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GDP思维方式的支配，张维迎不懂得什么是生产力，把生产力发展和GDP增长混为一谈。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不是统计数据造假)就可产生。生产力和GDP的根本区别是人。人有两种：主体——具有自组织能力、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个体和组织;负主体：不为社会创造财富、阻碍社会发展的个体和组织。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主体性关系——主体间关系;负主体性关系——负主体间关系。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还表现在：市场的逻辑是主体性的逻辑。市场的主体性活动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统一的。“访谈人：随着房价高涨和对投资过热的担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提出指责，认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与房地产商共同合谋推高房价、阻碍中央宏观调控等等。你对此怎么看?张维迎：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观点。追求GDP增长不是问题。如果GDP增长是问题，那很简单，哪个地方GDP增长得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撤职就成了。但要知道，GDP跟工业总产值不一样，它不是胡乱投资、生产出来搬到库里就可以的，要卖出去才行。如果我们希望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GDP增长是必须的。”⒁张维迎在这里偷换了两个概念：“盲目追求GDP”和“追求GDP”，似乎不管是假冒伪劣还是垄断投机形成的脱离价值的价格乃至泡沫，只要是能卖出去而不是“生产出来搬到库里”或有价无市的GDP都不是盲目的GDP。这说明由于受GDP思维方式的支配，张维迎不懂得什么是生产力，把生产力发展和GDP增长混为一谈。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不是统计数据造假)就可产生。生产力和GDP的根本区别是人。人有两种：主体——具有自组织能力、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个体和组织;负主体：不为社会创造财富、阻碍社会发展的个体和组织。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主体性关系——主体间关系;负主体性关系——负主体间关系。
孟子：何谓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义与利从来都是统一的;义与利的统一决定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正好像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都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只是人的本质属性----自我创造性的外部局部表现一样，人的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也都不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而只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互相交换劳动关系的外部的、局部的表现。
经济主体的主体性，是人和组织通过自身自觉活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属性。人的主体性是单位主体性的本质、基础和前提。经济主体性的高低取决于创造财富功能的强弱。经济主体的主体性渗透在经营和发展的相互对称的各个要素中，是使各种要素得以建立对称关系的灵魂。没有经济主体的主体性，对称关系无从建立，经营活动无从开展，经营规律和社会规律无所依托。经营增长方式中知识运营的主体性渗透在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中。
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月浩然，沛乎塞苍冥。”浩然正气寓于大自然中。诚信经济与绿色经济是统一的，道德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人的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由天地养成。好的市场经济离不开人的道德素养，人的道德素养在好的市场经济中才能形成。
人的本质是创造性主体，充分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是以相对主体为中心，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因此，“经济人”是抽象的，经济主体是具体的。经济主体的具体性定义经济人的具体性。经济人的主体边界，由所涉及的利益边界决定。个人主体、企业主体、政府主体、社会主体、国家主体、民族主体，作为不同层次的“经济人”，由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利益决定。政府是代表人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它的利益也就是人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任何个人仅仅以“我是纳税人”为由，就试图支配政府的行为，是混淆了不同层次的主体，用低层次的主体代替高层次的主体。从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到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人的个性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形成发展过程。人的社会性，以人的个性为基础和核心;只有个性，才使人的社会性同动物的社会性有了本质的区别。分工是交换的前提。没有人的个性发展，就没有人的创造性发展，就没有分工，也就没有互相交换人们的各自的劳动。分工是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统一的前提。分工的发展不但不是人的片面发展，而且正是人的全面发展：分工的发展过程，表面上是主体越离开客体，实际上是主体越来越接近客体;表面上是相对主体越来越离开相对客体，实际上相对主体越来越接近相对客体。这是双向同一过程。使分工强化的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统一起来的中介是互相交换劳动，使人与人互相交换劳动得以实现的平台是经营活动。通过经营活动表现出来的经济主体的主体性就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通过主体间关系——互相交换劳动得以展现。马克思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交换其劳动的关系，只是主体同主体的关系——主体间关系，而主体和负主体之间、负主体同负主体之间的互相利用关系，则并不是互相交换其劳动的关系。因此马克思说的互相交换其劳动关系是人际关系的本质关系，主体和负主体之间、负主体同负主体之间的互相利用关系是人的本质关系的异化。
