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五：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欧洲有着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显然有别于欧洲，这是不是意味着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以文化的地域为理由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的说法屡见不鲜，只是最近一些人对这种说法特别感兴趣。其实一部完整的文化史，既标示出文化的民族差异，也显示了不同文化的互相影响。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现代中国的指导思想?正是在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扩张的大背景之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影响并改变着中国本土的文化，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中国人栽种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长成参天大树?乃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深植于中国的土地，解决了外来文化必须经过本土化转换、与本土文化融合为一体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世界影响这一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成功的一个历史成果。而从文化演变的角度看，则是生成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与扬弃的结果。
一、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论”
1.以文化的地域、民族区别为理由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之说
三年前，国内有人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称“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说“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启动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但这并不是要彻底清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是要停止人为地赋予其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应享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人，并没有必要以一种全民族集体自虐的方式，彻底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让13亿中国人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其实，这种以文化的地域、民族区别为理由而怀疑、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的说法，并不新鲜。早在1935年，由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起“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他们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惊呼：在文化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因为来自英美、苏俄的思想文化观念支配了国人。显然，他们以坚持中国文化本体地位为理由，认为所有的外来文化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必须抛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思想。1943年，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中也说，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不过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既不适合于中国的国计民生，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从根本上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使中国的文化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这样的看法，也为某些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抱友好态度但又存在误解的人士所持。1938年1月，民主人士梁漱溟在延安的窑洞与毛泽东有过深入的交谈。梁漱溟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共产革命是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使得中共过去十年难以成功。梁漱溟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思想，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找到新的出路。梁漱溟希望，今后中共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2.艾思奇批评外表形式不断翻新的“国情论”
对各种“国情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概括为：“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样千变万化，它的基本内容不外是这样的：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艾思奇还进一步指出，外表形式不断翻新的“国情论”，是近代以来中国“民贼国贼所应用着的根本的思想武器”，它“首先用一切混淆是非的方法，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及革命思想形容作纯粹的舶来品，把后者描写成不适合于中国甚至于对中国有害的东西，然后掉弄着各种各样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言词，来对它施行攻击。这种狡猾无耻的伎俩的秘密，是在于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状当做当然一般的国情，在于保存这种旧的国情”。艾思奇的批判揭示了用“中国文化本位”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历史的一页已经翻了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中国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漫漫征程，中国的发展已为世界所瞩目。既然那种以文化的地域、民族区别为理由，而怀疑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之说法还存在，那就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讨论清楚。
二、从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
我们必须承认，文化在概念上是抽象的，但其实际存在却是具体的——任何文化都存在于具体的空间，因而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区别。18世纪著名的德国学者赫尔德(JGHerder)有一形象说法：文化之链条十分迂回曲折地穿过所有的文明民族。在每个民族中，文化表现出大小不一的价值，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原则，其中有的互相排斥，或者互相限制。总的来说，大小适度，四平八稳。如果有人要把一个民族达到的完美文化，硬加在任何一个其他民族之上，那是非常错误的。他在这里所说的，即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就是说，各民族的文化是有差异的，不能任意套用于对方。
1.中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与相互影响
关于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梁漱溟曾经以“读书明理”这个说法分析过，他说：
往前中国人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在乡村中，更常听见指说某人为“读书明理”之人。这个理何所指?不烦解释，中国人都明白的。它绝不包含物理的理、化学的理、一切自然科学的理，就连社会科学上许多理，亦都不包括在内。却是同此一句话，在西洋人听去，亦许生出不同的了解罢!中国有许多书，西洋亦有许多书;书中莫不讲到许多理。但翻开书一看，却似不同。中国书所讲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其所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伦理。因此，当你说“读书明理”一句话，他便以为是明白那些科学之理了。
