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从马克思主义在地球上出现的那一天起，帝国主义执政的国家首脑脸谱时时变换，反共反社赚钱的目标却始终如一的坚持不变。为了各自的利益，既相互联合，又相互争斗，但反共反社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从不动摇，从不因总统、首相、总理的频繁变动而变化。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武力征服不了的形势下，也“和平相处”，但思想意识中的敌意立场从未减弱中断。一代一代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首脑们从未改变、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仰。就像教堂里的主教和寺院中的主持，尽管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连动物都能“克隆”，航天技术可以登月飞行，通讯信息数字技术把神话变成了现实，但他们始终一贯的坚持自己的信仰毫不动摇。对信念的忠贞程度可以说坚如磐石，坚持信念的意志力无与伦比。而几代以后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信仰信念的坚贞上和他们没有可比性。
几代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却不断“修正”自己的信念信仰，与“国际接轨”。前苏共领导戈尔巴乔夫，外部力量没能瓦解这个超级大国，在放弃信仰的改革中自己解散了共产党，葬送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最终在各种“美妙”的说法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胜利提供了“无私奉献”的证据。国家分裂，经济衰退，所有的苏联人均失去苏联国籍，干出了连中国历史上儿皇帝都不愿干的愚蠢事。尽管有那么大的年龄，那么高的学历和拥有基本等同美国一样的军事实力，连胜利者都觉得自己赢得如此的轻松。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培育选择出了代代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统，首相和总理，一代比一代会反共会干事，“青出于蓝胜于蓝”。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却没有培育产生出代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席或总书记。西方世界用几百年“一贯制”的最古老的政治模式管理最发达富有的国家，经济科技现代化，管理体制却是几百年前就确定的，国家操经常变换，国家机制却是“一切照过去方针办”。“演员经常换”，剧本从不变，一条路子走到底。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则是各吹各的调，各走各的道，朝三暮四，一代领导一套方案。同西方国家的情况相反，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扩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
迄今为止，共产党曾在世界上几块地方击败对手夺取了政权，却从未“和平演变”过对手放弃自己的主张，“议会道路”没有建立过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者们虽未武力征服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和平演变”了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这就向不愿吃二遍苦的人们提出了如何巩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搞私有化的严肃话题。
(一)
一百多年前的1871年3月，勇敢的站在历史前列的法国工人阶级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一个新的社会体制的“生长点”，虽然在资产阶级的镇压下失败了，但象明星闪烁一样划破了黑暗的长空，使人们在全球“姓私”的社会里看到了不同的未来。之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随后，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中国也建立了社会主义，再后来的朝鲜、越南，古巴等国的共产党人建立公有制国家，世界上先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块和人口，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中运行，社会主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以前苏联为标志，七十多年以后，在历史的螺旋型变迁中，前后对照，又纷纷倒退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了。难道资本主义能永恒的运作几千几万年吗?但目前确实是帝国主义胜利了，轻松的卓有成效的瓦解了曾在世界上有相当力量的社会主义国家。促使完成这个过程的便是“和平演变”战略。
西方的帝国主义者们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内，从最高层寻找代理人，准确明白的表述，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家的当权者，出于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益的需要，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层领导人中，寻找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培植“不战而胜”的“倒共铲社”者，利用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从政治经济思想三个领域内进行“侵略性”的渗透，“泡软”了共产党几代以后的领导人原本就不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立场后，由这些名义上叫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取消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最终全面的复辟资本主义，消除资产阶级统治全球的障碍。前苏联和东欧就是西方资产者们运用这一战略的“成功范例”。这是长期以来世界上两种社会体系矛盾与斗争演化的产物。
挖空心思反共反社，而今“胜利”了，就公布了这个秘密。英国的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十分自豪的以战胜者的心态，在其回忆录中就公布了如何找戈尔巴乔夫为“代理人”，瓦解前苏联的大体经历。外因经过内因得到了成功，但不知当时和撒切尔夫人同期执政的美国总统里根和布什是怎么搞的。夫人在回忆录中呼吁资本主义世界应尊美国为首领，首领肯定是要“带头干事”，不晓得是“谦虚”的未说出自己的成绩，或是说出了还未传入中国。
最近出版发行的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回忆录，这是胜利者的自白，清楚无误地道出了如何“抢抓机遇”，在当时苏联共产党内部寻找代理人，最终实现“不战而胜”的主要历程。从而在几十年以后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的理论提供了铁证。因十多年来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式方法“改造”社会主义，损坏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丧失了应有的吸引力。许多人厌恶咒骂社会主义吹捧资本主义还自以为站在了时代的前列而自豪，被认为也自认为敢为天下先，观念超前不僵化保守，必然不可能自省成为复辟资本主义代理人的行为。在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应有氛围中更无关注警惕的可能性，由寻找代理人一方自己表述出来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因而原封不动的大段引述。
原文摘录如下：
“我相信我们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来成为苏联领袖，栽培并支持他。这正是后来那些人会认为我被戈尔巴乔夫所惑，而偏离原先对付苏联策略的原因。我认为他这样一个人正是我寻找的，而且我们相信即使身在极权制度下，他的基本精神绝不会轻易的被克里姆林宫摧毁。”(《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第307页，以下只注明页码，省略书名)说的多么明白无误，可谓“慧眼识人”，又充满信心，“暗示了某个在苏联制度下夺权的人，也会有能力挑战那个制度。”(第307页)
为了实现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非常关注苏联最高层动向，搜寻目标，细心筛选分析。“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已受质疑，如果他只能再活几年，这个领导人的职位应该是交给新的一代了。两个主要的竞争者是罗曼诺夫和戈尔巴乔夫，我查了所有关于他们两人的事迹”，“关于我们所仅知的一些戈尔巴乔夫的消息则较令人鼓舞”，“我拜访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时也听到对他的有利报导。我开始特别注意起苏联方面有关此人的消息了”(第307、308页)。特别注意戈尔巴乔夫的什么?
