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
作 者：陈学明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
日 期：2013-01
ISBN：720107870
简介：
本书罗列了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十大疑问，或者说放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十个理由，并逐一加以剖析和驳斥。
内容选编<四>
疑问四：我们现在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强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创的基本理论已过时?
对马克思主义,我们把立足点放在创新和与时俱进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正确性呢?实际上,这是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但到了一些人那里却变得复杂起来了。他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起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做到“两个坚信”: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发展。这“两个坚信”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所提出的“四个分清”的要求,最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要进行的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对其他什么“主义”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和条件。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去进行创新,那结果必然是“制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元素”。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这是当今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永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与魅力来自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时代化,也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实践相结合,在探索和解决时代实践的新问题的过程中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不落后于时代,始终具有时代气息而保持青春活力。正因为如此,这些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新的实践。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已有了一个很好的“词汇”,这就是“与时俱进”。确实,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可能取得中国民族解放的胜利,也不可能在民族振兴的道路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今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
我们平时总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格决定了,只有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常新的生活,才能保持勃勃的生机。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分层次的,这就决定了其理论体系中总有若干方面需要不断地加以创新。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武器,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但这种指导作用是分层次的。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的理论指导,二是社会发展规律层面上的理论指导,三是具体实践层面上的指导作用。这三个层面上的指导作用是有区别的,有的具有整体性,有的则比较狭小。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总是有着时代的局限性,这也就决定了其需要不断地向前推进。马克思明确地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恩格斯也说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认为,自己的理论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印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总是开放的,这更决定了其需要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来丰富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一切其他的甚至反对它的理论学说中吸收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把这些新东西融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二是面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践活动,从中不断吸收新经验和新思想,并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观点,使之成为自己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中需要这种开放性,而且这种开放性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和运用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实际上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一、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
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放在创新上,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正确性呢?实际上,这是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但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那里却变得复杂起来了。他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起来,似乎强调了发展就可以放弃坚持了。
1.胡锦涛所说的“两个坚信”体现了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归结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又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两个坚信”,即“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这“两个坚信”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第一个“坚信”,第二个“坚信”就失去了根据。我们所要“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发展”,我们所要进行的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对其他什么“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所要加以“中国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发展”、“创新”、“中国化”时,实际上已认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正确性。如果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业已过时,那么你就根本用不着再在马克思主义的这面旗帜下做些什么,你完全可以撇开马克思主义“另起炉灶”,即另外提出一种什么新的理论,并以此作为当今中国的指导思想,或者以其他什么“主义”作为根基进行理论创新,致力于进行其他什么“主义”的“中国化”。
这里关键是要把握“发展”与“坚持”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既要明白“发展”是“坚持”的条件和灵魂,没有了“发展”就谈不上“坚持”,没有“发展”的“坚持”,就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必然失去自己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又应清楚地认识到,“坚持”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了“坚持”同样谈不上“发展”,离开了“坚持”去“发展”,就等于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从事什么“发展”,而这种“发展”必然导致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胡锦涛是这样论述“坚持”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
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发展又要坚持
习近平总书记面对改革开放新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理论的创新,强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他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务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所作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这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与创新,也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与继承。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无疑强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在这番话的前面他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表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丢”为前提,丢弃了“就丧失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再一次以“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为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首先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践的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是从我国现在的社会存在出发的,即从我国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总和出发的,也就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的。”他强调了我国现在所实施的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主要在于面对了社会现实、从社会现实出发。但在他看来,强调正确的方针政策来自于实践,并不意味着排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强调面对现实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就拿面对社会现实、从社会实际出发来说,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的结果。基于这一基本认识,他在这一讲话中着重强调要“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他这样说道:“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地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3.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如何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和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要创新的理论,必须而且只能体现这一根本思想。这就决定了无论是理论创新的出发点、立足点还是着眼点,都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那么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究竟如何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和条件呢?这里且列举若干: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创新提供科学的思维方法。进行理论创新离不开理论工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出来并进而创立科学的理论体系,正是依靠了这一认识工具。今天,我们进行理论创新也必须借助于这一认识工具。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创新赋予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只有站在忠于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论家的理论活动,才能构建出顺民意、合民利、得民心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指引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获得解放和幸福的学说。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进行理论创新,就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意味着牢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最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创新注入崇高的理想意蕴。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确立了崇高的社会理想,有着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理论工进行理论活动必须有方向感,必须有远大的目标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如果没有这些,理论活动就会失去创新的现实方向和历史意义。理论工进行理论创新活动所必需的方向感、远大目标、精神境界只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理论工永远不可舍弃的政治蕴含和精神支柱。
