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基辛格作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其对文革的看法必然带着强烈的美国利益的影子。基辛格说文革“其结果是对人类的大屠杀和对制度的大破坏”，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作为美国对当今世界人文发展伟大贡献的“共同诉讼制度”，更是全盘吸收文化大革命大众政治因素的结果。当我们认真分析当今美国的政治制度就会发现，构成美国政治制度中最优秀的那些成份，几乎都是文化大革命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基辛格乃至当今的奥巴马对文革的妖魔化，完全是由美国政客的立场决定的，否则在美国就不会出现一边吸收文革政治文明成果，一边恶毒咒骂发动文革、创造文革这一政治文明新形式的伟人及其国家的这种“悖论”现象。】
核心提示：
基辛格称这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最近有学者估计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出一倍)。至于1966-1969年间的“文化大革命”，基辛格没有估计死亡人数，但是却同意今天的论断：文化大革命是由“青少年红卫兵的造反运动”牵头的，“其结果是对人类的大屠杀和对制度的大破坏”。然而，正是中国人为毛泽东的这些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奠定了基础，因为“他对(中国人的)顽强精神、能力和凝聚力充满信心”。“而且事实上，”基辛格写道，“无法想象还有哪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忍受毛泽东对其社会强力施加的一系列残酷的动乱。”
《论中国》 资料图
本文摘自求是理论网 ：史景迁（本名乔纳森·斯宾塞)原题为：《基辛格：<论中国> 》
简介：史景迁(JonathanD.Spence，乔纳森·斯宾塞)，1936年生于英国萨里郡(Surrey，England)，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4-2005)。史景迁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很难将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的新书《论中国》归类于任何传统的框架或体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有点谦逊的标题掩盖了这本书的雄伟目标：即对中国2，500年来的外交和对外政策进行解读，同时回顾中国过去完整的历史发展周期从而更好地了解今日之中国。从形式上看，该书独树一帜，既不全是回忆录，也不全是专著或自传;相反，书中既有回忆，也有反思，既有历史，也有基于直觉的探究。
借用时下的一个流行词，这本书就像一辆“混合动力车”。在我看来，书名若是定为《中国的主题变奏曲》(VariationsonaThemeinChina)之类也许更为合适。如果记住这个名字，把它当作一个副标题，就不难明白这本书是围绕六个主题来依次展开的，即中国的早期历史、近代王朝试图改革君主制体系的失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毛泽东时代、基辛格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华的自身经历、邓小平领导下的“开放”时期以及令人意外的最后一章--它独具匠心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间的扩张冲突同中美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相联系了起来。
在亨利·基辛格看来，古代的中国高深莫测，因此现代的中国仍然与它存在着某种特别的共鸣。他写道：“一个当代领导人居然会用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所体现的战略思想来指点国家大事，这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正是毛泽东在讨论政策事务时的一贯作风。而且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期待自己的同僚能够理解这些典故的含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化及政治体制都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因此就连中国在亚洲地区的竞争对手以及外国侵略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标志”。“战略大师”(strategicacumen)主导了中国古代的外交政策，而且还会招揽众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来巩固自身的核心地位。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西方世界熟知的中国学者孔子。他用举例子的方式向一小群虔诚、愿意为之献身的学生宣扬自己的思想。而这些学生则通过与老师的对话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最终为孔子留下了一部传世经典--基辛格更是形容这部经典“类似于中国的圣经与宪法的混合体”。在西方，“均势外交，与其说是一种选择，还不如说是一种必然”，而且“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实现全球性的传播”，因为中国的对外交流并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
通过对中西方战略思维的审视，基辛格推断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中国的理想战略强调精巧、迂回以及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而“西方的传统则注重决定性的力量碰撞”。基辛格巧妙地用这个推断，为后文对中西两大哲学、军事传统的二元剖析作了充分铺垫。首先，他概括了中国围棋与西洋象棋之间的差异。西洋象棋所体现的是力量的碰撞、“决定性的战役”，其目标是“大获全胜”，而这些都取决于棋盘上每一颗棋子的部署;可是围棋讲究的是相对利益和长期围困。围棋从一张空白的棋盘开始，只有当棋盘上“布满双方势力相互交错相互牵制的区块”时才能分出胜负。
