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凤凰网于12月23日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专题纪录片《走近拥毛派》(现名《毛泽东在2013》)，声称独立客观的展现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拥护者群体。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在视频中，我们看到大量反毛者的画面和声音，强烈的反毛立场和对所谓“拥毛派”看似公正却狭隘、断章取义的解读充斥视频。一经发表，引起广泛不满。韩德强老师对此也做了简洁而铿锵有力的回应。那么素来以独立、客观、中立自居的凤凰网，满口正义之词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嘴脸?他们在中国究竟扮演着怎样的政治角色呢?就让我们通过韩德强老师的文字，凤凰网的视频，以及当事记者对韩老师采访的完整录音稿，来一看究竟吧!
韩德强按：
临近120周年，凤凰网记者李扬(音)前来采访。李扬的采访客观公正，体现了一个记者应有的职业素养。我的回答也善意平和，有问必答。采访录音可见下文。
遗憾的是，凤凰网编辑却按照自己臆想中的“拥毛派”概念，断章取义，裁剪拼凑，将“拥毛派”妖魔化为偏执、狭隘、有暴力倾向的群体。两相对比，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问，凤凰网是不是在拉偏架?是不是一屁股坐到了“反毛派”的凳子上?是不是偏执狭隘?
媒体的反毛亲美倾向，由来已久，毫不奇怪。奇怪的是，凤凰网表面上声称要客观报道拥毛派，实际上却比任何媒体都更加拙劣地表达自己的反毛偏见。这究竟是凤凰网某个频道编辑的偏见，还是凤凰传媒总裁刘长乐的偏见?带着如此强烈的偏见办媒体，究竟是要促进社会的团结，还是要加速社会的分裂?
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谢凤凰网的采访。
首先，这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拥毛派的存在和壮大，已经到了伪装公正的反毛派媒体无法沉默、无法装聋作哑的地步。这是反毛亲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最沮丧的事。早在八十年代，方励之们就达成共识，中国要走西方化的道路，必须搬掉毛这块大石头。二十多年过去了，不但没达到目标，反而出现了一个无法忽视的拥毛派。这个拥毛派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体制内外的各种支持，还有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渐渐地，甚至象李扬那样的记者们也逐渐受到影响，岂不令人沮丧?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对不起“客观、公正”的化妆，撕下“自由、民主”的面具，将一己之见强加于“公器”。(如果不是这样，请刘长乐先生自证清白。)
其次，感谢凤凰网的断章取义，裁剪拼凑，歪曲诽谤。任何事情，做过头了，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稍微动点脑子的观众都会想一想，这位“有暴力倾向”的教授究竟是怎么回事?网上一搜，文章一看，不少人就成为我的同情者、理解者甚至支持者。这么多年来，对我妖魔化的言论也一波又一波，每次都给我带来许多只会谩骂的“僵右”和倾心相交的朋友。
第三，我本人其实没什么。遭到那些反毛者的谩骂、污蔑和诽谤，只是因为我崇拜毛泽东。我觉得，这是在替毛主席“挡子弹”。我无怨无悔，深感荣幸。有网友在微博里诅咒我，为什么不去为毛泽东殉葬?为什么不去死?我善意回答：“用一生在殉葬，死和不死一个样”。相应地，一些朋友将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之情转移了一部分给我。对此，我深感不安，坚决辞谢。一介书生，领悟到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体会到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神性，目睹了新中国的成长壮大，足矣!
第四，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反毛者窃据了公职、窃取了公器?因为毛泽东想要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中国，反对弱肉强食、生存竞争，反对外国列强的统治和奴役，得罪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毛主席生前，由于他老人家的神性光辉，所有这些魔性的力量只能忍着、压抑着，不敢声张。他去世后，红日西沉，黑暗降临，虽有星光照耀，却挡不住妖魔鬼怪粉墨登场，美其名曰“自由、民主”，迷惑了无数善良青年。
第五，反过来说，作为个人，我也要感谢自由、民主，给我留了一线发言机会。如果哪一天，为人民服务成为时代主流精神，我宁可放弃这点自由。
附：凤凰网采访韩德强老师录音整理稿
凤凰网采访录音文字稿（节选）
记者：我们不想太过于陷入历史的纠结之中，就想了解毛对于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拥毛派”这个词是否正确，但是我们是抱着一个非常中立和善意的角度来切入的。我觉得从“走近拥毛派”这个角度来切入是比较合适的。
韩老师：好啊。我想知道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网站兴趣?
