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杰瑞•Z.穆勒 王东风 译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的商业化进程为人的潜能的发展释放了更多机会，但是人们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存在差异。资本主义的内生活力带来了经济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定的后果，国家福利制度为减缓这一后果起到了一定作用。后工业化社会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新要求，改变了男性和女性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改变了家庭模式，也加剧了不平等和不安定。资本主义国家应将保持经济社会活力放在首位，同时为民众建立起安全网。
最近，两个议题主导了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争论：加剧的经济社会不平等以及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所采取的干预的规模。就像20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和围绕“财政悬崖”展开的斗争所展现出来的，当今左翼集中关注的是增加税收和政府支出以从根本上纠正社会的层级化;而右翼的核心主张是减少税收和政府支出以从根本上确保经济的活力。这两派都忽视了对方的关切，都认为自己的政策建议可以保证社会繁荣和稳定。他们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不平等在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确实无处不在。但与许多左翼所认为的不同，不平等既不是政治的结果，也不大可能由政治所纠正，这个问题有更深层的原因，也比通常认为的更棘手。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活动的必然产物，扩大机会平等只会加剧不平等，因为总有一些人和团体在利用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实现发展和进步的机会方面能力更强。与右翼所认为的也不一样，不平等不仅仅对处境糟糕的人或持平均主义思想的人而言是个问题，它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任其发展，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定的加剧会破坏社会秩序，导致民粹主义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对抗。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扩张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进步，既使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过去难以想象的提高，也使人类的各种潜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培养。资本主义的内在活力在带来各种好处的同时，也导致了不安定，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面临着种种阻力。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制度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记录的是为减缓或缓冲这种不安定所做的各种尝试，直到20世纪中叶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才最终使资本主义和民主实现了相对的和睦共存。
近几十年，技术、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不安定出现了新的态势和形式，这使得生活日益不平等，不仅仅加剧了底层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不安，而且也加剧了很多中产阶级的不安。右翼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问题，而左翼致力于通过政府行为来消除这一问题，但没有考虑到其成本。从长远看，左右两派的做法都不可行。当代资本主义政体应接受不平等和不安定依然是市场运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事实，并找到办法来保护公民免受其后果的影响，与此同时，要以某种方式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的活力，最初给资本主义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就是这种活力。
商品化与人的培养
资本主义是一种由经济和社会关系构成的体系，其特征是私有产权、自由个体所进行的商品和服务交换、控制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及分配时市场机制的使用。该体系中一些要素已经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只有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部分国家及其北美殖民地，该体系的所有构成要素才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家庭曾经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消费掉了自己所生产的大部分物品，也生产着自己所消费的大部分物品;在此之后，在一些国家，大多数人开始购买其消费所需的大部分物品，并且他们购买物品时使用的是他们从出售自己生产的大部分物品中所获得的收入。
以市场为导向的家庭的增加以及所谓的“商业社会”的发展对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各种传统制度主导着人们的生活，使个人的选择和命运服从于各种共同体的、政治的和宗教的机构。这些传统制度将变革维持在最低限度，阻碍人们取得大的进步，但也使人们免受生活变迁带来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出现使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控制权，也承担起了比以前更多的责任--从进步和退步两方面来考虑的话，这既使人获得了自由，也使人陷入了恐慌。