梁漱溟的这一分析可以通过一部电影去感知。《刮痧》(2001年，郑晓龙导演)是一部反映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中国电影。影片从“教子”这个角度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冲突。影片中首先是中国的爷爷用中国民间流传的刮痧疗法给华裔孙子丹尼斯治病，这在美国人那儿居然成了虐待孩子的证据。接下来是丹尼斯(主人公许大同的儿子)和洋人老板的儿子一起玩儿时，互相打闹。洋人老板的儿子来告状，许大同让丹尼斯给人家道歉。丹尼斯不从，许大同怒了，就给了儿子一巴掌。在许大同看来，他叫丹尼斯给小朋友道歉，丹尼斯必须无条件执行。拒绝就是抗命，就是挑战父道尊严，于是他给了儿子一巴掌。在许大同的中国式观念中，自己与老板是好朋友，当着老板的面让儿子给对方道个歉，甚至挨打，老板一定觉得很有面子。但美国人在尊重个人权利——哪怕是小孩的权利——这个原则问题上，绝不讲面子。因此，在法庭调查时，老板当着许大同的面，指出许大同打了他自己的儿子丹尼斯。事后当许大同责备他“不够朋友”时，老板说：“那我也不能撒谎啊。”许大同想给自己的老板面子，没想到落得一个很没面子的结局：儿子被儿童福利局监护，妻子与他分居，父亲怆然回国，他只能自嘲自己为一堆“臭狗屎”。
从前不久发生的一场“马赛克”风波，也可窥见中西方的文化差异。2012年7月9日，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100周年纪念日，国家博物馆同时推出意大利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当日中午11点49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报道”播出时，现场展出的米开朗基罗的著名雕像大卫·阿波罗的生殖器部位被打上马赛克。此举随即引发网友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不尊重艺术品的做法，也有人认为古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之后的主流审美观是以身体为美，但这不是中国的美学。面对网络上出现的负面声讨，央视在新闻首播三个多小时后作出改变，到下午“新闻直播间”复播此新闻时，大卫·阿波罗身上的马赛克已经被去除。
然而文化差别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没有共性，更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不能互相影响、互相改变。
从对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上说，文化概念在西方可溯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Culture)这个词的语言形式是Cultura，来自拉丁语Colere，意思是耕耘、培植。因此，在德语、英语、法语中，“文化”一词都兼有培植、栽种之意。同时，在远古时代，农耕活动受自然的限制很大，人们只能将自然现象当做神的意志来对待，试图通过祭祀活动向神表达自己的愿望。这样，“文化”这个词与巫术宗教也密切相关。总之，无论是农业活动还是与农事有关的祭祀活动，都强调了人的行为，而不是自然过程。
在中国古代，“文化”即文治教化之意，与武力相对，而武力在本质上是动物性行为(弱肉强食)的历史化形式。西汉有一位叫刘向的学者，他在自己的著作《说苑·指武》中最早将文化二字连用，“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就是民间的“先礼后兵”的意思。更早的古代经典《易·彖》上使用了“人文”一词，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天生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即自然;人类据此而结成夫妇，以夫妇为中心形成家庭，再扩展到社会和国家的秩序，这是人文，即文化。国家的治理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把握农耕的时序;又必须把握社会中的人伦秩序，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
可见，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不同民族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与使用，都是有共同性的，都强调文化的人为性而非自然性。事实上，文化本身对民族的发展功能也是基本相同的。赫尔德的说法是，文化越扩大，野蛮的居民便越稀少。在我们人类当中，人的文化的发展也已经产生这种自然的效果：它在削弱人的兽一般的体力的同时，也削弱了人的狂野激情的秉赋，塑造出比较文弱的新人。
至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这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关的一个问题。越是生产力落后，人们远行的能力就越有限，这样就会使人们局限在一个较狭窄的空间里，去从事自己的生产、生活以及精神生活，当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的独特性。而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远行的能力逐渐提高，民族与部落之间开始有了接触，于是不同的文化就会在接触中互相影响，以至于互相改变。因此，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互相不能接受。
例如，我们今天都把基督教文化看成是西方的主流文化，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欧洲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至少在古希腊时期并无基督教，只是到古罗马的后期才出现。当罗马帝国深陷于奢侈腐败之风并失却明晰的意识形态统治时，罗马统治者对希腊的哲学与多神教失去了自信心，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不得不向已经并入自己疆域的东方救世思想开放。“当希腊人统治者的地位被击碎并最终消失的时候，他们自认为优越于其他文化的各种思想形式、概念和观念，也越来越多地浸泡在东方文化的本质里，达到同样深度。东方文化和希腊文化在这里相互渗透，不可分割。”
在现实的要求下，古希腊残存的哲学、多神教，罗马人的怀疑主义，以及东方犹太教的救世精神、一神教等观念文化，经过综合而创新成为基督教。恩格斯曾经形象地说，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亚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
再如佛教，本为古印度的宗教，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由于其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之明显不同，具有创新特征，受到追逐，在南北朝时期和中唐、晚唐时期出现兴盛，对中国文化造成重要影响。单从文学方面来看，《全唐诗》四万余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居然占了近十分之一。诗人王维在《积雨辋川庄作》写道：“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为什么诗中充满盎然禅意呢?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这就是佛教文化的积极影响。
佛教甚至还对中国语言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佛语、佛偈在大量渗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佛教本义而具有了日常生活的含义，成为中国人常用的俗语、成语和惯用语，常见和常用的有“一尘不染”、“当头一棒”、“五体投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现身说法”、“恍然大悟”等。更具有启迪性的是，佛教进入中国后，逐渐被中国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2.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进入现代中国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便可以讨论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成为现代中国的指导思想的问题了。前面实际上已经提到，一种外来文化欲影响本土文化，必须有三个前提：第一，由于生产力发展导致的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机遇;第二，外来文化相对于本土文化的先进性因素的存在，或者说本土文化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现实需求;第三，外来文化必须经过本土化的转换工作，与本土文化融合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均可以在这三个方面得到说明。
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置于整个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来观察。有历史学家指出，自16世纪至20世纪的四百年中，欧洲对世界产生了两次大型冲击：第一次是16、17世纪，出现开拓殖民地的热潮;第二次是在19世纪下半叶，1800年欧洲人控制的土地占全球35%，到1878年已上升到67%，1914年更高达844%。从1800年到1878年间，殖民地平均扩张速度达每年216，000平方英里，短短八九十年里，几乎整个世界都处在西方冲击之下。这一进程，在道义上是西方的错误，所有的扩张都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但客观上显示出文明进化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了一个新概念——“世界历史”，他们指出：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明中可以看出，所谓“世界历史”是指世界被分割为孤立的国家、国家之间互相较少影响的过去状态正在终结，国家间的界限被逐渐打破，世界在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整体。显然，这就是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全球化”现象。后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历史”现象作了如下描述：