记者：网站。
韩老师：你介入一段时间之后有个人兴趣了吗?
记者：我本身就是湘潭人，离韶山也就半个小时车程。好像小时候也没有特别受什么家庭的影响。
韩老师：你是不是传媒大学毕业的?
记者：不是，我是广东汕头大学毕业的。
韩老师：李嘉诚那里。一般来讲，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受到的教育都是反毛教育。
记者：非毛教育。
韩老师：非毛、反毛或者妖魔化毛主席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更是这样。中小学教育可能还不是这样。不过，有一些中学政治课的老师也会反毛，只不过在中学里反毛的政治课老师还不见得一定是多数。这是事实，普遍是这样。所以，我判断一般来说凡是上过大学的，都会受反毛的思想影响比较大。但是，拥毛的也会在大学中“拥”得最坚决。因为在小学、中学阶段，无论是“拥”还是“反”，都是浅的;而到了大学，无论是“拥”还是“反”，都会深一点。
记者：因为所谓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了吧?
韩老师：对。
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的意义何在?
心怀感恩，复活毛泽东思想
记者：首先，我们还是要从新闻点这里出发，比如毛的120周年诞辰。我们想了一个具体的点，就是今天我们在怀念毛泽东的时候，具体该怀念他什么?或者更细致地切入，就是毛泽东对于您的意义，他给您带来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韩老师：我觉得怀念毛泽东首先实际上是要感恩。西方人感恩上帝，而我们当代中国人应该感恩毛泽东!毛泽东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其实统一是稳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就什么事都搞不成。
我有一位朋友是上海的房地产老板，做得很大，百亿多的资产。他说如果用房地产打比方的话，毛主席是干嘛的?是负责拆迁和地基建设的。要知道在建房过程中，拆迁和地基建设一完成，上面的就像搭积木一样，一层一层地往上升，就是比较简单的。结果我们只看到上面那个盖房子的，却看不到拆迁和地基工作的重要性。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所以，首先就要感谢毛主席所做的基础工作。当今日中国经济在世界排名第二的时候，而且还是“坐二望一”，没准再过十年可能追过美国经济总量的时候，这首先就要感恩毛泽东。
记者：那除了感恩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韩老师：感恩之外就叫“复活”!
什么叫“复活”呢?在1976年之后，毛泽东不但身体上的生命死了，政治生命也被人抹杀了。到120周年诞辰的时候，身体上的生命是活不过来了，但政治上的生命应该复活。复活这个主题也是基督教中的一个主题。
一个伟人，他往往容易引起争议。因为他伟大，受到很多人拥护的时候，也一定会受到很多人反对。一个人若既没有人拥护，也没有人反对，那我们满大街行走的其实都是这样的人。因为你没有什么功绩，也就不会有什么错误;你没有什么作用，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反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谁反对你呀?而毛主席太伟大了，无法忽略不计!他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珠穆朗玛峰。
我觉得六十年过去，第一代领导人都不在了，第一代领导人的个人恩怨也消散了。作为后一代，作为习近平他们这一代，该比较客观公允地看待他们父辈的功绩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可以复活了。假设他不复活，实际上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就是“苏联解体”。
记者：我能否理解为，要回到没有毛的毛时代?
韩老师：要恢复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不能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人民币服务”的精神。
我们今天党政官员非常腐败，这是千真万确的。有人认为这是制度不好。可是，同样的制度，人家前三十年没腐败呀!为什么?因为前三十年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引领，所以没腐败。不但是没腐败，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清廉。那时候干部工资跟工人工资是很接近的。在工资很接近的前提之下，他们还掌握着大权，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腐败，那多难呵。可是，那个时候就做到了。靠什么?靠的就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今天要复活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何以回归?
记者：核心是为人民服务?那用什么方法能使为人民服务回归呢?
韩老师：它不是个方法，而是一种精神。你说“咋服务”，那是个方法;“要服务”，就是个精神。
记者：那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落实下去呢?
