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王绍光
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3年，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中国分税制的改革，时称"王胡报告"。
主要著作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挑战市场神话》、《分权的底限》、《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左脑的思考》、《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合著)、《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等。
如今年"21世纪GNH国民幸福论坛"的主持人袁岳所说，在各个地方都谈"国民幸福"这个话题之前，在人们给予它广泛关注之前，21世纪报系的媒体已经深入讨论和报道这一话题了;这一年度论坛也是关注国民幸福和幸福感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这里刊发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与纽约大学瑞贝卡·卡尔教授的主题发言，以及民生银行零售银行部总经理艾民的采访，以飨读者。论坛嘉宾关于"幸福社区"的讨论，则将于下期"国民幸福"版刊出。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
反思GDP崇拜并不是新事物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句话："不久以前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好东西，同时也是经济理论与研究的一个共同话题，也是一个被形形色色的政客挂在嘴边的口号，但是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如果我问，这句话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写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句话是某个学者最近写的。十年前，十五年前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好东西，经济增长带来一切好东西，包括幸福;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出现了反思，最近有报道讲，日本政府也要构筑自己的国民幸福统计体系，有132个指标，法国总统也在试图做这样的事情。不过，这句话实际上并不是一句老话，它是1973年两位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写的。这告诉我们，反思GDP优先并不是新东西。
1950年到1960年代，是世界各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欧洲、美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错，当时很多人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世界上的事就好办了，可以创造工作机会，消除贫困，让更多的人感到幸福。但是这种经济学界的乐观情绪到1970年代初的时候就慢慢消失了。因为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长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间，普遍的贫穷在世界上并没有被消除，而且与此同时，所谓的南北差距，就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这个时期实际上急剧扩大。到1970年代初的时候，人们对GDP和GNP的崇拜已经开始消失。当时GDP(国内生产总值)使用并不太多，人们更多地使用GNP(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的基本需求，而不仅仅是GNP。当初不仅是学者产生了变化，而且一些国际组织也开始产生了变化，例如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及其他一些组织。1981年，世界银行出过一本叫《第一重要的事情摆到第一位》的书，讲的就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这个情况在1980年代又发生了一次突变，钟摆又摆回去，开始对GDP的崇拜，今天我们开始关注发展主义的弊端，关注GDP第一的弊端，关注新的指标体系，关注幸福，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只是人们比较健忘。
共同富裕的多层次内涵
下面谈共同富裕和国民幸福的关系。什么叫共同富裕呢?我自己的理解，共同富裕可能是有一个阶梯的。第一个阶梯，各社会群体的基本需求要得到满足。这个基本需求在学界有长期的讨论，到底有什么含义，我今天恐怕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展开。但是关于基本需求的理解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一定要扶贫减贫，消除人类的种种不安全。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前不久修改了中国的"贫困线"，把贫困线从1200元左右提高到2300元。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等于日收入6.3元人民币，以今天的汇率换算，要比1美元还略低一点。也就是说，中国还有将近1.3亿人生活在人均收入每天不到一美元。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谈共同富裕是纸上谈兵，是空谈。所以第一件事情，各社会群体的基本需求都应该得到满足。
谈共同富裕的第二件事情是，各个社会群体的收入要持续增长，要富裕。这个增长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而且是让各社会群体都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效，所以要把饼做大。
第三件事是，逐步缩小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不是逐步扩大。在过去很多年里，经济增长很快，但是收入差距在扩大。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很难讲这可以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件事比较难，要做到各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逐步缩小。在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中，财富差距的程度会比收入差距的程度大得多。它是历史形成的，在短时间里面要缩小比较困难。但是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各个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也不能过大，而且应该逐步地缩小。
幸福指数比GDP更容易被操控
所以理解共同富裕其实也不太难，难的是理解幸福。英文Happniss可以翻译成幸福，也可以翻译成快乐、开心、愉快，甚至喜悦。学术性一点的表述，会有人把它叫生活满意度，主观的生活满意度。不过，这些词有同等的意义吗?其实也未必。我们看一看关于中国的调查，我们就知道不同表述的意思未必相同，不同提问方式得到的调查结果也未必相同。
比如说根据"世界价值"在1990年、1995年、2007年在中国的调查，他们把问题答案的选项分成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1990年感觉非常幸福的人有将近30%，但是到1995年，降到了接近20%，到2001年中国人感到非常幸福的就比较少了，只有10%多一点，到了2007年又回升到20%左右。比较幸福人的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问你是否感觉幸福，这是一种问问题的方式。
而换一个方法问，可能得到的结果未必是如此。我们看盖洛普的调查。盖洛普问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他问你对生活是否感到满意。通过它的调查结果就看到，感到满意的人从1994年持续下降，感到不满意的人从1994年以后持续上升。中国人很有意思，同一个调查，问你是否感到幸福，和问你是否感到满意，这两个问题的结果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怎么调查幸福，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即使问同一个问题，你给他的选项结构不同，得到的最后答案也会产生变化。比如，如果将选项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做十等分的话，这个结果跟给他三四个选项得到的结果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这样说的潜台词是，幸福这个指标如果不好好研究的话，是比GDP更容易操控的指标，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影响幸福的诸种变量
