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2007年开始的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不只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而是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这场危机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已经持续多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西方许多界别人士“重新发现”马克思，并且在各个领域程度不同地有所表现;同时，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使得西方学者在检视他们自己的相关理论，不少人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他们“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许多重要理论对于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分析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前途、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等，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和历史路径，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方面都有重要启示。
关 键 词：金融和经济危机;西方社会;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
简介：吴易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近几年，国外许多媒体报道：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西方重现“马克思热”，马克思在西方重新“走红”，马克思“幽灵”再次在西方“游荡”，“马克思又回来了”。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这是当前令世人十分瞩目的重要现象。西方为什么会在当前“重新发现”马克思?西方社会各界人士“重新发现”马克思有哪些表现?西方学者“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哪些重要理论?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对我们有何启示?尝试研究并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背景——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
从2007年夏季开始，西方许多国家先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到2013年夏季，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6年。在资本主义经济史和危机史上，如此漫长的严重危机是不多见的。这场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不只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而是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这场危机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已经持续多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西方“重新发现”了马克思。
(一)经济危机
本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起源于美国。美国媒体、政要、商界和学界起初只认为发生了金融危机。当危机从虚拟经济进入实体经济后，一些西方学者认识到金融危机已经发展为经济危机。美国研究经济周期的权威机构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正式承认，美国发生了“经济衰退”。该研究局所说的“经济衰退”一语就是指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用了“经济衰退”一语，而且在有的场合也用了“经济危机”一语。
考虑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西方学者有的说这场经济危机是“历史上最类似大萧条的”经济衰退;有的称这场危机为“大衰退”，以区别于普通的经济衰退;有的甚至认为这不只是“大衰退”，而是“大萧条”——西方所说的“萧条”是经济危机中的大危机，“大萧条”是特大的经济危机。
2007年夏季，美国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金融公司陷入危机，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次贷危机的全称是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危机。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国次级信用抵押贷款证券市场两家规模最大的金融公司，二者的业务量占美国抵押贷款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两家“大得不能倒”的金融公司陷入困境，引爆了全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迅速向各种信贷领域蔓延，发展为包括房贷危机、车贷危机、信用卡危机、学生贷款危机、银行与企业间贷款危机、银行间拆借危机等全面的信贷危机。
美国信贷危机又迅速发展为包括投资银行危机和商业银行危机在内的银行危机。在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排名第四的雷曼兄弟公司因持有大量次贷证券和其他证券化资产，在次贷危机中蒙受巨额亏损，于2008年9月15日宣布破产。这标志着美国投资银行危机爆发，也标志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在银行危机中，美国被依法关闭的银行总数迅速上升，从2007年的3家上升为2010年的100多家。美国的次贷危机、信贷危机和银行危机等构成了系统性金融危机。
美国从虚拟经济开始的危机很快进入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是以各种有价证券(股票、证券、金融衍生品等)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在交易和流通等运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实体经济是以商品和劳务形式存在的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运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美国实体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是建筑业、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在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实体经济中的这些产业很快陷入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这三大支柱产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又导致各自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的危机。经济链各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使整个实体经济陷入危机。实体经济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虚拟经济领域的危机。
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发达国家，又很快蔓延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在欧盟国家和欧元区国家，经济领域的系统性危机除了表现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还突出地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是以国家主权为担保的公共债务危机。在欧洲，首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是希腊。在美国危机蔓延到欧洲之前，希腊曾经有过连续十多年的较快经济增长。美国危机蔓延到欧洲时，希腊在2009年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紧接着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迅速蔓延到许多欧洲国家，在两年多时间内，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在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国际舆论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欧洲。实际上，美国和日本的主权债务风险十分严重。美国主权债务风险和“财政悬崖”风险是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是全世界发达国家中政府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
陷入系统性危机的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恶化，失业率急剧上升，包括薪金、养老金和社会福利在内的居民收入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到期债务数额和债务累积规模巨大，财政赤字率超高，主权信用评级遭到降低，社会矛盾激化。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倒退。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设立的衡量标准，在这次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以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①
(二)社会危机
现在西方学界、政界以及国际组织中，有人看出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危机，而且还有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挪威《晚邮报》2012年5月16日报道，挪威首相斯德尔滕贝格接受采访时说，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已转变为社会和政治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任尚达曼说，这场危机不仅仅是银行和公共部门的财务危机，也是社会和政治危机。②
陷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重灾区的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为了争取救助以缓解危机，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导致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走投无路的受害者被迫奋起反抗，连续不断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和大规模罢工，多次出现暴力冲突。西方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西方政界许多人都知道，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失业率，特别是青年一代的高失业率。很能说明这一点的是2012年1月2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非正式峰会。这次峰会的主题不是欧元问题或救助主权债务危机重灾区问题，而是增长和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就业问题。据欧盟委员会2012年1月《欧盟就业和社会状况报告》的数据，欧盟27个成员国2011年第四季度平均失业率高达9.8%，同年11月欧盟青年平均失业率高达22.3%，西班牙和希腊等国青年平均失业率更高，已接近或超过50%。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会前发表声明，要求欧盟国家采取特别措施增加青年就业。他说：“决不能接受欧盟近1/4的年轻人失业。”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说，目前欧洲失业人数已达到2 300万人。
陷入重灾区的西方国家社会危机重重。这里重点考察希腊大骚乱、英国伦敦骚动和全国大罢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来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中的社会危机。
希腊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深重的国家之一。为了获得“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贷款，希腊政府被迫多次采取紧缩政策：裁员、减薪、降低养老金、推迟退休年龄、削减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增税、国有企业私有化、缩简政府机构和裁减公务员等。紧缩措施迫使大批工人、教师、学生、医生、护士、退休人员以至公务员等多次走上街头抗议。游行群众与警察多次发生冲突，暴力示威持续蔓延，出现社会骚乱。较为典型的一次大骚乱发生在2012年2月13日，当天希腊议会承诺实施“二战”以来最严厉的紧缩政策。这时议会大厦外“整个国家都在燃烧”，10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议会承诺实施紧缩政策。蒙面人纵火和抢劫案发生多起，抗议者与防暴警察发生严重冲突。雅典多座历史性建筑被付之一炬，暴力示威从雅典街头向全国扩散。西方媒体称，欧洲就是一个火药桶，而希腊则是一个点燃的导火索。
英国伦敦骚动和全国大罢工是英国社会危机中两大事件。伦敦骚动的直接原因是英国下层阶级抗议大量失业和政府削减社会福利。2011年8月6日，伦敦发生群体骚乱。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多人被捕。伦敦骚乱迅速蔓延到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城市，再蔓延到曼彻斯特、索尔福德、诺丁汉等城市。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并分析说：“伦敦骚乱：下层阶级爆发了。导致伦敦骚乱者产生的原因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以及完全忽视这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阶层。”③
不同政治观点的评论家对伦敦骚动持不同的论断。对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说：“伦敦骚乱促使右翼评论家指责流氓行为，而左翼评论家则指出这是对英国经济不稳定及财政削减计划的失望。”他尝试用阶级观点分析伦敦骚乱，说：“伦敦的骚乱不只是关于年轻人、种族甚至民族，而是关于阶级以及阶级之间对立的加剧。这股力量不是伦敦独有，也在全球许多大城市都发挥作用。”④
伦敦骚乱之后不久，英国政府关于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员工每月缴纳养老金数额、降低最终养老金收入水平的“改革计划”又激怒了英国广大工人和民众，引发了一场3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工会罢工。参加大罢工的不只是工人和民众，就连公务员、警察、移民边检人员、监狱管理人员、大学教师等也加入了大罢工。英国全国24小时大罢工于2011年11月31日爆发，“200万民众上街保福利1 000场示威遍布全英伦‘世纪大罢工，扫荡英国”——这是《环球时报》2011年12月1日报道此次大罢工所用的醒目标题。大罢工时，城市交通瘫痪，学校关门，医院停转，垃圾无人清理，街区被示威者占领。
除了希腊和英国，欧洲发生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大罢工、社会骚动的国家很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2009年1月29日在法国约200个地区爆发的250万工人大罢工。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7月25日引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的话说，欧洲局势“艰难、非常艰难、非常艰难、非常艰难”。
“群体骚乱：今天是英国，明天会是美国吗?”这是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1年8月9日发表的雷蒙德·邦纳的文章就敦骚动时提出的预警性问题。文章说：“尽管眼下的经济危机中心在欧元区，但连续几届的英国政府却合力孵化了贫穷、不平等和不人道的社会状况，而金融动荡又让这种状况雪上加霜。……伴随着人祸的还有市场失败(又译市场失灵)。……经济危机和人祸是恶性循环。”邦纳看到美国与英国患有相同病症：“这里描述的(英国)不也正是今天的美国吗——贫富差距加大，失业，以及失望的下层阶级?”邦纳以提问形式所暗示的预言一个多月后便成为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现实。
