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一直是西方社会鼓吹、追求、引以为傲的基本理念，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其法律或政治制度凸显和维护这个理念及其原则。但在西方世界陷入大危机之后，这个基本理念已经大大褪色甚至走向反面，这就引起了西方许多学者和部分政要对其的质疑。总体来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平等”一词是如何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政治热词的，二是福利国家制度是保护还是损害了公平，三是如何应对日趋扩大的不平等。
近来，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争论被两个问题所左右：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及政府该如何干预。正如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围绕着“财政悬崖”的各种纷争所显示的，在当今的西方，“左翼的关注点放在增加政府税收与开支上，主要是为了扭转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而右翼的关注点则放在减少税收与开支上，主要是为了保证经济发展。各方都想尽办法将对方的担忧降至最低限度，而且都相信自身所主张的政策足以确保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一、不平等：西方学者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在竞选中表示，他第二任期的最大目标就是重振美国中产阶级(相对贫穷的阶层)。竞选获胜后，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假如发展得好的只有越来越少的一小部分人，假如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几乎做不成事业，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无法成功。”然而，直至2013年6月，美国已经步入金融危机后的第5个年头，中产阶级收入在危机后的每一年都略有下降。有数据显示，2013年2月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环比减少1.1%，跌至51404美元，这比2009年6月复苏起步时的54437美元减少了5.6%.比21世纪初减少了8.9%。照此速度，中产阶级收入在奥巴马任内的降幅很可能达到两位数。而高收入人群收入则节节攀升。据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学者D.约翰斯顿统计，自2009年以来，最富有的10%美国人获取经济增长成果的149%(因为其余90%的人的收入缩水了)。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在366623美元以上)拿走了复苏成果的81%。而最富有的1‰人口(年收入至少达到797万美元)竟然攫取了增长成果的39%。上述贫富差距越趋拉大的现状显然不是奥巴马所希望看到的。所以，他在2014年1月底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发誓，要绕过分裂的国会自行采取行动，以支持美国中产阶级(从而兑现他在竞选时的承诺)。他说，促使他采取行动的原因是财富差距不断拉大，以及股市飙升但人均工资却几乎没有变动这一事实。
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K.德尔维什认为，无论是基于公平还是效率，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不平等都已到了过度的地步。当经济增长缓慢而典型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时，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已成为整个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他指出，虽然不平等造成的两极分化越来越突出的趋势是全球性的，但在美国尤为明显。过去30年，不仅各种市场收入发生了偏差，政府在平衡分配上的作用也已经收缩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调研发现，在1979年-2007年间，美国的家庭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0.48上升到了0.59。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经过了税收和转移支付--也从0.37升至0.49。不平等的加剧在美国显得最为迅速，从而使它成为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
英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和经济研究员、上议院议员R.斯基德尔斯基在反思危机时指出，当今的“世界越来越富有，但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过去30年总值出现增长，但收入中位数一直停滞甚至下降，这意味着，富裕人口攫取了生产力增长的巨大份额”。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这种收入不平等又助长了人们对富裕生活的欲望膨胀。“在这个标准不断上升的世界中，相对贫穷的人为了‘跟上邻居的脚步’，采取了穷人的一贯做法：背负债务。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们从当铺抵押贷款，现在他们从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借贷……债权人则很高兴看他们在债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终走向经济崩溃。斯基德尔斯基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导致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而危机后拯救危机的各项措施，又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可见，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无力维护公平正义。正如K.德尔维什所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不平等的根本推动力正在失去势头，因此要在不久的将来打破美国人眼中的严重不平等趋势，似乎并不太可能”。英国《经济学家》也为此敲响了警钟：“不平等如今已经到了可能会有损效益和危害经济增长的地步。”哈佛大学教授B.韦斯特恩和华盛顿大学教授J.罗森菲尔德则认为，“不平等”一词已经成为美国当今的政治词汇。因此“不平等也就必然成为奥巴马时代甚至目前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旋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以其所实行的自由民主制为荣，并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行其自由民主价值观。