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保证理论创新正确的政治方向所必需的。实际上,我们进入了一个老旧的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即真理的客观性问题。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其“原道”,以及是否认可这一“原道”的正确性,说到底是承认还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首先得认可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即认可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如果认可这一点,那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认可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就必然不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相对正确的东西,即使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相对真理”,也同时认为这是包含“绝对真理”微粒的“相对真理”。这就是说,不会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过时”、需要修正和发展的成分而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4.从“制造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看离开了“坚持”来谈“创新”的后果
离开了“坚持”来谈“发展”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到。这里仅指出一种所谓“制造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是典型地在否定和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原道”的前提下来进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如果我们的理论创新是这样一种理论创新,那么我们确实有根据说,当我们强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意味着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创的基本理论。
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家,即究竟有没有一个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这本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现在却成了问题。可能是受解释学等西方流行的一些思维方式的影响太深了,人们习惯于把研究对象相对主义化、虚无化,认为所谓研究都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作出的解释实际上都是在阐述自己的思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思想实际上都主要是“研究者自己的思想”。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解释者们自己的“主义”而已。也正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虚无化了,有些人(包括一些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对“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嗤之以鼻,对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努力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做法也不屑一顾,认为这是缘木求鱼、冬扇夏炉。
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已过时,必须把它“送到历史博物馆去”(像许多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那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否定;竭力将马克思主义虚无化,从而认为对其可加以任意诠释,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否定。因此,一方面,鉴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马克思主义被奉为指导思想,深感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又从心底里不认可马克思主义,根本否定有一个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双重心态下,在一些人那里,研究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制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只是一堆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揉、搓、捏的素材,今天可以凭借这些素材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这样子,明天可以利用这些素材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另一种样子。他们所阐发出来的思想,名称是马克思主义,可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实现了他们既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声望,又要推销自己的观点的意愿。稍微读过一点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无市场的计划经济。马克思展望未来的社会主义时,注重利益冲突的消解,强调竞争和追逐利润必须为合作所取代。因此,他当然也强烈地持反市场的态度,把否定市场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和基本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的重大修正和发展。但是一些人却千方百计地把这一理论的“发明权”戴到马克思的头上,制造出了一个推崇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似乎马克思在当年就已天才地提出社会主义应实施市场经济。这样做,既抹杀了邓小平等同志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又因不严肃地把本来不属于马克思的东西强加于马克思而歪曲了马克思。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制造马克思的做法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过不了多久,可能还有“主张私有制的马克思”、“赞同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等一个个新马克思出现。殊不知,这些被制造出来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不要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真不敢想象否定了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如果连有没有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成了问题,那还有什么指导意义可言?我们周围不少人还抱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倘若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那就说明这些人实际上在信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不会认为自己实际上是在追随一种莫须有的东西。最近几年,中央领导的讲话和中央的有关文件反反复复地告诫我们,“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这说明确实有一个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否则无从谈起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既然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就有正确的、非教条式的理解。这种理解的正确与否是建立在理解对象的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对象根本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那就无所谓理解的正确与错误了。而一旦人们不再、也不需要去判断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正确与错误,以及正确的成分有多少,那将是怎样一种局面?
对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在说“与时俱进”,这并没有错,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与时俱进”中才能获得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也必须通过促使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才能不负历史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如何“与时俱进”?同样是号称“与时俱进”,但实际上蕴含着两种不同的路向。第一种是在认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的与时俱进,既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客观真理。因此,他们所致力于的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是在认真理解和领会这些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确实认识到了其中的有些已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趋于过时,从而加以相应的修正和发展,这样就在总体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第二种是在根本否认有一个客观的、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存在的前提下,所谓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
他们在解释、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将之虚无化,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客观真理,完全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不包含有绝对真理微粒的纯粹相对正确的东西。因此,他们的所谓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无非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揉捏出一个个“新马克思主义”来。显然我们需要的是前一种“与时俱进”,而不是后一种。
我们反对制造马克思,提倡科学地对待和研究马克思。前提是必须认可马克思主义有其原本的基本精神,认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主义,包含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由此构成的科学体系,即认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认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死抱住这一个体系不放,并不意味着把其当做绝对真理,不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无选择地接受,从而也并不意味着就是思想僵化、保守。它只是要求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从这一体系出发,致力于把握其基本精神。至于是否需要完全地按照这一体系、这一基本精神办事,则必须在掌握这一体系、这一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中哪些东西已趋于陈旧不合时宜,哪些东西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凡是对已过时的东西,要勇敢地加以修正和超越;凡是对在当今看来仍属真知灼见的,则应理直气壮地加以坚持和贯彻,作为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些年在新的形势下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把握了这一重要思想,并充分认识到了其当代意义。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以及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地把这一思想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深刻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远意义和当下意义,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带领中国人民努力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当今科学地对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杰出范例。
人们注意到,在苏东剧变后,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痛定思痛,认真地总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教训,特别强调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的装饰品”、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工具化”。他们对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深恶痛绝,并揭露了由此带来的种种恶果:需要时,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捧上天,不需要时则弃之一旁;甚而有之,竟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个别结论从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中分割开来,断章取义地为我所用。他们论证说,这样做,不但严重地歪曲、肢解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人类进步事业贻害无穷。显然他们的一些提法,甚至观点明显具有偏颇之处,如割裂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等,但总的来说,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及时而有针对性的。因此,人们也欣喜地看到,在他们那里,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气象。即一方面,不断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确、全面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西方,出现了发现、鉴别、出版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热潮,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大会上的主题往往就是涉及对马克思的一些基本精神的领会,而且推出了一批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著作与论文。另一方面,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
