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道德”一词似已不合时宜，遇到实在不好回避的时候，以“文化”或“心理”来含糊其辞，便是时下很多理论家的行规。在他们看来，道德是一件锈痕斑驳的旧物，一张过于严肃的面孔，只能使人联想到赎罪门槛、贞节牌坊、督战队的枪口、批斗会上事关几颗土豆的狂怒声浪。因此，道德无异于压迫人性的苛税与酷刑，“文以载道”之类纯属胡扯。与之相反，文学告别道德，加上哲学、史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纷纷感情零度地no heart(无心肝)，才是现代人自由解放的正途。
柏拉图说过：强者无需道德(语出《理想国》)。现代人应该永远是强者吧?永远在自由竞争中胜券在握吧?现代人似乎永远不会衰老、不会病倒、不会被抛弃、不会受欺压而且是终身持卡定做的VIP。因此谁在现代人面前说教道德，那他不是伪君子，就是神经病，甚至是精神恐怖主义嫌犯，应立即拿下并向公众举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针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舆论围剿，不就在中国不少官方报刊上热闹一时?
奇怪的是，这种“去道德化”大潮之后，道德指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成了流行口水。道德并没有退役，不过是悄悄换岗，比如解脱了自我却仍在严管他人，特别是敌人。美国白宫创造的“邪恶国家”概念，就出自一种主教的口吻，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很多过来人把“文革”总结为“疯狂十年”，更是摆出了审判者和小羔羊的姿态，不但把政治问题道德化，而且将道德问题黑箱化。在他们看来，邪恶者和疯狂者，一群魔头而已，天生为恶和一心作恶之徒而已，不是什么理性的常人。如果把他们视为常人，视为我们可能的邻居、亲友乃至自己，同样施以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条件分析和原因梳理，那几乎是令人惊骇的无耻辩护，让正人君子无法容忍。在这里，“去道德化”遭遇禁行，在现实和历史的重大事务面前失效——哪怕它正广泛运用于对贪欲、诈骗、吸毒、性变态、杀人狂的行为分析，让文科才子们忙个不停。在一种双重标准下，“邪恶国家”和“疯狂十年”(——更不要说希特勒)这一类议题似乎必须道德化、甚至极端道德化。很多人相信：把敌人妖魔化就是批判的前提，甚至就是够劲儿的批判本身。
这种看似省事和快意的口水是否伏下了危险?是否会使我们的批判变得空洞、混乱、粗糙、弱智从而失去真正的力量?倒越来越像“邪恶国家”和“疯狂十年”那里不时入耳的嘶吼?
二
敌人是一回事，主顾当然是另一回事。当很多理论家面对权力、资本、以及媒体受众，话不要说得太刺耳，就是必要的服务规则了。道德问题被软化为文化学或心理学的问题，绕开了善恶这种痛点以及责任这种难事;如果可能的话，不妨进一步纳入医学事务，从而让烦心事躺入病床去接受仁慈的治疗。一个美国人曾告诉我：在他们那里，一个阔太太如果也想要个文凭，最常见的就是心理学文凭了。心理门诊正成为火爆产业，几乎接管了此前牧师和政委的职能，正在大谈“情商”或“逆商”一类时鲜话题，通常是大众不大明白的话题。
据说全国未成年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21.6%～32%(2008年10月7日文汇报)，而最近十二年里，我国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者数分别翻了一番多和近一番(2009年9月22日《文汇报》)。如此惊人趋势面前，人们不大去追究这后面的深层原因，比方说分析一下，“情商”或“逆商”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多少精神病大体属实，而另一些不过是“社会病”，是制度扭曲、文化误导、道德定力丧失的病理表现。病情似乎只能这样处理：道德已让人难以启齿，社会什么的又庞大和复杂得让人望而却步，那么在一个高技术时代，让现代的牧师和政委都穿上白大褂，开一点药方，摆弄一些仪表，也许更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当然也更让不少当权大人物宽心——他们是很关爱你们的，但他们毕竟不是医生，因此对你们的抑郁、焦虑、狂躁、强迫、自闭之类无权干预，对写字楼综合症、中年综合症、电脑综合症、长假综合症、手机依赖综合症、移民综合症、注意力缺乏综合症、阿斯伯格综合症等等爱莫能助。你们是病人，对不起，请为自己的病情付费。
