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初期，只要一提是为了改革，人们便会无条件地拥护。但随着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改革本身不再是一个自明的前提，而是变成被拷问的对象。对于任何一项举措的出台，人们都要加以甄别，而不再是盲目认同。显然，利益的分化妨碍着共识的基础。毛泽东的治理理念和策略能够为我们摆脱困难提供重要的资源和启迪。
毛泽东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和逻辑象征，从根本上触及到了人的生存悖论这个人类所特有的永恒主题。毛泽东主张一种超越性，即精神对于肉体存在的优先性和至上性。由此决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取向，不可避免地同现代性偏好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相侔乃至冲突。
对毛泽东的截然相反的考量和评价，归根到底源自人性的紧张关系本身。人的灵与肉的分裂所造成的人类学本体论悖论，注定了毛泽东必然成为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不懂毛泽东，就读不懂中国，读不懂中国文化;反过来也一样，读不懂中国及其文化，也就读不懂毛泽东。作为一位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改变了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不管怎样评价毛泽东，都绕不开对他的深入思考。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一种巨大的象征，具有极其丰富的意蕴。本文仅从一个有限的视角，就毛泽东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做一粗浅分析，以就教于学界。
毛泽东治理方式带有道德本位主义取向
毛泽东尽管在自觉层面上立志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在其无意识层面上却不能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行约束。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位主义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这种传统特别强调人的超越性方面，认为只有道德才标志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这一立场作为底色，深深地浸染了毛泽东的理念和治理方式。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毛泽东，不可能充当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化形式;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具体国情所带来的路径依赖，却在客观上制约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晚年梁漱溟在总结自己一生关于东西方文化的看法时，认为中国文化重主观情理，而西方文化重客观事理，两者的旨趣迥然有异。因此，“革命从心出发是中国革命的特色”。尤有进者，“非但革命从心出发，抑且革命所以胜利要即得力在此一在征服了人心唤醒了人心，团结了人心”。这一特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某种特点。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十分注重从思想和品德上建党、建军。共产党人夏明翰在慷慨就义前写下了不朽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体现了何等的信仰的力量!离开了“杀身成仁”的道德信念，绝不可能做出这种超越人的求生本能的抉择。早在《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一文中，毛泽东曾举例说:“……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这虽然是就一个特定情形而言的，但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象征意味。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在物质和精神的天平上，毛泽东所着意看重的究竟是什么。毛泽东的重要文章《为人民服务》(1944 年)、《纪念白求恩》(1939 年)、《愚公移山》(1945 年)等，无一不是侧重于对道德诉求的推崇。埃德加·斯诺通过自己亲历和切身体验，发现精神和信念的力量在红军胜利中所发挥的决定作用，写道:“红军的胜利行军，……这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这不禁令人想起孟子所谓的“仁者无敌”那句话。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毛泽东所采取的治理方式依然带有明显的道德本位主义取向。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时代的整个社会动员，主要是通过诉诸人的思想觉悟来实现的，而非借助于物质利益的诱惑和经济的动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就具有典型的意义，其中所说的“革命”，不再是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暴力行动，而是指人的思想的革命化，亦即人们在道德觉悟上的自我革新。毛泽东对科层制的不信任、对物质利益原则的怀疑和拒斥(例如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八级工资制的反感)、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担忧和防范、人为地缩小“三大差别”等，都显示出毛泽东时代在治理方式上同现代性制度安排存在着异质性和某种紧张。毛泽东在建国后所遇到的基本难题是:如何使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有道德情操?因此，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贯彻并体现着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使中国人在现代性日益逼近以至于受其宰制的条件下获得道德免疫力。毛泽东为此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和尝试，甚至不惜寻求体制外的力量和方式，其中充满着悲剧性的努力。西方现代化运动的逼迫和历史本身所固有的辩证法，双重地决定了我们又不可能绕开或跨越商品经济这一“卡夫丁峡谷”。所以，毛泽东的这种努力受到了历史本身的匡正。