但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民主制被垄断集团和富人操纵，难以代表普通民众的意志。资本主义的重要构架就是它的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但正如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J.柯兰齐克所说的，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度未能阻止自由社会的经济利益被占人口比重很小的一部分人所操纵”。因为西方的选举民主需要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能提供这一资金的只有财团。虽然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美国法律曾有规定，为了防止富人操控总统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捐款的上限为2500美元，但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造就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使之成为强有力的组织。这项判决认为，竞选捐款组织属于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其结果是，“富有的捐款者可以无止境地对政治进程施加更强有力的影响”。
2012年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为昂贵的一次总统大选，各级选举包括州议员选举、参众两院选举、总统大选，总花费超过了60亿美元，其中13亿是外界资助，外部集团的影响与日俱增。2013年5月，在耶鲁大学举办的题为“购买力：金钱、政治及不公”的专题研讨会上，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伦理学中心主任L.莱西格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政治制度的特点是谁有钱谁说了算。国会游说者们代表了那些资金充裕集团的利益，他们深刻影响了政治进程，并间接影响了决策者们的喜好，政治机构往往与中上阶层联盟。”
不仅在选举时金钱对政治积极地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金钱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这以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为代表。据法国出版的《他们的债务，我们的民主》一书披露，仅2010年美国游说集团投入的资金就超过300亿美元。完全由金钱组成的游说集团被称为参、众议院之后的“第三院”，而美国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欧洲同样如此，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被称为继华盛顿之后的第二“游说者之都”--在欧盟总部方圆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密布着难以计数的游说集团。经济学家J.萨克斯在《文明的代价》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竞选融资、公司游说以及政府和工业之间的职务旋转门，公司财富转化成政治权利;通过减税、放宽管制以及政府和工业之间的互惠合同，政治权力进一步转化成财富收获。财富产生权力，权力又产生财富。”
二、福利国家制度无力维护公平正义
众所周知，福利国家制度在战后几十年的实行，正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增长之际，工业经济的成功，使以税收抽调利润和工资用于政府目的成为可能，并促成了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高就业率以及相对的社会经济平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利制度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变得技能失调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了自己胜利的牺牲品”。它在某些方面的成功，使人们对其依赖越来越强而变得不堪重负，以至于如果不作出重大调整，它在财政上将难以支撑。
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围绕谁该交什么税，谁该得什么福利，以及华盛顿该如何管理诸如健保和教育等主要领域而激烈争论。在西方世界，以美国保守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竭力反对由政府主导或干预的福利体系。部分美国人认为，旨在帮助穷人的很多计划反而让他们长期陷于依赖和贫穷。保守主义者更是指出：“按照累进税与转移支付形式进行的收入再分配，不过是无能力者针对聪敏能干者的偷窃行为。”但以自由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左翼人士抨击社会分配不公，认为维护福利就是维护社会正义，因而要求政府约束市场，实行减肥补瘦的财税政策，即通过征税和捐赠等形式将富裕群体的部分利益以福利的形式分配给弱势群体。
我们以美国为例看其福利制度能不能维持公平。美国学者K.摩根撰文指出，美国的福利制度按自身方式提供了与其他发达国家同样的许多福利，包括医疗保险、养老金、住房资助和儿童保育。公私部门投向这些福利的资源总量是庞大的。就公民健康和福利开支占CDP的比例来说，美国要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美国式福利分配方法却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相较于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美国更注重对私人社会福利和服务的依赖。美国福利大多由企业提供给员工，而不是政府提供给所有人，这就使得一些人的保障较好而另一些人的保障较差。摩根认为，美国“高薪者通常得到最好的福利，而低薪者或失业者则获得较差的福利。因此，在缓解贫困和不公上，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其他富裕国家做得更少”，而不是更多。
第二，美国没有将社会政策的重点放在帮助弱势群体上。2010年美国福利开支的10%给了收入最高的10%家庭，58%给了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垫底的20%家庭只得到了32%的福利开支。很明显，美国的间接福利开支不成比例地流向了中高端收入人群。美国的某些主要税收减免(如房屋抵押贷的利息扣除以及慈善捐款的税收减免)，尤其让那些富裕到足以获得大量抵押贷款或将大笔资金捐助给慈善事业的人受益。此外，美国的大多数税收优惠被设计为扣税项目(只会帮助那些大量举债之人)，而不是有助于收入较低居民的实际退税渠道。美国的私人社会福利开支最终也流向了中高端收入人群，因为收入较好的工作通常都附带着较广泛的福利计划。美国劳工统计局全国薪酬调查的数据显示，一家公司平均工资越高，就越有可能提供健康保险、退休账户和人寿保险。因此，在平均工资排名靠前的25%的私营企业中，有85%的公司为雇员准备了退休福利，但在平均工资排名靠后的25%的私营企业中，只有38%的公司为雇员准备了退休福利，而其他类型福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平均工资排名靠前25%的私营企业中，有84%的公司提供带薪病假，而在平均工资排名靠后的25%的私营企业中，只有29%的公司支付病假薪水。在对17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全球工作家庭项目的创始人J.海曼等发现，美国是员工不享有带薪产假的仅有的4个国家之一。
