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从历史上看，当原有的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或一种价值体系取代旧的价值体系上升为核心价值体系时，原有的核心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所维护的阶级或集团也将失去其统治的人心基础，从而失去其文化的合法性基础。即使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意识形态在面临严峻挑战。
一、意识形态地位是否牢固并不取决于意识形态本身
当今各种思潮、多元价值观在中国思想界很有市场。借开放的市场和经济全球化之势，西方观念和资本主义价值观似乎有了得以宣扬的大好时机;借助于延续传统的借口，儒家等教义中的旧思想也得以大肆宣扬;借助于道德教化，各种宗教势力也趁势强力扩张。相比之下，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多了，敢诋毁马克思主义的人多了，甚至有人叫嚣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已经不合时宜。这些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下子变得毫无道理了，而资本主义价值观、封建思想、宗教信仰则各有各的道理，它们似乎成了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了“左倾”或僵化教条的代名词，并且造成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的失语。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地位的牢固性遇到了挑战，那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问题吗?其他主义真的管用?
1.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根基与历史命运
首先来看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教义。儒家教义曾长期被奉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基础，然而历朝历代都经历了由盛到衰。为什么儒家教义没能保证每一个奉行者(王朝)的长盛不衰?反过来说明，每个朝代的衰落也不能归咎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不能挽救最后一个帝国(清帝国)的灭亡，中国封建帝国的最终灭亡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儒家思想。然而，儒家文化危机的确又与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相伴，随着帝制的灭亡，儒家思想也首当其冲受到来自各种思潮的冲击和批判。这里要说明问题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儒家思想既然连挽救封建帝制都不灵，更不要说能够治理现在的中国。另一方面是儒家思想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集大成，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和价值闪光点至今仍具有深刻意义。尽管如此，近代当人们彻底埋葬帝制时，为了肃清思想障碍，人们就要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旧意识形态这一基础。
再看西方传来的宗教和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文化。当欧洲从漫长的政教合一的中世纪走出之后，所摆脱的首先就是教会对世俗政治的控制，先建立了具有世俗独立主权的君主制民族国家，之后资产阶级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大旗，逐渐废除欧洲封建专制，为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扫除了障碍。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也显现出来，人们看清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奉行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美好的观念也随之成为高喊的空话，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没有兑现的现实基础，甚至世俗的精神也并没有取代之前的宗教信仰，在思想家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宗教并没有随之消失。资本主义主宰了世俗生活，也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堕落，人们只有借助于宗教来寻求寄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但解决不了信仰领域的问题，而且又给人的精神生活造成新的严重问题。在此种现实状况下，宗教虽然有得以存续的理由，然而，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生活的问题，因为，许多问题的根源存在于世俗生活中，宗教所能提供的也是某种暂时的逃避和心灵慰藉。
因此，虽然儒家思想、西方宗教都曾被奉为意识形态发挥政治作用，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所奉行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后来提出的人权、民主，都被奉为普世价值加以广泛宣传和传播，而且，这些能够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或价值教义，本身都内含人类精神所需的规范和念想，都有教人向善和呼唤社会进步的义理，它们被奉为意识形态，说明它们都有被利用的价值，但是，它们要么被一次次抛弃，要么被无情地批判，其原因则并非源于自身的问题(尽管可以找到各自存在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些意识形态所维护的现实出了问题。要么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奉行者自己蜕变和背离，要么是统治者因违背历史规律而被历史所抛弃。回顾历史，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和达官贵人虽然表面尊奉儒家教义，但内心能够信奉多少、信奉多久都是问题，能够多大程度上遵行儒家经典要求的美德品行和治国风范?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大旗，但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却并未真正履行三民主义，并且不断背离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失败难道怪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确有一些诱人的话语，西方宗教信仰也有许多行善教义，但也的确无法消除现实中资本的自私自利属性，也无法真正解决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
2.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遭遇及其实质
首先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遭遇。在国际共运史上，标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不一定都能够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所领导的革命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因素也有多种，当然不应当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同样，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挫折，没能搞好社会主义，不能归咎于社会主义本身，更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然而，在现实政治的失败之下，确实有不少人将之归咎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不断遭受非议，于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这些失败背了黑锅，与此同时，其他各种主义似乎都有了登台的机会，都有了为治理国家开药方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经受过质问、怀疑甚至淡忘，各种思想和主义至今还在与马克思主义暗中争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各式各样，也有人将马克思主义与“左”联系在一起，与阶级斗争画等号，有人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画等号，有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两回事，等等。许多情况下让人不敢妄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远离了许多人的视线，甚至在一些地方远离了人们的生活。