由于美洲的发现以及绕过非洲的航行，新兴的资产阶级有了新的活动场所。同时，由于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
大工业和日益扩大的市场形成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如美洲的发现实际上成了一个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存在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为大工业的进一步扩张作了资金的准备。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以英国为例，有人在当时就说：“英国开放了它的所有港口;打碎了将它与其他国家隔离开来的一切藩篱;英国曾经拥有五十处殖民地，现在却只有一处——宇宙了……”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这对文化与文明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说，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以及当资本主义还局限在某些国家内部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与文明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而当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时，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就会发生改变。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毫无疑问的是，这里讲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至少是指人文作品，可以理解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产品。问题是，这种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世界文学”是否是指各民族文化的大杂烩呢?并非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正是在工业文明扩张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影响并改变着中国本土的文化，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
3.中国为什么要用来自西方的文化改造自己的文化
在具体的文化关系上，我们必须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对中国文化产生积极影响的问题。由于上述前提的存在，我们还必须从一般的西方文化何以对中国文化产生积极影响说起。
自秦汉以来，统治阶级就开始用儒家文化来包装自己的意志，统一民众的认识，规范民众的行为，而且以教育保证其代代相传，形成了所谓“超稳定结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历史进程中，即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也不能改变这种稳定性，辽金、元代和清代是最典型的时期。
比较起来，蒙古民族建立的元代儒家化程度稍微低一点，但是忽必烈(1215—1294)还是采纳了许多儒家文化因素。在他周围，聚集了很多儒生士大夫，他们屡屡进言“行汉法”。于是，儒家典章制度的大部分，如帝号、官制、课程、太庙、学校、贡举等，都推行开来。
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人，但满族文化的儒家化程度是极其深广的。到雍正时期，孔子思想得到充分肯定。雍正皇帝认为这不仅可以正社会风气，于民有益，而且“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因此儒家思想一直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但是资本主义西方最终横插入中国平稳而缓慢的历史进程中，于是中国的面貌就被迫整个地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从一个受西方国家顶礼膜拜的国家沦落成受西方任意宰割的国家。16、17世纪，不少西方的传教士和旅行家前往中国(罗马教皇组织了“基督教远征中国”的活动)，随后关于中国的大量著述在西方出版。这样，西方对中国的观念渐渐明晰，兴趣也渐渐增大，终于在18世纪形成了中学西渐的局面。17世纪时，欧洲人谈世界时只说“从巴黎到秘鲁，从日本到罗马”，而18世纪时则说“从中国到秘鲁”。在18世纪的第一个元旦日，法国宫廷举行的是中国式的庆祝典礼，成为这个世纪“中国热”的标志。
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发展得更为迅速，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早期发展。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战败，被迫向西方打开国门。从此，西方人携带他们的资金、生产设备、军事装备、工业产品，以及艺术、宗教等观念形态，纷纷来到中国，从而出现了中西文化关系的历史转折——中学西渐演变为西学中渐，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开始逐渐小于欧洲对中国的影响。
而在中国，中国人也开始感受到西方给自己这个老大——中央帝国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尽管中国文化早在18世纪就盛行于西方，但是中国的朝廷在鸦片战争时还不知大英帝国的来历。晚清重臣李鸿章在1874年深感中西方关系的转折不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重演，而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此，关注西方世界成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思想选择。1842年12月，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50卷，广泛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地理，倡言效仿西方科学技术，鲜明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1年间，中国共译出西方书籍不少于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其中，在从1900年到1904年的5年中，译书总数超过以往90年间的数量。而且在西学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由西方人自己操作→主要由西方人操作→中国知识分子操作这么一种演变形式。可见，自1840年以来，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改造之路。
为什么中国文化会遭遇到这样的历史命运呢?作为事物的常态，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各有其利弊的，在它自身范围之内，唯一能够评价其先进与否的就是它的历史延续性。中国文化(以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为核心)是世界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文化，其统一形态存在的时间最长，数千年来一直维系着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存在。但是历史在不可阻挡地向“世界历史”转变，在自身范围内评价中国文化已成了最后的幻想。可以说，如不进行文化交流，就很难说明中国的文化已失去优势。
在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时，中国之所以最终不能与西方保持平衡状态，从根本上说，乃是这两个文化主体各自立足于不同的经济力量：西方以蒸汽机为标志进入了工业时代，而中国仍然停留在牛耕马拉的农业时代。当西方国家的军队已经全部用火器装备起来时，中国还在坚持“枪箭并重，不可偏废”的观念。到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军还使用着两百年前的火炮。这就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他的著作《观察中国》中所说的：18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
鸦片战争以来的多次失败已经使中国与中国文化在西方人眼中失去了光彩，1876年2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以尖刻的语言描述了中国人的形象：
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他们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是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两个文化主体的文化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说到中国18、19世纪的闭关自守政策时，认为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这种盲目自大及无知的心态使得中国认为没有必要去推行自己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不同，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利润要求导致整个社会机制适应于扩张与进取，经济和技术的视野高于纯文化的视野。这样，作为文化主体，西方在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支持下，自然会根据物质力量而不是精神力量来权衡与他种文化的关系。