美国空前规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于2011年9月17日在纽约爆发。这一运动是美国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媒体所称的“思想灵感”和“行动灵感”对运动参加者有启示作用。
关于“思想灵感”，人们注意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1%”和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戴维·德格劳的“99%”。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5月《名利场》杂志撰文抨击美国金字塔社会塔尖上的“1%”，指出美国现状是“1%的人拥有，1%的人统治，1%的人享受”。德格劳在2010年撰文讨论美国危机根源时说，99%的美国人形成共同阵线要求改革，现在是时候了。
斯蒂格利茨的“1%”，德格劳的“99%”，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的“思想灵感”。占领者们在运动中团结最大多数，把反对的矛头指向极少数。“我们是99%”，“反对1%”成了运动最耀眼的、最能动员群众的示威标语和口号。媒体还注意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加拿大《反消费主义》杂志(Adbustersde，又译《消费克星》杂志)的思想联系。有报道说，“该杂志主编卡利·拉森强调，美国1%的富人享受着巨额分红、税收减免，而其余99%的人承受失业、丧失房产等巨大压力，灰暗的未来令他们出来抗议。”⑤不过，媒体总是说，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并无具体领导者。来自匿名者的积极行动分子鼓励该组织的成员参与这个活动，从而使得该运动得以壮大。”
关于“行动灵感”，媒体注意到，“行动灵感来自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发生在2011年埃及革命期间的开罗塔利尔广场周围的集会与示威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模仿“阿拉伯之春”的提法，称自己的行动是“美国之秋”。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社会危机的突出表现。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具震撼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口号是：“我们是99%，反对1%。”占领华尔街活动开始于2011年9月17日，背景是源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火索是美国的高失业率。运动爆发地是纽约曼哈顿，祖科蒂公园成为示威者的“大本营”。示威者试图占领华尔街。在现场的记者当天报道说，就像“9·11”当天的情形，金融区处处路口都有警车，持枪的警察警惕地盯着示威者及来往路人。运动参加者主要是失业者、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和社会青年。运动期间，一些导演、明星和其他社会名人也来现场助阵。
占领者诉求很多，从解决青年失业、降低大学学费，到支持工会组织、加强对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增加富人和公司税收，再到禁毒、反对转基因食品等，应有尽有。但是，在对华尔街无止境的贪婪、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暴露的弊端和造成的灾难、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放纵和失职表示强烈不满方面，占领者的诉求相当一致。他们通过自办网和报纸(《被占领的华尔街日报》)、标语、口号等多种方式反对金融巨头和大公司的贪婪，反对社会不平等，抗议金融资本与政治权利相勾结。
美国新闻评论网站Pajamas Media写道，这是示威者的“愤怒日”，可能意味着在美国点燃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美国自由企业保卫中心执行副总裁阿诺德忧心忡忡地警告说，“美国的极端分子正计划数百个同时的暴力起义，试图推翻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制造马克思主义式的革命”。⑥
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向美国各地蔓延，“占领旧金山”、“占领芝加哥”、“占领洛杉矶”、“占领西雅图”、“占领波士顿”等运动一个接一个地爆发。到2011年10月上旬，“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蔓延到美国1 083个城市。运动的网站是“一起占领(occupy-together)”。⑦
大多数示威活动是和平进行的，但仍不时发生示威者与警察冲突，先后多人被捕。最大规模的逮捕发生在2011年10月3日，占领布鲁克林大桥的700多名抗议者被纽约警方逮捕。
2011年11月15日，美国纽约警方在凌晨展开突击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活动的大本营曼哈顿祖科蒂公园进行彻底清场，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首次被强制驱逐。在清场过程中，约200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据法新社报道，共有82个国家的951个城市爆发示威，这是全球占领运动最大的力量展示。⑧
美国政要对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持态度存在很大差异。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罗姆尼谴责占领者挑起“阶级冲突”，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坎托指责占领者“挑动美国人反对美国人”，说他们是“暴徒”。⑨然而奥巴马承认，占领华尔街运动显示民众对美国金融体系存在的普遍不满。美国副总统乔·拜登承认，不断蔓延的“抗议华尔街”运动表明，美国民众对日益恶化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感到愤怒。拜登在华盛顿创意论坛中说：“这场抗议运动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与美国民众的协议已经破裂。美国民众认为这个系统不公平。”⑩
(三)政治危机
西方学界、商界、政界都有人认识到，在这场系统性危机中政治危机占有重要地位。
法国《回声报》2011年10月7日发表该报子刊《焦点》月刊总编埃里克·勒布歇《世界危机首先是西方政治危机》一文说：“金融危机演变成了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引发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又导致了政治危机。”该文既说明西方政治危机的源头，又强调西方政治危机的突出地位。
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总裁乔治·弗里德曼对危机的实质提出自己的见解：“当前，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其实质是一场政治经济危机。”他分别论述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危机。关于美国的政治危机，弗里德曼认为，在美国，“操控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因为私利几乎违反了信托行业的所有准则，将社会和道义上的责任统统抛之脑后，这背后隐匿着巨大的政治危机”。关于欧洲的政治危机，弗里德曼认为，“欧洲正面临两场因经济原因而起的政治危机——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根本是一丘之貉;另一场危机则完全是典型的欧洲危机——欧洲的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互不信任，很可能演化为一场欧盟的生存危机”。弗里德曼强调：“政治危机的后果是最可怕的”。(11)
如前所说，像挪威首相斯德尔滕贝格这样的西方政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任尚达曼这样的国际组织高官都认识到西方已经发生了政治危机。
连续数年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严重困扰西方国家政府，导致这些国家发生政治危机。此次西方政治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政府危机。不少西方国家政府被西方媒体所说的“倒台病毒”传染，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在西方政治危机中，第一个倒下的是比利时首相伊夫·莱特姆。他被西方媒体称为西方政治危机的“第一个受害者”。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蔓延到希腊时，莱特姆向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提交辞呈，辞去首相职务。2009年，由于新首相范龙佩出任欧盟主席，莱特姆才意外地重任比利时首相。比利时政坛混乱，党派纷争激化。莱特姆于2010年4月22日又向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提交辞呈，到2011年4月22日，比利时整整一年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此期间，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前后6次任命负责组阁事务的7位协调人，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历时最长的政治危机，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比利时人说，“人们都不希望创造这个耻辱的记录”。对党派纷争感到厌倦的两万多人走上布鲁塞尔街头，举行“耻辱”大游行，呼吁各政党领袖尽快进行坦诚对话，组成联合政府，早日结束政治危机。
在西方政治危机中第二个倒下的是冰岛保守派吉尔·哈尔德政府。美国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9月15日破产，几天之后冰岛爆发金融危机。同年10月，冰岛全国三家最大的银行宣告破产，冰岛接着陷入经济危机。民众对政府十分不满，哈尔德政府于2009年1月26日被迫宣布辞职。哈尔德本人受到指控，他是因金融和经济危机遭到起诉的唯一西方政要。
继欧元区成员国比利时和欧盟成员国冰岛之后，受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强烈冲击的欧洲政坛局势不稳，欧元区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政府倒台事件频繁发生。
在欧元区成员国中，继比利时政治危机之后，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也都陷入政治危机。2011年3月，爱尔兰总理布莱恩·考恩下台;2011年3月，葡萄牙总理若泽·苏格拉底政府下台;2011年11月9日，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政府倒台;2011年11月12日，意大利民众涌上罗马街头，高呼口号，要求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下台，同日贝卢斯科尼被迫辞去意大利总理职务。贝卢斯科尼政府倒台的次日，意大利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被任命为总理。2012年12月21日，被称为“灭火队员”的、上台才一年多的蒙蒂政府辞职。2011年11月20日，西班牙议会选举，结果是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遭到惨败，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下台。荷兰是继上述欧洲五国之后陷入政治危机第六个欧元区国家。2012年4月23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内阁辞职，政府下台。2012年5月15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下台，黯然搬出爱丽舍宫。
在欧盟成员国中，继冰岛政治危机之后，英国发生政治危机。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败北，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下台。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特别是东欧的欧盟成员国，也先后爆发了政治危机。
在欧洲政治危机中，右翼势力在欧洲政坛抬头，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欧元区成员国的政治危机导致欧元区能否继续存在的信心危机，“欧元区解体”的预测不时出现。同样，欧元区危机和欧盟成员国政治危机也导致欧盟能否继续存在的信心危机，“欧盟解体”的预测也不时出现。
美国政治危机与欧洲国家政治危机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强烈冲击下，美国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相互依存关系被充分暴露，占领华尔街运动对金融资本与政治权力相互勾结表示强烈抗议和极度不满，恶性竞争的两党政治导致国会分裂，分裂的国会险些导致美国从“财政悬崖”边缘坠崖，险些导致主权债务违约，受到各方强烈谴责的美国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完全不受任何法律制裁，政治精英想方设法给金融精英控制的金融体系大量注资，并默许金融精英继续掌控金融体系。这一切使美国政治民主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四)意识形态危机
这里讨论的意识形态危机不是指全面的意识形态危机，而是特指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危机。新自由主义危机既包括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危机，也包括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构建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危机。现在重点讨论前者，后者在本文讨论经济危机时已有过论述。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了两篇涉及意识形态危机的文章：一篇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帕尼奇的文章，另一篇是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研究员马特·伊格雷斯亚的文章。帕尼奇说：西方再现马克思热和《资本论》销售热“标志着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很明显，帕尼奇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恐慌”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说，帕尼奇所说的意识形态恐慌就是新自由主义危机。伊格雷斯亚说，“这是一个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习的时代”。这一提法表明他实际上感觉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陷入危机。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这场危机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危机”。他说，意识形态危机是指“由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导致的危机”。斯蒂格利茨2011年7月6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文，指出：“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认为，从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任美国总统到2007年危机爆发，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全盛时期，“目前由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导致的危机还在继续，远未结束”。可见，斯蒂格利茨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是指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所说的意识形态危机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危机，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危机或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斯蒂格利茨划分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全盛时期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危机时期。在美国，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全盛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出任总统到2007年危机爆发，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危机时期从2007年开始，现在还在继续。