由主体和主体间关系所进行的生产性和交易活动我们称之为主体性活动;由负主体和负主体间关系所进行的非生产性和交易活动我们称之为负主体性活动。负主体性活动除了抢劫、偷盗以外，还包括坑蒙拐骗、产业折腾、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主体性活动固然可以增加GDP，负主体性活动中坑蒙拐骗、产业折腾、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也同样会增加GDP。官商勾结投机炒地炒楼人为抬高房价，把老百姓的储蓄转变成地方官员的政绩和灰色收入、房地产商的暴利，和明目张胆的抢劫、偷盗只是形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GDP有两种：主体GDP和负主体GDP。GDP概念本身不能自动区别这两者，所以我们不能盲目追求GDP以致陷进负主体GDP中。而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尽力避免负主体GDP，扩大主体GDP。市场化改革，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主体化改革，而不是私有化、金钱化改革。
张维迎：“市场经济一定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这个秩序一定要建立在良好的信誉机制之上。一个人的行为或者最优行为与他的生命周期有关。假如我预期只能活一个星期，我发财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去抢你们的钱包。抢人东西是要判刑的，但是我不担心这些事，为什么呢?法院还没有来得及开庭，我就已经死了，我何必在乎法律呢?但是当我预期要活很长很长时间，抢人就不是最好的办法。举这个例子也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建立信誉制度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长期的预期。一个人的预期越长，他的行为就越规范，他就愿意坚持兑现自己的承诺。……信誉就是人们为了获得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⒂张维迎这一段话是对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生动诠释。西方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人”只有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分，没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之别;人的生命长度是其长远利益的限度。名誉只是实现物质利益的手段，本身不是利益，人的身前身后名及其对子孙后代的影响都不在“经济人”的利益范畴之中。至于这种利益及满足利益的手段是否合法，是否损害别人的利益，在张维迎看来没有任何不同。张维迎以这样的“经济人”作为他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出发点，当然不可能区别什么主体负主体，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金钱化、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改革不足为奇，对两种GDP不加区分、认为私有制是企业家的充要条件并因此提出所谓“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也不奇怪。既然在张维迎看来私有制是企业家形成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那么企业家自身的整体素质，特别是企业家的理想、信念、知识结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格结构都对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不起任何作用。企业家只有长远物质利益和眼前物质利益的盘算，不存在自我实现、全面发展和人格升华;只承认物的资本，不承认人格是企业家最大的资本。这不但是庸俗经济学，而且是庸俗管理学，是以庸俗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庸俗管理学。庸俗经济学认为经济学不讲道德，庸俗管理学认为管理就是厚黑管理。张维迎认为，由于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所以国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实业，无意仕途”的职业化经理阶层。张维迎把其概括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张维迎：“我提出以下几条论据：第一，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国家是财产的所有者和利润的占有者，财产风险也就只能由国家来承担。既然国家是最终风险承担者，国家就必须对经营者实行直接的控制，怎么可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第二，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全民的财产和政府的官员之间有无数个‘降压器’，政府官员对于全民财产关心度——初始电压‘很低甚至接近于零’，最终输出就更小;第三，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国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实业，无意仕途’的职业化经理阶层，因为在他们看来，经营企业不过是走入仕途的一个阶梯而已，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快放‘卫星’;第四，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在国家所有制下，充其量只能出现‘关、停、并、转’，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没有人因为破产而遭受财产损失，破产又有多大意义呢?第五，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不可能。既然职工是企业‘主人’，经营者就必须处于职工权利的制约之下，经营者就不可能享有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独断指挥权，不可能自由地解雇工人，不可能制止职工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要求，甚至无法制止职工同自己‘攀比’。……企业家的完整定义是什么?第一，企业家要做决策;第二，企业家要承担风险。在国有制下的厂长经理们既没有决策权，也不需要承担风险，那么多所谓的企业家，其实都是虚拟的企业家，实际上也就是官僚。遗憾的是，人们对他们的批评更多地集中在个人品质等方面，很少有人从体制上去思考问题，很少有人认识到‘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⒃张维迎“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忽略了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的根本：企业家自身的主体素质。认为只有私有制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企业家，前提不成立，结论很容易被证伪。以张维迎的“经济人”模板和厚黑管理模式刻制出来的“企业家”不是作为主体的真正企业家，不可能对社会发展起真正推动作用。
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关键在于国有企业主体化。国有企业主体化包括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建立、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除了包括政企分开、所有权约束的有效性、预算约束硬化、企业经营者行为的长期化，也包括企业家素质。国有企业能否形成企业家阶层，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能否主体化和企业家的素质;国有企业能否主体化，关键在于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因此，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国有企业也能形成自身的企业家阶层，不是国有企业私有化，而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真正形成政府法人人格化、国有企业主体化，不但可以用企业家定位国有企业管理者，而且可以用企业家来定位政府官员。韩国总统李明博不正是称自己为“CEO总统”吗?
