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经济思潮可以划分为两大主流，即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张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一度被视为罪魁祸首，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主张又导致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界对主流经济学的抨击不绝于耳。主流经济学对此次危机表现出来的预测的空白、解释的苍白以及对策的无力使之备受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基本经济理论的缺陷与不足。
方法论存在缺陷
主流经济学主要采用均衡方法，认为经济会长时间处于均衡状态，只是外来的货币因素或实际因素的冲击造成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当经济出现暂时偏离，市场会通过自我调整重新回到均衡状态。但是均衡分析法在强调经济自我调整的同时，几乎忽略了时间的存在。单纯强调均衡解的存在，只重结果，没有过程，或者很多时候对过程的关注不够，从而忽视或者低估了经济调整的成本。比如，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认为，市场均衡是由一组相互协调的价格、质量和数量产生的，只要放开价格，实行私有化，将价格、机制搞对，资源就能有效配置，市场经济就会自发形成。
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理论追求表现形式的严密，大量运用数学模型以避免出现含混不清的概念，使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避免理论的滥用。但是，模型必须从现实中抽象，需要经过大量的省略与简化，从而可能使模型失去了把握重要现象的能力。线性化处理方法更是取消了经济体系变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易变性，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大萧条与大危机出现的可能性。由于理论模型与政策实践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前者根本无法指导后者，有时甚至是误导后者，脱离了经济学“经世济用”的初衷。
达尔文主义色彩太浓厚
古典经济学是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体，而新古典经济学则舍弃了人文精神，保留并片面发展了经济学的工具理性，从而使经济学挣脱了伦理的束缚。主流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崇尚优胜劣汰，自由竞争成为达到最高效率的保障。尽管经济和社会领域与生物界有着众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生物进化是无法被控制的，生物无法随心所欲地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反，在人类社会，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可以有意识地调整策略，力争获得成功。当然，在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平，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从某些程度上说，主流经济学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提倡一种嫌贫爱富的市场逻辑。
对经济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一直以来，永恒的法则，稳定的轨道世界，确定的运行方向，均衡的状态，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信条，而不确定性、复杂性、动态演化等仍是它无法分析的一片混沌。依据牛顿力学的时空观和分析方法所演绎的经济学方法论构成主流经济理论的主线，从李嘉图、瓦尔拉斯、马歇尔，一直到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与亚当·斯密的理论一脉相承，他们大都是坚信社会经济的运行像机械系统一样具有某种内在的规律性，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找出这种能够提供完备知识的确定性规律。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表述以简单性科学为基础，撇开了有关理想目标和事物本质的探讨，而热衷于数字之间联系的功能主义分析，撇开社会关系因素而局限于既定制度下人之理性行为的逻辑推理和计量实证，追求数学化、线性化、形式化，试图运用一般性工具和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他所寻求的确定规律仅是符合某种特殊条件的理论，而不再是真实社会中具体社会人的行为。
华盛顿共识试图将发达国家的市场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却忽略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和维护，对经济复杂性存在严重的认识不足。市场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共物品，有着巨大的外部性，存在投入不足问题，政府对市场制度的建立与维护负有必然责任。但市场制度的建立与维护，是市场参与各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主流经济学没有考虑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制约和依赖关系，只是试图在外围用政府的公共利益决策来解决市场失灵，但是政府本身是有私利的，并不必然为公共利益服务，并不存在一个“局外人”对其进行监管，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现象，如果时间、力度或者工具选择不对，不仅不会挽救经济，还可能助推经济的衰退。此次危机发生后，政府救助不仅没有能够帮助世界经济走向繁荣，反而引发债务危机。正是凯恩斯主义对当前经济复杂性认识的不足，注定了此次救市政策的部分失败。
价值评判标准单一，道德因素缺失
主流经济学一直坚持经济学是一门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其假定利益对经济活动具有决定性的支配作用，排除了文化、道德伦理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主流经济学隐含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清晰的，即以效率为最高、甚至是惟一标准。他假设经济人是理性的，除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外的任何行为都是非理性的，这种个体唯一重要动机的狭隘观点，削弱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道德规范。随着市场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张，人与人的关系更多地让位于物与物的关系，物本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经济学越来越局限于财富最大化研究。但现实中的经济主体是有机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人，而不是静态的、机械的个人，人的需要和价值观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不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是“无道德的金融风险”缓慢积累，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必然结果。
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曾涉及道德这个问题。但在经济学的演变过程中，道德风险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足够的重视。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抽掉“道德”、“制度”等要素，全力推行自由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事实上，表明道德立场是经济学家的职业操守，主流经济学应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向道德市场经济的理性回归，崇尚市场，更崇尚道德。
理论的发展源于实践，危机的出现往往是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的转折点。笔者认为，由于世界的多样化和全球化等，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对经济的研究需要从多学科、多层次的角度来研究问题。近几年，制度经济学、心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研究都取得了新进展，其从一个或几个特定视角对主流经济学作出修正，所做的研究更符合现实经济社会的状况。主流经济学应尝试与其他经济学融合发展，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之上加入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使其研究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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