韩老师：怎样落实下去呀?那就要对“为人民币服务”的哲学进行方方面面的清算、批判、梳理、反思。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流教育都是说：每个人都去追求人民币吧，靠市场机制相互调节，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我们的主流舆论就是这样，但是，我认为这个舆论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在为人民币服务这个动力的推动之下，是不是两极分化了?贪污腐败了?国家资源外流了?国家经济主权逐渐沦丧了?打架斗殴、偷盗、自杀、他杀……无数令人痛心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这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人民币服务”闹的吗?
记者：您是觉得现在中国社会丧失了公平、正义了?
韩老师：现在就不要谈公平、正义了，现在谈的是黑暗和腐败，因为那距离公平、正义太远了!
毛泽东是为人民服务之神
毛主席是为人民服务新宗教之神
记者：我们还想知道您的心路历程，就是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毛对您的影响。当然我也看到在其他媒体对您进行的专访中您谈到过这个问题，我想再确认一下。
韩老师：说到我的心路历程，我非常感谢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从小就要我们爱劳动、爱祖国、爱人民，要助人为乐，要见义勇为，要嫉恶如仇，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都是非常优秀的教育。如果把这些教育丢了，那就等于西方世界把基督教给丢了，把上帝给丢了，把耶稣给丢了。那不是一个道理吗?
记者：他是神?
韩老师：毛主席就是神呵!他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新宗教的神呵!而且他可能比所有的教皇、主教在劝人向善方面做得更出色、更到位。他树立了雷锋这么一个圣徒，树立了焦裕禄这么一个传教士。而且他们不是在教堂里布道，是身体力行去传教。是在治理兰考“三害”的过程中，用身体去布道和传教。是吧?
文革的认识及家庭对韩老师的影响
记者：您是1967年出生的，经过了文革的九年。那您小时候对于文革的记忆是怎样的?
韩老师：说到对于文革的记忆，我是在文革高峰时期出生的，就是1967年7月份。但是我不知道这事儿，所以它再高潮跟我也没关系。等到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其实文革早结束了。
后来我接触很多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朋友，他们说文革有很多分期法。
比如有一种最短的分期法是一年分期，即文革就一年，从1966-1967这一年。以“7·20事件”为标志，文革就结束了，开始“收”。文革不是要“放”吗?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斗走资派，“放”嘛。而“7·20事件”则是个“收”的标志，开始要重建秩序。这是一种说法，即“一年文革说”。
还有“三年文革说”。它是以九大召开为标志，九大一召开基本上就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地、胜利地结束。这不就结束了吗?如果文革的特点是冲击了社会秩序，那么九大是重建了社会秩序的。社会秩序建立了以后它就稳定了嘛，经济、生产、社会运行方方面面就稳定了，就有秩序了。我没有经历那个无秩序的时代，我经历的是文革后期有秩序的时代。
记者：您的家人有没有在这场风暴当中受到过影响?
韩老师：我的家人在这场风暴当中不是“受影响”，而是影响人的。因为我父母是工人嘛，而文革中受影响的主要是当权派，也就是领导。省长、市长、县长，甚至包括老将老帅，他们是直接“受影响”的。谁“影响”他们呢?是工人、农民、学生，他们组织起来去批斗自己本单位的领导，这个就叫文革嘛。我的家人们在文革之前可能有很多牢骚、不满、冤屈，但是又出不了头、说不了话。如果一提意见，人家就可能说你反党。所以，文化大革命就相当于允许你系统地、大规模地、公开地、有集会地反党，那“踢开党委闹革命”可不就是反党吗?
记者：造反派?
韩老师：造反派嘛。他们实际上也不见得一定参加造反派，但是，那个时候作为群众确实会有一种欢欣鼓舞的感觉。“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嘛。观察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记者：那您父母后来聊天时会不会跟您分享自己文革时挺开心的那种感觉?