“我与特鲁多会谈国际事务──有关香港问题，中国与苏联等问题”。“其中我认为最有趣的是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观点。特鲁多认为，尽管戈尔巴乔夫谈论的是中程核武器问题，但丝毫不见其人有传统的苏联统治者所带有的敌意”。(第219页)
对昔日的敌人失去敌意。从本世纪六十年代苏共领导赫鲁晓夫推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三和二全”式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当时称其为社会帝国主义，经过以后许多年月的演变，历经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他们真的成为朋友。
共产党内出现问题，都有明知故作的性质。列宁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并有大量的经典理论。毛主席更是不遗余力的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的是‘目’”。“纲举目张”，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目的是“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私有化回潮。而后来者均背叛了这个决定一切的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政治路线，把“共社”大业引向失败。
“在西方的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多了解对方的人民与制度，多做沟通以确保我们未来的安全，无论是冷战或热战我们都需要多了解敌人，因为有一天，他有可能变成你的朋友”(第306页)。西方世界争取化敌为友，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
“当前苏联的情势正如里根所预测的彻底瓦解了，我和里根总统合作愉快，但除了我们分析世界局势看法一致外，我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能正确无误掌握整体战略，而我则认为和共产集团的关系必须采取渐进的模式，以免情势脱离掌控”(第220页)。要掌控“可以合作的戈尔巴乔夫是西方“一致的”立场。
“1982年9月22号同中国谈完香港问题之后一个月，我在波恩。会晤科尔总理之后，赴柏林造访已被拆除的柏林围墙，科尔陪同一起前往，不论后来的英德关系尚有多困难，但就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以及对盟邦的信守程度上，我们却仍是一致的。”(第179页)
他们要一致赢得冷战，打击共产主义。“里根和我都很清楚，在军事和战略各方面我方都胜过苏联，但同时我们仍必须避免冒任何不必要的危险以赢得冷战”(第305页)。1982年夏凡尔赛七国首脑会议后，夫人十分敬佩的认为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上下两院进行演说。演说精彩，就英美双方对抗共产主义的理念厘清颇多，我们两人都深信，强大的国防对克服共产威胁而言，必要却未足够。除防堵共产主义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将自由思想赋予其中。该次演讲指出了西方打击共产主义的新方向，也展现了西方绝不放弃共产国家反图救亡的决心”(第176页)。美国“打击共产主义”的决心如此之大，使夫人从内心发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须在美国的领导下，务必保持团结”。(第161页)
他们团结一致，千方百计进行渗透，拉拢利诱。“我现在必须考虑我的下一步，以求与苏联有进一步的关系。显然地，我们必须要与苏联领袖维持更频繁的私人接触，杰弗里·豪希望能邀请契尔年科来访，但我认为这还言之过早。不过我很乐意邀请其他人，并希望进一步邀请资深苏联政治家，包括戈尔巴乔夫来访。戈尔巴乔夫也表示他很希望他第一回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访问能尽快成行”(第311页)。在接触中认识深化了。
“他与我所想象的是那么的不同，我想我很欣赏这个人”，“他的个性和制式化的苏联领袖是那么不同”(第313页)。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袖，虽然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不甚坚持诚信，但还有个彼得大帝留下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戈尔巴乔夫连最起码的国家统一的立场都不要了，更何况作领导人起码的准则“制式”，这是多么合适的理想人选，难怪夫人“真希望他就是下一届的苏联领袖，而我也告诉记者，他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第314页)。戈尔巴乔夫以后成了苏联的领袖，也果然成了一个可合作的人。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下，在少数人富裕的经济的诱惑下，在本国旧的思想残余的影响下，在落后国度建立的社会主义，尽管发展很快，但短期内不可能同建立几百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美英法一样富裕，那些失去对社会主义信仰的人，虽然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却崇拜欧美，淡化信仰，美英法成了潜意识中社会制度的典范，追求的榜样，向往的目标，如今中国和当年苏联解体前相类似。
“1985年3月契尔年科过世，戈尔巴乔夫继任苏联领袖职位”，“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政府注入一股崭新风格。他开放地谈论着苏联差劲的经济情势”(第317页)。所谓的“崭新风格”就是按西方世界的腔调毫无顾忌的随意嘲笑攻击诽谤苏联。由于戈总书记带头，迅速掀起吹捧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狂潮。当时还是超级大国的前苏联被“涂抹”地一无是处，接下来就是“拆散”砸烂丢弃。68年的成就，从1985年到1991年，只6年就被彻底从内部摧毁无遗。
前苏联从1917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战”时又受到空前的战争灾难，解体前仍然是类似美国的超级大国，世界一流的经济军事强国，解体后综合国力迅速衰退。旧中国文盲充斥，缺医少药，人民食不果腹，住土房，土布衣，几乎没有工业，一切近乎原始状态。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穷山恶水，人口众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在工业和农业、军事和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况帝国主义捣乱骚扰不停，当然不可能搞几十年社会主义就和美英等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富有。
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为多数人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但同时限制了极少数人成为拥有巨量财富的资本家的欲望，制止清除了旧社会官吏所拥有的为所欲为、高薪厚禄的特权地位。社会主义不是历史上改朝换代式的旧制度的重复，推倒这个皇帝再来一个新的皇帝，要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公有制社会主义。革命能消灭旧的体制和政权，却不能像埋葬死人一样埋掉旧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在旧的社会基础和观念影响下，掌握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一些官员就会追求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官员的特权和金钱成为走资派，背叛社会主义的信仰，割裂历史，脱离实际，按帝国主义的说法来否定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与我有许多理由必须互相合作。我在戈尔巴乔夫成为领导人之前便与他结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所以很快地我便受邀访问莫期科”(第321页)。“1985年11月里根总统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首次会谈，最后并未达成重大的协议，但两个领导人很快便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第317页)夫人在此未透露良好的私人关系到什么程度和许多必须合作的“理由”。
在访问中“我离开克里姆林宫并前往与萨哈罗夫及其他以前持反对意见，现已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异议分子共进午餐，对于他所说的苏联的改变令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我告诉他们光是目前支持戈尔巴乔夫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在未来5到10年中继续支持他，共渡难关，在欢呼收割前，改革的成本是相当大的”。(第327、328页)
资本主义世界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关头的“和平演变”
战略通常采用经济渗透，组织扶持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打出人权的招牌，抓思想舆论上的人心瓦解工作，同时还采用各种特工手段捕捉情报。
1987年3月28日夫人在莫斯科的访问中，“较令人鼓舞且值得一提的是3位苏联电视台记者对我的访问;后来我得到那段访问对苏联舆论带来极大的冲击。这个访问未经任何修剪便在苏联电视台上播出，我因此便肯定了我对戈尔巴乔夫的信心”(第328页)。此时距苏联和共产党消亡只有四年时间。
倒退行为不以倒退者的意志为转移，不可能在倒退到限定的程度内自行中止。“前苏联国安局高层官员高迪夫斯基的变节使苏联知道我们对他们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我曾经和高迪夫斯基有多次洽谈，并对于他对苏联的判断给予极高的评价”(第315页)。此时“戈总”如被巨蛇吸住的蛤蟆，虽然相互明白，已是无能为力。
“戈尔巴乔夫执政两年来，政治改革的表现比经济更为显著”，“对政治自由与民主的需求正被热烈的讨论着。戈尔巴乔夫已赢得一些原本持反对意见的人，特别是萨哈罗夫来支持他的计划。有关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事迹也已发行成书，苏联开始更注重人权。”(第322页)
改革打破了不能搞资本主义的禁区。以往不能干的事均可干了。叶利钦在访英中誓示，“重建政策的出发点，原是要让共产主义更有效率的运作，但那是不可能的，苏联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深化政经改革，包括引进市场经济”(第535页)。至此，深化改革的最终意图和目标被叶利钦所道破。