一个经济学者给企业家下定义，为企业家划边界，取决于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只能以私营企业为模本、以配置经济学为参照给企业家下定义、划边界;在他们看来只有能随心所欲处置资产、随心所欲兴风作浪、为利润最大化不择手段的“经济人”企业主，才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但从再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家的本质，是具有较高的主体性、能通过自身创业和管理活动，使游资和其他生产要素以经营权为中心直接结合、更快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与配置的经济主体。企业家的最本质特征是创业能力;至于在创业过程中所组织支配的生产要素的产权属性和产权结构，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的价值取向、经营方向与管理方式，但这只是企业家的特殊性，同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的本质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所谓“国有制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出发、把结论当前提的范式偏见。至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由于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使真正的企业家阶层难以形成，那是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不可能定理”。如果有问题就“不可能”，哪还要改革做什么?如果不改革，没有健全的市场体制，那么不但国有企业、而且私有企业也难以形成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方面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离开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另一方面却提出所谓“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自相矛盾的悖论。这个“定理”缺乏公理前提。
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上启下的环节。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有赖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将拖住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后腿，使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成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接口，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是改革整体是否成功的综合标准。而改革，只能是一个整体;改革成功，只能是一个整体。国有经济比重和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成反比只是现象，政府法人没有人格化与民间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才是本质。而政府法人人格化、消除权贵市场经济本身只能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解决，而不是靠消除国有经济来解决。你不能让克林顿下台后不讲课，你不能让克林顿把巨额讲课费不拿去投资，你不能让克林顿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赚到更多的利润，但你可以通过法律制约他不出卖国家机密、不搞内线交易、不利用人际脉络搞权钱交易。权贵市场经济本质和要害不在于“权贵”，而在于人治。在健全的法制下，与其说是“权贵”，还不如说是“人贵”，克林顿的高额讲课费和姚明的高额出场费没有本质区别。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二次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法人人格化，才能在制度上保证劳动力产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确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建立。
张维迎的“企业家要做决策，企业家要承担风险”的本质是企业家要有主体性，但企业家的主体性可以从多种渠道形成，企业家做决策和承担风险的方式也可以从多种方式来展现。张维迎认为只有在私有制基础上才能形成企业家，是由于他不懂得企业家的本质、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市场化改革不是私有化、货币化改革而是主体化改革。经济结构中，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改革开放意味着以往建立在经济、超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人的主体性的解放是创业的前提，人的主体性的提高通过创业来实现，国民主体性的提高通过创业潮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转型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使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创业潮;正是创业潮这一时势，造出了企业家这一时代的英雄。主体性解放 创业潮 形成企业家阶层，是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形成的路线图。企业家阶层形成的路线图体现了市场的主体逻辑。张维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几代企业家都是他首创的“双轨制”“孕育”的⒄，之所以缺乏基本的市场逻辑，就是因为缺乏市场的主体逻辑。所谓主体性，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主体性就是人作为系统的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主体性生产和竞争的能力。企业的主体性，团队的主体性、区域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是放大了的人的主体性，其本质都是人的主体性。如果不是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义经济人、定位国有企业与企业家，那么不但无从理解国有企业主体，而且无从理解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无从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按照张维迎的市场化就是私有化逻辑，如果要利益最大化处理国际关系，不但国有企业要私有化，而且国家也要私有化。国家私有化，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专制国家。这岂不是走到私有化、自由化的反面?
