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做梦?
有人说不要做梦,做人要现实点。白日做梦,一枕黄粱!梦想还能当真?
可是,没有梦想行不行?活得太现实,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棺材不落泪,缺乏预见力和想象力,又会变得鼠目寸光,谨小慎微。小时工,一手干活,一手数钱,看上去最现实,可谁又真愿意干?
梦,只是一个比喻,甚至是深刻的人生体验。青春少年,正是怀揣梦想,才能吃得起苦,受得了挫折 ,经得起风雨,才能明白人世间的道理,成长为栋梁之材。如果有一天,“梦已经醒来,心不再害怕”,反正成功与否,都是一死,不再执着,不再努力,这人不是成佛便成懒汉了。
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没有梦想的国家,很容易苟且偷生,很容易贪污腐化,很容易四分五裂,很容易被外国列强牵着鼻子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边,南京大屠杀血流成河;那边,重庆歌舞厅寻欢作乐。这边,C型包围磨刀霍霍;那边,追名逐利浑浑噩噩。这边,祖坟遭掘国体危机;那边,个人至上娱乐至死。
一个曾经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度,一个曾经激情燃烧的国度,一个曾经令无数海外中国人自豪的国度,一个曾经有着炽烈中国梦的国度,为何变得如此现实?如此势利?如此颓废?如此放纵?
或许是天道轮回,物极必反。也许,我们曾经透支了信仰,透支了理想,透支了激情。所以,三十多年来,有些中国人变得过于现实了,堕落了,迷失了。中国也就重新变得危机四伏了。
怎么办?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既然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信仰危机,那就得找回信仰,找回理想。问题是,许多人不但失去了信仰,甚至害怕有信仰,怕信仰再一次失控,怕信仰过度挤压私人空间,压缩好不容易得到的个人自由。我看,习总书记正是体察到这种深层社会心理,有意回避了“信仰”一词,而改用较容易为人所接受的“梦”。其实,梦,就是理想,就是信仰,就是希望,就是追求,就是动力。
对此,一些老同志也许并不满意。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度里,居然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而是提什么虚无缥缈的“中国梦”,岂非咄咄怪事!另一些人却相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连提“中国梦”都害怕。他们公开声称自己没有中国梦,只有个人梦。其中,那些“一夜美国人”早已习惯了诅咒中国,已经或准备逃离中国。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则很喜欢做“中国梦”,做各种各样的“中国梦”。梦,就允许有主观性,允许有模糊性,允许有多样性、多面性。当无数中国人参与了中国梦的讨论、构思和想象,这不就是以大众民主的方式在重建中国认同吗?如果有一天,中国梦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以至成为共同的理想时,这不就意味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地重建了信仰吗?
当然,两极分化的现实已经相当程度上撕裂了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阶级地位决定阶级意识。不同的阶级不可能做同一个中国梦。这话看似很有道理,但是,也大可以商榷。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四个不同的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做同一个中国梦,这就是五星红旗的含义。正是这四个阶级合作的旗帜,激起无数海外华人的自豪和热情,吸引了许多钱学森归国奉献。今天,阶级成分并不比那时增加多少,怎么就不能做同一个中国梦?
同一个阶级才能有同一个梦想,过于强调了经济基础的作用,忽视了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按此逻辑,只有到单一阶级或无阶级社会才能有同一个梦想。那么,现在的一切努力就只能是立刻消灭阶级差异,立刻消灭私有制。这种逻辑,一旦落实到政策上,必然意味着“一大而公”、“纯而又纯”,意味着忽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而深刻的存在,重犯极左的错误。
怎么办?唯一的出路是,承认阶级分化的现实,努力缩小阶级差距。为此,就要有超阶级的中国梦来凝聚社会共识,增强中国社会的精气神,避免社会进一步分裂,进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当然,单有精神力量也是远远不够的。要做好中国梦,先得认真反腐败。动真格的了,大家才会有信心,才能激发蕴藏在人们心底的热情。
有人认为,中国梦是宪政梦,不是反腐梦。腐败的根源就是现行体制,因此,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看,这是一种右倾幼稚病。正如一个人得了重病,负责任的医生总是会千方百计延长病人的寿命,而不会轻易地说,病的根源在于人体基因,要治病必须换基因,必须杀死现有的腐败肌体。
仍然用治病救人的比喻,重建中国梦相当于扶正,反腐败相当于祛邪。扶正祛邪,缺一不可,则危情可解,生命可以重新焕发活力。许多人总以封建社会看待今日中国,即便如此,中国也不是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一个封建王朝,寿命短则百年,长则二三百年。据此判断,中国亦尚在王朝前期,只是前期或禁欲过度,或纵欲无度,以致疾病缠身。但身体元气尚存,一旦治疗得法,走上正道,还大有前途。这就是社会中医的思路。
遗憾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受西医思维影响过深,只知道开刀动手术,轻言宪政或革命,轻言休克疗法。正是受此“新思维”影响,苏联解体了,国民经济一落千丈,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资源大国。
因此,中国梦得让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来做,而不是让少数西方型“公知”来做。这些公知也很敏感。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梦,必然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不具有普世价值。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度相信普世价值,相信公理战胜强权,相信“德先生”和“赛先生”,结果,这个普世价值梦被巴黎和会打碎,爆发了五四运动。如果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只是幼稚,那么,今日的许多“公知”则恐怕不单是幼稚,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给什么强国带路呢。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说我的中国梦。记得大约在2008年,我去首都师范大学做过一场讲座,题目是:强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未来社会新展望。那就是我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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