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把“拯救社会主义”的出路定位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可以说,近年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许多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具有企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现实问题,从中进一步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富有原则又具科学性的立场,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二、从“四个分清”看如何在“坚持”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在带领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四个分清”的要求,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这“四个分清”的提出最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决不意味着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过时从而可以放弃了。
1.按照“四个分清”的要求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按照“四个分清”的要求,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找出“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判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具有真理性。但是这些理论判断的正确性是有历史条件的,当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就应当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些判断加以重新阐述。属于因历史条件变化需要加以重新阐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判断”,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革命首先爆发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中心论等。
按照“四个分清”的要求,我们应当找出“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应当正视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确实形成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因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从而导致这些理论观点“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要消灭商品和货币的理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杜绝市场的观点等。按照“四个分清”的要求,我们还应当找出“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些人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兜售自己的观点的情况,把明明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强加给他们。对这些强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头上的观点必须加以澄清,还其本来面目。那种臆造的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观点,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历史发展根源于经济的一元论而主张多元论的观点,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截然对立的观点,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立场而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等,就属于需要澄清的附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2.后三个“分清”建立在第一个“分清”的基础上
必须明确,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具体地说当我们从事后三个“分清”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以确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正确性为前提,后三个“分清”是建立在第一个“分清”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后三个“分清”,首先要做的是找出“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所以没有第一个“分清”,那么我们去从事后面三个“分清”,就会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会成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原理了。后面的三个“分清”,实际上就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正因为这三个“分清”是建立在第一个“分清”的基础之上的,这就说明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并没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过时”,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这“四个分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既不能只要第一个“分清”而忽视了后面三个“分清”,更不能把注意力只集中于后面三个“分清”而无视第一个“分清”。无视第一个“分清”只从事后面的三个“分清”,必然因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永远“分不清”。进行第一个“分清”,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自然、社会和思想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贯穿着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按照“四个分清”的要求,我们首先把握这些永远正确的东西,并持之以恒地加以坚持。不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及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都属于此列。
三、邓小平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刻探索
我们把邓小平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如果邓小平不致力于进行理论创新,不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不可能在中国开创出如此壮丽的事业。自从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来,一再强调要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这方面的言论,但别认为邓小平只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邓小平在强调要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一再告诫人们千万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产生动摇。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邓小平关于“老祖宗不能丢”的一系列论述。可以说,邓小平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深刻探索,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的理解,是他既能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创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的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条件之一。从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中,我们也可以真切地领悟到,我们中国人民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时代化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邓小平强调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们先看看邓小平是如何强调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1989年5月16日,在会见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这样说道:“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至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特别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表现形式。他这样说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时,还特别强调必须不断从实践和生活中汲取营养,通过总结、概括实践经验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提出:“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从而必须善于“独立思考”。他还说道,“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为此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尊重实践。他告诫人们,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2.邓小平在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我们再看看邓小平是如何在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有这样一段名言:“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邓小平几乎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会及时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而他所说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就包括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把包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并列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他不但提出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深刻地论述了这样做的理由。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他看来,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可能过时了,但这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他这样说道:“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还强调,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是出于感情冲动,也不是来自于盲目迷信,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对中国国情深刻认识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说道:“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实现民族解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今天要实现民族振兴,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当今完成民族振兴的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程度,一点不亚于之前完成民族解放的事业。他这样说道:“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正因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抱着坚定的信念,所以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之际,能讲出如此气吞山河的话:
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如此地坚信马克思主义,如此地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认可和坚持的基础之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也曾旗帜鲜明地指出:“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前进并不意味着远离甚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胜利前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下面,我们就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的内在联系来说明,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前进,并不意味着远离甚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表明中国人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高地飘扬着。