张维迎：“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讨论竞争力的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问题，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如果说要在国有体制下摆脱困境，我想唯一的出路是回到国家垄断。”⒅“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3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我认为，这样的一种思路不是认真思考的产物，更不是各界集思广益的结晶，而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的结果。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历来把产权明确和私有化混为一谈，把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明确混淆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而且张维迎在这里主张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几个概念是模糊的，并由于逻辑上的混乱导致实际操作上的混乱：国有企业谁是“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是私有化还是民营化?“民营化”和“私有化”能划等号吗?张维迎这里的逻辑混乱实际上是有意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跳过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个前提谈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某种程度上说明张维迎对正式提出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命题还底气不足，但也只能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
张维迎：“预算约束软化的根源就在于所有者非主体化。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但财产关系必须确定。财产关系不确定，企业就只能有短期行为不会有长期行为，因为短期收益是自己的，长期收益则不知是何人的。”⒆张维迎认为所有者必须主体化是正确的，把主体化和私有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认为财产关系必须确定是正确的，把产权明确和私有化划等号是错误的。张维迎把企业主体看成个人主体、自然人主体，看不到法人主体，是小商品经济时期的企业主体观。市场经济的真正基础是产权明确而非私有制，法人产权明确通过现代企业法人制度实现，而不是通过私有化实现。产权明确包括私有制产权明确与公有制产权明确、生产资料产权明确与生活资料产权明确。产权与产权明确，是平等交换劳动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但产权概念是一个随着生产发展内涵逐步深化、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产权明确的“界限”也必须与时俱进。产权明确不等于私有制，私有制不等于私有化，人人都有的社会所有制也不等于私有化。以劳动力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共有制，就是人人都有份的社会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产权的立体结构，就是根据产权的主体，分为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公有产权又分为国家产权、集体产权;根据产权的类别，分为物权、知识产权与劳动力产权;根据产权的性质，分为初始产权与法人产权。产权的实现形式，又可分为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与处置权。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产权不仅有时空边界，而且有层次边界——无论是所有者还是使用者，都有权拥有相关产权的质量标准，否则有可能付出的代价(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付出的是整个学校的数以千计的生命的代价)。一般商品的质量保证，也是这种立体产权的体现。因此，产权的本质，是价值所有权;而任何价值，都同时拥有五度空间属性。产权的立体性质，对于产权的界定有重要意义：1.明确产权主体，首先要区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使用权)，所有权里又包含初始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土地的产权结构同其他生产资料的产权结构又有不同。2.明确公共品的产权边界，不能仅看它的时空属性，而且还要看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质量方面的产权属性。厕所是公共的，但维护厕所清洁的劳务不是公共的，所以公厕收费，并非公共品收费，而是维护公厕清洁的劳务收费。而由于坚持公共品不收费的原则，使北京大街上到处臭气熏天，实在是荒谬的理论带来荒谬的实践。想用这极端办法来说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正确性，实在也是枉费心机。3.明确私有品的产权边界，也不仅仅是看他的时空属性，还要看在使用过程中相关的其他方面的产权关系。污染、噪音、安全隐患等问题，都牵涉到自身和他人的产权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仅仅着眼于产权固定物的平面的时空边界。就无法得到界定;仅仅通过市场自行解决牵涉到交易成本问题，有的还牵涉到交易主体问题(如有的公众利益受到侵害，就牵涉到谁来出面解决的问题)，而使之不可行。但如果明确产权的超时空性质，就可以按法律来强行解决。产权的立体性质说明，产权清晰不等于私有产权，私有产权不等于私有制，私有制不等于私有化，人人都有份的社会所有制也不等于私有化。私有制作为一种所有制，可以成为共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但私有化则只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但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也不符合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现代公司制的法人产权与初始产权的分离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私有制。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相当比重的国有制，私有化无异于一种倒退。