商品化指的是生产行为的目的从私人用途转化为在公开市场上销售，它使得人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时间，专门从事他们相对擅长的生产，而从他人那里购买其他物品。新形式的商业和制造业利用劳动分工低成本地生产日常家居用品，也使人们能够购买到一系列新商品。就如历史学家让•德•弗里斯所指出的，其结果就是当代人所谓的“唤醒了心中沉睡的贪欲”，即主观欲望的膨胀和对需求的新的主观认知。从卢梭到马尔库塞，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严厉谴责了这种不断膨胀的欲望，认为它将人类关进了人为欲求的牢笼。但是，自伏尔泰以来的市场支持者却对其称赞有加，认为它扩展了人类的可能性。根据这一观点，形成和满足更高的欲望和需求是文明的本质。
由于我们往往将商品看作有形的物质实体，所以常常忽视新的文化商品的形成及其获取成本的日益低廉在何种程度上扩展了我们所谓的自我培养的方式。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是通讯、信息和娱乐得到发展的历史，这些既是我们用以思考的手段，也是思考的对象。
印制书籍(最开始通常是《圣经》)是最早的现代商品，其不断下降的价格以及获取途径的增多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远高于内燃机的广泛使用。新闻纸的广泛使用也是如此，它推动了报纸和杂志的出现。这些反过来又形成了新的信息市场，催生了进行新闻采集和传播的行业。在18世纪，新闻从印度传到伦敦需要数月的时间，今天则在瞬息之间就可实现。书籍和新闻不仅拓宽了我们的意识，也提升了我们的想象力，这是我们与其他人产生认同并设想自己以新的方式生活的能力。因此，资本主义和商品化促进了人道主义，也推动了新的自我创新形式。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因为录音、电影、电视的发明，人的培养方式得到了扩展，而随着互联网和家用电脑的发展，获取知识和文化的成本急剧下降。由于这些成本的下降，培养方式的增加使得人们的知识范围得到了无法想象的扩大。
家庭的重要性
即便资本主义为人类潜能的发展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或者就算曾经抓住了机会，也可能无法取得长远的进步。历史上，那些阻碍机会平等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障碍使得人口中的不同群体--例如女性、少数族群和穷人--无法完全享受资本主义带来的所有好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障碍逐渐减少或消失，因而现在机会的获取比以前更平等。因此，今天所存在的不平等很少是由获取机会的途径方面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更多是由利用机会的能力方面的不平等导致的。而能力方面的不平等源自人们在如下两方面存在的差异：一是个人最初拥有的天生的人类潜能;二是家庭和共同体能够使这种潜能得到发展并且激励这种潜能发展的方式。
个人要有能力和意向来利用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各种培养方式，而家庭在形成这种能力和意向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家庭不仅是消费的场所和人类繁殖的场所，它还是子女在走向社会化、获得教养、接受教育时所处的主要环境，他们的习惯也是在这一环境中养成的，而这些习惯将影响他们作为个人和作为市场行为主体在今后的命运。借用当代经济学的语言，家庭就是生产人力资本的车间。
随时间推移，家庭通过形成对新商品的需求而影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资本主义也一直在不断地重塑着家庭，因为新商品和新生产手段引领着家庭成员以新的方式打发其时间。因为18世纪人们能以比以前更便宜的价格获得消费品，所以家庭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中，这对他们的消费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初男性的工资可能确实有所降低，但是家庭中丈夫、妻子以及子女的工资合在一起仍有可能使消费水平得到提高。然而，经济增长和文化视野的拓宽并没有使所有人的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得到改善。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女在年龄很小时就可以工作赚钱，这一情形对忽视这些子女的教育产生了激励效应;同时，一些不健康的新商品意味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不总是会改善健康状况和提高寿命。女性的劳动时间从家庭重新分配到市场，因而家庭的卫生程度看起来出现了下降，这增加了人们生病的可能性。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新的生产工具在经济体系中逐渐普及。这是机器的时代，其特征是生物动力来源(人和动物)不断被非生物动力来源(首先是蒸汽机)所代替，这一过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与主要建立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的社会不同，如今的生产越来越多地在工厂进行，这些工厂围绕着新的发动机建立起来，这些新的发动机体积太大、噪音太吵并且太脏，所以无法放置在家里。因此，工作日益与家庭相分离，这最终改变了家庭的结构。