1.是否还走在马克思主义的大道上主要取决于有没有丢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我们先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哪些基本理论,正是这些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一,《共产党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揭示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如果说,人类经过了漫长的、艰难的过程,才懂得了在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存在着规律的话,那么人类发现社会生活也存在着客观规律,所经历的过程就更漫长和困难得多。一直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确切地说,一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这一不朽的著作之时,才终于驱散迷雾,找到了社会生活中的真实联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和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个伟大的发现。恩格斯于马克思逝世以后,在为马克思落葬的仪式上的讲话中,认为这一发现的意义不亚于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是“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而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强调这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
第二,《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作出这样一个判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经历了三个剥削阶级相继统治的社会形态,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三个社会形态中,各自存在着两个相互对抗的基本阶级:作为剥削者与统治者的奴隶主和作为被剥削者与被统治者的奴隶,作为剥削者与统治者的地主和作为被剥削者与被统治者的农民,作为剥削者和统治者的资本家和作为被剥削者与被统治者的工人。一部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史,具体地就是“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非常清楚,阶级斗争理论属于《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共产党宣言》的始终。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理论时,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个发现是属于马克思的。他说:“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并指出他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到1845年春他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马克思“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已用“明晰的语句”向他说明了。
第三,《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结尾处用明确的语言作出这一结论的,实际上《共产党宣言》的每一部分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可以把《共产党宣言》所全面论证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理论,简称为“两个必然”理论。“两个必然”理论也可规范表述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或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两个必然”是共产主义信念最重要的理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的结论,实际上为资本主义社会下达了“死亡判决书”,所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把《共产党宣言》视为洪水猛兽,对其恨之入骨,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则从中获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他们树立了“两个必然”的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第四,《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表述的两个“彻底决裂”的思想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里所说的所谓“传统的所有制关系”自然是指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而所谓“传统观念”则是指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两个“彻底决裂”的思想不仅是《共产党宣言》,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它揭示了共产主义革命区别于此前一切革命的崇高使命,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区别于此前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之所在,深刻地体现了共产党人彻底的革命精神。放弃了两个“彻底决裂”的使命,也就等于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第五,《共产党宣言》提出了这样一个富有结论性的命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894年1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两年,《新纪元》周刊约请恩格斯为该杂志题词,希望恩格斯用最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诗人但丁曾描述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回复说:“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考虑,我认为,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说明,恩格斯在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仍然把他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视为人类新纪元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人类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第六,《共产党宣言》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原则:“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一开头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回答说,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这就是说,共产党的性质是完全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谋利益,除了忠实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共产党没有自身的什么“特殊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共产党“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但它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相比确实也有着自己“不同的地方”,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地方”构成了共产党的建党准则。他们这样说道:“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里主要提出了共产党人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两条“不同的地方”:其一是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仅仅强调和坚持某一特定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其二是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整个革命运动的利益,而不是仅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的利益。共产党人要维护和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是肯定的,但无产阶级的利益有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之分。把这两条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强调的是,共产党人所维护和代表的应当是无产阶级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上述这些基本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这个世界上从此有了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从此世界的面貌将得以彻底改变,意味着苦难的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可以获得新生了。我们是不是还走在马克思主义的大道上,主要就看我们是不是还坚持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些人之所以认为,我们既然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为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物,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认为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过时”,并进而放弃了这些理论。关键在于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相容甚至对立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包含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元素”。事实上,这一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它建立在片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元素”
下面我们就来阐述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着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元素”,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的产物,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一方面从客观现实出发,让目前所做的一切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背景相符合;另一方面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做的一切与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联系在一起,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这既坚持了《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共产党宣言》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理论,即“两个必然”的理论为出发点。
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应当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背景相符合。显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做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所做的一切,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准相对照,是那么地格格不入,而与资本主义一对比,又是如此地相似。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千方百计地抹杀“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指向,总是把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完善的“改革”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总是百般地嘲笑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但实际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民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为人类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为人类所指引的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理想。我们目前所做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符合的事,不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是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方向。我们自觉地领悟我们所说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其他什么社会的“初级阶段”,因此我们既不超越这一“初级阶段”,把将来要干的事放到现在来做,又不永远停留在这一“初级阶段”,而是把现在所做的一切视为进入“高一阶段”的必要准备。我们深深地知道,尽管共产主义离我们当前是那么遥远,尽管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共产主义绝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我们当下所做的一切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这一目标。我们不应当因为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离当今还很遥远从而就否定这一目标的存在,更不应当把眼前所做的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割裂开来。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在当今的历史阶段,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人类所揭示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两个必然”的理论,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和迫切。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其性质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而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它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界限。这首先表现在尽管它已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它仍然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所作出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基本判断,即《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一方面,鉴于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地宣布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针对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强调不能忽视阶级矛盾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会激化。邓小平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江泽民则更明确地提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因为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