同打仗一样，虽是很大的战役，有时的较量还在细小的环节上，“一叶知秋”，重大变化由不为人注意的“软件”处表现出来。观察的那样细微，从细小处发现了真实的巨大变化。1987年3月3日，“那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夫妇在一个旧的巨宅里为我安排晚餐;也许是刻意的安排，气氛和我的首相别墅十分相近。稍后我们到另一个房间，一边喝咖啡和甜酒，一边谈论世界大事。在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可信度的挑战过程中，我发现了戈尔巴乔夫夫妇热烈的争论着我所挑起的话题──苏联宣传口号中经常提及的‘工人阶级’一词的定义。我真想知道他们对它作何解释，戈尔巴乔夫起初主张只有兰领阶级才能算数。但他重新考虑后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或‘精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并不适合以现代的社会标准来下判断。”(第328-329页)
“现代的社会标准”来源于政治理论，撒切尔夫人同时也发现了社会运作上方向体制的演变，“苏联的政治是靠口号来运作的，这些口号无法以西方人的观点来解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口号内容全然改变了：‘重建经济体制’取代了‘加速经济改革’，是真正的实际改革。同样的，‘开放’一词也有了新的涵义”(第322页)。同中国相类似。
从那些变化中，西方国家首脑很快的便发现了可能出现的结局，1987年3月23日，“我安排了与密特朗总统及科尔总理会面。密特朗总统对苏联的态度和我大致相同，他和我都相信戈尔巴乔夫已准备好走上改革之长路;他的一项精辟见解是，戈尔巴乔夫应会发现：‘在改革形成的同时，实质改变已然发生’”(第323页)。1987年“3月21日星期六，我在托基市保守党会议中发表临行前对苏联问题的公开声明。”“我说：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演说中已清楚承认共产体制不可行，而苏联要赶上西方国家则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们听到苏联领袖们所用的新字眼，‘开放’、‘民主’，但那些字对他们的意义是否与我们相同?一些曾经因为政治态度或宗教信仰而遭囚禁的人已经被释放了，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不能单凭言语，意向或承诺下结论，而是要见到实际的行动与结果”(第323-324页)。夫人未写出戈叶承诺地具体情节。
西方期望的“实际的行动与结果”是“他的改革造成的影响，那股不可抑制的威力却可能将苏联体制扫出苏联之外”(第321页)。他们对“改革”的结果分析的非常准确。“在这4天中，我可以感受到共产主义下的土地在改变。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腐败的政府最危险的时刻是在它开始进行改革时，我所受到的欢迎，群众的热情和苏联当局所给予的尊敬。都显示了平静表面下的暗潮汹涌，西方的自由制度已在这个东方集团里逐渐萌芽，苏联体制已显出分裂的迹象。重大的改变已在眼前，但我无法猜到究竟何时会降临。”(第329-330页;指访苏四天)
在盼望“重大改变”降临的过程中，同时还涌现了叶利钦。并批评对叶利钦带有的偏见，“西方普遍存在一种倾向，忽视叶利钦，视其如小丑。我无法相信这种判断是正确的”。“1990年4月27日叶利钦抵伦敦，我竭诚予以欢迎。事前我所得到的有关叶利钦先生的简报，简报中‘他说民主集中制需予废除，改采真正的民主制度，并要求制定政党法，终止共产党的特殊地位。’我认为他这一番话值得击掌再三。简报上继续说道‘某些专家甚至暗示，假若叶利钦获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其任内缔造的功业将比戈尔巴乔夫在土崩瓦解的苏联总统任内作为更为辉煌’”(第524页)。那边竭诚欢迎，这边积极回报表忠心，让夫人“感到惊讶的是，叶利钦已完全摆脱了共产党的思考模式及其教条语汇”(第535页)。
如果说以往口里说的同手中干的不一样，还多多少少带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而今时机不同了，干脆取掉“遮羞布”，言行一致的登台亮相干起来。怎么让帝国主义高兴怎么说，怎么能尽快毁掉社会主义怎么做。曾信誓旦旦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混入党组织，又骗取了高官要职的走资派，其反目背叛的作为超出了昔日敌人的想象。“1990年6月访苏之行我亲身面对了构成当时政治生态的各股相激相荡的势力，──这不只包括了戈尔巴乔夫，还包括了激进改革者，国家主义者和对改革造成最大潜在威胁的军方(指以后抵制戈尔巴乔夫的雅佐夫等人，加注)。6月7日晚我飞抵莫斯科，翌晨我拜访了属于改革派的莫斯科市长帕波夫先生。他抓住了关键点：假如没有私有财产和明晰的法律架构的话，你不能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创造市场经济。所以他希望人民能拥有自己的住屋及店铺，而且希望服务业转由私营。”(第536页)。至此“我也认为，有希望在中欧和东欧打倒共产主义”(第557页)。“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人能比戈尔巴乔夫更能胜任推动改革的工作。我希望能见到共产主义的崩溃，──事实上我不只希望见到它在东欧及苏联溃败，而且希望它能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消失无形，──可是我希望这种溃败能以和平方式达成。”(第532页)
中苏两国有相同之处，中国在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建立的社会体制时，也是逐步进行的，开始搞些不为多数人注意地“软件”，从思想意识上瓦解，制造舆论，开始搞私有经济的时候，美其名曰“必要的补充”，而今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改组改变国有制经济。“改开搞”不断深化发展，实质是连续不断的削公兴私，破公立私，损公肥私。预期的最终结果将是中共中社消亡或名存实亡。现在农村和城市区县以下几乎全部私有化，所谓国企改革，使共产党存在的最后一块社会基础支离破碎，前景不好。
为了实现“和平演变”战略，从大处着眼，从各方面具体着手，进行了全方位的瓦解工作，推动国家分裂，煽动民族对立。“当独立浪潮来袭时，我们都相当明白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特殊法律地位，还不是不让它们独立，而是到底什么时候它们才能独立的问题，6月我拜访戈尔巴乔夫时即警告苏联当局诉诸武力对付三小国所能引发的严重后果”(第533页)。又从各方面扶持反对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犯”进入上层。
1990年6月访苏时访问乌克兰，刚任命为苏共乌克兰第一书记的伊凡雷科临时安排去会见刚当选的最高苏维埃委员，并进行演讲，讲完后“一个发问者告诉我说，在场议员中，包括他在内，有十个曾是政治犯。他说他知道是由于我和里根总统的努力，使得他今天能在这里以议员的身份见到我，而不再是政治犯。”(第533页)。反共反社者进入上层。
不进则退，社会主义国家开创者鉴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身的条件，在策略上不四面出击，保证本国新生制度的巩固，不输出社会主义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但不接受资本主义的观念和制约。而那些对社会主义失去信仰的当权派却甘愿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无视自己的潜力，因而内政受到掣肘，使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成份增加负面因素。
资产者的希望在挂着共产党牌子的不肖子孙中的许多地方变成现实。“1989年的夏末，共产主义即将在东欧土崩瓦解的迹象开始显现。6月上旬，团结工会在波兰赢得选举，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坦然接受结果。几天后他来伦敦，我当面称赞他的表现。匈牙利实施自由化”，“10月开始在莱比锡的一连串示威，导致东德元首昂纳克垮台。接下来捷克开始变天。到了年底，2月间还是阶下囚的异己分子兼剧作家哈维尔已当选捷克总统，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也被推翻”。“这些事件是我有生以来最欢迎的改变。但不论共产主义在东欧及中欧垮台上让我有多高兴，我绝不会让欣喜淹没我的理智。”(第521页)
1992年1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欣喜无限的宣称：“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上发生了几乎像圣经一样伟大的变革”，“共产主义灭亡了”。“在我的一生中，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是：承蒙上帝的恩泽，美国赢得了冷战。”“不战而胜”，怎能不生喜悦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多年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用心良苦，欣喜中会自然生出理智的追忆，“回顾匈牙利之行，这次出击形成英国对东欧国家特有的外交策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与现有的政权建立更多的经济与商业关系，使他们较无需依赖封闭的东欧经互会，之后在人权问题上施加更多的压力。使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开始减弱时，再帮助他们进行内部的政治改革。”(第310页)1984年2月夫人就是以那种动机去“访问”了匈牙利。中心是进行内部的改革。至此就知道了西方讲人权是什么货色和目的。
夫人很理智，从取得“胜利”的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核心只有两点，“这些受欢迎的改变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一直保持强大与坚定，另一方面也因戈尔巴乔夫及苏联扬弃了勃烈日涅夫的教条”(第522页)。充满哲理，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把问题写的简洁明确，总结经验，是为了以利再战，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还没有完全消亡。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从共产党掌权那天就从未改变过。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的把共产党的目标确定为消灭私有制。后来的共产党的叛徒们嘲笑这个目标。而资产阶级却始终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希望资产阶级永远统治全球，无论国际国内的局势多么动荡不安，无论“民主政治”下首脑的脸谱变化多么频繁，资产者的首脑们从未放弃过，从未动摇过。信仰之坚贞，立场之坚定，决心之宏大，意志之顽强，令人惊叹，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又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但要维护本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地位，而且“我不希望东德──就如我不希望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共产主义阴影下”(第524页)。其他人还有谁?