最开始，新的工业化的工厂会雇用妇女和儿童，因为这些人比男人更顺从和更容易管束。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普通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持续的大幅上涨，而在家庭自身内部，依据性别界线出现了新的劳动分工。男人相对强壮的体力使得他们在大机器生产中有优势，因而有更多的男人在工厂中工作，他们挣的工资足以养活一家人。然而，在19世纪，市场还不能提供能够带来清洁、卫生、有营养的膳食以及对儿童精心看护的商品。在上层阶级，这些服务可以由仆人来提供。但是在大多数家庭，这些服务越来越多地要由妻子来提供。这就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的增加，这是根据性别出现的劳动分工。弗里斯认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健康、寿命和教育方面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的劳动从市场重新分配给了家庭以及子女离开工厂走进学校(子女从市场重新分配给了教育)。
活力和不安定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造成人类不安定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界。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这种社会里，经济体系趋于稳定甚至是停滞。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社会一直以创新和活力为导向，旨在创造新的知识、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所有这些都使产生不安定的场所由自然界转向了经济领域。
黑格尔在19世纪20年代就观察到，对于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基础上的商业社会中的男性而言，有一份工作关乎他们的自尊和得到他人的认可。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在变动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失业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由市场形成的劳动分工意味着很多工人的劳动技能是高度专业化的，他们只适合范围很窄的一类工作。市场形成了不断变化的需求，对新产品的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对老产品的需求的减少。那些一直专门从事老产品生产的男性工人就会丢掉工作，而且没有机会接受使他们能够找到新工作的培训。生产的机械化也导致了工作岗位的减少。从一开始，工业资本主义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就笼罩在工人不安定的阴影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的活力、不安定、需求的不断更新和文化潜能的扩展：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20世纪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用他的如下观点扩展了上述论点：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创造性破坏”，即新产品以及新的分配和组织形式取代了旧的产品和形式。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活力的源泉是“资本”对于增长的无形需求(他认为这是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的)不同，熊彼特则关注企业家的作用，他们扮演着引入新商品、发现新市场和新方法的创新者的角色。
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活力和不安定催生了以减轻不安定为目的的新制度，包括旨在减少投资者风险的有限责任公司、旨在促进工人权益的工会组织、旨在提供贷款和丧葬保险的社会互助团体以及商业性人身保险。20世纪中期，为应对大萧条所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和贫困(以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的胜利)，西方民主国家支持建立福利政府。不同国家的福利计划是各种具体项目的不同组合，但是这些新的福利国家存在大量的共同点，包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及各种为家庭提供资助的措施。
二战后的数十年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福利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的。工业经济的成功使得政府能够以税收的方式抽取一部分利润和工资用于政府开支。战后时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仍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人口特征也大有助益，因为适度的高出生率形成了在职工人与受赡养者之间的有利比率。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因为精英大学越来越多地根据学业上的成绩和潜力来招收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人数也日益增加。使妇女和少数族裔无法全面参与社会活动的障碍也在减少。所有这一切带来了暂时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经济的强劲增长、高就业率和经济社会的相对平等。
后工业化经济中的生活
就整个人类而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是一个取得了显著发展的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化使得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与此同时，在美国这样的更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消费者们见证了许多商品(从服装到电视机)的价格的急剧下降，而大量涌现的新商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最引人关注的也许是自我培养方式的变化。就像经济学家泰勒•柯文认为的，近期发展的很多成果“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和笔记本电脑中，而不是存在于经济体系中创造利润的部门”。结果就是，“互联网的很多价值是在个人层面被感受到的，因此从来不会体现在生产率的数字上”。20世纪的各种流派的音乐作品大多可以在视频分享网站上免费获得。任何人只需每月支付少量费用就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互联网观看20世纪的很多优秀电影，这些电影曾经只在少数大城市的影院中临时放映过一段时间。很快，大学图书馆将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开放，接着还会出现其他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机会。