由于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主要不是针对穷人的，因此几乎无助于降低本国的贫困率或不平等。在世界经合组织的30多个成员国中，美国的贫困率高居第四。可见，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总额虽然相对较大，但占人口较大比例的低收入者得到的国家福利总额却较少。“不幸的是，一旦触及确保高质量的全民健保、维持退休者可观收入以及投资人口未来生产力时，华盛顿的记录未免让人纠结。”英国《经济学家》评论文章也指出，在西方富裕世界“最不公平的则要数财富转移--误导性的福利开支，社会开支往往很少用来为穷人雪中送炭，而更多的却是给富人锦上添花”。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摧残并最终葬送了福利体系的公平性。金融危机后，美国甚至出现了越来越多四肢健全的人冒充“残疾人”的现象，截至2013年3月，美国适龄工作人口申请享有联邦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金残疾人福利项目(SSDI)的人数增至890万，约占劳动力大军的5.5%。但另一方面，福利制度的“异化”则是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度惹的祸。为了竞选，候选人都竞相向选民发出美好的许愿，推高了选民的期盼，从而大大超出了社会的实际能力。等到他们上台了，又不敢增税来得罪资方，只能以举债来兑现诺言。政府维持福利制度在财政上就变得越来越难以支撑，结构性财政赤字就出现了。政客们对眼前利益的迷恋，以及民众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使得今天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债台高筑、寅吃卯粮，高福利难以为继却又无法改革的局面。
曾任《外交》杂志主编的美国著名专栏作家F.扎卡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福利政策上的误区：既要低税率又要政府的大量服务。他认为，若要同时满足这两个需求，只有变魔术，而现成的魔术就是廉价的信贷。从联邦政府、到州、地方和市政府，以及普通民众都大量举债。美国家庭债务的数字从1974年的6650亿美元增至现在的13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从1980年占GDP的42%上升到现在的107%。同期，英国的这一数字则从46%上升到现在的88%。欧洲大多数国家现在的债务都占GDP的80%左右。1980年，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50%，如今则高达236%。扎卡里亚为美国的债务哀叹道：“这个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已从一个主宰全球经济的国家沦为增长疲软的国家，20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8%。虽然仍有相当部分人继续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为后人留下了日益贫瘠的遗产。现在它的债务令人震惊，人均收入已降至世界第25位，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如果美国人和欧洲人不能采取共同行动，那么它们的未来是不难预料的。”
目前，西方国家如要继续维持高福利体制，就要首先解决巨额债务问题，那就意味着减开支、增税收。可是一减支，民众就要上街游行;而一增税，富人就要放弃国籍并带走急需的工作岗位和投资。如果提高最低工资，立法约束资方解雇工人的权力，就会打击一部人创办企业的积极性，从而促使他们将钱转入金融投机，使经济更难以复苏。
资本主义的游戏一方面是基于公平的原则而且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公平，而另一方面却在它自身所谓的公平竞争的逻辑驱动下导致社会的不公平。虽然发达国家政府希望通过综合福利制度形式的再分配(这个资本主义内在逻辑之外的因素)的有效制约来自我调节贫富差距，但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不公平的发生和扩大。福利制度这个社会安全网没有使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化减轻反而愈加严重。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不得不承认美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面对即将于11月进行的中期选举，他(奥巴马)将消除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作为最重要课题。”虽然奥巴马信心满满，但彻底消除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的。这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不要说奥巴马没有触动私有制的任何意愿，就连受大资本(利益集团)支持的议员组成的国会(包括在野党国会成员的阻挠)他都难以摆平，否则，就不可能有其在2014年1月底“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发誓，要绕过分裂的国会自行采取行动，以支持中产阶级”。
三、应对日趋扩大的不平等的若干观点
1.如何看待日趋扩大的不平等
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J.穆勒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关系制度，特点是财产私有，个人自由地交换商品和服务，以及利用市场机制来控制那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销售。如果说资本主义为开发人类潜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那么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来获得发展。因此，今天的不平等与其说源于机会获得上的不平等，还不如说源于利用机遇能力上的不平等。而这种能力上的不平等反过来则源于个人内在潜力上的差异，即个人所在家庭和社团促使并鼓励发掘个人潜力方法上的差异。因此，他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必须承认不平等和不安全会始终是市场运作的必然结果，并找到办法来保护公民免受其后果之伤害，同时设法依旧保持活力来为资本主义带来大量经济和文化上的好处。”