对于以上马克思主义所遭受的非议，我们必须透过这些现象看到问题的实质。在国际上，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所遭受的挫败，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一些政党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并导致政策和实践出问题所造成的。在中国，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我们都在实践中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重大成就。虽然也经历过严重曲折，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每次都能够在挫折中化险为夷，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动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就，不只是停留于理论成果，而是进一步让广大群众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活学活用。
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明白，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开放的体系，并不会过时，也并不惧怕其他思潮的侵袭和挑战，马克思主义不但提供了过去中国求生存的硬道理，而且依然是当今中国谋发展和走向富强必须坚持的硬道理。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能自动发挥其应有作用。惧怕和憎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或假马克思主义者，要力图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要从根本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分离，将马克思主义从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淡出，以便从生活中消失。
二、意识形态发挥效能的几个基础因素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9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发挥其应有作用，也不只是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还需要现实其他因素的配合，影响意识形态作用功效的因素有很多，着眼于意识形态建设，几个最基本的要素需要考虑。
1.当下人的信仰归属和精神追求
作为精神动物，人活着都有个念想，不论这种念想是可以追求得到的理想，还是某种无法实现的梦想，最重要的是不能没有，不能让精神世界空虚。即便是乌托邦，也能给人以活的理由，给生命以追求卓越的动力，这就是乌托邦存在的意义之所在。人的念想或梦想里也不能全是物质欲望，否则就不是文明的人了。追求缺少了神圣性，即便拥有丰裕的物质也会堕落，沦为没有灵魂的动物，所以人需要理想信念或信仰。精神世界的茫然一般不会持久，在一般情况下，人类总会找到某种精神寄托，享受所能得到的精神生活。
现代人追求的所谓理性，这个概念源于欧洲近代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思想，它先是取代了欧洲过去中世纪的宗教神灵崇拜，然后向欧洲之外传播。无论怎样，人类的精神世界不是虚无的，在人类的认知和追求转入所谓理性世界之前，人类已经长期靠敬畏上帝神灵，在中国古代靠敬畏上天(自然)、崇拜祖先(神灵)等，也就是说依赖某种神圣性，来让自己的精神有所归属。在有了理性概念的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私有资本不仅掌控了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而且侵占了人的精神世界，甚至将早期用来启蒙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想信念化为虚幻。于是人们看到了各种各样二律背反现象：一面是不断的技术革命和不断的生产过剩状况，一面是贫富分化和穷困潦倒现象;一面是日新月异的商品符号带给人们新的视觉冲击、创造着新的享受，一面是花样翻新的贪婪和堕落;一面是高喊科学和理性，一面是不少人依然在靠宗教迷信过活;一面是追求现代时尚、忘乎所以，一面是怀恋过去，追寻那普济天下的梦幻时代。可以说，在资本主义所到之处，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五花八门，它让这个世界亢奋，也让这个世界陷入病痛。
马克思主义是欧洲乃至整个人类世界上空出现的幽灵，为这个世界燃起了一把火。它揭示了诸多社会弊病的根源，不仅让大家重新拥有了美好的理想，而且给出了一把通往理想之路的钥匙。它告诉人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不仅要极大地创造财富，而且要掌控用于财富创造的生产资料，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赋予无产阶级新的神圣使命，指明了奋斗的未来方向，也让人类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作为自己的群众基础，也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发挥作用。
人必须有点精神，当我们认真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时，要深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去查看究竟，看人们还有没有精神追求，信仰归属在哪里，哪怕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是否还存在。对这些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认真培育社会主义进步文化的社会氛围，大张旗鼓地、旗帜鲜明地弘扬精神主旋律，唤起人们的普遍良知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在理想信念上重塑神圣，使马克思主义回到自己的群众中，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力。
2.意识形态表达的话语认同度和内涵的明确性
意识形态也好，核心价值体系也好，只有当人们普遍接受之后才能发挥作用，而普遍传播则是普遍接受的重要方式。在一般情况下，易于传播、易于接受的概念才能普遍传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也必须考虑凝练出一些易于传播、易于接受的概念。易于传播的概念就是大家容易记住、容易理解的大众话语，不能用学术圈才能明白的晦涩词语。易于接受的概念就是符合实际、贴近生活、大家普遍认同的贴心话，也就是要接地气。除此之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还要鼓舞人心、催人向善，充分体现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充分展现社会主义事业主人翁应有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 在历史上，中国古代统治者在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之后，逐步将儒家教义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并根据朝代需要赋予其特定内涵，继而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在全社会进行教育普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喊的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口号，也是针对反封建斗争的实际需要所高度凝练而成的话语表达，也被资产阶级冠以普世精神，以迎合全社会的普遍渴求，达到最大范围凝聚人心的目的。
在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不同时期，革命志士先后提出过民主与科学以反对愚昧和专制，提出过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对侵略，自由、平等、解放等反帝反封建口号，中国共产党提出过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翻身做主人、抗日民主、反对独裁等反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口号，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建立起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营造了非常好的社会思想文化氛围。