斯蒂格利茨论意识形态危机的文章发表后，意识形态危机即新自由主义危机成为西方许多人的共识。西方报刊和网站出现了不少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报道、访谈和文章，异口同声地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严重后果。
在西方学界，意识形态危机、意识形态恐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信仰危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危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危机、自由放任主义危机、美国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等多种用语同时并存，实际上都是指新自由主义危机。
西班牙《起义报》2012年1月15日报道，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接受采访时说：“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这场危机迟早会以某种形式爆发，但它在2007～2008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美国爆发了。”迪梅尼尔在这里把这场危机看做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危机。
西班牙《先锋报》记者拉斐尔·波奇2013年12月27日在西班牙《起义报》发文说：“今天伴随着全球变暖危机以及前所未有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整个世界都处于危机之中。”在这里，波奇认为，除了生态危机，导致全球危机的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英国历史学家埃·霍布斯鲍姆指出“所谓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市场万能论”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没有现实性。他说：“过去数十年里，人们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宗教信仰而缺乏现实性。马克思早就曾警告过，以剥削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摧毁。”(12)霍布斯鲍姆说：“‘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自本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资本论》的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理论的中心就是批判和解析资本主义。”霍布斯鲍姆不仅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而且认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导致马克思的回归。
英国学者迈克·约翰逊认为，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肯定会被抛弃。他说：“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了很多问题。……面对经济危机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13)
美国安迪·斯特恩认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正在被丢弃进历史的垃圾箱。他说：“曾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在各个国家都应当成为经济团队时，‘美国队’的成绩单惨不能睹。这将激励美国领导人反思，而非总是沉溺于已千疮百孔的自由市场极端主义。”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原来是“历史终结论”的主要鼓吹者，断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然而在本次危机中，福山的观点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美国《外交》双月刊2011年3/4月号刊载南希·伯索尔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该文认为，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即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前途做了估计：“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面对失业威胁的民众期望政府能够提供一定社会保障。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批评美国一些机构仍在对美国式资本主义抱有幻想，指出国家干预经济的理念将得到提升。关于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的关系，伯索尔和福山提出了新的预言：“很多美国机构认为，经济增长面临的威胁更多来自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而不是市场失灵。鉴于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这种看法有可能开始转变。这场危机和一些国家对其做出的有效反应很可能提升一种理念，即发展中国家称职的官员能够高效率地处理国家对生产部门的干预。”(14)这一预言的核心内容是，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威胁是市场失灵，随着美国式资本主义跌下神坛，发展中国家高效率地干预经济的理念很可能提升。
甚至在西方商界，也有人谴责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大投资家乔治·绍罗什在接见彭博社采访时说，“目前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要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所信奉并推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以为市场具备自行调节机制。”(15)
(五)生态和环境危机
这里讨论的生态和环境危机是指生态平衡严重破坏和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所形成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和环境危机的根源。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是盲目和过度生产活动的第一推动力。而盲目和过度的生产活动，使自然史上长期形成的生态系统和相对稳定的生态结构遭到严重破坏，使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严重恶化。
生态和环境恶化有种种表现：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和短缺、土壤侵蚀和土地沙漠化、气候异常、森林面积大量减少、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天然湿地干涸、生物多样性锐减和环境质量恶化，等等。
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和环境日渐恶化，公害不断。美国1934年5月席卷大部分国土、刮走3亿多吨肥沃土壤的黑色风暴事件，英国1952年伦敦雾霾造成1.2万人死亡事件，日本1956年水俣病事件等，都是闻名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和环境危机的重大公害事件。
在西方发达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危机、生态和环境危机也被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以邻为壑，不仅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而且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和环境危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将制造污染源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等，是发达国家常用的手段。其目的是改善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和环境，把污染带给发展中国家，让巨额利润流回西方发达国家。就发展中国家自身而言，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是加剧本国生态和环境危机的重要因素。
在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概念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研究生态学的不同学派，各派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持有不同观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研究自然存在的生态体系内的关系，而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从新的视角对生态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认为西方国家的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在推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时，研究了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由生态危机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
生态和环境危机是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一些学者注意研究的系统性危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的从“目前生态环境的理解认识方面”重新认识马克思，有的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方面重新认识马克思，有的从马克思“对环境问题的预测”方面重新认识马克思。本文第三部分“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将对此进行具体论述。
以上分别考察了西方国家在本世纪初爆发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生态和环境危机，这些危机相互交织、互相影响，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在这场系统性危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起了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而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等又反过来加深经济危机。
由上述可见，西方学者除了普遍注意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外，一些学者对危机的认识还有自己的独到视角，他们有的注意到社会危机，有的注意到政治危机，有的注意到意识形态危机，有的注意到生态和环境危机。在多种危机关系问题上，有少数西方学者甚至意识到这场危机是“系统性风险”或“系统性危机”;但是他们存在共同的局限，就像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等一批教授于2009年7月25日联名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上书所陈述的那样，“都没有将系统性风险视作一个整体。”(16)
这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性危机，是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危机，也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
二、西方多界别人士“重新发现”马克思
在本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中，“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情况在西方许多界别人士中都程度不同地有所表现。
(一)西方读者“重新发现”马克思：《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再度畅销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许多读者都在深思危机的根源。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原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都找不到答案，更找不到符合现实的正确答案。这样，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找到了正确答案。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西方再度热销，国内外媒体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和评议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自从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以来，英国各界对“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兴趣倍增，《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名篇大作颇为盛行。
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10月20日报道说，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开始热销。德国一家出版社经理对记者说：“马克思再一次成为了时髦。我们又有了对这场金融危机感到恼火的新一代读者，他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最终证明是一个虚假的梦。”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斯图尔特·杰弗里斯2012年7月4日发表《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一文说：“人们重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感兴趣。马克思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销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激增，《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是如此。它们的销量增加正值英国工人救助银行，以使这个衰败的体系保持运转，让富人安享优裕的生活，却使我们大家债台高筑，工作朝不保夕，或者境况更为糟糕。”
英国《每日邮报》2008年10月16日报道：“当前，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在民主德国地区重新成为畅销书，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眼下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该报记者采访德国民众时得到回答：“我们当年在学校里都读过《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恐怖景象的描述，现在看来事实的确如此，马克思的说法可谓一针见血。”
德国柏林卡尔·迪茨出版社经理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马克思又回来了。”他们出版的《资本论》最近再度成为畅销书，销量是1990年的100倍。(17)《光明日报》记者也报道了这家出版社经理的谈话：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新热起来，反映了社会当前所面临的状况，“社会遇到的问题越多，就会有更多的人试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答案。”(18)
德国《新德意志报》发表专栏文章解读西方当前出现阅读《资本论》热的缘由：“有那么多的思想家，为什么要对马克思感兴趣?是因为他的著作。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热潮。其原因也许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符合现实的。”(19)
法国《非洲亚洲》期刊2010年9月号《马克思在进攻》一文论及马克思著作热销情况时说：“马克思回来了，马克思著作研讨会越来越多，书店里摆满了再版的马克思著作，尤其是最重要的《资本论》。”该文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几乎完美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只懂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资本的统治者、获利者依赖全球几亿被剥削者的剩余劳动而生活的体制的矛盾激化。在发达国家，人们再次小声地称呼这些被剥削者为‘无产阶级’”。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帕尼奇题为《十足现代的马克思》一文说：“经济危机再度掀起了人们对卡尔·马克思的兴趣。《资本论》在全球的销量一路飙升(仅德国一个出版商在2008年就售出了上万册，而前一年仅售出百余本)，这标志着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