韩老师：一般不敢说。因为他们后来肯定就接受了改革开放以后对于文革的描述，就是“文革怎么乱呀”，“有些地方打死人啦”，再比如“哪里的报纸上面毛主席的头像一不小心被裹上了什么东西，就被打成反革命啦”……他们往往会记忆这些东西，曾经一度欢乐的情绪他们反而往往不愿意说，因为跟主流不一致。后来仔细问，其实是有的。
我父亲当过一段造反派，但是他那个造反派是“被批评的造反派”。为什么叫“被批评的造反派”呢?因为造反有两类，一类叫政治造反，一类叫经济造反。政治造反就是要斗当权派，认为当权派可能是走资派，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不拥护毛主席路线，这个叫政治造反派。现在我们市面上活跃的基本上都是政治造反派。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还有一类叫做经济造反派。我父亲大概就属于经济造反派。为什么呢?他相当于是一个建筑业和木业的合作社里的工人，实际上是农民建了一个合作社，后来改成了大集体。那么这个身份不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因为是个集体所有制嘛，简单说，就相当于是“二等公民”。集体所有制的很多福利和保障是不能跟国营企业相比的。那么这些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当中的工人造反，就要求争得跟国营企业工人一样的待遇。这部分造反的力量就叫经济造反。简单说，就是要更好的保障，要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
这种经济造反显然对于普通群众是更有吸引力的。你政治路线的改变与否，普通工人有时候可能看不明白。如果说每个月涨两块钱或者四块钱的工资，那其实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因为两块钱可以买好多鸡蛋的。所以，就有一股经济造反的力量，而这股经济造反的力量实际上是被中央文革批评的——这是“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但是，我父亲就是个普通工人，他哪里知道什么是否“干扰了大方向”，就跟着一起去造反了。那实际上是一个经济造反。
记者：也就是说父辈的这一段经历对你还是有影响的?
韩老师：没有多少影响。那是我后来不断地挖掘他过去的故事才了解到的，他自己可不爱讲这些事呢，他觉得过去的事情反正也搞不清楚。虽然他感觉文革中的有些东西跟现在主流说的不一致，但是你要跟主流说的不一致呢?他总觉得有点害怕，所以就不太愿意说。后来当我对文革研究得越来越多之后，慢慢地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逐渐才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改革开放的巨变导致了对毛时代的深刻思考和纪念
记者：我看您描述小时候的生活时，还提到去喂兔子。
韩老师：对。因为上学的路上有一个豆腐店，而兔子爱吃豆腐渣，于是我就每次都去等那儿的豆腐渣，然后拎着去喂兔子。这些都是小时候正常的事情。
记者：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非常强烈地形成自己的想法?或者换个说法，毛主席的形象什么时候开始在您的心中建立起来，使您后来非常强烈地感到想要回到他那个时代呢?
韩老师：如果没有后来的变化，其实我也不会那么深地去思考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也就不会那么深地去思考前三十年的故事。
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大概在我上初一的时候，印象是最明显的。因为小学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我很喜欢小学生活的。但到了初一之后就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了，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读书、读书、再读书。什么唱歌跳舞、体育比赛，包括拔草积肥，所有这些劳动的事情，社会活动的事情，突然间都消失了。
突然消失之后，一开始当然觉得很爽呵。可以去赌博，比如玩纸片，玩“21点”，初一那一年我是玩过这些的。再比如满大街地去跟小朋友斗蟋蟀。原来这部分可能比较小，后来业余时间就变得没法打发掉了，所以就搞了很多小朋友之间的故事。如果说这段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话，那倒是也有，因为后来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跟初一那段经历有很大关系。
初一时玩一种扑克牌里面的游戏，叫“说假话”。一方说“我放两个3”，实际上放的是两个5。可是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呀?就说“我跟两个3”。我就说“再跟两个3”。可是你有那么多个3吗?于是就翻我手中的牌。一翻牌就发现我后面“两个3”是真的，而前面“两个3”是假的，于是这些牌就归他了。如果我的牌出光了，那他就输了，我赢了。这个就叫“说假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是吧?