实际上，中西方的这种文化关系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具有普遍性，在前所未有的强大的物质文明挤压下，任何一种具有古老生命力的文化都无法再自给自足地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去认识新的外来文化并向它学习，以求自我更新。
当时处于西方中心语境中的马克思也明确认为，鸦片战争时“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内在需求，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自觉性的，而是由不自觉发展到自觉的。在19世纪后期，面对中西方冲突的恶劣后果，中国在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基本立场以后，在如何学、学什么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最后的指向是文化变革。
凭着感觉，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是器物的失败，于是有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试图走西方的坚船利炮之路。但是随着人们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也有人发现西方的先进不只是在器物方面，制度与文化也自有其特色。甲午战败后，海战中的幸存者从亲身感受出发，提出了一个说法：既然设了海军，必须一切按照西方的章法——海军所有章程，除服装语言外，均应当仿照西方。尽管他们谈的只是海军建设，但要求西化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在整体性学习西方的声浪中，后来又有了维新变法(1898年)之举，但在利益集团的强力抵制下，变法失败了。应该说，维新派在试图变革制度时也提出了文化变革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分清问题的主次，在思想文化观念还未能普遍更新之前，就想解决制度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
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鲁迅于1907年写下了《文化偏至论》,试图从中西文化异同比较中找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发现文化观念的重大差异。他注意到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于是，许多怀疑中国文化总体上落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倾向于西方现代先进文化观念，越来越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失望。青年毛泽东亦如此比较中西文化：
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一样，20世纪初中国人对西学的渴求和欢迎，几乎像救火者求水般地迫切;中国社会对引进西学活动的踊跃和热烈，如同决堤之江河般汹涌澎湃，急速向前。此时文化争论的中心已不是西学应不应该进入中国文化体系，而是中国应不应该全盘“欧化”，“国粹”应不应该保存的问题。人们所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往“西”疾走或慢走以及走多远的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之下，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原称《青年》)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了。遵循历史给定的逻辑，新文化运动一方面集中批判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自觉地认同西方思想特别是科学和民主的思想。陈独秀在1919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
他们所非难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这两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这里，他是运用比较的方法——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来进行论证，认为民主和科学在西方已经行之有效，因而中国也必须接受，以此作为先进文化的内核。
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骚动，在民主、科学的启蒙思潮的影响之下，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走出了封建桎梏，解放了思想，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让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当时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是以科学、民主为内核，但具体流派众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后胜出呢?的确，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世界影响这一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成功的一个历史成果。而从文化演变的角度看，则是生成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与扬弃的结果。
三、马克思主义是怎样适应中国的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复合状的结构，其中既有封闭、落后、腐朽的因素，也有开放、先进、充满生命力的因素。然而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不是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自我完成的，而是取决于西方的扩张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加速发展进程。
1.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的历史必然要求
由于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屡屡失败于西方，“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此后中国先进分子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人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西方。从总体上说，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呈不断加剧之势。西方既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将中国逼向亡国的边缘。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西学的确空前地给中国人展示了新文明的前景，但是现实中的西方列强又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呢?当时有文献这样说：
今外人之对我中国，曰势力范围，曰特别利益，为各旨独营之政策;曰国债，曰教务，曰商务，曰开矿筑路，曰内河航行，为各国公司之政策，美其名曰交通利益，输入文明。从表面观之，一似平和无事，依然锦绣之山河，而不知夺我主权，灰我民气之狡谋，其毒不知几千万倍于枪林弹雨也……无形之瓜分更惨于有形之瓜分，而外人遂亡我四万万同胞于此保全领土，开放门户政策之下。
对这一状态，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描述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可以救中国的先进的文化，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关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产的过程，毛泽东本人早年有一说法，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之《毛泽东传》有如下叙述：
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这样回顾道，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在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自己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对于“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到1920年，在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文献以后，开始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毛泽东的选择并非只具个体意义，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走向，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接受的历史必然性。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有一公正的论述：