丹麦学者李彤在《〈共产党宣言〉预见到了今天》一文中说：“从任何角度而言，《共产党宣言》对今天资本主义发展和全球性扩张分析的正确性甚至比在1848年它问世时更为显著。”(20)
(二)西方青年“重新发现”马克思：大学生自觉组织学习和研讨《资本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西方大学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取代。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后，美国名校哈佛大学发生了学生退课事件，许多学生集体退掉一位名教授原本叫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课程。学生发表公开信说明了退课理由：这位名师教学倾向保守，教出的弟子很多成了金融界决策者或银行家，这些人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和诱发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21)
与不愿听西方主流经济学课程特别是不愿意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课程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西方国家一些大学的学生积极开展“重新发现马克思”活动，自觉组织学习和研讨马克思《资本论》。对此，加拿大约克大学客座教授马尔切洛·穆斯托在《马克思——伟人回归》一文中论述了英语国家的有关情况。该文说：“在英语国家，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研讨会和大学课程重新流行起来。”(22)
“一个幽灵正在德国的大学里徘徊”——这是德国《明镜》在线一篇文章模仿《共产党宣言》的话语对洪堡大学、弗赖堡大学开展“重新发现马克思”活动情况的描述。由学生组织发起，这些大学举行“重新发现马克思活动”开幕式，阶梯教室和大课教室座无虚席。在该项活动中，德国至少有31所大学以学习小组、讨论会等形式组织学习马克思《资本论》。(23)
严重的危机使西方年轻一代读者产生了阅读《资本论》的热情。德文版《资本论》出版者说，现在《资本论》的主要读者是青年学生，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大爆发告诉青年一代，新自由主义的诺言并没有实现。(24)德国一位研究者说，金融危机持续使人们想到了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分析，课堂上讲授的新自由主义已不再是什么“金科玉律”。(25)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埃尔玛·阿尔特法特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很多大学又趋于流行，大学生头脑不再只被新自由主义所占据。”(26)
德国不莱梅大学教授赫伯特·奥秉格尔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将来有可能回归那些由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理论把持的大学阶梯教室。他还说，应该让学生了解一些对于资本主义批判性的观点，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其中最重要的。(27)
现在我们把注意的目光从美欧转到东亚。在日本，《青年们，读马克思吧》是内田树和石川康宏两位教授以通信形式撰写的通俗读物，深受日本青年读者的欢迎，在很短时间内销售量达到30万本。其他几种马克思入门读物也在日本书店上架，日本还推出了《资本论》的漫画版。(28)在韩国，《资本论》译者、东亚大学教授姜信俊2011年在釜山为普通听众多次开设资本专题讲座。2012年，他在首尔举办《资本论》特别讲座，150个座位的大教室济济一堂，前来听讲的主要是青年学生。姜信俊说：“2008年爆发美国大恐慌后，没有一名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对全球经济衰退给出答案。在重新讨论恐慌后整个体系时，人们发现马克思的理论依然有效。”(29)在韩国，解释马克思《资本论》的通俗读物深受年轻人的欢迎。(30)其中译自日文的《青年们，读马克思吧》第一版一个月内就销售一空。(31)
(三)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学术界恢复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
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中央马恩研究院开始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这一版本通常被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MEGA1)》。但只出了14卷，便由于复杂原因而中断。
20世纪60年代，莫斯科马列研究院与柏林马列研究院合作，重新编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这一新版本通常被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但是，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使这一历史考证版第2版的编辑出版工作受到致命影响。
现在，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活动中，国际上各界人士的奔走和呼吁使历史考证版第2版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得以延续。对此，加拿大约克大学客座教授马尔切洛·穆斯托2012年7月19日在《日本时报》网站发表《马克思——伟人回归》一文说：“伴随这种重新发现(马克思)而来的是，学术界恢复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这个新的德语版分成4部分：(1)作品和文章;(2)《资本论》及其所有的准备文稿;(3)信件;(4)摘要笔记。在计划出版的114卷当中，目前已出版58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各种版本中最具学术权威性，最为完整地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述和这些著述的各种文本，并配备详实的相关资料。这对在国际范围内深入和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西方公众“重新发现”马克思：英国热烈庆祝马克思图书馆创立75周年
2008年12月10日是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克拉肯韦尔格林大街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创立75周年纪念日，很多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和工会领袖汇集在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伦敦大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在会上致辞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做出了最为有力和深刻的分析。”马克思纪念图书馆馆长约翰·卡洛在纪念会上说：“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今天在此举行‘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成立75周年活动，就是为了纪念马克思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即使是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帮助人们理解和解决金融危机上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英国庆祝“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成立75周年活动引起全球媒体关注。《光明日报》记者报道说，这是近两个月来欧洲国家掀起重读马克思著作的热潮之后，马克思及其学说再次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和青睐。(32)
《环球时报》报道并评论说：“如此热情对待马克思的场面相当罕见，令媒体惊叹。舆论认为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实体经济危机初露端倪的情况下，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激情耐人寻味，令人思绪万千。”(33)
(五)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纪录片《马克思和阶级斗争》在电视台播出，《资本论》将被拍成电影，马克思走进音乐剧《归来》
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活动中，西方国家的广播、电视、电影、音乐剧等以多种形式向广大听众和观众再现马克思的思想和形象。
英国广播2台2008年5月初的早间专题节目向听众讲解马克思针对贪婪的银行家所撰写的文章，主持人特里·韦根说：“现在，我们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东西。”(34)
德国电视2台2011年2月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部名为《马克思和阶级斗争》的10集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称，“没有一个德国人对世界的影响能超过马克思”。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深刻分析，现在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马克思有关的一切被重新关注，“马克思似乎回归德国人的生活了”。(35)
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活动中受到电影界的高度重视。据报道：“眼下，德国新电影之父阿历山大·克鲁格正准备将《资本论》拍成电影。”(36)
生活在伦敦的德国流行音乐歌手托比亚斯·金策尔在这场危机中被马克思激发起创作灵感，创作了音乐剧《归来》。金策尔对记者说：“人们重新对马克思产生了兴趣，是我创作这部音乐剧的第一推动力。音乐剧要首先抓住人们的兴趣。”据报道，该剧已经制作完成并开始排练，准备在德国首演。(37)
(六)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塑像重新树立，“马克思城”、“马克思大街”、“马克思广场”重新挂牌
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活动中，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一项重要事件是马克思塑像重返莱比锡大学校园，马克思许多塑像重新树立在一些城市的中心区。
人们记忆中的矗立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校园的高14米、重33吨的马克思巨大塑像在流离失所多年后，于2008年10月下旬重返校园。人们赞叹说，马克思回来了，马克思重新回到了欧洲人民大众的记忆中。
德国东部的开姆尼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多次去过的一个工业城市。在开姆尼茨市中心，人们现在又看到那座高13米、重达40吨的马克思巨型雕塑，雕塑的基座上仍然是清晰可见的用4种语言镌刻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马克思巨型雕像现在重新成为开姆尼茨的重要标志。
除了莱比锡大学校园和开姆尼茨市中心重新树立起马克思的巨型雕像，在德国的许多城市的中心地带也重新树立起马克思雕像。
在“马克思复兴”时期，开姆尼茨曾于1953年被命名为“马克思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马克思城”的标牌被摘除，旧名“开姆尼茨”被恢复。现在，在危机深重的2010年，开姆尼茨又重新被命名为“马克思城”，1953年的那一块“马克思城”标牌又重新挂起。
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除了开姆尼茨被命名为“马克思城”，还有不少城市的大街和广场被命名为“马克思大街”、“马克思广场”。但是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不仅“马克思城”的标牌被摘下，而且“马克思大街”、“马克思广场”等名称也被禁用。
在当前这场危机中，开姆尼茨“马克思城”的标牌重新挂起，许多城市的“马克思大街”、“马克思广场”等名称也都得到了恢复，“马克思”被认为是这些大街和广场的“金字招牌”。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目前有550条大街以马克思命名，以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命名的大街和广场也有243个。其中，柏林东边的“卡尔·马克思大街”长达2.3公里，被认为是“欧洲最长的纪念碑”。很多影片在这里拍摄和取景。
另据报道，在马克思广场举行婚礼目前成为青年人的一种时尚。记者描述了在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看到的情景：一对对青年身穿白色婚礼服，在老学者的主持下宣誓结为终身伴侣，然后朗诵马克思著作中的名言。
(七)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成为西方报刊的封面人物，马克思受到西方媒体的推崇
在以往一个时期内，马克思肖像曾与西方报刊无缘。但是，在当前这场危机中，马克思重新受到西方不少报刊的青睐，成了这些报刊的封面人物。
据报道，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最近在头版整版刊出马克思的巨幅肖像。该报配合马克思肖像发表文章说，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梦想正在破灭，而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证实。(38)另据报道，马克思肖像登上了《泰晤士报》的封面。2009年5/6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有马克思画像的封面文章。(39)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过去经常批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西方媒体，在当前危机中一反常态地在显著位置刊登马克思肖像。法国刊物《非洲亚洲》2010年9月号介绍了英、美、法等国家的这类报刊刊登马克思肖像的情况：“现在，报刊头条上频繁出现马克思的浓密大胡子，其中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时代》周刊、法国《问题》周刊等长期以来批评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媒体。”一向认为“马克思已经过时了”的德国《图片报》，2010年9月18日也发表标题为《马克思真的说对了》的文章。
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2012年1月31日发表题为《下一个马克思》一文，为美国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该文说：“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新方案将把经济学和环保主义融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这两个学科的方向。……如果下一位马克思正在某个地方奋笔疾书，未来可能会出现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日本时报》网站2012年7月19日发表加拿大约克大学客座教授马尔切洛·穆斯托题为《马克思——伟人回归》一文说：“如果一名作家永恒的青春包括他不断激发新想法的能力，那么可以说卡尔·马克思无疑依然年轻。……他的理论再次成为时下备受关注的话题——在许多方面，它们的流行速度令人惊讶。……许多国家的民众再度写到和谈到马克思。……许许多多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台专门介绍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和他观察1857年的危机即有史以来第一场国家金融危机时为《纽约论坛报》撰写的文章。”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特里尔·卡弗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引发经济衰退后，作为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英国越来越重视马克思思想。很多著名的新闻栏目以及主流报刊开始向普通观众和读者阐述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
(八)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名字和画像出现在民众游行队伍的标语牌上
在这场危机中，西方国家发生了许多起大规模游行示威。十分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名字和画像出现在民众游行队伍的标语牌上。
法国《非洲亚洲》月刊2010年9月号《马克思在进攻》一文说，在美国，“在危机肆虐之时，人们在华尔街前举起标语：‘马克思说对了!’”