并非二十四小时以内的一切都相关道德，都需要拉长一张脸来讨论。很多牧师和政委曾挥舞道德大棒，其越位和专制不但无助于新民，反而构成了社会生活中腐败和混乱的一部分，也一直在诱发“去道德化”的民意反弹。对同性恋的歧视，把心理甚至生理差异当作正邪之争，就是历史上众多假案之一例。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不过，颁布精神大赦，取消道德戒严，广泛解放异端，让很多无辜或大体无辜的同性恋者、堕胎者、抹口红者、语多怪诞者、离婚再婚者、非礼犯上者、斗鸡走狗者、当众响亮打嗝或喝汤者都享受自由阳光，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不再有恶，不意味着所有精神事故都像小肠炎，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只有物质化、技术化、医案化的解决之法。最近，已有专家在研究“道德的基因密码”，宣称至少有20%的个人品德是由基因决定(2010年6月14日俄罗斯《火星》周刊)。如果让上述文章中那些俄国人、美国人、瑞典人、以色列人研究下去，我们也许还能发现极权主义或民主主义的神经元?能发明让人一吃就忠诚的药丸，一打就勇敢的针剂，一练就慷慨的气功，一插就热情的生物芯片?能发明克服华尔街贪欲之患的化学方程式?……即便这些研究不无道理，与古代术士们对血型、体液、面相、骨骼的人生解读不可同日而语，但人们仍有理由怀疑：无论科技发展到哪一步，实验室都无法冒充上帝。否则，制毒犯也可获一小份科技进步奖了——他们也是一伙发明家，也是一些现代术士，也在寻找快乐和幸福的秘方，只是苦于项目经费不足，技术进步不够，药物的毒副作用未获足够的控制，可卡因和K粉就过早推向了市场。
三
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是义与利的关系。其实，义也是利，没有那么虚玄，不过是受惠范围稍大的利。弟弟帮哥哥与邻居打架，在邻居看来是争利，在老哥看来是可歌可泣的仗义。民族冲突时的举国奋争，对国族之外是争利，在国族之内是慷慨悲歌的举义。义与利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只是取决于不同的观察视角。
一个高尚者还可能大爱无疆，爱及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整个银河星系，把小资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从另一角度看，如此大爱其实也是放大了的自利，无非是把天下万物视为人类家园，打理家园是确保主人的安乐。如果有人爱到了这种地步：主张人类都死光算了，以此阻止海王星地质结构恶化，那他肯定被视为神经病，比邪教还邪教，其高尚一文不值且不可思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其实很世俗，充满人间烟火味，不过是一种福利分配方案，一种让更多人活下去或活得好的较大方案。一个人有饭吃了，也让父母吃一口，也让儿女吃一口，就算得上一位符合最低纲领的道德义士——虽然在一个网络、飞机、比基尼、语言哲学、联合国维和警察所组成的时代，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好这一点。
作为历史上宏伟的道德工程之一，犹太—基督教曾提交了最为普惠性的福利分配方案。“爱你的邻居!”《旧约》这样训喻。耶和华在《以赛亚书》里把“穷人”视若宠儿，一心让陌生人受到欢迎，让饥民吃饱肚子。他在同一本书里还讨厌燔祭和集会，却要求信奉者“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者，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也强调：“世上的神，选择了最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种视天下受苦人为自家骨肉的情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常有的圣王一体，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都甚为接近;与后来某些宗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福音派)等等，则形成了侧重点的差别。
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乏西哲之同道。《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称：“王者以民为天”。《左传》称：“夫民，神之主也”。而《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也明显含有关切民众的天道观。稍有区别的是，中国先贤们不语“乱力怪神”，不大习惯人格化、传奇化、神话化的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神学。虽然也有“不愧屋漏”或“举头神明”(见《诗经》等)之类玄语，但对人们头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不详，或搁置不论。在这里，如果说西方的“天赋人权”具有神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教、软宗教的品格。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核心，其“上帝”也好，“天道”也好，与“人民”均为一体两面，不过是道德的神学符号或玄学符号，是精神工程的形象标识，一种方便于流传和教化的代指。
想想看，在没有现代科学和教育普及的时代，他们的大众传播事业又能什么招?