在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初期，我们党和政府不断强调官民平等、公仆理念、鱼水关系、互助友爱，倡导劳动光荣、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等，表达了人民的心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塑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人心，党的伟大形象深深扎根人心，党的事业成为全体人民的事业，为社会主义改造和新中国建设打造出崭新的精神境界。
改革开放新时期，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现实国际国内历史环境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化，相应的现实状况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之间激烈碰撞。这其中需要清醒地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并抓住要领。
首先，多元思想观念虽是现实存在，但并不是没有好坏之分，应该旗帜鲜明地倡导先进文化，对于应该宣传倡导什么、反对抵制什么必须有明确导向。思想观念领域并非纯学术，不能放任自流搞自由竞争或平等相处，不能满足于表面的和谐或暂时的和平，先进带动落后或先进改造落后都需要主观努力和现实政策措施的配合才能推动。
其次，历史上不同社会制度都有其意识形态或主义，尽管也都有其合理性或善意的价值内涵，并且往往以美好的词语表达，但在美丽的或共同的词语表达背后各自又有不同的意义表达，比如，中国古代王朝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字词选得很好，但每个字在当时都有其时代特定的政治内涵和具体要求，与当今人们从字面所作的理解和宣传不是一回事。再比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民主等口号，也都是些表达人类普遍追求和向往的美好词语，并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专属词汇，但不同社会制度赋予这些词语不同的政治内涵和实施标准，所针对的群体和实现程度各不相同，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表达与真实意图之间的差别，必须进一步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一方面要重视意识形态普遍性表达所需要的话语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需要明确界定和揭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公正、博爱等相同词语表达背后意义上的同和异，以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展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此外，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口号、标语也应该按照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进行必要的规范，不能随意性太强。比如，民间看到的“致富光荣、贫穷可耻”的墙报标语，表面上看好像符合改革开放的目标追求，但内涵的价值观导向含糊，我们主张致富，但不能违背手段与目的必须兼善的价值原则，不是什么样的致富都提倡、什么样的贫穷都可耻。
3.意识形态的真实感与倡导者的言行一致性
中国有句话叫“察其言，观其行”，上行下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意识形态话语再漂亮也不一定管用，还要看是否真实，一方面看是否符合实际，一方面看倡导者是否言行一致地遵循。意识形态往往表达其时代的先进理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其领导和执政党地位在性质上具有合法性。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理所当然地都应该具有崇高理想和道德情操，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守者、捍卫者、履行者。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指出，没有远大理想和空谈远大理想都不是一名合格党员。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能够深入人心，靠的是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员为了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靠的是和平时期党员干部甘做人民公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来的，也就是说这是长期以来上行下效的结果。反过来说，党员干部一旦丧失立场、忘记宗旨，甚至由公仆变为主子，作威作福、低级趣味、腐败堕落，一旦这种消极、腐败情况普遍发生，就会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败坏社会风气，扰乱人心，不但会使思想政治工作变得空洞无物，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失去说服力，而且会为整个社会所不齿，使社会主义蒙难，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蒙羞。
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真正发挥作用，首先要有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只要各级党员干部自身意志坚强，作好表率，只要党的领导和执政不出问题，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核心支撑，也永远不会过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就牢不可破。反之，如果党的领导和执政出了问题，党组织和党员不作为，所宣传倡导的意识形态内容与党员干部的实际行为不相一致，言行不一，或者许多党员主动放弃应该坚守的理想信念，意志不坚，那么，坚持社会主义和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就会变得极为严重，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会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的对象，也为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制造出登台表演的机会和借口。
思想观念领域的影响往往潜移默化，一旦造成不利局面，再挽回就非常困难。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和守护者还要勇于捍卫意识形态的地位。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虽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思想问题并非容易觉察，往往静水流深。这就要求主流舆论该旗帜鲜明时必须有正确导向，并勇于和善于同各种敌对思潮针锋相对作斗争。如果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守护者思想麻痹、是非不分或者言行上左右摇摆、含糊其辞，甚至自己放弃主流舆论阵地，就会使主流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陷入危机。为此，加强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首先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注重培养人才和接班人，党员和干部要真正坚守党的理想信念，社会舆论要敢于大张旗鼓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褒奖信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好人好事，勇于批判敌对思潮、歪风邪气、腐败堕落等不良状况，敢于树正气、立新风，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坚持先进文化的自信、自觉、自强，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而不断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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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3] 侯惠勤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意识形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4] 钟家栋、王世根主编：《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吴振坤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原标题：曹泳鑫：意识形态发挥效能的基本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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