然而，所有这些发展成果都笼罩在资本主义的永恒特征——不平等和不安定的阴影下。1973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知识、科学和技术正在推动社会向他所谓的“后工业社会”转型。他指出，就像先前制造业取代农业成为了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一样，服务业现在也正在取代制造业。在后工业的知识经济中，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更多依靠的是技术投入而不是实际生产和装配产品的工人的技能。这意味着对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需求的减少，也意味着他们的经济价值的下降，就如先前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以及他们的价值下降一样。在知识经济中，所需要的技能包括科技知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与此同时，近几十年席卷整个经济的信息技术革命强化了这些趋势。
后工业化经济的发展对男性和女性的地位与角色产生了重要影响。男性在前工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的相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拥有更强壮的体力，而现在对体力的要求降低了。形成对比的是，无论是因为天生的性格，还是因为社会化，女性在人际交往技能和情商方面都拥有相对优势，这些优势在一种更多以服务人类为导向而更少以生产物质产品为导向的经济中变得日益重要。女性可以参与其中的经济部门在增多，她们的劳动变得更有价值，这意味着花在家里的时间因为有偿劳动力赚钱的机会增多而被牺牲掉了。
上述变化导致双职工的家庭不断取代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对于女性走出家门去工作赚钱这一变化，不论是倡导者，还是批评者，往往都过分强调了女权主义的思想斗争在这一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发生的变化所起的作用。女性劳动力走出家门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出现了可以减少必要家务劳动时间的新商品。女性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市场行为中，这反过来形成了对可减轻家务劳动的家庭消费品(比如包装食品和加工食品)的新需求，也促进了餐馆和快餐业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导致了护理的商品化，孩子、老年人和体弱多病者越来越多地是由支付报酬的看护人员而非亲属来照看。
与女性接受更多教育和取得更大职业成就这一趋势相伴随的是选择结婚对象的社会标准发生了变化。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年代，女性在选择伴侣时往往高度重视赚钱能力。反过来，男性看重的是未来配偶的家务能力而不是其职业成就。夫妻双方在才智方面大致相等的情况并非罕见，但女性倾向于嫁给教育程度更高、经济条件更好的男性。随着经济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的服务和信息经济转型，女性与男性一样通过有偿工作来获得认同，今天同样勤奋工作的夫妻彼此之间更为平等，他们的教育水平更加接近，经济条件更加相当，这一过程被称为“同症择偶”。
不断加剧的不平等
这些后工业化社会的趋势对不平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处于经济阶梯中的每一个层级上的家庭收入增长一倍，那么，处于这一阶梯上部的家庭的总收入必然要比处于该阶梯下部的家庭的总收入增长更快。如果不是由于处于该阶梯下部的家庭所占比重巨大，他们的总收入根本不会增长一倍。因为女性的相对收入在增长，教育程度低的工人阶级男性的相对收入在下降，所以后者越来越被认为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通常，使得这些男性被雇佣的机会降低的那些人力资本方面的不足，也同样使得他们作为适婚对象的受欢迎程度降低了，而那些长期失业的男性的性格特征有时也会变得越来越糟。由于这些男性在经济上对家庭的贡献减少了，所以他们的不可或缺性被认为降低了，这部分是因为女性现在能够依靠福利国家提供的资助作为额外的独立的收入来源，不管其数额多么微薄。
在美国，近几十年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就是社会中各阶层和种族群体的婚姻模式的层级化。20世纪60年代，有关离婚的法律开始变得宽松，各阶层的离婚率都有所上升。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势：在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中离婚率在下降，而在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中离婚率则继续上升。此外，教育程度高和生活富裕的人更有可能结婚，而与此相对，教育程度低的人结婚的可能性更小。考虑到家庭所起到的人力资本孵化器的作用，这些趋势对不平等会产生重要的溢出效应。大量的研究表明，由未离婚的父母共同抚养的孩子更易于养成使其生活获得成功的自律与自信，相反，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特别是男孩，面临着更大的人生失败的风险。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教育机会的平等不断增加和市场报酬日益层级化的时期发生的，这两方面都提升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之一是认知能力：敏捷的头脑，将总结自经验的模式加以推导和应用的能力，以及应对心理的复杂性的能力。第二个构成要素是个性和社交能力：自律、坚持不懈和责任。第三个构成要素是实际知识。所有这些对于在后工业化市场中取得成功变得越来越重要。经济学家布林克•林塞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人力资本主义》中指出，1973年至2001年间，在美国收入分配中属于最低的1/5的群体的实际收入平均每年只增长了0.3%，相比之下，属于中间的1/5的群体增长了0.8%，而属于最高的1/5的群体增长了1.8%。在其他许多发达经济体中也存在某些类似的格局。