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现了推荐马克思《资本论》通俗读物的彩色标语牌，标语牌上书名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MARX’S DAS CAPITAL FOR BEGINNERS)，并配有马克思巨幅画像。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高举的标语牌上，有多条写着“阶级斗争”。
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主编、纽约城市大学名誉教授大卫·莱伯曼对《人民日报》记者说，今天的“华尔街占领者”对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的东西更感兴趣。(40)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影响了欧洲，德国民众也打出“占领法兰克福”等旗号纷纷走向街头，举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示威。游行队伍举着各种标语，其中十分显眼的是“读读马克思吧!”“我们是那99%的大众”。(41)
(九)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马克思故居博物馆成为欧洲最热旅游胜地
当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时，马克思家乡特里尔的游客急剧增多，马克思故居博物馆成为欧洲最热旅游胜地。该馆馆长彼崔克斯·波维尔说，近来的危机使“世界重新燃起了对他(马克思)的关注”。(42)
200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马克思博物馆的游客在10月末就已经达到4万人，其中中国游客大约有1.2万人。为了满足中国游客的需求，马克思博物馆增设了中文路标，并提供中文讲解器。各国游客对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和影响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在留言簿上留言。两个月内在博物馆留言簿上留言的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43)
有报道说，参观者千里迢迢地从许多国家来特里尔，都亲耳“聆听”这位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批判家”是如何分析经济危机的。(44)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马克思故居博物馆馆长说：“我记不清听到人们这样讲了多少次：‘这个人(马克思)是对的。’”(45)
英国伦敦马克思墓的拜谒者人数也比往年增多，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马克思墓纪念碑上方是马克思塑像，墓碑镌刻着伟人语录，顶端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底端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墓园的工作人员对《人民日报》记者说：“这座墓园的参观者主要是为拜谒马克思而来，最多时每天有超过600人入园参观。……马克思墓前几乎总是有鲜花，那代表着他对人类做出了值得尊敬的贡献!”马克思墓拜谒者说，马克思是一位时代的伟人。(46)
(十)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商界、宗教界、政界人士阅读或评论马克思
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期间，西方商界、宗教界和政界也都有所表现。
关于西方商界人士“重新发现”马克思有报道说，在西方商界，“连银行家和经理们也开始读《资本论》，试图理解他们对我们干的那些事。”(47)他们“干的那些事”指什么?这项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或许就是金融危机以来经常受到广泛谴责的金融家贪婪、高管的高额薪酬和奖金、制造金融泡沫和引发金融危机的责任等那些事。还有报道说，经济界的亿万富翁对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颇为害怕。例如，《非洲亚洲》月刊2010年9月号《马克思在进攻》一文提到法国拉加代尔总裁阿诺·拉加代尔的话：“人们几乎要喊出来：‘马克思，回来吧!’这些人疯了!”肯定不是这些人疯了，而很可能是这位亿万富翁被他自己的“人们几乎要喊出来：马克思，回来吧!”这一预感吓疯了。
关于西方宗教界人士“重新发现”马克思，法新社2008年9月25日自伦敦报道说：“英国圣公会领袖今天谴责股市投机者是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中获利的‘银行抢劫犯’，并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呼吁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并且表示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的部分观点是正确的。”宗教领袖承认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之父马克思的“部分观点是正确的”，给马克思以部分正面评价，这可谓难得，也许是广大教徒在危机中的情绪和思想使然。
关于西方政治界人士“重新发现”马克思有报道说，德国时任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在金融危机中评论马克思说：“马克思的一部分思想真的不错。”(48)给马克思部分正面评价，这在西方政要中尚属少见。对此，德国《汉堡晚报》评介说，马克思的魅力真是无穷无尽，就连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也开始阅读《资本论》。还有报道说，在法国，马克思的追捧者中不乏名声显赫的大人物，就连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在手捧《资本论》，并让人照相。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埃尔玛·阿尔特法特在《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一文中也论及萨科奇和施泰因布吕克。关于萨科奇，他说：“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有意让人拍下他在读《资本论》的照片。”关于施泰因布吕克，他说：“德国当时的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也认为，‘部分马克思思想十分有益’。”阿尔特法特的这篇文章还论及德国前联邦宪法法官恩斯特—沃尔夫冈·博肯福德在危机中对马克思的评价：鉴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非人性特征”，“马克思预言的现实意义无从躲避”。(49)
有的媒体说萨科奇在刻苦钻研《资本论》。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根据萨科奇一贯的政治表现，人们很难相信他真的会刻苦钻研马克思《资本论》。至于捧着《资本论》照相，那不过是作秀，为的是争取“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民众的选票，提高对自己的支持率。
与法国时任总统萨科奇捧着马克思《资本论》有意让人照相的报道相比，更令人忍俊不禁的也许莫过于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被人扣上“马克思主义总统”政治帽子的报道。法新社2013年3月16日自马里兰州奥克森山报道，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年会在华盛顿附近举行，吸引了共和党极端保守派3 000人参加，会议开始为下次大选“造星”并积蓄能量。这次会议“围剿”奥巴马，说奥巴马内心信仰“马克思主义”。会议上散发的材料称奥巴马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总统，理由是“他(奥巴马)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言论，为的是让美国人民闹分裂和对立。”在美国，奥巴马被扣上“马克思主义”总统和“搞阶级斗争”的政治帽子。这一奇怪现象的实质是美国右翼政治势力对民众“重新发现”马克思深感惶恐不安的一种扭曲表现。
三、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的重要理论
美国和欧洲相继深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时，西方学者在检视他们自己的相关理论的同时，不少人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这时，他们“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许多重要理论。西方学者的这些发现对于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分析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前途、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思想“照亮了当代社会”，“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现时代“是一个向马克思学习的时代”
在当前这场系统性危机之前，有的西方学者曾经预测：马克思理论与当前时代的相关性将被重新发现。这一预测已被当今的现实所证实。
西方一些学者在危机中“重新发现”马克思，认为现在应当学习马克思。他们充分强调马克思理论在现今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并用相近的话语惊人地宣告：“马克思还活着”，“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埃尔玛·阿尔特法特在《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一文中说：这场危机爆发时，“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再度发现”，人们在危机中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理论，“可以增进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理解，它能消除自我蒙昧，并助力政治实践”。文章借用德国一名政要的话说：“马克思预言的现实意义无从躲避。”(50)
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研究员马特·伊格雷斯亚在美国《外交政策》2009年5/6月号发表《这才是一个回到马克思的时代》一文说：“这是一个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习的时代，没有其他的时代能与之相比。”(51)
德国哲学家汉斯·海因茨·霍尔茨2008年5月7日在德国《青年世界报》发表文章说：“马克思还活着，因为他的理论今天依旧适用，其思想对我们的鼓舞并未停顿。马克思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为我们照亮了当代社会，指明了未来的道路。”
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的访谈录在英刊《国际观点》2010年10月号发表。他高度评价马克思的遗产的时代价值，宣布“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52)
加拿大约克大学客座教授马尔切洛·穆斯托发表《马克思——伟人回归》一文，突出地强调马克思理论在当今的现实意义，认为“重新发现”马克思是“伟人回归”，是“站在马克思这样的巨人肩上展望未来”。穆斯托说：“他(马克思)的分析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近现实。……马克思的理念远比他那个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如今，站在马克思这样的巨人肩上展望未来的新能力是个积极动向。”(53)
以上几位学者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评价在当今西方学界颇有代表性。在本次危机之前，在西方这类文章少见;现在，在一些西方国家报刊上类似的文章明显增多。
(二)“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
前面说过，西方政界和宗教界人士有极少数在当前危机中对马克思部分思想和观点给予肯定。与此不同，西方学界中对马克思部分思想和观点给予肯定评价的则为数不少，而且有的西方学者在当前危机中对马克思的全部学说都给予积极评价。这些学者有力地摒弃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
这里我们首先看看英国几位学者在马克思逝世1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约翰·哈特尼克强调马克思的学说是当今世界的真理，他说：“在马克思逝世130年后，他的学说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马克思尖锐深刻的思辨仍然激励着我们去探究。”哈特尼克还强调深入学习马克思著作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的著作对于任何有志上下求索、辨析当前经济乱局危机的学人都是必读宝典。……他的著作常读常新，仍将成为今后几代人的指路明灯。”(54)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特里尔·卡弗着重指出，今天英国越来越重视马克思思想，他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引发经济衰退后，作为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英国越来越重视马克思思想。很多著名的新闻栏目以及主流报刊开始向普通观众和读者阐述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英国的民众也从中了解和吸收了很多重要观点……。英国的学生此前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即资本主义是先进而且经世致用的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学说……让当代英国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55)
英国伦敦大学客座教授戴维·麦克莱伦用现实检验马克思理论之后，叹服马克思的远见卓识。他说：“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剖析。目前西方发生的经济危机更证明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析，尤其是关于信用及虚拟资本产生的阐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合实际。他对西方政治经济演变过程中的经济基础论述尤为重要。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理论的关注重新活跃，马克思关于消费不足、信用泡沫以及对环境问题的预测，再次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56)
以上是英国几位学者今天对马克思的高度评价。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大西洋月刊》2009年4月号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复仇》一文，强力推荐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的《〈资本论〉解析》一书的结论：“马克思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应当提到的是，英国学者纳森·沃尔夫和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等在这场危机之前就发现马克思全部思想和理论遗产都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沃尔夫在《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一书中说：“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马克思的每一主要思想都仍然非常值得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看，马克思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没有至少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粗线条的评价，我们将根本无法把握当今世界，以及当今思想界的许多方面。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应当对马克思的思想予以密切关注。”(57)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说：“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58)
还值得留意的是，当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处于低潮时，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中竟然有人看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念仍然充满活力。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例如，斯蒂格利茨1994年在美国出版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说：“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念不仅在第三世界，在其他地区仍然充满活力。”(59)
(三)马克思“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体系”是现在和未来的“精神支架”，马克思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方法”
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不是一种遗产，而是多种遗产。马克思的巨大贡献是在19世纪完成了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强力综合。马克思的这一综合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未来，都构成时代“精神框架”的一部分。
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的访谈录《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在英刊《国际观点》2010年10月号发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遗产，而是多种遗产”。本萨义德强调马克思的多种遗产现在仍然具有时代价值。(60)
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的遗产》中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19世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智识成果之一，它实现了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强力综合。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时，他知道，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得以形成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61)麦克莱伦还说：“由于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很多观点是和马克思的幽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这些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支架的一部分。”(62)
(四)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重新得到确认，剥削概念成为当代关于分配公平辩论中的用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曾经长期流行“资本主义无剥削论”，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
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罗默1982年的《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一书被认为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在西方国家发生过较大影响。但是，必须注意，罗默的剥削理论根本不同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而罗默的剥削理论则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做了修正。英国伦敦大学客座教授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的遗产》中注意到，在罗默此书出版后，“剥削概念已成为当代关于分配公平辩论中的用语”。(63)