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随着国内的政治觉醒为在中国舞台上采取有效直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希望，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不仅被看做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而且还被看做对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西方世界及其与中国的帝国主义关系的否定……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接受俄国革命的经验从而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行动方针的出路所在，也是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变革进程中为中华民族谋求一席之地的出路所在。
改革开放以后，有人在总结百年中国文化道路时，只承认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性，认为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保证，而将毛泽东诸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说成是启蒙思想的失落，是“救亡压倒启蒙”，说什么只有“告别革命”才有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历史的运行过程完全不是现在的人们自由想象的那样：一方面，当时的世界潮流确实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国情也注定只能这样选择。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也面临着解决外来文化应经过本土化的转换、与本土文化融合为一体的问题。
前面讲到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问题，研究表明，佛教之所以被中国文化吸收而且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与中国文化对其进行主动构建有关系。众所周知，佛教自释迦牟尼创立之后，分为大乘和小乘两支。小乘注重自我解脱，而大乘除自我修行外，还强调普度众生和救世。本来佛教的自我解脱与中国道德结构中的向善意志有一定距离，但由于大乘佛教使解脱越出个人自我并推广到众生，于是解脱就具有了善的含义，大乘佛教比小乘佛教更接近于向善意志，这与中国士大夫的修身追求有了契合。因此，虽然小乘佛教在印度是主流，但中国人所乐意接受的却是大乘佛教。可以说，本国文化对外来文化进行构建就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规律性表现。
马克思主义成为现代中国指导思想的过程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外来文化简单植入的问题，而是同样遵循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规律。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教授就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这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并非是一个物理过程之发生，而是化学过程之发生，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
为什么会发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呢?这里首先存在文化主体的本土性问题，即在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任何主体都存在自己的本土性，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在1935年，毛泽东决不是空着脑袋到达陕北的。”他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在陕北开创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模式之前，已经有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实际上，再往前推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也不是在一片思想的空白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与其他同时代人一样，传统文化早已渗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拥护者们的灵魂深处。毛泽东自称，过去读过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青年毛泽东的确不乏对孔孟的称颂之辞，应该说，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正常而必然的。
当然，如果只讨论文化主体的本土性，那么我们充其量只是研究了文化的深层结构问题。从毛泽东自身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毕竟还是历史的自觉意识之表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按照原文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1944年版的《毛泽东选集》。解放后，《论新阶段》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意识，可追溯到1920年夏天，他在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知道了人类社会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回顾自己思想的这段变化过程时说：“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段话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现在看来是不完全的，但是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可能提供解决各个国家的具体问题的方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运用，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而不能教条主义地搬用。
到了北伐战争期间，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就意识到正确的方法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而是中国的现实。他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关于当时的农民运动是否“幼稚”的问题，就必须从实地考察出发。1927年新年刚过，毛泽东就深入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考察了农民运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历史已经证明，这就是毛泽东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
1930年5月，在江西苏区，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三十年后公开发表时改成这个名字)。这篇文章本来已经散失，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1961年3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3月11日，毛泽东还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毛泽东在文章中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从这里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所谓教条主义之害，毛泽东1956年在同音乐工谈话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一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教条主义之发生，与五四运动时期的形而上学有关。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时，产生了形而上学片面性的倾向，认为西方的思想是绝对新的、好的，中国的传统思想是绝对旧的、落后的，必须无条件地用西方的思想文化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此外也与俄国与中国的实际关系有关。俄国革命在当时已经成功，列宁、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已为实践所证明，而中国的情况与俄国较为接近，俄国革命的经验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了方向;同时，苏联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的所在地，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实际领导着共产国际的工作，而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组织程序上说要接受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指示。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很容易产生对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盲目崇拜和遵循，形成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