影响幸福的变量和因素是哪些呢?如果回顾各种各样的文献，我们大概基本上可以大致归纳出影响幸福的因素。第一个方面是刚才讲到的基本需求，包括衣、食、水、住等方面，这是影响幸福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第二是收入水平，每个国家或者每个地区，甚至每户人家的收入水平都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第三是安全感。现代社会人们的收入可能会提高，一个白领可能每个月赚两万块钱，但可能生活的压力非常之大：成天要出差，而且就像华尔街那些白领精英们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失去工作，还有健康的风险、养老的风险。所以安全感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第四是不平等，包括收入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其中关系到一些主观的因素，比如说参照系，如果老是不跟你自己比，而是跟你的邻居比，跟你的同事比，觉得别人比你的收入更高，会影响个人的幸福感。比如我每次坐飞机，看到飞机上的刊物，我老是觉得不幸福，因为那上面的广告描述的生活，都是我不可企及的生活。这种比照的参照系也是一种因素。第五是对自己的期待值。中国有句老话，知足者常乐，但中国人可能是不太知足的，觉得生活可以改善得更好，这会影响你的幸福感。最后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友情、亲情、个人自由、政治参与、国家的腐败程度，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因为时间关系，今天重点讲前面几个因素，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
关于基本需求和幸福的关系，现在学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争议。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讨论了基本需求和主观满意度的关系。这个研究用了123个国家的数据，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对生活的满意度是跟基本需求的实现程度紧密相关的。在别的研究里，并没有太多跟这个发现相反的结论。所以满足基本需求对一个国家达到一定的幸福度非常重要，这个几乎毫无争议。
人均GDP和幸福程度的相关关系稍微复杂一点。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人们感到幸福的人的比例就比较高，听起来好像也比较符合常理，但是事实上比较复杂，一方面，收入高跟幸福相关，收入要提高就需要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越快的国家，人们感觉幸福的反倒比较少，收入增长的过程使人们感到不幸福，这是一个矛盾和悖论。很多研究都发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人们普遍感觉不幸福，而不是感到越来越幸福。按道理，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高的时候，每年工资都在增长，人们的生活素质和各种客观指标都在改善，但在这个过程中间，不管是几个国家的研究还是几十个国家，甚至上百个国家的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速度高反倒降低了人们的主观满意度。
实际上十年前，在澳洲的华人学者黄有光就观察到，东亚地区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很高，比如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但是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人们普遍感觉自己不幸福。即使到今天，香港的人均收入可能比大陆高十倍，但是香港人的幸福感比中国大陆的总体还要低。所以亚洲地区的人特别不感觉到幸福，可能跟经济增长有关系。黄有光在一个研究中试图描述，经济增长可能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可能会带来非常强的竞争感，人们成天要跟别人竞争，要跟别人比漂亮、比穿着，比开的车，比住的房，所有这些东西都会使人们感觉到不幸福，而不是幸福。
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不安全、不平等的趋向，又会使人们感觉到人们不幸福。以前的研究主要是着重于其他的东亚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反观中国，30年来经济日益增长，年均增长率10%，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改善，但是幸福水平并没有上升，而且很长时间里是持续下降的。
收入不平等跟整个国家的幸福的关系更加复杂一点。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个体收入、健康水平的不平等，都会影响到主观感觉的不平等。这个研究说得很清楚，不平等导致主观的满意度或者幸福感下降。2010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以日本为例，把日本的各个县作为一个单位进行衡量，其中经济收入水平分配不太平等的县，人们感觉到不太幸福，比较平等的县，人们感觉比较幸福。这些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不平等一定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收入的不平等和这个国家平均的幸福程度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研究跟前面的研究出现了矛盾。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呢?很可能需要解释，每个国家的人们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研究欧洲国家，会发现在欧洲越平等的国家，满意度的平均水平比较高，越不平等的国家，满意度平均水平会比较低。但是如果研究美国，对美国的50个州进行研究，在比较平等的州，人们的幸福感未必比比较不平等的州高。所以有些国家成了例外。很多研究表明，美国人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会比欧洲人或者其他的地方高一些，这个会影响到平等这一变量的重要程度。
关注需求而不是要求
小结一下上述研究，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有些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
第一点，要增进人民的幸福，首先要消除贫困。这一条非常重要，其他的很多政策都可以商议，但是这一条不需要商议，不管是地区各级政府，还是全国一级政府，都应该把这件事放在首位。
第二点，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尤其是在大部分城市地区，收入的增加对提高幸福度的作用是递减的，这是被无数研究已经证明的。温饱问题解决，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已经不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以后，个人收入增长对个人幸福感的提升并没有太显著的作用，而且可能是递减的作用。
第三点，经济快速增长也许会导致不安全、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从而导致幸福度的下降，而不是上升。就中国而言，在过去30年，在未来三五年，恐怕都依然是这个情况，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我这个地方用了一个"也许"，政策不一样的话，也许就不会导致不平等、不安全的程度上升，也许就不会导致幸福感的下降，所以这有赖于政府政策的调整。
第四点，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应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用英文来讲是needs，包括对基本生存条件、安全、公平、尊严的需求，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wants)。这里我把需求和要求做一个严格的区分，需求是政府应该关注的，而人们的要求未必是政府需要解决的。打一个比方，一个女同志出去需要拿一个包，这叫需求，如果说我需要一个LV的包，那就是要求。政府可以关注需求的问题，但是没必要关注太多要求的问题。
(雷勇整理，未经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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