四
“上帝死了”，是尼采在19世纪的判断。但上帝这一符号所聚含的人民情怀，在神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流，而是进入一种隐形的延续。如果人们注意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多出自僧侣群体，然后从卢梭的“公民宗教”中体会出宗教的世俗化转向，再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听到“天国”的意味，从“无产阶级”礼赞中读到“弥赛亚”“特选子民”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蓝图，嗅出教堂里平均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嗅出土地和商社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这与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宣称“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见《毛泽东选集》)，同样具有历史性——毛及其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 这一古老道统的现代传人。
不难看出，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死了一半。换句话说，只要“人民”未死，只要“人民”“穷人”“无产者”这些概念还闪耀神圣光辉，传统道德就还有基本盘，至多是改换了一下包装，比方由一种前科学的“上帝”或“天道”，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变为后神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道德激情、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现出一幅幅圣战的图景。团结起来奔赴“最后的斗争”，《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里Last Day(最后的日子)，迸放着大同世界已近在咫尺的感觉，苦难史将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很多后人难以想象的那些赴汤蹈火、舍身就义、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先人后己、道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是一两代人入骨的亲历性记忆。他们内心中燃烧的道德理想，来自几千年历史深处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度沉寂和蓄藏，但凭借现代人对理性和科学的自信，居然复活为一种政治狂飚，从19世纪到20世纪呼啸了百多年，大概是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问题是：“人民”是否也会走下神坛?或者说，人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终完成?或者说，人民之死是否才是福柯“人之死(Man is dead)”一语所不曾揭破和说透的最重要真相?冷战结束之际，标举“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挫，柏林墙后面的残暴、虚伪、贫穷、混乱等内情震惊世人，使19世纪以来流行的“人民”“人民性”“人民民主”一类词蒙上阴影——上帝的红色代用品开始贬值。“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是后来的一种粗俗说法。理论家们温雅一点，却也有权质疑“人民”这种大词，这种整体性、本质性、神圣性、政治性的概念，是否真有依据?就拿工人阶级来说，家居别墅的高级技工与出入棚户的码头苦力是一回事?摩门教的银行金领与什叶派的山区奴工很像同一个“阶级”?特别在革命退潮之后，当行业冲突、地区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升温，工人与工人之间其实可以不共戴天。一旦遇上全球化，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富得一个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穷得不一个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无国界地发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则有国界地打工;于是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工会组织，更容易为争夺饭碗而怒目相向，隔空交战，成为国际对抗的重要推手。