人力资本的回报日益不平等不是由全球化导致的，但全球化加剧了这一情况。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区分了贸易性商品和服务(它们能够很容易被进口和出口)与非贸易性商品和服务(它们不能被进口和出口)。越来越多的贸易性商品和服务从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制造品和日常服务被外包，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相对缺少技术和教育的工人的工资进一步下降，除非这类工人能在非贸易性部门找到有报酬的工作。
现代金融的影响
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与处于经济阶梯上部的群体不断加剧的不安定和焦虑交织在一起。导致这一问题的趋势之一就是经济的金融化。尤其是在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将其导致的后果的特征描述为“资金管理者资本主义”，而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帕波特则称其为“代理人资本主义”。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金融是美国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但受到限制的构成要素。参与股票交易(股票市场)的是规模或大或小的个人投资者，他们将自己的钱投到他们认为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公司的股票上。投资资本的另一个来源是华尔街的大型投资银行及其外国同行，它们属于私人合伙公司，用来进行风险投资的是合伙人自己的钱。当更大数额的资本流入投资市场，并且操控这些资本的是职业资金管理者而不是资本所有者本人时，所有的一切就开始发生变化。
新资本的一个来源是养老基金。在战后数十年里，美国的主要产业在二战中崛起为垄断寡头，其面临的竞争有限，国内外市场庞大且在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其利润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使得它们能够为雇员提供各种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相关风险则由公司自己承担。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竞争性加剧，企业利润变得更加不确定，企业(包括各类公共机构)开始尝试将养老基金交由专业资金管理者管理以转移风险，他们期望这些管理者能够带来大额的投资收益。现在，雇员的退休收入不再由企业利润决定，而由养老基金的命运决定。
新资本的另一个来源是大学和其他非盈利机构的资金，这些机构的资金的增长最初得益于各种捐款，但后来它们越来越将其数量的进一步增长寄希望于它们的投资表现。新资本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和政府，在这些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加上人们的储蓄意愿强烈，渴望有相对安全的投资机会，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大笔资金流向了美国的金融体系。
部分是因为受到这些新机会的刺激，华尔街的传统投资银行将自身转变为公开上市的公司，也就是说，它们不仅用自己的资金，还用其他人的资金进行投资，使公司合伙人和雇员的奖金与每年的投资利润挂钩。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种高度竞争的金融体系，主导这一体系的是投资经理，他们管理着数量庞大的资本，其报酬取决于他们超出其同行的表现能力。这种环境中的激励机制促使投资经理努力使投资的短期回报最大化，这种压力潜移默化中传导给了公司管理者。投资回报期的缩短带来了这样一种诱惑，即为了提高眼前的利润而牺牲掉长期投资，不论是研发方面的投资，还是提高公司员工技能方面的投资。对于管理者和雇员来说，其结果都是长期的混乱，这种混乱增加了失业和经济不安定的可能性。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确实需要一个涉及广泛的金融部门。其部分原因是劳动分工的简单延伸：将投资交由专业人员或机构打理这样的外包决策使其他人可以将精力用来从事更擅长或更值得关注的事务。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性日益增加，这意味着企业家和公司管理者在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增加资金时需要得到帮助。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对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它们从其投资的企业的实际价值的增长中获得所有权权益。金融家们全神贯注关注的这些事情会导致重要后果，处理这些事务需要智慧、勤奋和魄力。因此，这一行业的专业人士获得高额收入这一点既不令人惊讶，也不令人厌恶。但是，不管它带来了何种好处，产生了何种持久的社会价值，社会的金融化仍然导致了一些不幸的后果，它通过增加处于经济阶梯上部的群体的收入(这得益于金融管理者获得的高到惊人的奖金)而加剧了不平等，它也加剧了处于经济阶梯下部的群体的不安定(这归因于对短期经济表现的集中关注，而将其他关切排除在外)。
家庭和人力资本