“中国本身渐增的经济改革将带动其政治改革。保持与其贸易沟通管道畅通以及坚定地支持人权，是确保中国逐渐从军事强国转变为经济强国的最佳途径，同时使其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依赖且可预期的一员”(第339页)。预期的一员，按夫人的愿望分析，绝不是公有化社会主义的一员，到底是什么，也许只有有朝一日中国同前苏联一样了，才能明白讲出。
夫人回忆录的这些言论，肯定是他们十分巨大工程的一斑缩影，不宜公开的肯定比公开的多得多，实际的运作一定远远超出了回忆录的表述，而况领导者还是美国，美国总统如回忆起来，一定会更为详实丰富，那些直白的表述对现今中国，借鉴俄罗斯的结局将产生什么启迪呢?
过去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有两个，苏联和中国，西方在苏联已经演变成功，而在中国也已接近成功。我们无法知晓美英等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次领导内瞄准的代理人是谁?试想他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连一个北朝鲜都不放过，不断找借口干涉，一定对中国不可能没有“措施”。中国同前苏联一样时，他们自然会讲出来。
中国的上层不是没有认识。1989年9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意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渗透和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去掉括号(括号是加注的原文无)里的话，对外部情况的表述分析是正确的，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后也有反对国际社会“西化”、“分化”中国阴谋的论述。这是对外。
对内的认识也是较为清醒的。还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大会上的同一篇讲话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界限”，“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又进一步指明：“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象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很低下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是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不知是集体的意见不得不那样讲，还是别的什么或真实的个人看法被中央一批人认可，难以搞清。应该说这个“明知”是正确的，但后来却是“明知故犯”。当时苏联的“共社”还未“自取灭亡”，而在前苏联“共社”灭亡后却放弃了实质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走向“市场化和民主化”，实质的资本主义化，这是些什么?又为什么?
(二)
一九七六年以前，中国在毛泽东主席作为最高领袖的时代，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批评当时苏共中央，开始偏离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离经叛道的当权派，发表了以“九评”“两论”为代表的文章，距今天只不过是三十多年，果然十分准确的应验了“红旗落地”的判断。三十多年前指出的结果毛主席等人未看到。以后的人看到了，而今中共那些还健在的领导人中，当时虽不大相信，但现在一定会记忆犹新。
解体后的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局势难以平安，人民正在受二遍苦，社会主义几十年虽未走上天堂，没有运行几百年的美国富强，但如今比解体前麻烦的多，难以说清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有良心的人们对中国当时的警告忠言到如今是怎么的想法和看法。不知中国是否还有幸运的忠言引人发省。
以苏联为借鉴，毛泽东主席时代批判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多的说法是“反修防修”，警惕中国出修正主义，那时并未有现在的现实作为依据，只是思想政治理论上的分析推断，根据当时苏联赫鲁晓夫那一套政治经济路线和中国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来判断的。说的十分清楚明白，而且范围很大，“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
“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要防止要堵塞的就是现在修正主义。当时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并提醒全国人民。经常性的一个提法就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
这个论断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置信，而且在很大范围的上层和普通群众中还认为这是整人的借口，况且那时从未有过西方世界自白的寻找代理人的事实上的证据。到底毛泽东主席是从什么事实得出的结论我们无从知晓。只知当时苏联改变政治路线，中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几个领导者，要突破毛主席的政治经济路线的试图引起了领袖的高度重视。
重大问题的结局，往往都是“两难判断”。如果现在中国还是毛泽东主席一类人掌权，提出那些反对修正主义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理论，容易使人相信，现在有了事实上的依据。苏联和东欧果真复辟了资本主义。未大干“修正”时反“修正”，全面“修正”后未见反修正主义。
前苏共领导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他们为资本主义在前苏联的复辟准备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条件，难以判断其内心主观上是不是要恢复资本主义。中国的第二第三代类似前苏联的领导人正在做埋葬共产党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工作。是否主观故意，只要用不只要看说什么，还要看干什么就会逐步有清晰的认识。客观上前苏联已被证明，中国如不警惕，也即将被证明亦为期不会太远了。只要翻看毛泽东主席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对当时苏共的批判和以后的结果事实，就会认识那是多么英明的远见卓识。
这些在“潜移默化”中受西方资本主义和国内旧的残余影响很深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陷入资本主义的思维体系不能自拔，名为共产党的领袖，实际上完全成了资本主义体系下资产阶级意识和思想的俘虏，拿资产阶级数百年积累的经济科技财富和社会秩序上的优势，对比几十年的公有化社会主义，动摇了信仰。他们能办资产阶级强大的军事力量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情，最终堡垒从内部攻破。前苏联和新中国、西方国家处心积虑的颠覆，均不能成功，而通过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失去信仰和信心的这些共产党的领袖，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批敬仰崇拜资本主义的思想俘虏得到了成功。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在国内旧的思想文化的“默化”下，这些所谓的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打着各种不易被识破的招牌，逐步从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上瓦解社会主义而不易被抵制，干着危害社会主义的事情，思想上主观动机上又未明确提出要毁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客观上为后来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溃败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创造了条件，这个条件就是“重新恢复私有化”。一九五六年，中国搞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资产纷纷“姓公”;以后公有制资产纷纷“姓私”，改革不断深化，私有制不断扩大。深化改革，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彻底改公为私，无论怎样改革也未见改私为公的。中国革命历尽艰辛，曲折复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是十分恰当的感叹。
前苏共的赫鲁晓夫，毛主席逝世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均是这种情况。苏共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篡夺了苏共的最高领导权，改变了苏共的路线，作“小报告”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来反对斯大林，实质是反对斯大林坚持的社会主义。经过三十年后，如中共在“九评”时和以后所断言的最终埋葬了苏共和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苏维埃消失。列宁带头建立了一个公有化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又带了个从公有化恢复私有化资本主义的头。
可以肯定，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最终酿成“共社”灭亡，复辟资本主义。如果有远见能认识，自己也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不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先驱”，而最终却成了“先驱”，为后来苏共和社会主义的灭亡创造了条件，由后来的戈氏瓦解了苏联苏共和苏社。赫鲁晓夫不了解不能认识哲学上量变和质变过程的渐进关系，他干的是量变，戈干的是质变。从共产党夺取政权干社会主义的目标持续不败分析，能使“共社”败亡的最危险最难打掉的敌人不在党外国外，在共产党内部，内部的戈尔巴乔夫、叶列钦一类的敌人。