毛泽东对现代性作预防性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现代性所做的预防性的批评，主要不是从现代性内部引出扬弃或超越现代性的规定，而是诉诸异质文化的否定性来实现的。他充分利用民族性的文化资源，试图获得对于现代性的免疫力。这在根本上不能不带有某种外在性的特点，从而潜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陷入马克思所曾批评过的那种以人为的方式超历史地拒绝和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做法。马克思说:“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和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起附带作用的物物交换)，或者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只是间接地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前者是非历史的、机械的否定，后者才是基于历史本身的成熟而实现的自我扬弃。那种人为地“取消货币”的做法，只能导致马克思所反对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作为“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因此，马克思告诫:“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毛泽东对现代性的拒斥，在西方持反现代性的激进立场的人们那里获得了共鸣。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在文化取向上的反现代性姿态。“毛泽东爱走基层民众路线，热衷发动民众继续革命，亦被视为明显不同于苏联所采取的由科技精英指导的城市工业化道路。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深获西方那些反对由好战的专家官僚严密管控的西方社会的人们的欢迎”。阿尔都塞就是在对现代性的防范和拒斥的意义上肯定毛泽东的治理理念和举措的，他写道:“的确，这些政策一直是反人道主义和反经济主义的”。而正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和“经济主义”，构成现代性的基本要件。
当然，作为一位历史的伟人，毛泽东又是复杂的。毫无疑问，他首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体现者。在毛泽东那里，这两种角色之间既存在某种紧张，又互为中介，有其交互作用，有着彼此的扬弃。譬如，尽管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做的笔记中，反对物质利益原则，反对奖金刺激和利润挂帅，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但他仍然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种必要的恶，应该给予历史主义式的肯定，并对主张立即取消商品经济的人加以严厉的批评。再如，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同梁漱溟曾发生过一场有关“施仁政”问题的著名争论。毛泽东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可见，毛泽东有着一种清醒的历史代价意识。这无疑也是使他不同于那种以温情主义为特征的浪漫主义者的地方。其实，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外国人以为毛想固守田园式的社会，其实不然，他从未停止鼓励发展斯达汉诺夫式(Stakhanovite)运动与快速工业化(他疾呼: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这同毛泽东的思想有关，同他的政治家角色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某种距离。
利益的分化妨碍着共识的基础
毛泽东为我们留下的这笔巨大遗产，在今天的历史背景下究竟应该怎么看?我们今天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有效地重建共识基础以应对改革共识危机，如何寻求新的动力源以应对改革动力不足。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分层进程中，资本与劳动、精英与大众、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只要一提是为了改革，人们便会无条件地拥护，哪怕是具体改革措施有可能妨碍到自己的某些既得利益，也会在所不惜。但随着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特别是利益多元化格局的逐步确立和固化，改革本身不再是一个自明的前提，而是变成被拷问的对象。现在人们追问的是:什么样的改革才是可接受的，什么样的改革又是不可接受的?对于任何一项举措的出台，人们都要加以甄别，而不再是盲目认同。显然，利益的分化妨碍着共识的基础。物质鼓励和奖金刺激并不是万能的，其固有的不可避免的衰减效应，决定了它最终必将遇到一个极限，即奖励份额绝对不能大于贡献份额。当奖励的份额达到这一临界点时，其作用就会趋于零。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的治理理念和策略能够为我们摆脱困难提供重要的资源和启迪。
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治理方式，以及其所塑造的历史及其带来的巨大成就和不足，最近 30 多年来在国际和国内，尤其是在民间特别是互联网世界，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这是非常耐入寻味的。何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容否认，一个内在原因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和逻辑象征，从根本上触及到了人的生存悖论这个人类所特有的永恒主题。毛泽东主张一种超越性，即精神对于肉体存在的优先性和至上性。由此决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取向，不可避免地同现代性偏好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相侔乃至冲突。现代性的物质主义偏好，不可能认同毛泽东的选择;追求超越肉体存在的道德价值取向，在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能够找到有力支持。可见，对毛泽东的截然相反的考量和评价，归根到底源自人性的紧张关系本身。人的灵与肉的分裂所造成的人类学本体论悖论，注定了毛泽东必然成为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社会科学报/2014 年/1 月/23 日/第 0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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