中共党史的一般说法是，自1934年准备反国民党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开始，毛泽东本人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逐渐被排挤出局，“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给革命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历史证明：“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斥不是对他个人的排斥，而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线的排斥。红军的“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就这样描述过毛泽东：
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
李德所瞧不起的东西，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认为，毛泽东在延安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从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中共的成功依靠党的积极分子的一致性，他们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党的路线的智慧，而路线的正确性一定要用理论原则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的完成是逐渐创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被称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则谦虚地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于中国的特定情况。
3.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表述
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中国表述上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则是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对此提出的中国表述是“实事求是”。他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称“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实事求是”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题，源出于东汉班固的《汉书》，本意是指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实践理性精神，经过毛泽东的重新阐释，上升到唯物主义的本体观、实践的认识论和“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的高度统一，于是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实事求是”中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应该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文化改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杂原理为中国人喜闻乐见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毛泽东深知这是一个与教条主义者争论不清的事情，美国人海伦·斯诺在其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回顾毛泽东的“中国化”意志：
1937年期间，毛泽东首先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矛盾论》的演讲;这是他看了我那张长长的问题单，同意为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之后的事情。他给我的主要回答是：如果你不是以矛盾论的思想方法，而是通过正常的逻辑，那就无法理解中国的革命。虽然我向来不喜欢术语，我还是准备接受这一论点，因为这些术语意在给不同的中国内容上加贴西方古老的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我相信，德国人李德和苏联，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甚至永远不会理解它的逻辑性。
斯诺在这里讲的就是毛泽东如何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阐释。这种思维模式，即毛泽东所主张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也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1944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因谈话时，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说：
我们像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是确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这大概就是人们问起我们究竟是“共产党第一”还是“中国人第一”时所指的。但是我们只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正确的思想方法，这不能说我们否认了中国的文化遗产或者否认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这当然是对的，中国历史传给我们的文化中有许多是很好的。而我们必须把这种遗产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但是，在中国还有些人崇拜着古代的陈腐思想。这些思想是不适合于我们今天的国家而相反地是有害的。那些东西必须被摒弃。
在外国文化中也有许多我们必须接受的好的和进步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有许多像法西斯主义那样腐败的东西，必须加以毁灭。
接受中国过去的思想或者外国的思想并不就是无条件地将它们接收下来。它们必须配合中国的实际情形来实行。我们的态度是要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反对盲目地接受和反对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脑子思想而且必须要为自己决定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
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已经系统地形成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但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不等于完全否认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完美地结合起来。
应该说，经过毛泽东那一代人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常纯熟地掌握了这一文化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始终不脱离中国问题的视野，根据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使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立场：一方面，马克思、列宁这些“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要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这哪里有让13亿人“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的意思呢?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虽然当下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但是人们依然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文献中不断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词，其生命力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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