社会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的许多人迫使毛泽东主席提议的领导人干不成而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他们不愿意中共和社会主义在中国中止。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的领导地位他们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巨大贡献。但由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路线，最终经过几代人的演变，将无疑定会导致中国步前苏联的后尘而成为中国“倒共铲社”的先驱。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连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一齐消失。虽然“改革”的社会主义时期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资本主义如何自由却从不允许有丝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存在，这是代代资产阶级及其领导人的“可贵之处”，同时也是后来共产党领导者的愚蠢之处。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共产党内那些开倒车恢复旧事物的专家、走资派们纷纷出动，相互串联，最终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比赫鲁晓夫高明，不作“秘密报告”，搞了个所谓的正确评论功过事非的决议，反对把领袖神化，反对崇拜领袖，用否定一部分肯定一部分达到全面否定，从而打开私有化的禁区，不是在总结经验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在所谓“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地幌子下逐步消蚀社会主义，从1978年至今快二十年了，时间把过去的巧言掩饰撕得一干二净，现在该看清是什么了。换位思考，我们把另外的一套也照曾对毛做地那样，“三七开成”，就像一个苹果，这一部分是好的，那一部分有问题，那不是全面否定成“破烂”了吗!
所谓的反对把领袖神化，实质上是反对把毛主席坚持的社会主义“神化”，动摇瓦解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同旧社会和资本主义比，公有化的观念远未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建立时间不长，远未像资本主义那样巩固，公共的物质精神财富积累比几百年资本主义薄弱得多。事实证明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人物必须崇拜，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代表了社会主义和多数人的利益，反对他们，确实是反对社会主义。在中国批判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实践将一再证明这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真理。批判否定了毛泽东，自然，人民公社被解散，国有工商业被私有逐步替代……。否定时他们说干的和后来真干的截然不同。在一些特殊的关节点上，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系于一人或几人。
政治多元化，多党轮流执政是和资本主义相适应相协调的，是一个本质的不同表现。无论如何轮流执政，资本主义不变，而社会主义制度下远未创建起多党轮流执政，坚持社会主义不变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我们要探索的课题。因此，我们要保护坚持社会主义的领袖和思想，也就是维护了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利益。现在世界上搞社会主义的只有共产党，而无别的党派。还没有出现多种党派都搞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先例。就目前讲，搞社会主义还是要真正的共产党一党执政。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党派坚持资本主义的执政方向相同，领导随时变，社会制度不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的变化，则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蜕变，因为还未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我们认识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石，也是区别社会制度性质与产生领导人途径的分水岭。资本主义民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竞争选择主要是表示如何干好资本主义国家的事业。无论如何民主，均未选出干社会主义的总统首相等。马列主义的创始人批判过议会道路，事实如此。
现实的“两难判断还具体表现为：没有复辟时搞批判，人们难以相信，世界上谁相信赫勃戈在干埋葬苏共的事情，只有毛泽东这样认为。谁能相信毛以后的中国领袖在做埋葬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事，也只有毛泽东等那样认为。已经复辟了，却难以逆转，并在倒退的社会大趋势下，甚至连认识思维都难以存在了。”那就等待觉醒了再进行一次选择吧!
当提出“找代理人”的理论时，一般的状况是，也只能是共产党的权力还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手里，才提出忠告以防范，而不是像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人的手中，不可能有现时中国，几年前苏联那样实质性的具体的复辟行为，只是表现在上层活动的一些特别场合的言论中。以中国讲，那时权力在毛泽东主席的手中，又有权威，不可能在当时实行一些日后“特别是”的做法。因而远离最高决策层的广大群众很难接受这个理论。身居高位的共产党的领导怎么能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呢?而这类代理人又是从共产党自身产生的，通过本身的信仰认识异化蜕变形成，一般又居于高层领导地位，而不像特务间谍始终有一个揭露或未揭露出的明确“标志”，有一个事先确定的原始目标。
尽管中国在毛泽东主席时代，搞“社教文革”，把当时“四存四要”的基本政治路线肯定成共产党和人民的生命线、幸福线，不遗余力的强调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晚年更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指出“这是最危险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又从改变社会基础上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系列指示，不但很多党员，广大人民不能完全相信，苏联的党和人民更不相信，而且相当多的人还有反感，党内外缺乏应有的认识，就连其选定的接班人内心也不很相信中国共产党内会出现背叛马列主义，全面否定毛泽东主席的路线和思想，逐步复辟资本主义。没有鲜明的实践作证，只是较多的理论推断，人们难以相信，这也是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倒退时的一个新特点。历史上有过，人们也从历史的经验中经历过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但还未具体经历过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社会实践。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霍查没有经历过，只有毛泽东主席从苏联的蜕变倒退中有了深刻的认识，敏锐的觉察了问题的严重性。
社会发展往往向绝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相反的方向发展，又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默认。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时，发誓要继承革命遗志永不变，实质上没有多少天中国推行了“特别是”。当时中国九亿多人，有几人能预测会是目前这种结局，这是国外帝国主义者一时也难以认识理解的事情。苏联有那么大的地方，几亿人不知有多少人能认识到风靡一时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苏社撤消。这是一难判断。
事实证明，公有化的社会主义要领导和大多数人共同努力才能搞好，而要毁掉，只需一个总书记，主席或“领导集体核心”就足够了。苏联只有一个戈总就行了。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又一难点。微量“修正”难有共识，就更谈不上有效抵制了。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因公有制一时并未被人们认可。
另“一难判断”是等到中国的赫勃戈一类人取得权力，全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到来时，国家的军队的行政的，专政的财政的权力被复辟者掌握时，就难以改变而“后悔难”了。世界上能“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而未发生过“和平演变”资本主义。人们在倒退的社会中，认识“两难判断”也很难。没有复辟时没认识，复辟了又难以纠正。这就是群体性的弱点。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贫穷困难，思维习惯意识形态落后，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文基础滞后。直至目前，多数人远未跨过生存的警戒线，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第一选择，为其小利无视一切不顾一切，延长了生存困难的期限。任何事情都可以从历史长期的积淀中找到依据。虽是人口众多，但“经济人口”比例小，具有一定政治思想信仰基础的人口更少，所以在中国任何社会体制的确立和中止都未有较大的曲折。多少错误的社会潮流在人群的迷信自私，麻木不仁，目光短浅中无限延续延伸。