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的“人民”“穷人”“无产者”到底是哪一伙或者是哪几伙?前不久，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遭遇一次尴尬：他力主向大矿业主加税，相信这种保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义举，肯定获得选民的支持。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恰好是选民通过民调结果把他哄下了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中下层人士即便不靠矿业取薪，也通过股票与大矿业主发生了利益关联，足以使工党的传统政治算式出错。
“人民”正在被 “股民”“基民”“纳税人”“消费群体”“劳力资源”“利益关联圈”等概念取代。除了战争或灾害等特殊时期，在一个以私有制、市场化为特征的竞争性社会，群体不过是沙化个体的临时相加和局部聚合。换句话说，人民已经解体。特别是对于人文工来说，这些越来越丧失群体情感、共同目标、利益共享机制的人民也大大变质，迥异于启蒙和革命小说里的形象，比方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形象。你不得不承认：在眼下，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比理性外交更火爆。地摊上的色情和暴力比经典作品更畅销。不知是大众文化给大众洗了脑，还是大众使大众文化失了身，用摇控器一路按下去，很少有几个商业电视台不在油腔滑调、胡言乱语、拜金纵欲、附势趋炎，靠文化露阴癖打天下。在人民付出的人民币面前，在收视率、票房额、排行榜、人气指数的压力之下，文化的总体品质一步步下行，正在与“芙蓉姐姐”(中国)或“脱衣大赛”(日本)拉近距离。在这个时候，一个心理脆弱的文化精英，夹着两本哲学或艺术史，看到贫民区里太多挺着大肚腩、说着粗痞话、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八卦新闻、随时可能犯罪和吸毒的冷漠男女，联想到苏格拉底是再自然不过的：如果赋予民众司法权，一阵广场上的吆喝之下，哲人们都会小命不保吧?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上帝死了，是一个现代的事件。
人民死了，是一个后现代的事件。
至少对很多人来说是这样。
五
上帝退场以后仍然不乏道德支撑。比如有一种低阶道德，即以私利为出发点的道德布局，意在维持公共生活的安全运转。商人们和长官们不是愤青，不会把“自我”或者“叛逆”当饭吃。相反，他们必须交际和组织，不能没有社会视野和声誉意识，因此会把公共关系做得十分温馨，把合作共赢讲得十分动人，甚至在环保、慈善等方面一掷千金，成为频频出镜的爱心模范，不时在粉色小散文或烫金大宝典那里想象自己的人格增高术——可见道德还是个人见人爱的好东西。应运而生的大众文化明星或民间神婆巫汉，也会在人多处推出“心灵鸡汤(包括心灵野鸡汤)”，炖上四书五经或雷公电母，说不定再加一点好莱坞温情大片的甜料，让人们喝得浑身冒汗茅塞顿开，明白利他才能利己的大道理，差不多是吃小亏才能占大便宜的算计——也可以说是理性。
不否定自私，但自私必须君子化。不否定贪欲，但贪欲必须绅士化。理性的个人主义，或者说可持续、更有效、特文明的高级个人主义，就是善于交易和互惠的无利不起早。这有什么不好吗?考虑到“上帝”和“人民”的联手远去，变“以义为本”为“以义为用”，放低一点身段，把减法做成了加法，不也能及时给社会补充温暖，不也能缓释一些社会矛盾，而且是一种最便于民众接受的心理疏导?当一些人士因此而慈眉善目，神清气爽，道德发情能力大增，包括对小天鹅深情献诗或对小蝴蝶音乐慰问，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动。起码一条，相对于很多文化精英在道德问题上的逃离弃守和自废武功，相对于后现代主义才子们精神追求的神秘化(诗化哲学)、碎片化(文化研究)，技术化(语言分析)，虚无化(解构主义等)，文化明星与神汉巫婆还算务实有为，至少是差强人意的替补。他们多拿几个钱于理不亏。
很多高薪的才子并没有成天闲着。他们对道德的失语，其实出自一种真实的苦恼 ——或者说更多是逻辑和义理上的苦恼。说善心不一定出善行，这当然很对。说善行不一定结善果，这当然也很对。说恶是文明动力，再说到善恶相生和善恶难辨因此道德无定规，这在某一角度和某一层面来看，无疑更是大智慧，比“心灵鸡汤”更有学术含量也更有精英品味(坦白地说，我已受益不少)。不过，用诗化哲学、文化研究、语言分析、解构主义等等把道德讨论搅成一盆糨糊以后，才子们总还是要走出书房的，还是要吃饭穿衣的。书房里的神驰万里，无法代替现实生存的每分每秒：比方说，一位才子喝下毒奶粉，会觉得这是善还是恶?会不会把毒奶粉解构成好奶粉?会不会把奶粉写入论文然后宣称道德仍是假命题?会不会重申幸福不过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意见和叙事法，因此喝下毒奶粉也同样可以怡然自得?……书本上被他们争相禁用的独断论，在此时此刻却变得无法回避。套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