与罗默不同，在当前危机发生之前，有少数西方学者就已经认识到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是科学的理论。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比较通俗地解释了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剩余价值论，批判了西方经济学家否定剩余价值和剥削的错误观点。斯凯思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劳动者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一定受到了剥削”。斯凯思明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定目标就是市场和实现剩余价值，利润动机和资本积累的需求体现了这一目标”。(64)斯凯思批评了西方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学者关于“不可能存在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的断言，坚持认为“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特征。……我们认为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65)斯凯思进一步论证说，阶级“在理解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时它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没有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能存在，反过来亦是如此。没有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能生产出剩余价值。相应地，资本主义也就不能扩大再生产。没有存在于剥削结构中、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和劳动，资本积累就无法实现”。(66)
在当前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重新肯定和确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德国学者埃尔玛·阿尔特法特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二重性分析，包括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生产过程二重性的分析做了肯定的评价，这实际上就肯定了马克思分析和论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方法。他说：“马克思找到了批判分析的‘跳跃点’：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双重属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双重属性、原材料和能源转移与价值转移的同时性。”(67)
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亚历山大·韦贝尔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解释应该受到极大的尊敬。他指出：“连马克思的敌人卡尔·波普尔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韦贝尔说，马克思解释剥削现象的努力理应受到极大的尊敬，马克思十分准确地描述了他那个时代可怕的经济状况，他对资本主义无法无天的地狱表示不满，这是完全正确的。”(68)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来解释阶级斗争，提出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论断：“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将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69)
(五)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是解释当今“垄断金融资本体系——新帝国主义的基础”的依据
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的《阶级》一书用当今西方的社会现实状况证明了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的正确性。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固有的竞争过程引起了高度的垄断，公众熟知的极少数公司在总产出和总就业量中占据很高的比率。”在西方国家，垄断加强的过程受到政府的极大支持。(70)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联名发表《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一文，阐述了马克思的竞争和垄断理论，并根据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垄断的实际状况。西方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竞争。与此相反，福斯特、麦克切斯尼、约恩纳的文章证明，不是竞争而是垄断得到空前的加强，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构成当今新帝国主义基础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文章写道：“垄断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过去1/4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化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这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并且是世界经济日益加深的不稳定的关键原因。”(71)
(六)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
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被危机严重困扰的西方学界以至各界人士对过去和现在流行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极度失望，因为这些经济学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解释当前危机的理论。西方学者以及西方多界别人士在当前危机中“重新发现”马克思，首先是发现了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
英国《独立报》2009年5月发表文章，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有预见性。文章说：“马克思150前就预言到了这轮危机，马克思成了人们重新热议的人物。”(72)
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的场昭弘在《经济学人》周刊2012年3月6日一期发表《马克思确实指出了当今自由主义经济的弊端》一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对研究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是有用的。的场昭弘说：“如果理解了他(马克思)留下的学说，就能够明白其过人之处。在研究当今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相关问题时，马克思的理论是有用的。”
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他说：“马克思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有助于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即世界范围的生产和资本的加速积累。它有助于我们抓住危机的根源。”(73)
德国学者埃尔玛·阿尔特法特也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助于分析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他说：“人们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学习和讨论《资本论》，是因为它为当下的具体分析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分析当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现实积累与金融市场的关系。”(74)
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认为，骚乱与示威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所引发，现在的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全球经济最严重的危机，为金融失调和分配严重不均所致。这并非新问题，马克思100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75)鲁比尼甚至认为，现时全球金融危机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正确的。马克思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存在内部矛盾，对经济构成压力，甚至导致出现周期性危机。鲁比尼承认，“马克思是对的。”(76)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韦贝尔认为，当前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他说：“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金融投机、金融信贷泡沫的膨胀、‘虚拟资本’都是相当危险的。”(77)
美国学者大卫·莱伯曼认为，当前的严重危机使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他尝试根据马克思解释当前危机的根源。莱伯曼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大萧条’以来，对马克思的浓厚兴趣在世界重新出现。……危机使得人们近年来首次将对资本主义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及资本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模式——的理解融为一体。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社会上1%的人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利导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危机(失业及住房、医疗保险、教育、老人保健等方面的问题)，是危机的根源所在。”(78)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加拿大学者利奥·帕尼奇的《十足现代的马克思》一文，为马克思代拟了对当前危机的分析和说明。实际上，这是帕尼奇本人根据马克思的危机原理对本轮危机提出的独立见解。帕尼奇说：“如果看到现在的经济衰退，马克思一定愿意阐述资本主义固有缺陷引发当前危机的原理。他会明白债券化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领域的现代发展是如何使市场扩散全球经济一体化风险的。……无疑，马克思会认为这次危机是个完美的事例，说明资本主义是‘一个魔法师，但无力再控制自己唤出了的魔鬼’。”
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在其著作《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指出，虽然危机的表现形式是源于金融部门的危机，但这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哈曼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指出，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79)
(七)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
西方国家曾经流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阶级论”和“无阶级斗争论”。现在，这种理论连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表示不能同意。他说：“美国社会不平等，既表现为财富分配不平等，又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手中，收入也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手中。社会底层占有的财富和收入在下降。”克鲁格曼认为，美国不平等的增长体现为“寡头政治的崛起”，现在的美国“更趋向阶级化”。克鲁格曼批判“无阶级论”时指出：“美国社会无阶级的说法是一种神话，是已经被现实揭穿了的神话。”(80)
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在这次危机发生之前就认为，“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特征。……我们认为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81)
在这次危机中，不少西方学者都证明西方社会客观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
英国青年学者欧文·琼斯于2011年出版的论述当前阶级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妖魔化》，成为政治畅销书，也因此而出名。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斯图尔特·杰弗里斯2012年7月4日在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一文，赞赏琼斯这本书的成功，前提是人们重新对阶级斗争产生了兴趣，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业社会分析的基石。文章援引琼斯本人的话说：“这本书要是在4年前写的，就会被人们斥之为20世纪60年代的阶级概念。但是，阶级斗争又回到了我们的现实当中，因为这场经济危机对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指出：“阶级斗争的观点仍处于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核心地位。”(82)伊格尔顿提出了自己研究马克思的重要心得：“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全新的历史观。”(83)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3年3月25日发表该刊记者的文章，题目是《马克思的复仇：阶级斗争如何塑造世界》。该文说：“当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后果却正如马克思所预言：阶级斗争又回来了。”
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对当代劳资关系和阶级斗争国际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劳资关系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核心关系”，而“阶级斗争的国际化确实是国际主义作为被压迫阶级对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回应的物质基础”。(84)
西班牙《国家报》2012年2月21日发表安德列斯·奥尔特加题为《阶级斗争的回归》一文。该文说，在当前，“阶级斗争思想在西方回归。这不仅是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甚至绍罗什等金融家和社会学家都对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问题发出了警告。关于阶级斗争、冲突或战争的说法再次成为分析热点”。
如前所述，特里·伊格尔顿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来解释阶级斗争，提出了一个颇有特色的新论点：“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将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85)伊格尔顿的这一提法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启发西方社会的工人群众和广大劳动者认识、践行和对待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的关系。
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占领者们手持的标语牌上有多条关于阶级斗争的标语，其中突出的是“只有阶级斗争”、“赢得阶级斗争”，等等。《纽约时报》2011年10月9日的社论对“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我们是99%”和“反对1%”的口号做了解读：“当抗议者说他们代表99%的美国人时，他们是指当今美国社会财富集中的极度不平等。”
占领者们关于阶级斗争的标语口号使美国右翼政要深感恐怖，他们害怕阶级斗争理论与群众运动实践相结合。有的右翼政要攻击政治竞争对手奥巴马，说他在搞“阶级斗争”。根据报道，奥巴马对美国社会财富集中的极度不平等状况不无忧虑。但是，说他在搞“阶级斗争”则是无稽之谈。对右翼政要的进攻奥巴马回应说：“站在峰顶上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而太多的家庭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这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国家福利问题。”
美国右翼势力对美国“重新发现”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恐惧感在《外交政策》2009年5/6月号发表的詹姆斯·格拉斯曼的文章中得到明显反映。该文说：“美国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的术语，而这一点正是应该遭到批判的。例如，马克思将历史看做是阶级(集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从美国生活中清除掉马克思影响的第一步就是停止使用‘阶级’的术语来描述任何事情。”(86)
(八)马克思关于生态和环境观“让当代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
生态和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西方学者在生态和环境危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些成果中独树一帜。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和环境思想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研究了以无限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自然和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指出人类在用理想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后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合理地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当前这场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生态和环境时“重新发现”马克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学说的认识在深化。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特里尔·卡弗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学说无论在对人类历史的阐述和对目前生态环境的理解认识方面，都让当代英国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87)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埃尔玛·阿尔特法特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使得分析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成为可能。这种危机表现为能源和气候危机，表现为物种多样性和耕地的消失。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人在实现自我的同时有可能给环境造成巨大破坏。”(88)
英国伦敦大学客座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认为，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几大预测其中之一是“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环境问题的预测。麦克莱伦说：“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理论的关注重新活跃，马克思关于消费不足、信用泡沫以及对环境问题的预测，再次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89)
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2012年1月31日发表题为《下一个马克思》一文，为美国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负责人约翰·费弗。该文说：“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新方案将把经济学和环保主义融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这两个学科的方向。……如果下一位马克思正在某个地方奋笔疾书，未来可能会出现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九)“马克思是对的”，“以剥削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摧毁”
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指出，马克思早就曾警告过，以剥削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摧毁。(90)
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因预言了当前这场危机而闻名。他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出发，承认马克思是对的。据《香港明报》报道：鲁比尼指出，现时全球金融危机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到了某些时候会自我摧毁。”(91)