社会主义毕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消除了少数人占有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奴役剥削多数人的社会存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在世界范围内和资本主义体系比较，还是不够强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中私有化的影响还普遍存在，根深蒂固。新生的社会制度不可能运用经济手段短期内清除旧社会残余的社会基础。在国际资产阶级较为完善完整的思想意识，数百年积累的强大的物质和军事力量的渗透影响下，开倒车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当权的“共产党人”背离马列主义，不为多数人谋利益，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社会的代理人而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复辟资本主义，又具有“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要取掉共产党这不易制止的特征，当复辟的现实一步到位或逐步来临时，人们虽然清楚明白了，但短期内也无济于事了。
本世纪七十年代，暮年的毛泽东主席以浓厚的兴趣和美国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议论“对称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义”，在这个静止的概念中，从哲学的角度抽象思维，引伸出普遍规律。就用对称的理论分析国际政治中的不对称。
一代一代的资产阶级代表者，非常坚定的反共反社，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几百年从未动摇。掌握帝国主义统治权的资产阶级，他们能建造出那么好的产品，飞机、卫星、核武器等，科技日新月异，创新能力领导世界潮流，但在墨守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成规上，几百年“一贯制”，不论在运作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始终如一的坚持不动摇，干什么都力求创新，唯独在社会制度上从不创新，习惯老一套，非要吊死在资本主义这一棵树上，就同《西游记》中的唐僧一样，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险阻，信仰信念从不改变。
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却不是这样，在取得领导权以后，失去了“对称”含义中的比例平衡，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理论输入给共产党，而共产党在几代以后从不想改变资产阶级。那些聪明的“共产党”的领导者要独树一帜名流青史，积极搞社会制度这个“软件”，花样随意“翻新”，和帝国主义者正好相反。以英美两国为例，1644年英国的克伦威尔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径直十分“僵化”运作至今。美国的华盛顿，杰佛逊等1776年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持续坚持，从不标新立异。
比照中国，同是1644年，当时闯王进京，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各有一套，蓄发留辨子，连头脑的发式都翻新了花样，落后战胜先进。接下来是孙中山，袁世凯和蒋介石各吹各的调，所有私有化体制使中国积弊日深。深鉴于此，毛泽东主席等从西方引进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有了凝聚力和生气。紧接着搞了“特别是”，逐步扩大私有化。社会体制就像改变定型的机器图纸，随意不断修改，难以持续正常施行，当然不可能有正常的预期结果。
以美英法德意日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自诩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什么事情都能干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干社会主义，总统总理首相人选反复变，社会体制绝不变。尽管执政时间不长，但在坚持资本主义道路上不搞短期行为。难道在这些国家搞点社会主义的试验，没有比在朝鲜越南伊拉克打仗好?八国联军杀戮中国人，帮助中国打内战比搞社会主义好?但就是不搞。
要在自然规律上有所突破不容易，在社会规律上有所认识更不容易。任何落后腐朽的社会制度总是和一部分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要认识理解这些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的事情是多么的困难。无情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对前苏联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断言必定葬送“十月革命”的成果的结论是那样的深邃而准确。但当时并未在中共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内取得共识，因为结论在结局的前边。无深远的洞察力，缺乏战略眼光，当然不会在事变之前有所觉悟。
当时的赫鲁晓夫为断送苏共和社会主义作了创建性的准备工作，在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任内得到“发展”。这时的共产党已被戈尔巴乔夫那些人搞的声名狼藉，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了，由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变成了损坏者，被替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伙人原来以投机谋官捞利图名的动机混入党内上层，当“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消失时，厚颜无耻到了什么也不顾的地步，迅速又投机到另外的行列，宣布脱党已成为时髦，以博得喝彩，过去“共产党”的书记摇身一变
成为总统部长等。按定性分析，历史否定人民抛弃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共产党，而不是斯大林列宁时代。在中国，不少人反感“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共产党当权者，而不是毛主席时代，那时确有伟大光荣正确之感。现在的共产党队伍混进了一大批腐败、腐化分子、阴谋家、黑帮、投机家、野心家、异己分子、买官卖官者，并充斥了各级领导机关。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西方世界不但在苏联东欧取得成功。在中国，从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经济上;在党内外老中青三个层次的人群中也基本上形成了可以复辟资本主义的各类条件和人事力量。“一切向钱看”和“一切以美国为标准”齐头并进、里应外合，上下层基本上失去了抵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免疫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基本抛弃，公有制经济快速减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只剩下了名称。
(三)
共产党的最高机构在最高领袖的交替中出现复辟回潮开倒车，综合分析国际国内的现实和教训，主要原因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同革命初期比较，社会的阶级基础的变化。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党员群众和各级领导者，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群体比较，存在着具体利益下的政治思想感情的变化。
资本主义体现资产者的利益，其他人的利益体现在少数资产者的利益之下。这种财产利益关系的连续继承性使代代资本家从自己十分鲜明的利益动机出发会自发的产生出维护既得利益的行动与感情。虽然人数不多，但掌握了国家权力。
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初期执政的共产党人都是从国家困难，人民受压迫剥削的群体中产生的革命者，深知权力得来的不易，经受了创业难的磨砺，尚能廉洁自律，夺取政权的艰辛使其励精图治，体现人民的利益，很少腐败。
从人民群众的范围分析，革命的一般规律大都是在贫困的地域发生的。人民群众从死亡线上进入新的社会，生存的直接危机消除了，衣能遮体有饭吃就是进步，还能产生“忆苦思甜”的感觉，因而对新生的政权有深厚的感情。
随着时代的演变和社会的进步，上下的人群发生了变化，人们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产生追求更高利益的需求，而一般的状况是追求的远远超过实际的物质增长。社会主义短期内不
可能使全体社会成员成为拥有大量财产的资本家，公有化本身又杜绝了有可能成为地主资本家的欲望，如若无深刻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活动，许多人会自然的产生感情上对新制度淡漠厌恶的趋势。
从社会主义公有化的经济结构分析，一切财产为全社会公有，实际为全体社会成员共有，从最高领导到普通社会成员，不是具体的个人所有，在利益的配置上，一切人的一切活动不直接表现为个人的具体利益，个人利益体现在集体的利益之中，迫使人们改变自己的传统观念。千百年来劳动者最直接的认识，即是当牛做马者也认为自己在为自己做事谋利，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形式上都成了在为别人而劳作，在个人的欲望与现实出现矛盾时，在误导中就会滋生长出反感的感情色彩，在旧的观念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很容易产生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和社会人群基础。
长期的经济文化落后使相当多数的中国人群在可悲的生存挣扎中，没有形成较为健康进步的精神财富，在选择认可社会制度上缺乏应有的基本意识，造成了片面的思维定势，对社会主义求全责备，与资本主义缺乏客观总体上的全面理智比较而难生自发的维护意识。