喝，还是不喝，是一个问题。
生气，还是不生气，是后现代主义无法绕过的学术大考。
独断论确实应予慎用。人间事千差万别，一把非此即彼的二元尺子显然量不过来。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面子对有些人而言是利益，对另一些人而言不是利益。交响乐是有些人生命的所在，在另一些人那里却不值一提。由己推人不等于认可一厢情愿，有些人对宗教徒的关怀也实属形善实恶：把寺庙改成超市，说面纱不如露背装，强迫忍饥斋戒者赴饕餮大宴，都可能引起强烈仇恨，构成文化误解的重大事故。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有些人可以把豪宅当作地狱，把自由视为灾难，把女士优先看成男性霸权的阴谋……但是，无论利益可以怎样多样化、主观化以及感觉化，无论文化可以怎样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只要人还是人，还需要基本的生存权和尊严权，酷刑和饥毙在任何语境里也不会成为美事，鲁迅笔下的阿Q把挨打当胜利，也永远不会有合法性。这就是说，“由己推人”向文化的多样性开放，却向自然的同一性聚结——多样性中寓含着同一性。对当代哲学深为不满的法国人阿兰·巴丢，将这种道德必不可少的普世标准和客观通则称之为“一个做出决定的固定点”和“无条件的原则”(见《哲学与欲望》)。他必定痛切地知道：离开了这一点，世界上的所有利他行为统统失去前提，于是任何仁慈都涉嫌强加于人的胡来，而任何卑劣也都疑似不无可能的恩惠。同样，离开了这一点，本能的恻隐，宗教的信仰，理性规划和统计的公益，都成了无事生非。
事情若真到了这种糨糊状态，毒奶粉也就不妨亦善亦恶了——不过这就是某些哲学书虫要干的事?就是他们忙着戴方帽、写专著、大皱眉头的职责所系?就是他们飞来飞去衣冠楚楚投入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评审会的专业成果?他们专司“差异”擅长“多元”，发誓要与普遍性、本质性、客观性过不去，诚然干出了一些漂亮活儿，包括冲着各种意识形态一路下来去魅毁神。但如果他们从过敏和多疑滑向道德虚无论，在一袋毒奶粉面前居然不敢生气，或生气之前必先冻结满脑子学术，那么这些限于书房专用的宝贝，离社会现实也实在太远。学术的好处，一定是使问题更容易发现和解决，而不是使问题更难于发现和解决;一定是使人更善于行动，而不是使人在行动时更迟钝、更累赘、更茫然、更心虚胆怯，否则就只能活活印证“多方丧生”这一中国成语了：理论家的药方太多，无一不是妙方，最终倒让患者无所适从，只能眼睁睁地死去。
不用说，现代主流哲学自己倒是应该接受重症监护了。
六
一种低阶、低调、低难度的道德，或者说以私利为圆心的关切半径，往往是承平之世的寻常，不见得是坏事。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国家不幸英雄幸，这已经道出了历史真相：崇高英雄辈出之日，一定是天灾、战祸、社会危机深重之时，必有饿殍遍地、血流成河、官贪匪悍、山河破碎的惨状，有人民群众承担的巨大代价。当年耶稣肯定面对过这样的情景，肯定经历太多精神煎熬，才走上了政治犯和布道者的长途——这种履历几乎用不着去考证。大勇，大智，大悲，大美，不过是危机社会的自我修补手段。耶稣(以及准耶稣们)只可能是苦难的产物，就像医生只可能是病患的产物，医术之高与病例之多往往成正比。
为了培养名医，不惜让更多人患病，这是否有些残忍?为了唤回小说和电影里的崇高事迹，暗暗希望社会早点溃乱和多点溃乱的某些革命党是否纯属缺德?与其这样，人们倒不妨庆幸一下英雄稀缺的时代了。就总体而言，英雄的职能就是要打造安康;而社会安康总是会造成社会平庸——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让丰衣足食甚至灯红酒绿的男女天天绷紧英雄的神经，争相申请去卧薪尝胆，过上英雄们赢来的好日子又心怀惭愧地拒绝这种日子，享受英雄们缔造的安乐窝又百般厌恶地诅咒这种安乐。这与寒带居民大举栽培热带植物，几乎是同样困难，也不大合乎情理。
至于下面的的话，当然是可说也可不说的：事情当然不会止于平庸。如果没有遇上神迹天佑，平庸将几乎无例外地滋生和加剧危机，而危机无可避免地将再次批量造就英雄……如此西西弗斯似的循环故事不免乏味。
