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是普世价值的一种
王绍光：非常感谢人民大学出版社。我有三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就是中国特色就是普世价值，这句话怎么讲呢?我年轻的时候，相信某一种东西就是普世价值，而不是所有的东西合在一起是普世价值。
我小时候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呢?就是武汉的热干面。我小时候在武汉长大，当时我的想象就是热干面全世界都在吃。结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到北京来串联，做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后，就想吃热干面，到了北京满地找就是找不着。那个时候西单的一个面馆里，问来问去，北京的炸酱面、山东的打卤面……什么面都有，就是没有热干面，这给我一个巨大的打击，就是热干面不是普世价值。现在在北京也有热干面了，有些是方便包装的。
现在国内很多人说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方便面包装的西方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看成了普世价值。因为不能总去武汉，有时我也买这样的热干面，这样的方便包装的普世价值有时我也用，不是不用。正好前两天，和一个朋友聊到武汉热干面，他说你给我钱，我都不吃，太难吃啦，太干了咽不下去，我这个普世价值，人家还不认。
所以什么叫普世价值？你可以把它提升到“大家都吃面”这个层面，这是普世价值，但是吃什么面，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再上升，所有人都要吃东西，这是普世价值。我们中国人要治理国家，美国要治理国家，其他国家都要治理国家，这是普世的，但是怎么去做，可能就需要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
英文中有一个词叫monoculture，就是一个地方都种一样的东西。现在这种种植方式在全世界受到广泛的批评，它违反了自然规律，造成了极大的环境和生物灾难。在政治社会里，也不能有monoculture，中国在政治上的做法也是普世价值中的一种，这个千万不能忽略。
研究中国要从中国视角开始
第二点就是要从中国的视角研究中国。在现在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一讲到中国的政治决策，都会用到美国人的一个所谓的模式，叫碎片化权威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这是由两位美国教授，李侃如(Kenneth G. Leiberthal)和奥森伯格(Michel Oskenberg)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他们当时用中国水电部的决策方式来研究中国的决策方式。
西方现在很多年轻学者都不知道这个词的来龙去脉，中国的很多学者更不知道。通过梳理这个词的来龙去脉，我们发现西方人的那个角度可能是有问题的，他哪怕是好意，恐怕还是有问题的。
首先看威权主义，或者权威主义，以前西方描述中国用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他们之所以改用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分析了水电部的决策过程，发现很难说这是极权主义，不是说某一个领导拍板儿就能给压下去，所以就叫威权主义，这是西方看东方往前进了一步。
再看碎片化，什么意思呢?他们看到水电部在决策过程中，要和很多部门打架、磨合，他们就用了碎片化。他们这个词实际上源自于美国，美国的政治决策过程实际上就是碎片化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词的起源，一些国内学者就以为这个词是中国决策的特色。
近些年，西方将西方政治中的碎片化现象理论化了，在决策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否决点(veto points)，否决点意味着在一个点上只要有一个人否决，就过不了。美国的决策都要通过国会，国会里要通过委员会，委员会里要通过小组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否决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就死掉了，美国在决策过程中的否决点太多，而有些国家就可以少一点。
回过头来看，我和樊鹏在这本书中研究医改过程时，就试图用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决策过程。这本书里有一个暗含的对话对象，就是西方的分析框架。我并是说它是不对，我们觉得它是不够的。
比如像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开门”与“磨合”，这是中国人的概念。开门这个词我们经常用，我们年轻上学时，叫开门办学，开门就是把门打开，这个词是可以和西方对上话的。西方有个词叫参与，我们把西方的政治参与变成了开门的一部分，政治参与，就是说我在决策的时候，你可以闯进来。但中国的开门还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请进来，一个是走出去。用开门就要比用参与的幅度要大，更灵活。
参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个社会集团的参与能力比较强，它对政策的影响力就比较大。但在各国真正能够闯进决策圈、影响决策者的，往往是社会势力比较强的利益集团。在美国尤其如此，华盛顿的K街上，满街都是游说团体，他们代表的都是强势的利益集团。
而走出去和请进来，就有可能顾及弱势群体，顾及那些不太容易发声的群体。把闯进来、请进来还有走出去融合在一起的开门方式肯定要比参与的方式要好，当然也要比关门的方式好。
另一方面，我们讲“磨合”，这也是个中国词，磨合本来是机械学用语，西方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很少用到这个词，但在中国，不管在公司层面还是更大的层面，几乎每一个决策过程中都能看到大量的磨合，有些能磨得合，有些不见得磨得合。开门和磨合，这个两个关键的概念都是用中国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的事务。
体制劣势和优势都要认识，以免被忽悠
第三点，就是不要自废武功。这三本书出来后，我们听到一种批评说，知识分子要批判，不要唱赞歌。这句话非常对，但他们狭隘地理解了“批判”这个词，好像批判就只能看到黑暗面，只能用攻击的方式来处理，这就叫批判，而批判本来的含义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认为是这样，我就这么说，这才是真正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在中国体制有问题时就要讲，我和胡鞍钢老师在过去20多年中，讲了大量的问题，财税问题、不平等问题等等，但同时中国的体制也有好的地方，也得讲透，因为你不讲透的话，有些优势你就认识不到，听别人忽悠，你就把它当劣势给丢掉了。我们都知道中国有运十的案例，三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飞机制造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结果被人忽悠忽悠，大飞机项目下马了，到现在才重新开始。所以你有优势不去利用认识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自废武功的局面出现，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我们这些书就是希望也能把中国体制中的优势点出来，使得我们不会被别人忽悠，自废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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