战略家和军事家对于上述差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围棋的理念在《孙子兵法》这一旷世经典当中也有所体现。《孙子兵法》据传由一位姓孙的军事家所著，年代与孔子相近。基辛格对孙子的思想作了相当的引述，特别是借鉴了他对“声东击西”与“心理战”的精辟论述。(书中写道：“也许有人会说，美国近代历史上之所以会在亚洲战场遭遇挫折，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忽视了孙子的教诲。”)基辛格在书中还引用了才华横溢的汉学典籍翻译家闵福德(JohnMinford)对一句孙子名言的翻译：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简明扼要地将其推崇的作战策略按照重要性和有效性的高低进行了排序：首选是全力攻击敌人的战略，其次是攻击敌人的同盟，再者是攻击敌人的军队，最后才是攻击敌人的城邦。孙子曰：“其下攻城。”
那么，这个高深莫测的中国又是如何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险恶的历史洪流当中分崩离析，最终陷入举步维艰、甚至是绝望无助的境地的呢?基辛格在讨论第二大主题的章节里提供了一些答案。他重点论述了中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接连遭受的重创：从1793年马戛尔尼伯爵(LordMacartney)受命出使中国、要求扩大通商和居留权，到鸦片战争的爆发;从国内的各种起义和叛乱，到基督教的渗透;从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到封建帝制的土崩瓦解。然而更重要的是，“几百年来的优势地位扭曲了天朝对现实的认知。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只会让不可避免的屈辱感显得更加强烈”。
然而，中国的“棋子”并没有完全出局：“中国的政治家尽管拿着一副不好的牌，但却凭借着相当的技巧避免了更严重的灾难”，这是均势政治的基本规则所无法解释的。在简要地描述了19世纪中国政治家所奉行的现实主义的求生策略之后，基辛格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中国政府的独立性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9世纪后期，利用屡试不爽的以敌制敌策略，中国在对抗西方侵略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胜利。但讽刺的是，已近垂暮之年的政府希望依靠官员精湛的外交技巧来“争取时间，可是对于如何利用赢得的时间又毫无计划”。基辛格认为，当时日渐衰弱的中国已经无力“让强敌为胜利付出其难以承受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上的和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因此对日俄等列强采取的绥靖政策也并非毫无意义。
行文至此，的叙述稍显模糊，原因是正在寻求新秩序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起义和叛乱事件此起彼伏，军事现代化改革和教育改革齐头并进，野心勃勃的外国列强不断索取割地--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日本的迅速崛起，特别是日本在1894-1905年间先后击败了中国舰队和俄国陆军之后，形势对中国变得更加严峻。随后，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运动的开展、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切似乎让基辛格有些应接不暇。读者或者可以直接跳到第三大变奏曲：“毛泽东领导的长期革命”。作为一名中国观察家和职业外交官，基辛格在这一部分道出了自己相当专业的分析。
在描述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时，基辛格平实地讲述了让他激动不已的时刻。他这样写道：“农村包围城市的运动在1949年开创了一个新的朝代，而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巨人--毛泽东。”当他写到毛泽东的一生是“激烈斗争的一生”时，基辛格改变了毛泽东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但却没有改变世人的看法。尽管毛泽东有诸多让人惊叹的品质，但基辛格也承认毛泽东上台后的大多数时候证明“光靠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在1958-1962年间，“数百万人因为毛主席推行平均主义而在大饥荒中丧命”，数千万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人甚至会用“难以想象”来形容。至此，靠意识形态治国的尝试也宣告结束。
基辛格称这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最近有学者估计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出一倍)。至于1966-1969年间的“文化大革命”，基辛格没有估计死亡人数，但是却同意今天的论断：文化大革命是由“青少年红卫兵的造反运动”牵头的，“其结果是对人类的大屠杀和对制度的大破坏”。然而，正是中国人为毛泽东的这些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奠定了基础，因为“他对(中国人的)顽强精神、能力和凝聚力充满信心”。“而且事实上，”基辛格写道，“无法想象还有哪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忍受毛泽东对其社会强力施加的一系列残酷的动乱。”
这种说法对于中国人整体道德水平的评价近乎苛责。中国人为什么要“忍受”这些“动乱”?是出于恐惧?还是因为对毛泽东自20世纪初以来宣扬的共产主义革命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基辛格一再解释：“只有像中国人这样顽强、坚忍的民族，才能在经历了这样大起大落的历史之后仍然展现出团结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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