高级个人主义，差不多是初级的群体主义——两相交集不易区分的状态，不仅是承平之世的寻常，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熟悉之便。这话的意思是：源自雅典和耶路撒冷的道德是理想化、法理化、均等化的，不爱则已，一爱便遍及陌生人，就可远渡重洋千辛万苦地去异国他乡济困扶危。Idealism，欧式理想主义或者说理念主义，常伴随这种刚性划一的行事风格。这种爱，接近中国古代墨家的“兼爱”，是儒家颇有保留的高调伦理。与此相区别，中国古人大多习惯于社会的“差序格局”(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分亲疏，别远近，划等级，是一种重现实、重人情、重差序的爱，其道德半径由多个同心圆组成，波纹式地渐次展开和渐次酌减(后一点小声说说也罢)。《孟子》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见《滕文公下》)。还指出：如果同屋人斗殴，你应该去制止，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了。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见《离娄下》)。后人若要理解何谓“差序格局”，不妨注意一下这个小故事。
中国人深谙人情或说人之常情，由此一般不习惯走极端。除非特殊的情况，儒家说“成己成物”，佛家说“自渡渡他”，常常是公中有私，群中有己，有随机进退的弹性，讲一份圆融和若干分寸，既少见“爱你的敌人”(基督教名言)那种高强度博爱，也没有“他人即地狱”(存在主义名言)那种绝对化孤怨，避免了西方式的心理宽辐震荡。这一种“中和之道”，相对缺少激情，不怎么亮眼和传奇，却有一种多功能：往正面说是较为经久耐用，总是给人际交往留几分暖色;往负面说却是便于各取所需，很容易成为苟且营私的伪装。这样的多义性更多引入当代国人的道德观也不难理解——大家似乎都落在一个犹疑不定的暧昧里，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先贤在圆滑(通)之外也有不圆滑(通)，在放行大众的庸常之外，对社会精英人士另有一套明确的精神纪律，几乎果断剥夺了他们的部分权益。《论语》称：“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孟子》强调“为仁不富”，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指出君子须承担重大责任义务，如果只是谋食，那当然也可以，但只能去做“抱关击柝”(打更)的小吏，(见《万章下》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哲学家的要求更苛刻，颇有侵犯人权之嫌，其主张是一般大众不妨去谋财，但哲学家就是哲学家，他们不得有房子、土地及任何财物，连儿女也不得家养私有，还应天天吃在“公共食堂(all eat together)”——这差不多是派苦差和上大刑了，肯定会吓垮当今世界所有的哲学系。哪个哲学系真要这么干，师生们肯定会愤愤地想到纳粹集中营和中国“文革”的“改造思想”，然后一哄而散，甚至喷泪狂逃。
显然，中外先贤的经验是“抓小放大”和“抓上放下”，营构一种平衡的精神生态结构。他们差一点说明白了的是：道德责任不应平均分配，精英们不可将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因此必须克己，必须节欲，必须先忧后乐，办事时必取道德同心圆中的相对外圆直至最大圆——此为社会等级制的重要一义。这个最大圆叫“人民”或“天下”或“大家伙”都行，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来承担导向性的高价道德，与低阶道德形成配套和互补，以尽可能平衡社会的堕落势能，延缓危机的到来。不无讽刺的是，一直追求平等目标的现代人类，历经多次启蒙和革命，至今未能实际上取消权力和资本的等级制，却首先打掉了道德责任等级制。一直勤奋好学酷爱文明的现代人，在百般崇敬中外先贤之后，对他们的忠告却悄悄闪过。对自我道德要求的狂踩和群殴，首先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精英领域而不是底层民间，成为不太久之前媒体的一时之盛。法制也使精英们更多受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下，他们终于得见天日，解除了柏拉图、孔子那一类糟老头强加的额外义务，“砖(专)家”和“教兽(授)”——特别是戴上官帽和握有股权的一窝蜂抢先致富，而且更有条件去调动司法资源，为自己的恶行免责;也有更多的话语资源，把自己的恶行洗白。
这才是人们忧心道德重建的主要现实背景。
七
利己是动物学的一条硬道理——承认这一点无需太多智慧。同样需要一点智慧的提醒是：人类是一种特殊动物，一旦有了文化和文明，就有了个体和群体的双重性。拉丁词persona(人)，其字面原义是“传声”“声向”，已标注了人的互联特征。离群索居的成长对于乌龟或甲虫或有可能，对于人却不可能。这用不着危机下团结奋争场的人群和歌潮来证明，想一想无时不在的语言文字就够了——没有这一公共成果，一个野人更接近于猴子。