后来我发现市场经济就是这个特点。你就不知道它哪句话是真的，它时时刻刻在玩着说假话的扑克牌游戏。再比如赌博。也是这样，双方相互斗智斗勇，比勇气，说到底也是个说假话。明明自己手里的牌并不好，但非要押宝押上去，押得对方说“算了，我不押了，我退”。那所有的钱就都归你了。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是不玩钱的，而是玩纸片、玩三角片。
因为市场经济的要害实际上是它的交易结果不确定、定价不确定，取决于你的谈判过程、交易过程。所以，市场的核心地带是个骗子游戏。这一点我后来深切地感受到了。但是，当时那一年实际上是没有多少感觉的，觉得就是玩嘛，各种小孩子的游戏。父母也不怎么管，老师也没怎么说不好，于是就那么玩下去。
明显触动我的是在初二一次课堂上，老师的一个说法给了我提示。
大概是上政治课吧，我们每个周二下午的政治课是读报纸。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政治报纸有多重要，于是就自己看书开小差去了，反正老师说什么我就没听。别的同学也跟着效仿我。但是那个效仿我的同学受到了老师的批评。他就说：“那他怎么可以不听呀?”老师回答他：“如果你学习成绩也有他那么好，你也可以不听我的课。”
我想这不对呀!因为以前可不是这样讲的。以前讲德、智、体要全面发展，以前讲要以身作则，要一视同仁。怎么可能有特殊呢?也就是说我被享受了一把特权之后，反而觉得不爽，觉得那不对，觉得那跟以前的调子不一样。
我开始敏感到了，然后从那时候就开始关注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于是，看《报刊文摘》、《参考消息》。那上面有很多的负面消息。特别是《报刊文摘》，包括《中国青年》杂志之类的，上面都有很多负面的消息。什么走私呀、贩毒呀、吸毒呀，这些乱象都出来了。我就想，“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前没有这些事情的呀!”于是就继续看下去。
再看就看到了比如“潘晓来信”之类的。潘晓来信讲：人究竟是为私还是为公?是自利的还是利他的?社会主义这条路是不是越走越窄?大概这一类的讨论就出来了。我非常有兴趣去翻这些东西。翻着、翻着就觉得跟我的经历不一致。后来讲的逻辑是：人都是自私的，自私还是好东西。大家都自私了，干活就有积极性了，就有工资奖金了，企业就能办好了。可是我觉得“自私自利就能推动社会进步”这个说法跟我的经历似乎不一致，而帮助他人的过程在我看来倒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很幸福、很愉快，使我拥有阳光灿烂的童年和少年。
当然，因为我对共产党的历史确实很有印象，于是就会去推理：如果是发奖金、工资才能干活的话，那当年谁给红军战士发奖金让他们去冲锋啦?那不就是送死嘛，根本不可能为了奖金去冲锋送死。所以，我觉得后来的说法不对。
问题在于，改革开放前后就有两个不同的党中央。前面的党中央告诉我要为人民服务;后面还是那个党中央，可是告诉我要为人民币服务。这党中央到底在说啥呢?我要去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就开始越来越关心政治，开始读书、讨论，就进入了和整个西方思潮对话和辩论的过程。
对西方学术体系的彻底批判，源于人性本善
记者：我看您是经济学博士，又教授MBA课程。如果您是信仰为人民服务的，而经济学的课程、包括MBA的课程，可能会有很多西方的、市场经济的东西。这会不会让您很纠结?
韩老师：我一点都不纠结，因为我所到之处都是批判者。比如说我在经济学领域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专门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几乎都在我的批判之列。少数人比如冈纳·缪尔达尔，我还是愿意去借鉴他，说他几句好话的;再比如斯蒂格利茨，我认为他还是揭露了市场神话的。
记者：哈耶克呢?
韩老师：哈耶克是维护市场神话的，那当然要批判他了。所以，在经济学领域我是批主流经济学的。在管理学领域呢?我又是批主流管理学的。后来我又批贺卫方，那就进入法学领域了。哈耶克是在政治学和法学领域，我也会批他。就是说基本上我踩入每一个西方的学科都会是一个批判者，因为我发现所有的西方学科都以人性自私为假设。
记者：这是您批判逻辑的核心吗?
韩老师：对。因为整个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哲学，通通以人性自私为前提。我恰恰不相信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自身的经历是冲突的。我就觉得人性是善的。这样，我所到之处得出的结论就跟他们都不一样，几乎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批。那么多人，启蒙运动以来的所有那些精英、大师的著作几乎都在我的批判之列。
记者：您刚才说您相信性本善，可以这样说吗?
韩老师：对。
文革中的武斗现象恰恰是性本善的充分体现
记者：还是回到文革这个问题上来。比如文革中存在武斗打死人的事情，您如何看这样的事情呢?
韩老师：武斗其实是性本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记者：很有兴趣!