德尔维什则认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必然带来严重的不平等，这种观点几乎找不到什么经验基础。在运作良好的各种市场经济体里，诸如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收入分配是相当平均的。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不平等现象不太严重时，经济增长似乎更为持久。严重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问题可能会导致各种社会对立，抑制政府和经济体系的效率。”他指出：“虽然有关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的各种争论仍在继续，但很清楚的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基本税制改革和谋求公共开支净效益的努力并不会影响到效率。”如果“公共政策未能推进收益分配的更大平衡，这可能会导致社会裂缝加深，使我们获取新时代种种好处的能力受到严重损害”。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E.卢斯引用美国政治哲学家J.罗尔斯的观点，如果贫富差距能够为最穷的人带来最大的好处，这种差距就是合理的。如果贫富差距拉大的同时，绝对收入也出现了下降，那么全社会就很难容忍下去了。显然，目前的状况与罗尔斯的假设是背道而驰的。
2.如何应对日趋严重的不平等
第一，“政府安全网”的作用仍需加强。穆勒列举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将经济上层和下层的收入进行再分配。但这样做有两个缺陷，一是从长期来看，那些导致不平等的势力会一再要求更多份额的再分配;二是再分配会引发更大的憎恨情绪，阻碍经济的发展。第二种方案是利用政府政策来缩小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差距，这种疗法势必会在其他人群中造成一种不公正感，导致更严重的问题。第三种方案似乎更有前途，那就是鼓励继续使所有人受益的经济创新。但持续的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恢复也不能消灭或者甚至大大减少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安全，因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差异仍将影响人力资本和职业素养的形成与发展。综合上述方案，他认为左右翼均要相互靠拢、取长补短。为使资本主义对整个人口继续保持合法和合意，包括社会经济底层人群以及顶层人群的所有输家和赢家，必须维持并振兴有助于减缓不安全、市场失败痛苦，以及帮助保持机会平等的政府安全网。
第二，政府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更为重要。卢斯认为，调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趋势并非易事，因为造成美国贫富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但政府作用有限。以往无论是一些可以对居民收入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方法(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增加社保税的累进幅度等)，还是一些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奏效的措施(比如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和基础设施的质量等)，都被奥巴马以各种形式提出过，但是这些措施极少能够得到颁布的机会，除非共和党人觉得自己的利益也牵扯在其中。因此，政府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更为重要。哈佛大学教授N.弗格森认为，解决不公平的一系列问题不仅仅在于政府要进行税收和支出等方面的改革，重要的是要对社会赖以运转的制度构架提出更深层次的质疑，要对西方国家法治之类的规章制度、官僚体制等进行改革。
第三，用“经济社会主义”来消除不平等因素。法国经济学家M.于松认为，目前的不平等是缘于社会需求与资本主义满足这些需求的模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只有那些可以通过有利可图的商品化供给得到满足的需求，才会被资本主义模式视为是合法的需求。由此，私有化和削减公共开支成了欧洲流行趋势，而资本主义本身无法消除这些不平等的因素，相反它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自己的永存。因此，他认为解决这一不平等的趋势的真正替代方案应当是一种“经济社会主义”，这种“经济社会主义”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社会民主这一基础上的：社会的优先目标需要通过民主磋商来确定，而不是由占有生产资料的私营业主的投资选择来确定。
斯基德尔斯基强调改革资本主义分配体系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不能再让这个使如此多国民收入与财富堆积在少数人手中的体制继续下去。协调一致的财富与收入再分配往往对资本主义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可能会再次受到教训。”他指出，国民的幸福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增长果实如何分配，而不是它们的绝对数量，唯有更加平等的社会才能增加人们的满足感。
西方学者对于西方福利制度掩盖下的不公平问题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但是，由于各种局限，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解析与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们的解读是在以资本逻辑为依据的理性主义框架下，对资本主义的公平问题展开点评的。如前文中谈到的穆勒，他就认为对现有社会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不仅毫无成效，而且还会损失现行福利制度所依赖的经济效率的正常发展。于松也认为，资本会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其永存性，而这些不平等因素原本就是资本框架本身的规定。所以，他们对西方的不平等问题的剖析只是从寻找对策的角度展开的，而没有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因为其是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植入的有限价值维度，而社会主义诉求的是社会发展中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是从根本上解决人的不平等的制度设计，因而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失败只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有限变革的失败，而不能与社会主义真正的福利制度画等号。
摘自2014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原标题《论西方福利制度掩盖下的不公平问题——从西方学者的视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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