从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各级当权者分析，管理的是国家集体的事业和资产，有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官吏之名而无其利益和特权，个人所得不能远远高于普通群众，追求特殊利益的欲望被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坚持不好，极易抵触公有化制度，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因为新的社会制度在旧社会的思想经济政治基础上产生的，不能像消灭旧政权一样短期内消除旧的思想残余影响，必然影响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执政的共产党人如不警惕，没有清醒的认识，不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瓦解曾经挽救了人民群众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短期内还会体现出得到不少人拥护的特点。一时间开倒车者似乎成了顺应时代潮流的英雄。
1976年前，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和党内领导群体的状况，忧患未来，郑重讲了“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不顾年事已高不怕得罪人，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社会主义大业持续发展不被中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理论，主要点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阶级斗争是纲”。分析了中国社会基础中的商品制度，按劳分配的八级工资制，货币交换等，认为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限制资产阶级的法权，重申了列宁指出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既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巩固，又提示人们认识复辟的危险性。要彻底的破私立公，在思想上革命革到所有人的头上了，相当多的人对这个对多数人有好处的革命厌倦了，在走资派的煽动下，内心抵触。
领袖生前要防止的问题终于发生了。“几天退到解放前”。倒退复辟会满足人群中可能拥有大量财产成为巨富的欲望，释放出了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驱使下的能量，一时间就像汹涌的摸奖浪潮，然而发横财的幸运者无几。确实在重新实行私有化后，有人迅速成为巨富的资本家，但多数人的状况是成了雇佣劳动者，富人的马仔打工者，中国又重现最为腐朽的官僚者阶层，在人们从现实中醒悟时，权力已控制在类似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叶利钦一类人的手中。这就是群众本身的消极迷误行为产生出有害于人民自己的社会制度，再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却没有先例。再要重新确立没有私有化的社会主义，无法想象，这就是“红旗落地”的苏联提供给十多亿中国人一个非常珍贵的血的教训。
二、社会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比较。虽然封建社会灭亡了，溯史以鉴，有的朝代持续的年限很长，尽管十分腐朽落后，但有连续性。而社会主义是个新的制度，“气数”那样短，这是为什么?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交替来看，没有人事血缘上的基础关系，前后任缺乏相互继承认可的内在感情。封建帝王前后任有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情色彩，具有一脉相承的人事联系，相传祖制，极力维护，先人开创的基业不能毁在自己的手中。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对清朝被推翻悲痛欲绝，发誓复辟，国外也不例外，不管先进与落后。即是现代社会，也不可低估。
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最高领导者交替中的连续继承性和同封建帝王对照，缺乏相互继承上的持续忠贞情怀，既没有血肉相关的感情，也无制度上的保证，大多是诋毁前任抬高自己，讨好翻案以取得异议者的支持。一般都具有两面派的双重人格，政治品位低劣。前任在世时百般颂扬，死后翻脸。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前，好话说尽，死后掘墓焚尸，如若承袭父辈的职位，绝不会这样。中国大致相同，领袖在世时大赞大颂，尸骨未寒又纷纷说长道短，毫无羞耻脸红之感。迅速翻脸的过硬本领实为罕见。华国锋也不拼死捍卫。
没有人事上的感情也必然没有对前任事业上的感情。戈尔巴乔夫为了迎合西方世界的称赞，为个人一时的私利私愤，不惜断送了千百万人为之牺牲，与亿万人民利害相关的社会主义事业，下令解散了自己作为领导的苏共，毁掉了苏联人民七十多年心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也基本相同。为了标新立异树立个人，亿万人为之奋斗而建立的事业，全部推倒，另行一套。经济政治思想上的损失，难以用数字衡量。
革命是社会财产的重新分配，社会主义革命对地主资本家来讲剥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同阶级出身的人对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态度绝不可忽视。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隔七十多年，革命对象的后裔对已经取消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列宁、斯大林等仍有那么大的仇恨。这些人绝不会象放弃了共产党原则立场的人那么大度而不计前嫌。革命使这些昔日高高在上拥有大量财产的压迫者变成平民，怎能随意放弃自己失去的天堂。鲁迅曾讲“在中国搬动一把椅子也要流血”，而况革命使资产者、地主、富农、旧官吏和反坏右分子财产被剥夺归公。仇视社会主义的心理远未消失，一时也难以消失。而人民群众中的很多人对社会主义的存亡却无类似的维护情感，一时不能把社会主义同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是搞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急风暴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消失，但公与私、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国内外、党内外并未结束，经济建设成为经常性的工作，必然会软化那些共产党内的革命意志薄弱者，时间的推移使从事各种具体工作的各类专门人才进入到各级领导机构，共产党的领导队伍的人员构成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模糊了仍然存在的阶级概念。经济基础作用于上层建筑，由于仍然存在领导与被领导鲜明的等级和权力的差异，瞬间的职务变化而产生的权益变化，争权夺利在一定范围内使领导之间缺乏友情，在换代交替中有可能发生对前任的政治理论和路线因情感变化全面否定，或反其道而行之，或漠然置之，而首先表现在人事上，这就是古已有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具体到共产党内部的某些特殊时期，便发生处处背道而行，算老帐一律平反、全部翻案，党组织和各级权力组织融入大批异己分子，甚至对革命有刻骨仇恨的人都会钻到共产党的阵营中来，各种奇谈怪论应运而生。战斗的共产党失去了先进性，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在扩大等级分配中形成了贵族化群体。搞复辟倒退这时有了急剧膨胀的社会基础。共产党管理的是人民的事业，缺少鲜明的个人利害，那些没有原则，没有品德的各种非马列主义者篡夺了党政大权，一有风浪便左右摇摆，稍有动荡便拱手让权，中国有“英明领袖”，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领导均有此举，幼稚可笑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加入共产党的行列，经受了有可能牺牲的洗礼。取得执政地位的和平时期，在进入党组织的人群中，并非都有应该的政治信仰，而是入党才能做官做大官，因为当官才能追求到特殊的个人利益。执政就是要干事管事，管事干事不可能非要有共产主义信仰才能干成，各种人进入党的队伍就有了必然性。中止了对“入党做官论”的批判和警惕，主要是一大批有入党做官动机的人混进党政领导机关。祈盼这些人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有责任感是毫无可能性的幻想。
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有时间短范围小，远未巩固的劣势;相反的资本主义则有范围大，时间长，政治模式巩固的优势。美英法的历任首脑其政治意识不可能千篇一律，但从未有过改采社会主义的举动，或在什么地方搞“一国两制”。
资本主义的政治多元、核心是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本质是首脑脸谱上的人事“多元化”，并非政治经济制度的多种成份化。不论何种党派执政，搞资本主义的禁区不能动，始终拥有利益界限明确的阶级基础。这就是资本家们誓死维护的制度。他们有时为执政地位的利害互相倾诈，有时各类矛盾错综复杂，困难成堆，无论谁掌权，从美英法对称分析，从未动摇过持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方向。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世界成功的“和平演变”了社会主义，扩大了体系范围。
社会主义将一切生产资料改为非个人所有改造为全社会的成员所拥有，所有人员均成为不具有资产的劳动者，这本来也是十分明确的。消除了利用资产(资本)剥削他人的社会存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也是巨大的进步。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讲，不具备旧社会意义上的鲜明的个人性质，要改造旧的传统价值观念，尽快使所有人达到理想的富裕境界不是容易的。教育、引导、宣传不得当，就会淡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仰。不斗则修，不进则退，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前，需要领导阶层有高度的政治品德和责任感，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倒退则是一切有现成东西可照搬，还迎合了人们传统的已习惯了的私有化心理，这是执政党里发生资产阶级化的重要因素。这还是为什么共产党一党执政却无持续运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信仰的原因所在。