法国《论坛报》2011年3月21日发表对法国学者保罗·若里翁的专访，原文提要是：“柏林墙倒塌20年后，保罗·若里翁发表了资本主义的悼词。在其新著《垂死的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即将死亡的原因”。他说：“资本主义的衰落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已经走向崩溃。”若里翁赞同马克思，他说：“世界随危机而改变。这一点上我赞同马克思，他是第一个预言了资本主义将终结的近代经济学家。”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3年3月25日发表该刊记者题为《马克思的复仇：阶级斗争如何塑造世界》一文说：“全球经济陷入漫长危机，世界各地的工薪阶层承受着失业、债务和收入迟滞的重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犀利批判——即这套制度天生不公，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无法轻易摒弃。”
“以剥削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摧毁”，意味着资本主义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而不是说资本主义会自行灭亡，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理论是正确的
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在西方国家曾被欢呼为“历史的终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在美国期刊《国家利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1992年又将《历史的终结》扩展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系统宣传“历史终结论”。他的基本观点是，柏林墙倒塌、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也就是说，他断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在当前这场危机爆发之前，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国家曾经广为流传。
但是，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宣判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不少西方学者出来以事实为根据严肃批判“历史终结论”。后来就连福山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终结论”的错误。
原本宣扬“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在这场危机中竟然也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2012年1月31日发表题为《下一个马克思》一文，引证福山的观点：“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92)福山在等待的这位“现代马克思”面临两大现实问题：一是要对现有资本主义经济的“正统观念”提出“尖锐批评意见”;二是要对现有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变革计划”。这表明福山看到他自己的“正统观念”已经破灭，也看到西方主流派的“正统观念”完全崩盘，因而唯一希望是“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
在这场危机中，西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在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出路。
在危机中，“资本主义”一词在西方名誉扫地，就连站在资本主义社会金字塔塔尖上的“1%的人”也怕用“资本主义”一词。西方学者戴维·布鲁克斯在2011年12月14日发表于西班牙《起义报》的《“资本主义”的终结》一文中说：“‘1%的人’建议避免用‘资本主义’这个字眼。”
严重的危机推动西方社会各界人士去寻找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模式。这里先考察一下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巴西利亚世界社会论坛对新模式的讨论。
2012年1月25日在瑞士达沃斯开幕的第42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了“塑造新模式”的会议主题，寻找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新模式成为此次论坛讨论的焦点。论坛主席施瓦布说，“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93)他警告说，“试图使用过时的制度解决现实问题，只能使世界陷入新一轮危机”。(94)但是，有100多个国家2 600名代表与会的达沃斯论坛众说纷纭，诉求各异，不可能对“塑造新模式”的主题达成一致。
与达沃斯论坛同一天在巴西开幕的世界社会论坛，是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据法新社巴西利亚2012年1月25日报道，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有数万名反资本主义斗士，他们试图寻找另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论坛协调员坎迪多·格勒博夫斯基说：“本论坛的成立目的就是要挑战在达沃斯开会的那些新自由主义者的傲慢。我们曾明确表示，我们想要另一个世界。现在，我们必须铺设道路——其他可供选择的道路。”世界社会论坛在反新自由主义方面达成共识，但在试图寻找另一种发展模式方面，形成共识也难。
在危机中，有的西方学者试图依据马克思来理解危机并设计社会新模式。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试图从马克思观点区分当前目标和最终目标，他在《马克思的遗产》一书中认为，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状态，但作为最终目标却是不成熟的。
西方学者科琳娜·蒙塞尔2010年9月发表于法国《非洲亚洲》月刊的《马克思在进攻》一文说：“所有证据显示，人们需要马克思来理解当前的危机，并设计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最终如一些人所愿实现乌托邦，或如另一些人所认为的，必须终结剥削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该文把西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对资本主义社会新出路的寻求简单归结为两种：“实现乌托邦”和“必须终结剥削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实现乌托邦”——蒙赛尔在这里没有说明是何种乌托邦，须知不同社会群体心目中的理想国很不相同。“必须终结剥削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就意味着必须用消灭剥削的理想社会来取代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左翼学者有人明确提出要“夺取政权”，“要用社会主义来推翻资本主义”，“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例如，法国丹尼尔·本萨义德主张：“今天的任务是为了改变世界而夺取政权。”(95)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明确表示：我希望下一次的抗议活动要用社会主义来推翻资本主义。法国学者阿兰·巴迪乌明确主张“重新提倡共产主义”。他说：“现在，‘共产主义’一词的消失只是便宜了既有秩序的支持者，也就是当前危机大片中的演员们。我们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并使它更为明晰。这种明晰也是它一直以来的特征，就好像马克思在创立共产主义理论时说过的，共产主义用最激进的方式打破了传统观念，提出了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6)
四、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启示
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会给人们很多重要启示。
(一)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不是偶然的，而是认知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西方主流学派经济自由主义深陷危机，失去信众。凯恩斯在严厉批评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和主流派经济学家时承认：“(西方)经济学家今天是世界上一群最无能的科学工”。(97)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下，西方“发现”马克思。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纳说：“人们又恢复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趣。……许多事业受到萧条障碍的人，都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之父去获得鼓舞。”(98)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30年代大萧条，试图找到正确答案的一些西方学者，尤其是大学生，很自然地去阅读马克思。美国经济学家玛乔里·谢泼德·特纳回忆说：“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剑桥大学的学生中是尽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可供选择的经济学之一，……有人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到的问题。”(99)正是在那次大萧条期间，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著作。在大萧条结束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新的主流经济学。在大萧条中对马克思有所了解的一些西方学者尽管也有人给凯恩斯某种积极评价，但从不像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凯恩斯门徒那样攻击马克思，而是继续对马克思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并以自己对马克思的态度去影响青年学子。
“二战”后的一个时期，西方曾经出现“马克思复兴”。但是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虽然仍有人在继续研究马克思，可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西方对马克思的研究转入低潮时期，马克思的著作被束之高阁。
当前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是西方历史上认知马克思的规律性现象在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背景下的再现。危机深重的现实，宣告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西方政府在危机中采取的一系列救助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表明西方国家干预主义也不灵。这时，西方有识之士自然转向马克思，他们发现了马克思的理论的科学性和在当代的适用性。
(二)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如前所说，在西方国家，不少人现在面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通过学习马克思著作和独立思考，不同程度地认识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马克思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方法”。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居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这些探索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现在达到这样的高度，难能可贵。
西方社会出现的这种思想进步发人猛省。可以促使我们国内某些受“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影响的人端正认识，重新思考问题。至于极少数“不信马列信风水”、“不信马列信鬼神”的人，已经完全失去科学信仰和政治信仰，则另当别论。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也再次证明，马克思揭示的是客观真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正确的，因而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有力推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在“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活动中，对马克思做出高度评价的西方学者除了少数是经过历史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非主流学者，还有的甚至是主流派学者。他们在这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中在承认马克思的正确性方面形成了汇合点。
在这场危机中，有的西方学者明确提出现时代是一个向马克思学习的时代，提倡学习马克思。这一倡议将会有力推动西方有志者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学习马克思著作一般是自发的、分散的，如果左翼组织、工会组织、学生会组织等担当起领导和组织志愿参加者们学习马克思著作的活动，成效就会更为显著。德国的马克思夜校、学生会学习小组和研讨会，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很好的组织形式。
在我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必然要求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然要求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说明和回答国内和国际各种重大问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活动。个人和集体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全党和全国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在社会主义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全可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做到经常化和制度化。
(四)西方大学生自觉阅读《资本论》，我国有关专业青年学子更应学好《资本论》
在这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中，西方国家追求真理的大学生在自觉学习和研讨马克思《资本论》方面表现积极。如前所说，在英语国家，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研讨会和大学课程重新流行起来;在德国，至少有31所大学以学习小组、讨论会等形式组织学习马克思《资本论》;在日本，号召青年读马克思著作的读物深受日本青年读者欢迎，销售量很大;在韩国，《资本论》特别讲座很吸引青年听众，150个座位的大教室座无虚席。
西方大学生自觉阅读《资本论》，我国有关专业青年学子更应学好《资本论》。但是，前一段时间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高校按照社会科学教学“国际化”的要求，一味地膨胀西方经济学各相关学科课程门数和教学时数，强调纯英语教学并相应地用英语原版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教材被弃而不用，致使一些青年学子食洋不化。原本开设《资本论》的院校，在社会科学教学改革刮“国际化”风时，《资本论》课程被撤销，《资本论》教研组或研究中心被解散，授课老师被改行去教西方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国际化”显然偏离了正确方向，应迅速加以纠正。青年是社会的未来，青年学子是未来的社会栋梁，必须高度重视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高度重视对相关专业学生的《资本论》学习，提高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读《资本论》，青年学子就无法识别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就无法对西方经济学做出符合实际的评析，就无法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如此培养人才，后果堪忧。
(五)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我们应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提法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成分。在当前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时，有的西方学者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的“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体系”根本不同于西方这些学科的体系。
在经济学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尤为突出。
现代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就毫不讳言地宣称：“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100)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也无所顾忌地承认：“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回避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101)
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忘记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上述特点。他们在要求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同时，也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一些院校在推行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时，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国际发表”，要求社会科学国际交流“请进来，走出去”。
在发表社会科学论文方面，一些院校片面强调“国际发表”。现在，我国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在国际知名刊物上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的数量极少，原因就在于索罗说的社会科学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以经济学论文为例，要想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必须根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全面接受西方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还必须对西方经济学某一理论问题做出重要的“改进”、“推进”、“完善”或“发展”，这才具有“国际发表”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很有创意的经济学论文，要想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可能性微乎其微。2013年3月22日发生在美国的“名言事件”很能说明问题。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网站“名人名言”专栏出现了毛泽东“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的语录，立刻遭到围攻。美国教育部因此受到严厉谴责：“美国教育部已经被完全渗透了。”美国教育部有关方面不得不出来认错，毛泽东的这一名言立即被撤下，代之以“今日无名言”几个字。这就像旧中国某些报纸通不过官方新闻检查而被迫“开天窗”一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本是孔子的名言，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成分。毛泽东在“学而不厌”前面加上“对自己”，在“诲人不倦”前面加上“对别人”，同样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成分。可就是这样的名言，在美国也要被禁止，否则就是“被完全渗透了”。被什么“渗透”了?这当然是要说“被马克思主义渗透了”、“被毛泽东思想渗透了”、“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了”。由此可见，在我们这里被一些人忽视的社会科学阶级性和意识形态问题，在美国则被重视到不只是登峰造极，而是到了极端荒唐的地步。
