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宪政主义者的批判最为有力的还是他们主张的宪政本身。而要了解宪政主义者的宪政要害之处，一是可以从宪政主义者对现行宪法的态度去分析，二是可以从宪政主义者对宪政的主张去判断。
今天的宪政主义者，虽然因为他们对宪政的主张存在一些差别和争议，而被分为所谓的自由主义宪政派和社会主义宪政派，但其实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对现行宪法规定的国体、政体以及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规定都持否定态度。宪政主义者主张实行宪政不是为了维护现行宪法的最高权威，更不是为了完善我们国家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以否定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为基本特征。宪政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童之伟就建议颠覆宪法总纲第一条，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而另一个宪政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贺卫方说：“在宪法中确认一党长期执政就是对民主的否定，实施这种宪法本身就是反宪政”。可见，宪政主义者所主张的宪政剑指我们国家的国体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真实意图无非是要用宪政来推翻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用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取而代之，在法律上把我国从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宪政和现行社会主义宪法基本原则的对立，说明宪政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宪政与社会主义是无法兼容的。
宪政主义者对宪政虽无统一的定义，但多数都赞同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以维护公民的权利。有人把这条原则概括为“宪政就是限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限“政”，而在于是为谁而限“政”。宪政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表达的含含糊糊，而恰恰这个关键的问题里隐藏着宪政的奥妙。限“政”不是问题，但是光限“政”不限“资”就暴露出问题来了。当今社会有两大权力，一为政治权力，二为经济权力，主要是资本权力。政治权力能够影响公众的利益，资本权力也能够影响公众的利益。而宪政主义者只谈限“政”不谈限“资”，把资本权力界定为私权，以让资本权力自由行使。而事实上，资本权力对公众的影响甚至超过政治权力。因为一个人只要在私企工作，就要几乎天天跟资本权力打交道，远高于他跟政治权力打交道的频率。
宪政主义者对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不同态度，隐含着宪政的实质。
宪政主义者有一个著名的“笼子论”，说宪政就是把政治权力锁进笼子里，却从来不提笼子的钥匙交到谁的手里。在宪政体制下，宪政不限资的结果就是政治权力越来越受资本权力的制约，最终资本权力会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这相当于把政治权力锁在笼子里，而钥匙交由资本拥有者来掌管。可见，宪政主义者主张的宪政，不但给了资本最大限度的自由，让资本最小程度的免受政治权力的限制，而且还能够让资本实际控制政治，用政治权力来保护资本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大鳄们对宪政的追求和渴望如此热切的原因。
这样的宪政，不但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是人民利益的对立物。道理很简单，资本家总是占社会人口的极少数，却往往凭借资本而占有社会大多数资源;而且，占人口少数的资本家分配的社会资源越多，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分配的社会资源比例就越小。宪政以保障资本利益为至上原则，当资本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时，宪政优先保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而非多数人的利益。这样的宪政制度是为了“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使全体多数人的联合即使办不到，也是极不可能”(美国宪法制定者之一麦迪逊)。这样的宪政的价值取向与多数人的利益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反人民的必然也是反民主的，宪政主义者的宪政不但代表不了民主，反而是民主的对立物。宪政主义者经常把民主和宪政结合在一起来使用，是为了用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来美化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宪政。民主是表，宪政是里。
说宪政是民主的对立物，是有很多现实案例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宪政主义者把美国说成是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真实的美国可以算作宪政国家，但不能算作民主国家。美国宪法之父们并不避讳自己对民主的厌恶：美国制宪会议代表亚当斯指出：“以往所有时代的经历表明，民主最不稳定、最波动、最短命。”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上说：“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独立宣言》签名人拉什说：“民主是恶魔之最。”被宪政主义者奉为典范的美国宪法不但不是民主的产物，反而是反民主的产物。防范多数人的民主侵害少数富人的财产安全，这是美国宪法之父们制定宪法的首要原则。这样的一个反民主的宪法统治二百年的美国，从开国到现在都是一个反民主的宪政政体。美国国父富兰克林指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则称美国的新政体是“君主制的新版本”。美国宪法之父们对美国政体的解读，应该比中国的宪政主义者要权威的多吧。讽刺的是，中国的宪政主义者，几乎都是把美国反民主的宪政制度当作他们的民主理想制度来顶礼膜拜。
显然，至少从美国的宪政实践开始，宪政就是反民主的。反民主的必然也是反人民的。宪政主义者反人民的立场也体现在他们对待“人民”这个概念的态度上。宪政主义者喜欢用强调个体的公民概念来“巧妙”绕开“人民”。他们常以公民自居，以主张宪政民主、建立公民社会为目标。“人民”是代表大多数的整体概念，宪政主义者就经常抹黑之;“人民民主”表明民主应该是多数人利益至上，宪政主义者就极力丑化之;胡鞍钢提出“人民社会”概念，宪政主义者就群起而攻之。强调“公民”，回避“人民”，掩盖宪政的反人民性质，这反映了宪政主义者作为资本利益集团代言人，从内心对人民这个概念的恐惧、对民主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宪政主义者所代表的资本利益集团与人民利益对立的立场，这种恐惧与美国宪法之父们对民主的恐惧并无二致。
真正的民主是属于人民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宪政主义者的宪政是属于资本利益集团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宪政实现之日，就是现行宪法被推翻之时;宪政实现之日，就是人民民主被合法地彻底否定之时;宪政实现之日，就是人民被正式合法地锁进笼子之时。
宪政满足了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与资本主义私有制非常契合的一种政治体制。而真正的民主，反映多数人的意志，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成。公有制是人民民主的必要条件，有了公有制不一定就等于建立了真正的民主，但是没有公有制作为经济基础，一定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民主不但应该包含政治民主的内容，而且也应该包含经济民主的内容，真正的民主应该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统一。在私有制基础上谈民主，只能是用形式的民主来掩盖实质的专制。
对于西方宪政只限政不限资而造成的对民主的侵害，孙中山早就批判过了：因“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故要实行“凡国中大规模之实业属于全民，由政府经营管理”。宪政主义者很多人表面尊孙中山为国父，把民国宪政吹的美轮美奂，却在偷换孙的宪政内容，鼓吹经济私有化，解构孙中山所主张的宪政经济基础。
宪政主义者的宪政，反映了资本拥有者对政治权力的觊觎和对用政治权力保护经济成果的急切。一旦宪政主义者的宪政实现了，那么其所代表的资本既得利益集团的原罪就可以清零，资本既得利益集团就此可以安全上岸，从此不但免于清算之忧，还能够通过宪法来固化其特权地位。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面临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有尊重宪法权威，没有落实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不是因为没有实行宪政。实行宪政，不但不会让情况变得更好，而是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这方面，苏联因为学习西方搞宪政制度引发的巨大悲剧，我们理应引以为鉴。(：尹国明 无锡市社会主义学院 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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