个体——这东西有形、易见、好懂，而群体性则有点抽象，就像砖瓦什么的好懂，房屋结构原理却不大好懂。但如果世界上没有房子，砖瓦就只会是泥土，永远不会成为砖瓦。这里有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整体使n型部分(比如泥土)演变为N型部分(比如砖瓦)的道理。人们总是太依赖直观，容易看到有形物而忽略其它，因此惦记一下群体关系，惦记一下义，并非特别容易。历史上一次次出现的价值迷茫，即荀子说的“利克义者为乱世”，差不多就是一种紧急解散的状态，一种砖瓦们齐刷刷要求从房屋退回泥土的冲动。至于道德的意义，无非是要尽力阻止这种匆匆退化，形成一种精神自净装置，一种社会凝结机能，以图保护整体以及组成整体的N型部分。
有些问题很朴素：为什么不能当犹大?为什么不能当希特勒?为什么当权者不能家天下?为什么不能弱肉强食欺男霸女?为什么需要人权、公正、自由、平等以及均等化福利?为什么不能做假药、毒酒、细菌弹、文凭工厂、人肉馒头以及儿童色情片?……如果利己成为唯一兴奋点，如果“利益最大化”无所限制，那么这一切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击破很多人的难为情或者脑缺弦，是迟早的事。并没有特别坚实的理由来支持否定性结论，来推论你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这是理性主义最大的系统漏洞，逻辑帮不上忙的地方。接下来的事情是，考虑到司法体系并非由机器人组成，心乱势必带来世乱，从而催生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直至越来越多的身份高危化——从矿工到乘客，从食客到医生，从裁判到交警，从乞丐到富翁，从税务局到幼儿园。同时发生的事情是，左派或右派的政治主张也不是由火星人来推行，大家一同陷入道德泥沼的结果，只能是轮番登台后轮番失灵，与民众的政治“闪婚”频破，没几个不灰头土脸。有时候，即便经济形势还不错，比三百年、五百年前更是强多了，但官民矛盾、劳资纠纷、民族或宗教冲突等仍然四处冒烟地高压化，一再滑向极端主义和暴力主义。人们很难找到一种精神的最大公约数，来超越不同的利益，给这个易爆的世界降温。
文明发育动力的减弱也难以避免。理解这一点，需要知道科学和艺术虽贵为社会公器，却也常常靠逐利行为来推动，与个人名望、王室赏赐、公司利润、绝色佳人等密切相关，于是“包荒含秽”(程颐语)是为人道，对恶也需要具体分说。这都没有错。不过，很多清高者(含假清高者)一事无成，不意味着成事者都是掘金佬，一个比一个更有商业眼光。特别是在实用技术领域以外，在探求真理最高端而又最基础的某些前沿，很多伟大艺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么多差一点饿死的画家和诗人;很多科学也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些尚未转化或无望转化为产业技术的重大发现，比如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所公布的23个难题，还有陈景润那迷宫和绝路般的(1+1)。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文明大爆炸，至今让后人受惠和妒羡的思想界群星灿烂，包括古希腊和古中国的百家并起，恰恰是无利或微利的作为，以至苏格拉底孓然就戳，孔子形如“丧家犬”。十六世纪以后的又一次全球性文明大跨越，时值欧洲大学尚未脱胎于神学经院，距后来的世俗化运动还十分遥远。出入这里的牛顿、莱布尼兹、伽利略等西方现代科学奠基人，恪守诫命，习惯于祈祷和忏悔，从未享受过发明专利，不过是醉心于寒窗下的胡思乱想，追求一种思维美学和发现快感而已，堪称“正其宜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急其功”(董仲舒语)的西方版。
人类史上一座座宏伟的文明高峰已多次证明：小真理是“术”，多为常人所求;大真理涉“道”，多为高士所赴。大真理如阳光和空气，几乎惠及世界上所有的人，惠及人类至大、至深、至广、之久却是无形无迹的方面，乃至在常人眼里显得可有可无，因此并无特定受益对象，难以产生交换和权益，至少不是在俗利意义上的“有用”。不难理解，寻求这种大真理往往更需要苦行、勇敢、诚恳、虚怀从善等人格条件，需要价值观的暖暖血温。高处不胜寒，当事人不但少利而且多苦，只能是非淡泊者不入，非担当者不谋，非献身者不恒，差不多是一些不擅逐利的呆子。
一个呆子太少的时代，一个术盛而道衰的时代，我们对如火如荼的知识经济又能抱多大希望?“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师?”不久前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临终前的悬问，是提给中国的，但也不仅仅是提给中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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