相反，西方意识形态现在正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对我国进行渗透，其中有不少是被“请进来”的。教育界知道，被我国“请进来”讲学的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教授数量很多，而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教授“走出去”的虽不说没有，但为数极少。逆差太大，极不平衡。出版界也知道，在社会科学著作方面，我国买了西方很多版权，相反，我国社会科学著作被西方买去的版权真可谓是凤毛麟角，也是逆差太大，极不平衡。建议我国有关领导部门深入调研高校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国际化”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推行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国际化”方面的误导性措施。
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要求已经影响到国内社会科学论文写作和发表的导向。这里仍以经济学论文为例。数学方法本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有用方法，使用得当，经济学理论内容和数学形式恰当结合，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西方这些年出现经济学数学化趋势，越来越追求经济学论文的数学形式，而不注意论文的内容是否符合实际。这种倾向也影响到我们国内。一篇经济学论文没有数学模型，或者没有方程式，没有统计图表，便被认为没有“科技含量”，因而就被认为没有学术价值，这就没有可能为注重“科技含量”的期刊所采用。结果导致一些论文片面追求数学形式，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定理”或“模型”，代人本国的数据。现在英国有成千的经济学数学模型，美国有上万的经济学数学模型，照抄照搬者可以由此演绎出成千上万篇“科技含量”高的论文。但是，应当知道，西方成千上万的经济模型没有一个预测到这场严重的危机;相反，倒是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没用数学模型而是采用历史与现实比较的方法预测到危机即将发生。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说，人们对专业经济学家不信任，批评他们“脱离现实而依赖模型”，这些经济学数学模型“可能大错特错”。席勒尖锐地指出：“金融危机给了那些信奉科学手法因而过度自信的经济学家一个响亮的耳光，不仅仅是因为专家们未能预测危机，更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模型中，有些甚至推算这场大灾难不可能发生。”(102)
(六)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有助于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后来以“华盛顿共识”标榜的、推向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取代国家干预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居主流地位的理论和政策。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4月30日发表吉迪恩·拉赫曼的文章，追溯了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私有化、去监管化、减税、取消汇率管制、打击工会力量，以及颂扬财富创造而非财富再分配。”美国《外交》双月刊2011年3/4月号刊载南希·伯索尔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把里根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概括为“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税收”。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1989年在《华盛顿共识》一文中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包括实行紧缩政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降低边际税率、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外资自由流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保护私人产权、去监管化等。“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承认，“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103)
现在，西方学者宣告：撒切尔主义时代已经结束，里根经济学已经失败，“华盛顿共识”受到了挑战。
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向纵深发展，提出许多颇有深度的见解和判断。如前所述，西方学界有人尖锐地指出，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更像是一种宗教信仰而缺乏现实性。有人宣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将受到审判，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有人预言，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有人十分肯定地宣示，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在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
(七)西方在“重新发现”马克思活动中探索资本主义的“出路”，更坚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和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
“改革”一词现在经常出现在西方媒体刊上。在这场严重的危机中，西方各阶层人士都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而且必须改革。但是，资本主义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诉求各异，因而对改革目标问题的回答迥然不同。这在西方各国国内如此，在世界论坛上也是如此。
美国学界和政界现在都有人认为“美国模式”逐渐走向衰落，“中国模式”正在兴起。美国前副财长罗杰·奥尔特曼说，这场经济危机使得“美国模式”陷入困境。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乔舒亚·柯兰齐克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模式”不会消失》一文，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适应能力”，正在“挑战西方‘正统’模式”。(104)另一种说法是，“北京共识”看来正在“损害”“华盛顿共识”并迅速流行起来。持这一说法的是最初提出“华盛顿共识”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而“北京共识”的最初提出者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则试图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较为积极的解释。
在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上，发展模式问题都成为会议的主题。
第42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于2012年1月25～29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会议主题是“塑造新模式”。论坛主席施瓦布警告说：“试图使用过时的制度解决现实问题，只能使世界陷入新一轮危机。”他提出：“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105)寻找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新模式成为与会人士争论的焦点，由于各国各界与会人士立场和观点分歧，争论无果而终。
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同期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出席这一论坛的有几万名反资本主义斗士。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主题上，与会人士意见一致。然而在用什么新模式取代资本主义模式这一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
西方国家目前的两种“发展模式”或两种“共识”之争，实质是关于现存生产关系适应和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问题。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适应和不适应的状况，毛泽东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
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人士中，有的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状态，但不是“最终目标”;有的主张“要用社会主义来推翻资本主义”;有的提出“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
西方国家和国际论坛各界别人士和许多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出路”的探索，从不同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使我们更坚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更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
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如果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经济危机，直至发生系统性危机。如果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避免系统性危机。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就可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可以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适当结合，避免无政府状态的破坏性后果。毛泽东说的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于它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这也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10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当然，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
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年第1期。本文大量引用了国内外许多报刊、期刊和书籍的资料，由于编辑期间吴易风教授眼疾复发无法亲自校订，而本刊编辑部人力有限也无法全部按照引文格式予以修正，只能提供引文所载报刊、期刊名称和日期，而缺省了引文的具体题目。和编辑部特此说明，并向广大读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注释：
①《经济学家》周刊(英国)，2012年2月23日。
②《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中国新闻网2013年5月1日。
③转引自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1年8月9日雷蒙德·邦约文章。
④《海峡时报》网站(新加坡)2011年8月19日。
⑤王恬等：《美国1%最富者到底是谁》，环球网2011年10月17日。
⑥《环球时报》2011年9月19日。
⑦《环球时报》2011年10月10日。
⑧《环球时报》2011年10月17日。
⑨《环球时报》2011年10月9日。
⑩《洛杉矶时报》网站(美国)2011年10月6日;《中国新闻网》2011年10月7日。
(11)人民网2011年12月28日。
(12)《东方早报》2008年10月31日。
(13)《环球时报》2012年1月30日。
(14)南希·伯索尔和弗朗西斯·福山：《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载于《金融危机后发展方面的新思想》，《外交》(美国)2011年第2期。
(15)《泰晤士报》网站(英国)2008年4月3日。
(16)丁木：《经济学界的集体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9日。
(17)《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3日。
(18)《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1日。
(19)《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20)《环球时报》2012年8月24日。
(21)《环球时报》2011年11月9日。
(22)《日本时报》网站2012年7月19日。
(23)《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1日。
(24)《新华网》2008年10月17日。
(25)《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1日。
(26)《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01月31日。
(27)《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1日。
(28)《环球时报》2012年1月10日。
(29)《朝鲜日报》网站2012年1月9日。
(30)《朝鲜日报》2012年1月9日。
(31)《环球时报》2012年1月10日。
(32)《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5日。
(33)《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3日。
(34)《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5日。
(35)《环球时报》2011年2月23日。
(36)《东方早报》2008年10月31日。
(37)《人民日报》2013年4月14日。
(38)《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3日。
(39)《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5日。
(40)《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41)《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2月13日。
(42)《东方早报》2008年10月31日。
(43)《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2月13日。
(44)《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5日。
(45)《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3日。
(46)《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47)新华网2008年10月1日。
(48)《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3日。
(49)《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
(50)《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
(51)《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
(52)《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53)《日本时报》网站2012年7月19日。
(54)(55)《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56)《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57)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58)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59)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长春：吉林出版社，1998年，第2页。
(60)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61)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的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
(62)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9～440页。
(63)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的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
(64)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65)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66)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67)埃尔玛·阿尔特法特：《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01月31日。
(68)亚历山大·韦贝尔：《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摘》2013年第5期。
(69)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48页，新星出版社，2011年。
(70)理查德·斯凯思：《阶级》，第8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7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每月评论》2011年第4期。
(72)《经济观察网》2009年5月7日。
(73)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74)埃尔玛·阿尔特法特：《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01月31日。
(75)《环球时报》2011年10月17日。
(76)《联合早报》网讯(香港)2011年8月15日。
(77)《马克思主义文摘》2013年第5期。
(78)《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79)《光明日报》2012年2月6日。
(80)《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12月27日。
(81)理查德·斯凯思：《阶级》，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82)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83)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84)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85)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48页。
(86)《外交政策》(美国)2009年5—6月;《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
(87)《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88)《人民日报》2013年7月31日。
(89)《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90)《东方早报》2008年10月31日。
(91)《联合早报》网讯(香港)2011年8月15日。
(92)《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2月13日。
(93)《光明日报》2012年1月28日。
(94)《光明日报》2012年1月29日。
(95)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96)《世界报》(法国)2008年10月17日。
(97)琼·罗宾逊：《凯恩斯以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页。
(98)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73～374页。
(99)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100)凯恩斯：《劝说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45页。
(101)索罗：《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载于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年，第11页。
(102)《商业周刊》(台湾)2011年2月20日。
(103)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4)新华网2013年3月29日。
(105)《光明日报》2012年1月28日。
(10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第497～498页。
（链接：http://www.cssn.cn/mkszy/gwmkzy/201405/t20140504_1145123_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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