳动、努力大体上是一种后来居上的趋势，往上的趋势必然有一个未来指向;另一方面它由下而上，带有一种历史的记忆。这个对“中国梦”的界定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最后我就做一个最简单的总结。“中国梦”就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基于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包括制度文化，价值理想等。它是一种价值和文化的愿景、一种想象、和一种话语表述。“中国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全球性的有关社会发展道路、更美好的社会体系、价值和意义的争论中出现的;可以说它的灵魂在于辩论和辨析，在于把今天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丰富性和积极因素上升到一个普遍的话语层面，升华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中国梦”和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梦想并无不同，但也可以说根本不同;可以说它和美国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也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就在这些辩证的辨析过程中,“中国梦”话语可以把具体和抽象、特殊与普遍、自我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实践和理论、经济与文化、文化与政治打通勾连在一起，把一个总体性的结构曲折地然而清晰地叙述和表现出来，使之获得一种生动的实质性。习近平的表述本身已经足够好了，只不过这个东西似乎还有待于被今天中国日常话语场域吸收、被当代中国知识思想话语加以进一步阐释和发挥，从而完成从国家话语向文化思想话语的转化。但最后这一点目前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录音整理：成建康 校对：梁哲浩，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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