共有制是产权明确、然而非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机制。共有制是股东之间、合作伙伴之间、老板员工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家族成员之间、竞争对手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双赢共生关系的深层基础。共有制的基础和核心是劳动力产权制度;“民有、民管、民享”的原则是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只有共有制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才是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经济基础。当然共有制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共有制说明：1.产权明晰不等于私有化;2.财产私有化不等于资本、资产、企业私有化;3.企业公众化不等于企业私有化;4.民营化不等于民有、私有化。把产权清晰、财产私有、企业公众化、民营化等同于私有化，是偷换概念。可以说，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但不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产权明确才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过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把私有制等同于私有化，盲目主张国退民进，不但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而且要在中国推行自由资本主义，是要中国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这种线性思维方式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不符。
张维迎：“什么是市场经济?一个简单公式是：市场经济等于自由价格加企业家”。“抓住价格体制改革这个中心环节”。⒇张维迎由于缺乏严格的哲学思维的训练，无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他的市场经济的简单公式和改革的中心环节中，就是抓不到市场经济的真正本质和改革真正的中心环节。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平等，那么平等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那么平等化改革的核心机制就是解放人的主体性。如果说，产权明确是比私有制更深层次的本质，那么主体性又是比产权明确更深层次的本质。主体是产权明确的前提，产权明确是主体的实现。主体和产权明确二者互为因果，但主体在时间和逻辑两方面在先。要从主体的角度定义经济人、定位企业、定位企业家、定位劳动者，定位市场经济的基础，定位市场经济的公式和改革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公式：主体性 产权明确 企业家 价值体制 价格体制。在这个公式中，主体性是本，价格体制是末。张维迎的市场经济公式把市场经济的逻辑历史关系搞颠倒了，所以他抓不住改革的真正核心。他的市场经济的公式是小商品经济的公式。之所以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明确而不是私有制，是因为只要产权明确，即使国有企业也能形成市场经济的合格主体;如果产权不明确，即使私有制也不能形成市场经济的主体。提高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个人主体性的根本途径是产权明确，国有企业产权明确的根本途径是建立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核心是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体现的是劳动主体论而不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把主体客体化了;劳动主体论通过劳动力产权制度实现人的主体性，用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带动企业主体性的实现。企业主体性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的根本途径和机制，是实现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主体性的根本途径和机制，是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并通过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来明确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国有企业的主体性。国有企业不是不可以创业，不是只有私有化才可以创业，不是只有MBO才可以二次创业。只有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才能使产权改革、产权明确转变为企业的主体性、催化出生产力;只有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才能消除两极分化，使效率与公平真正一致，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有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才能体现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体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从而为政治民主打下经济基础。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主体性，主体性的所有制基础是产权明确而非私有制，国有企业主体性确立和产权明确的核心是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我们就可以对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形成与运行的具体机制进行设计。这个机制设计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上要建立各级政府作为出资人的运行机制与利益机制。国有即国家所有，国家所有即政府所有，政府所有即各级政府所有。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同时，应明确各级政府的出资人的主体资格，确立各级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国有资产的支配、使用、分配、处置方面的运作机制与利益机制。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明确国有企业产权的关键。