韩老师：很有兴趣，是吧?他们是为什么斗?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斗啊。他们是为了信仰而斗，为了思想而斗，为了社会的前途和命运而斗，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而斗。双方为了捍卫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打起来，这是人性至善的标志呵。没这么善的。一般而言，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土地而打起来，那叫“人性自私的打”。为了政治信仰而打，那是人性至善的标志呵!
记者：但是这种暴力的手段不需要质疑吗?
韩老师：其实佛家都有这个观点，就是“怀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那霹雳手段不就是暴力吗?佛家可是公认的开阔、慈悲和无私呢，但也同样承认得用暴力。瞧见没有?
基督教可能也这么想问题呀。十字军东征是不是这个意思?“为了普及上帝的爱，咱东征去灭了他们!”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为了不同理想而打起来是人性至善的标志。
至于说这不同理想能不能坐下来讨论?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事实上为什么没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实际上理想往往会被某些人绑架，用于为利益服务。那才是问题。但是多数人还是为理想、为信仰而战斗的，少数人可能会绑架那个信仰和理想。
动手打汉奸是依照西方游戏规则正当地捍卫信仰
记者：那去年的那个事件(注：即韩老师于12年9·18反日大游行的队伍中打汉奸事件)，可以理解为双方为信仰而战吗?
韩老师：他有没有信仰我不管呵，但是他侮辱了我的信仰。而且他不仅是侮辱了我的信仰，说到底他是在动摇共和国的国基!这样的人在这种场合不加以制止，我们就会发生苏联解体的悲剧。那多少人头会落地，多少人会家破人亡!
记者：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见一个……(注：意思是问是不是以后见到还会打)
韩老师：我已经说清楚啦，如果是在游行队伍当中，见了这样的人还会打。但如果不在游行队伍当中，比如沙龙、讲座、讨论会上，我见多了反毛的人，我打过吗?没有嘛，一直是在跟他们讨论的。游行是表达情绪的地方，而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对方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打了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说你跑到教堂里面骂耶稣，那能行吗?那不是找打吗?如果是在大街上，那可能随便骂。游行队伍里都在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喊着“毛主席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口号。在这种情形下，就相当于已经构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堂，我们把大街变成了一个教堂。是吧?这个时候你跑过来反毛，这就叫故意挑衅。错不在我，而在他。是这个道理吗?
记者：我突然想到一点。比如说刚才讲到善，您说佛家也不避讳霹雳手段。但是也有佛陀以身饲虎啊，就是说他会有一种高于普世价值的悲悯情怀。
韩老师：你要搞清楚呵，其实游行就是在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做事情。因为东方其实不太讲游行，是西方文化讲游行，西方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推崇的是游行和示威，所谓的公民权利嘛。是这样的吧?我就是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动手保卫信仰，这是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做事情。
记者：那是不是可以有多元的声音同时出现在那个时候?
韩老师：这就是多元声音的激烈表达!多元就意味着，在讨论会上相互讨论的时候意见不同，那可以多元。可是在战场上你怎么多元?如果说讨论就可以解决问题，还要游行吗?就是这么简单呵。跟着“游行”的两个字就叫“示威”，是吧?要懂两套游戏规则呵。一套是西方的游戏规则，另一套是中国的游戏规则。一套是讲制度的，另一套是讲道德的。不同的场合需要用不同的游戏规则，是吧?
记者：那是不是有双重标准了?
韩老师：那不是双重标准，因为我很清楚呵!游行队伍是按西方的游戏规则办事，那就按西方的方式来行事。十字军东征嘛。那我不就是“十字军东征”了一把吗?那是它西方教我的，不是我要干的。
毛泽东是为人民服务之神
记者：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毛泽东在您心中的形象就是神。
韩老师：没错，就是神，是为人民服务的神!而且这个神还是普世价值的神，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因为他不需要假设一个造物主，不需要假设有一个上帝或者真主，不需要这样的假设。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跟自然科学不冲突，知道吗?可是当你假设有一个真主或者上帝的时候，那自然科学、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来，它就不好解释。
记者：您觉得需要把他还原成人吗?
韩老师：他本来就是一个神，干嘛要还原成人呢?他用自己的一生已经完成了一个通向神的道路了!如果你看到他有“人身”，那只能说我们是“肉眼凡胎”。他已经道成肉身了，可是你却只能看到他的肉身，看不到他是道。那是我们眼拙呀!跟他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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