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加大，而核心价值观的冲突首当其冲。西方的政界和学界开始密集地使用“普世价值”表征其核心价值观。美国奥巴马政府每年的国情咨文，都将“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视为美国的“国家战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各国在承认其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的同时，却异口同声地捍卫和宣扬其核心价值观，并极力贬损在危机中表现最好的中国。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曾载文称，“美国依然代表着全世界民众向往的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美国人一直在向世界传达着一种清晰的理念。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更别提影响世界了”。
不能用普世价值来指导改革的实践
“普世价值”之争表明，核心价值观上的渗透与反渗透，既是当前意识形态冲突的动向，也是我们借以判断当前意识形态态势的重要依据。
“普世价值”问题现在之所以使一些人严重困惑，原因就在于人们往往偏离了这一讨论的关键所在，陷入了人类有否“共同价值追求”的抽象争论。其实，问题的关键就是为什么“践行普世价值”必然导致“全盘西化”，而坚持改革开放则必须批判抵制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关于普世价值问题无论存在着多少歧见，认为“争论的要害不在有无价值共识(或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而是这些共同价值能否成为行动指南，能够成为谁的行动指南”，却成为真正争论双方的唯一共识。在极力推行普世价值的人看来：“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而在我们看来，在今天，推行“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深入改革开放所必须克服的重大干扰。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类有否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而在于为什么不能用“普世价值”来指引我国的改革实践。
西方以普世价值的名义推行自身价值观
“普世价值”不是抽象的价值共识，而是思想统治的形式，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支配人们头脑、规范人们行为、支撑相应国家制度的统治思想。人类的某些共同价值追求，无非以两种方式存在：
一是作为美好的愿望存在，例如人类“大同”的理想等，可以说是各民族世世代代的一种追求。其对于人类的道德进步和人性修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只限于道德价值，而不能作为实践的行动指南，因为愿望不能代替现实。历史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不以人性的诉求为路径，只有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理想才具有实践意义。人们的主观愿望可以超越客观历史条件，想象美好的社会和完善的人性，也可以据此对现实作道德批判，但历史只能解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问题，科学理论只能回答已经进入实践视野的课题。这就是说，作为美好愿望的人类共同价值不是科学理论，不能作为现实运动的行动指南。
二是作为一个时期社会的主流价值存在，例如封建社会的荣誉、门第，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等。其作为具体时代的价值共识，甚至获得了并不适合该价值的一些社会群体的认同，因而成为思想统治的最好方式，成为维护特定社会秩序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优势，依然维系着其思想上的统治，把持着强势话语权，有资格以“普世价值”名义推行自身价值观。
中国梦的圆梦力量
“普世价值”否认现代化过程中的道路之争，视社会主义现代化为虚构，而视资本主义现代化为“普世道路”。在这方面，西方意识形态制造的一个神话，就是这种不平等与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剥削无关，而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必然现象。他们提出，“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分配里的不平等起初在拉大，随后出现拉平的效果，后来事情的发展就颠倒了过来……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原因，虽然在增长和不平等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里，政治干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强化拉平不平等差距的过程”。
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此路不通、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是因为进人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而且，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
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于中国只能意味着国家分裂、国内混乱、国际依附、历史中断的无序状态，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也是中国梦的圆梦力量。因此，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成为辨别中国梦和借中国梦兜售“西化梦”的根本界限。
普世价值的玄机
“普世价值”否认人性的历史变化，因而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符合人性的“终极设计”，认为人类的理想状态是橄榄形的“中产阶级社会”，而不是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普世价值”营造的一种思维定势，就是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可你必须得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思潮在碰撞、在挑战现实，可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构;也就是说，你可以批判它，却无法取代它。支撑这一思维的有两个“论据”：一是我们注定不能生活在一个“无缺陷的社会”，而资本主义是缺陷相对最小的社会;二是人性注定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而资本主义是与人性最为相符合的社会制度。问题的实质在于，阶级划分是一种历史现象，还是永恒的社会现实?人的利己主义本性是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产物，还是永恒不变的人性?进一步，是人性创造历史，还是历史改变人性?
“普世价值”以现下大多数人的主观认同为前提，不是以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为前提，因此它不能等同于“普遍真理”。这里也暴露了“普世价值”的一个玄机：它看似意味着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实际上与普遍真理、客观规律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普遍真理，具有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普遍性，不以人们的主观认同状态为依据，换言之，历史发展的客观真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往往是结果，而不是前提。因此，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坚定地表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他充满信心地预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普世价值”则不然，它的力量主要来自某一时段大多数人的主观认同。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主张照搬西方制度论者的一个似乎很充分的论据，就是认为虽说西方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但它毕竟为现下绝大多数国家认可并实行，中国为什么要例外呢?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大多数人的认同就等同于历史规律，人类社会可能就止步于原始社会了;新制度、新道路的开辟，总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历史潮流不取决于一时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是否遵循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甚至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对于某种“普世价值”的颠覆。
资本主义必然是对封建社会的“尊贵血统”和“家族荣誉”一类价值共识的颠覆，而社会主义则必然是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一类价值共识的颠覆，这难道还需要论证吗?反过来，成功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共识的共产主义，就必然被现今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共识”视为洪水猛兽般的“恶”，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这也驳斥了一些人试图通过划分价值和价值观、把“普世价值”冒充为普遍真理的辩称。如果把“普世价值”视同普遍真理，就必须具体分析共产主义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超越，而不是抽象地谈论和全盘接受当今流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
由此可见，应该把能够使我们对非资本主义独有的价值作出自己解释的价值依托，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这些价值依托主要是：人民至上、劳动伟大、共同富裕等。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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