让我们看看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确实已结束了,但所有的其他的斗争形式并没有销声匿迹。当下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劳资关系的问题,这说明在当代中国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还存在着,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阶级关系。我们当然不能夸大当今中国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但是也不能抹杀这种对立。
我们国内一些人热衷于阶层分析,而实际上阶层分析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阶层分析实际上就是阶级分析,阶级分析内在地包含着阶层分析。如此说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还需不需要《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的问题,而是如何结合当今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的问题。
第三,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主要理由是,尽管它允许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其他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但是它仍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并没有违背《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理论,而是成功地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这一点,邓小平讲得十分清楚。他说:“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明确地规定我国目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这里的意思十分明确:我国目前的所有制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与此同时,我国允许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其他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所推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由于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国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这是顺应客观现实的举措。问题在于,有些人把这一转变简单地理解为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他们对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对当今所有制所作出的规定中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百般不顺眼,朝思暮想要把它拿掉。一时无法去掉,他们就自我安慰说,现在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强调这一点,实际上中国正大步走向私有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字眼是早晚要去掉的。
那么当今中国在强调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同时要不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国的所有制的发展是否最后以单纯的公有制为归宿?当今中国承认私有制的存在有其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就认可了私有制?公有制与私有制在终极价值取向的意义上究竟孰优孰劣?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此都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人心里十分清楚,对消灭私有制这一历史使命共产党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如果不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还要共产党人干什么,或者说共产党人不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还称得上是共产党人吗?我们今天允许私有制在当今中国存在,允许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消灭它。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坚持公有制这本身并没有过错,错就错在没有认识到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并不能一蹴而就,错就错在不能离开具体国情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谈论消灭私有制。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视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价值观念多元的社会,但是在承认这种多元的前提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不放弃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说明,我们还在贯彻《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基本原则。
为了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和多极的世界中,维护好自己的“这一元”和“这一极”,我们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当今世界,资产阶级的政要并没有安于现状,即安于目前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企图让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统领整个世界。把自己的社会称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社会”,千方百计地将“非主流的”都纳入这一“主流”之中,而之所以要将“非主流的”纳入“主流”之中,并不是为了让“非主流的”与其平起平坐,与其一起过“美满”的生活,而是为了更好地奴役它们,更好地控制与驾驭它们。资产阶级政要的这一基本立场,不会随着冷战结束而有所收敛。因此,这些年,我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地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方面源于对客观现实的基本判断,另一方面来自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深刻领会。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置于重要的地位,强调中国共产党要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特别是要代表他们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等重要建党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党建思想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特别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他们强调的是除了忠实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共产党没有自身的什么“特殊的利益”。只要留意一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这些年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把是否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视为当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正在努力引导广大共产党员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只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在无产阶级利益之外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思想,认真地审视自己。鉴于当今有些人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割裂开来,千方百计地促使中国共产党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眼前利益而不顾他们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致力于在《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思想的指引下,使中国共产党把“当前的运动”与“运动的未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努力改变目前那种以消费主义为主要标志的生活方式,倡导科学的发展方式,创建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为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这展现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主要内容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前景。
前段时期,西方世界有人议论20世纪是“美国世纪”,那么21世纪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世纪”?在我们看来,即使到了21世纪的中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过了美国,还不能说中国已成了全世界的“领头羊”。中国能否在21世纪成为全世界标志性的国家,主要看中国在21世纪能否在自己古老的大地上率先创建出一种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主要取决于当今人类文明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而中国是否对破解人类文明的这一难题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显然,当今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如何进一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发展方式,如何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仅仅归结为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乃至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对这种贡献的意义的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当今世界对中国的渴求不是简单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主要是开创出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和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经常谈论“中国模式”,而所谓“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出现在中国古老大地上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而在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背后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种新的文明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承担起创建新的存在方式的历史重任。问题在于,如何创建?创建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有正确的理论的导引,那么这种理论究竟在哪里?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对于人的意义世界的探究,对真正“属人”的存在方式的阐述。具体地说主要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两个论断:一是人类社会必须组织成“自由人的联合体”,二是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引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理论的指引下,创建自己新的存在方式。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完全证明了这一点。科学发展观的意义不仅在于要求人们转变目前的发展方式,促使发展变得协调、全面、可持续,更在于鞭策人们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创建一种能使人们更自由、更全面地发展的崭新的存在方式。(天津人民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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