在今天这一全球化、金融化的后工业时代，人力资本在决定人生命运时比以往更为重要。这使家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正如每一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一再发现的，从家庭传承下来的各种资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在学校和工作场所的成功与否。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半个世纪前写的《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的主要障碍是，高智商的父母以及在情感和文化方面能给人以培养的家庭是不可替代的。经济学家佩德罗•卡内罗和詹姆斯•赫克曼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由家庭收入和家庭背景所导致的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方面的水平差异出现在个人成长的早期阶段，而且会一直存在。更有可能的是，学校教育扩大了这些早期的差异。”
遗传天赋以各种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生物遗传、胎儿期和幼儿期的培育、家庭内部所传递的文化导向。金钱当然重要，但其影响远不及上述非金钱因素。与家庭收入相比，有大量藏书的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学校取得较高分数。随着时间推移，就社会的建构遵循着精英主义的思路这一点而言，来自家庭的禀赋和市场给予的回报将趋于重合。
受过教育的父母往往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养育孩子，即使父母双方都有工作。素质高的家庭更有可能有效地利用当代资本主义提供的先进的培养方式(比如丰富的网络资源)，同时抵制其中的潜在诱惑(如毫无节制地看电视和玩电脑游戏)。
家庭影响了儿童从正规教育中获益的能力。逐渐地，不论其经济地位或种族地位，所有人都能接受正式教育，至少存在这种可能。20世纪初，美国适龄人口中获得高中文凭的比例只有6.4%，400人当中只有1个人能够进入大学。因此，多数人虽有能力但无机会完成更高级别的学业。今天，美国高中毕业率大约为75%(从1960年80%的顶点滑落了)，大约40%的年轻人在大学就读过。
最近，《经济学家》杂志反复强调这样一句话：“在一个享有广泛的机会平等的社会中，父母在收入阶梯中所处的位置对子女所处的位置只有很小的影响。”然而，事实却是，在制度性机会越平等的地方，家庭成员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禀赋就能发挥越大的作用。政治学者爱德华•班菲尔德在20多年前出版的《重访从天堂跌落的城市》一书中指出：“所有的教育都有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孩子，因为跻身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是为了具备各种素质，这些素质使自己成为可以接受培养和教育的人。”提高学校质量也许可以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但是这往往会拉大而不是缩小来自人力资本水平不同的家庭的孩子在学业成绩方面的差距。最近的一项调查旨在表明今天美国的代际流动性比以前减少了(也低于一些欧洲国家)，但这项调查没有看到这一情况事实上可能是机会平等日益增加的数代人导致的反常结果。在这一方面，美国可能处于这些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现了的各种趋势的前沿。
群体发展差异
家庭不是唯一的对人力资本的发展乃至个人在市场中的最终成功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组织，发挥重要影响的还有各种共同体，例如与宗教、种族、族群相关的群体。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1905年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在那些存在宗教多样性的地区，新教徒的经济状况往往要好于天主教徒，加尔文教徒要好于路德教徒。韦伯对这些差异给出了文化上的解释，其解释的依据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导致了人们在心理特性上的差异。几年之后，与韦伯同时代的维尔纳•桑巴特在《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对各群体在成功方面的差异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部分是因为文化特性，部分是因为种族特性。1927年，熊彼特将一篇重要论文的题目定为《种族单一环境中的社会阶层》，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一个多种族的环境中，各群体成功的程度将因为种族而不是阶级出现不同。
就各群体在成功方面的差异所给出的上述解释不如如下事实重要：各群体在成就方面的差异一直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持久特征，而且这些差异直到今天还继续存在。
欧洲各国(特别是北欧国家)的平等水平要高于美国，它们的人口在种族构成方面更加单一。由于最近的移民浪潮使很多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的种族单一性降低，这些国家内部的各群体之间也逐渐出现了层级化，一些移民群体所呈现出的生存状况要好于本土居民，另外一些移民群体的状况则比本土居民差。个人成就方面的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据移民群体在其母国所处的阶级和教育背景存在的差异来解释。但是，由于这些群体本身相当于人力资本的承载体和孵化器，所以他们在母国的那些生存状态能够随着时间和地点的转移而延续下来，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美国的情况中，移民对不平等的扩大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文化的开放程度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往往既会吸引世界上一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也会吸引一些受教育程度最差的人。这使得处于经济阶梯上部的人变得更好，而处于下部的人变得更差。
教育为什么不是万能药?