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政治多元化，苏联东欧例证表明必然是复辟资本主义，可见政治多元化就是体现资产阶级利益，是资产阶级执政的政治框架。对社会主义来讲，多元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名词。社会主义还未探索出政治多元化，公有制不变的先例。这就需要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上不断的研究探索，但不是进行“改制”的倒退探索，“改革”成为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反革命、反动的倒退举措。穷富只是相对的经济概念，资本主义建立初期，也不发达，资产者没有彷徨，而社会主义搞的时间不长，就有人寄以过高的期望值未达到而扼杀中伤，动摇人们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因为资产阶级短期内可以取得巨量财富，这就是两条道路的矛盾与斗争的反映。
“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个旧的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以前的所有社会都是一部分人先富裕的社会。资本主义也是相对的少数人的富有，绝非全体公民的差别悬殊不大的富裕。
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者对比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官吏管理的是私有的财产所有者，产权关系具有鲜明的个人性质，资本家出于利益的自发本能，会自然产生社会监督的理性自为行为去捍卫自己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内，管理者管理的是公有化的财产，没有明确的私有性质，在私有化的作用下必不可免的会出现，各级领导腐朽官僚化趋势，过去是资本家捞了一把，现在则轮到这些幸运的走资派和新一代资本家了;被管理者和产权的关系也无明确的个人属性，因认识和觉悟程度的局限，缺乏普遍的自发监督行为。解决的办法是谁的财产谁监督。资本主义有资本家看管;社会主义既然是全民的就要启动全体人民来有效监督，揭露阴暗面，巩固推动公有经济的发展。
由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缺乏这几个条件，很容易在国际帝国主义体系的“和平演变”策略诱导下，党的领导者不自觉的变为代理人而步入歧途。中国还没有同前苏联一样，但也走的很远了，现在还有挽救的余地。因此，就要依据国际上提供的教训，来避免悲剧在中国的重演。
悲剧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的悲剧，不是先富裕的少数人的。对这些人讲，资本主义复辟是少数人的“喜剧”，可以成为新一代的资本家为所欲为，干在毛泽东时期那种社会主义不能干的事情，而且领袖时代艰苦奋斗几十年积累了庞大的资产，挖、贪污、卖，挥霍多少年也搞不完，又有原子弹等，不象老的民族资本家还担心外敌的侵略。最可怕的就是行使党和国家管理职能的当权者的腐败腐化、官僚化。精英层的堕落危害性无法估量。
前苏联从六十年代搞修正主义到撤消社会主义，终止“共产党特殊地位”的1991年，只有三十多年。中国从1978年“改革”至今，按苏联的经验判断，已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对人民来讲，这是多么危险的前景，得而复失令人痛惜。苏联还有点幸运，误入歧途时还有毛泽东霍查的忠告，而中国却是多灾多难，搞革命时很少得到支持，反革命时也无人郑重指出。那些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代表人物，在社会制度问题上，愚顽至极，认识如同幼稚的儿童不晓得自己无知一样，无视排斥正确的意见，不能使用正确的理论成果纠正自己的谬误，近乎戈尔巴乔夫一样，像病入膏肓的患者吸收不了任何正确的意见，自己使自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把灾难留给了人民。再一次使人体会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警句是多么的伟大正确。
如果我们把“高瞻远瞩”形象地认可为站到卫星上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全人类，以千年的时间概念观今鉴古，就会发现迄今为止，只有共产主义的蓝图和意识形态体系为人类指出了光明灿烂的前景，超越了现存的一切历史形态，汲取了一切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观念，提出了全新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体系，来源于世界的现实又高于现实，指明了全人类的前进方向，并在地球上的几片地方有初步的成功。
从经济利益析比，社会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形态，都是在认同支持肯定个人为个人谋利益，但却没有平民的应有利益，唯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引导人们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符合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方向，有利于提高全人类的生存水平。无论是佛学思想，伊斯兰教义和天主(基督)教，剔除其唯心论的神学色彩，都是在倡导人们超越个人，戒欲存公，且源远流长并得到普遍的认同。
历史的评价唯心论，受科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人只是被动的和其生存的自然存在结合在一起，用纯思维的主观世界来认识说明客观世界，因而唯心论的形成是人类认识世界必经的曲折过程。即是将来人们探测到地球以外类似人的存在，肯定也有发展过程不停止的运动，永远不会固定在一种状态中，以此引伸，人类就永远永恒在私有化的模式内吗!?
诚望我们的人民能像拿破伦说的不要做昏睡的“自在”者，提高认识，正视自己的命运，做出自己能动的选择，纠正自己的迷误，克服自己的缺点弱点，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等待和明哲保身之中，坚持与自己有益的社会主义，勇敢的从自我做起。我们在困难的时刻接受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今更应坚持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只有社会主义救了普通的中国人民。
如果在中国像前苏联一样复辟了资本主义，“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一定可以使人民重新革命。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口，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官僚和资本家的手中，按盈利而不是按“安民”的方式组织社会生产，必然会形成巨量的生计无着的无产者，一定会为其生存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使社会财富按无产者能生存下去的方式组合重新确立社会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资本主义体系多数国家靠“两院制，轮流执政”的民主政治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长期连续运作，培育选择了只搞资本主义不搞社会主义的领导集团。社会主义国家远未找出保证社会主义持续运作的“民主政治”模式。套用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必然是复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更新靠外部力量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多是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的背叛者自毁。苏东剧变的“灾难性后果”，对不愿“吃二遍苦”、不愿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地位的人们最深刻的教训，最有现实意义的启迪就是：如何不使在苏联已经发生的一切灾难在中国重现。
附录：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十条诫命》
十条诫命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
二、一定要毁掉他们的刻苦耐劳精神。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我们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用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在一些国际聚会的场所，拍摄照片时要特别留意，这是丑化他们的最佳时机。我们要透过一切可能，让他们的人民在无意中发现，他们的领导是丑陋的，怪模怪样的，卑鄙的和污秽的。
六、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我们的商业机构和人员，都绝不能以占据了商业市场为最后目的。因为商业市场会转眼就失去的，如果我们没有占领政治市场的话。
七、我们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就会全垮台了。
八、我们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强大的动乱。
九、我们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于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
(帝国主义国家从未动摇放弃过颠覆中国包括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和行动，从各方面进行“和平演变”和蛊惑宣传，挖空心思、千方百计的在中国制造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和其他力量。美国国家情报机关在其机密“行动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1951年，以后曾多次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命》。难道“美中情局”仅就这十条、没有其它的?反共反社怎能是“美中情局”一家的事?其它机构都是些、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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