对后工业化社会中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层级化的认识不断深入，自然会引发人们讨论如何应对这种情况。而在美国，各方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教育。
这种答案的一个方面关注的是大学。其论证思路如下：那些完成了大学学业的人和那些没有完成大学学业的人在人生机会方面的差距正日益扩大，所以尽可能多的人应该进入大学。不幸的是，即使有更高比例的美国人进了大学，他们也不一定会学到更多东西。大学学业不合格的人在增多，许多人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学校，而其他那些获得了学位的人的水平要远低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大学学位所应该代表的水平。
各群体在教育成果方面最明显的差异出现在大学之前，也就是他们的高中毕业率，而不同阶级和种族在学业表现方面出现重大差异则发生得更早，在小学阶段就存在了。因此，将教育作为答案的解决方案的第二个方面关注的是小学和中学教育。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包括为学校提供更多的资金，给父母更多的选择权，增加学生的考试频率以及提高教师的质量。即使其中的一些或者全部措施因为其他原因而受到欢迎，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措施明显减少了学生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因为正规学校教育本身在形成人生成就的差距以及使这种差距持续存在方面只发挥了相对较小的作用。
事实证明，这种差距根源于孩子在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时拥有的人力资本在水平上存在的差异，这使得将教育作为答案的解决方案的第三个方面关注的是更早期的和更密集的儿童时期的干预式教育。该建议就是将儿童带离他们所生活的家庭环境，在尽可能多的时间里将其安置在有制度规则的场所。在这些项目中有孤立的成功案例，但这些案例可以在更大范围被复制这一点还远没有得到清楚的证明。有些项目在提高认知能力方面显示出了短期效果，但大部分效果会随着时间而削弱，余留下来的少量效果没有多大作用。看似更合理的说法是，这样的项目改善了那些有助于经济上获得成功的非认知技能和性格特征，但其成本和投入是很大的，需要从更成功的那部分人那里抽取各种资源(从而减少了这部分人可以获得的资源)或者挪用具有其他潜在用途的资源。
由于以上所有原因，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看起来既在不断加剧，又是不可避免的，至少目前是这样。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最无可争辩的结论之一是，随着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间差距的拉大，这些家庭的子女在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发展成就方面的差距拉大得更快。
可以做什么?
当前，资本主义继续为自我培养和个人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好处并持续创造了更佳的机会。然而，就像以前一样，上层阶级的上升同时伴随着下层阶级的下降，这显著地增加了不平等和不安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精辟指出的，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区别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18世纪末，最杰出的美国学者、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深刻评论了在一个充满“创造性破坏”的世界中公共政策不可避免的含糊性：
美好与邪恶相伴，欢乐之源也是苦恼之源，这是人永远也无法逃脱的天意。只有神圣的贞德是例外，是上天赐予世俗之人的没有掺杂任何杂质的美好事物。……真正的政治家……乐于赞同所有那些使人快乐的制度和计划，而人的欢乐来自于天性，这由上天赐予并能增多个人愉悦之源、增加国家资源及力量。邪恶与世俗的欢乐永远相伴，政治家谨慎地将所有可预防和纠正邪恶的因素用于每一件事情。
现在与那时一样，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保留下资本主义带来的暂时的福祉，同时预防和纠正与其永远相伴随的邪恶。
解决不平等和不安定不断加剧这一问题的可能办法之一就是简单地将收入从上层向下层进行重新分配。然而，这个办法存在两个缺点。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不平等加剧的那些因素会自我强化，这就会需要进行更多的再分配，或者进行更激进的再分配。第二，在某些时候，再分配会招致强烈的不满，进而阻碍经济增长。通过税收进行的一定程度的收入再分配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但是，何种程度的再分配是理想的，这一点必然会引起争议，并且无论再分配是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的，它都永远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第二个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政府政策，为境况不佳者提供优惠待遇，以此来消除个人与群体间的差距，这种办法可能比问题本身更糟糕。无论这种办法号称有什么优点，强制性地给某些特定种类的公民以好处不可避免地会使其他人感到不公正。更严重的后果是它们在经济绩效方面造成的损失，因为这些办法将那些资质不够的人提拔到了仅凭他们的能力是无法获得的位置上。同样，如果仅仅因为各种“任人唯能”的标准会对不同群体的人生命运产生“不同的影响”，或者因为它们会导致不平等的社会结果，政府政策就禁止在教育、招聘和荣誉授予方面使用这些标准，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阻碍教育体系、劳动力和整个经济的质量的提高。
第三个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是鼓励能使每个人都获益的持续不断的经济创新，这个办法更有前途。互联网与计算机革命的结合被证明可以与电力的出现相媲美，它们所推动的其他人类活动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这些活动以无法预知的方式改变着整个社会。除了其他优点，互联网还快速提升了知识的更新速度，至少自18世纪以来，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因素。此外，像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和纳米技术这样仍处于成长期的其他领域的前景，以及未来经济增长和人类生活持续改善的前景，都相当美好。然而，即使是持续的创新和经济恢复增长也不会消除、哪怕是明显减少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安定，因为个体、家庭和群体的差异仍将影响人力资本的发展和专业成就的获得。
为了使资本主义对全体人民而言继续是一种正当的和可接受的制度，政府的安全网必须维持下去并获得新的活力，这种安全网有助于减少不安定，缓解市场失败造成的痛楚，帮助维持机会的平等。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存在这样的一些计划。而右翼必须接受的是，这些计划是在服务于那些必不可少的目标，因此必须被保留下来而不是被摧毁，政府社会福利的巨额支出是对资本主义一些固有的、导致问题的特征作出的适当回应，这种福利支出不是应该被“瘦身”的“洪水猛兽”。
例如，在美国，像社会保障、失业保险、食品救济券、低收入者税收抵免制、医疗保险、公共医疗补助以及平价医疗法案提供的额外保险项目首先是为那些在当今的经济体系中未能获得成功和遭受重创的人提供了援助和安慰。设想民众对这些计划的需求会减少是不现实的。在不平等和不安定加剧的时候，削减这些计划是不近人情的。如果那些因为生活在充满资本主义活力的社会中而获益最多的人持有某种“开明的”利己主义，那么即使只是这种“开明的”利己主义也应该使他们认识到抵制如下做法是不明智的：为了实现持久的社会和经济稳定而放弃他们的部分市场所得。政府的福利计划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是右翼必须接受一种适度慷慨的福利国家的存在，其存在有充分合理的理由。
反过来，左翼需要认真对待如下事实：为消除不平等采取的激进努力可能代价过于昂贵，而又毫无建树。过去为增加机会平等而做出的努力(例如扩大教育机会和禁止各种歧视)所获得的极大成功意味着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潜能中尚未开发的部分越来越少。因此，与先前相比，促进平等的额外措施带来的效果可能更有限，而成本却更高。这样的措施将资源从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人那里转移到拥有更少人力资本的人手里，或者不再以成就和能力作为衡量人的标准，就此而言，它们可能会损害现有福利国家所依赖的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
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政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既能维持将为所有人带来利益增长的一定水平的经济活力，同时又能够支付人们的生活在不平等和不安定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得以支撑所必需的各种社会福利计划。由于不同国家在优先考虑的事项、传统、国家规模以及人口特征和经济特点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它们将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但是，有用的起点可能是既拒绝特权政治，也拒绝怨恨政治，对资本主义的实质保持一种清醒的看法，反对其推崇者对它的理想化，也反对其批评者对它的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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