国有企业整体上不是劳动人民直接所有并不意味着劳动人民不占有任何产权。从逻辑上劳动者是生产诸要素的主体，从历史上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将越来越高。一切财富归根结底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而劳动力产权制度是劳动力商品原则的基础和前提。只有贯彻劳动力产权制度，才能够使国有企业建立基本的除了国有资产以外的投资主体，并使之相互制衡，相辅相成，使劳动者在明确自己的劳动力产权的同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明确和维护国有企业产权。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科学管理的关键。因为劳动力产权是劳动力商品原则的基础和前提，劳动力商品原则是按劳分配的基础与前提，按劳分配则是权责分明的基础与前提，权责分明是科学管理的核心。组建国有层层控股的现代企业集团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主体形式。层层控股有利于明确产权，使国有企业主体化。通过层层控股，在国有之间、国有与非国有之间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有利于产权由不明确向明确转化、管理由不科学向科学转化，并逐步向共有制转化。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公司制，公司制的核心是产权明确，包括企业物质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明确。而这两方面明确的国有企业就是共有企业。共有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企业家最根本的素质就是善于整合多元化的资源，进行企业创新与创造。要把企业家和能人区别开来。企业家以市场经济为自己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土壤。必须建立企业家形成的平等竞争机制、以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和利益机制。企业家之所以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就是因为企业家形成、作用、利益机制的改革和企业家作用的发挥本身，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所有其他方面。
微观上，要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绝对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的逻辑和历史的必然结果，就是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的逻辑和历史的必然结果，是培育企业家阶层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迅速提高劳动者、特别是现有企业员工的素质，并迅速形成企业家阶层这一最稀缺的经济资源。它不但可以迅速产生大量的新兴企业家，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使现有企业的旧式领导者转变为新型的现代企业家。要建立企业家形成的平等竞争机制。现代公司制度中，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与现代公司制度本身一样，其形成和确立源于平等竞争这一根本的市场经济机制。因此，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必须首先用企业家形成的平等竞争机制来说明。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中，职业经理型企业家的来源是以发达的人才市场、包括经理市场为基础的。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在企业家走马上任之前，就应在原则上确定：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条件下，企业和企业家双向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要建立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具有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成为董事会成员的主要标准，以物质资本所有者身份进入公司董事会的人员比例日趋下降。从股东大会的召集到大会议题的确定，甚至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和中选，都由公司的经营者阶层控制和支配，当公司的董事会一旦通过了由总经理制定的年度预算收支计划后，公司的实际决策权就掌握在总经理等经营者手中，他们便成了公司的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要求企业的科学治理结构应按最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作用来设置。要用管理代替管制，自律代替他律，网络代替层级，绩效代替服从，集约代替集中。企业机构设置应精简、高效，做到职责明确、结构合理、人员精干、权力与责任对等;把宏观上的金字塔形权力机构与微观上的扁平自我管理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把激励和约束结合起来，以目标激励为主，弹性约束为辅;做到决策公开化、管理民主化、监控多元化;做到企业管理主体自动化、管理目标一体化、管理手段智能化、管理过程组合化、管理客体复合化、管理结果高效化。要建立企业家为中心的利益机制。企业家为中心的利益机制，包括企业家的剩余分配权和企业家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企业家的剩余分配权，就是即使股东(国家)原先投过资本金的，企业资产增值部分，也应在股东(国家)、企业、员工个人之间按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量化折股。现在发达国家经营者的报酬一般是通过应聘者与公司的谈判(基础是市场对应聘者人力资本的评估)并得到双方的认同，最后以契约的形式在聘任合同中详细规定。对于企业家即公司的主要管理者，应采用工薪加股权的形式，对于其他的经营者，应根据他们在公司中的作用和地位，自上而下依次分别采用工薪加股权制、工薪加盈余分配制、工薪加奖励制、完全的工薪制，从而形成以企业家为中心的，企业管理者和一般员工剩余分配权的梯级系列。以企业家为中心的企业利益机制，既包括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剩余分配权，更要提倡并强化企业家的自我实现能力。在企业家个体和组织、主体和客体的自觉的双向反馈过程中，使企业家能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使企业成为企业家自我实现的舞台，而不仅仅是谋生和发财的手段。企业家的能力信誉名声在外是企业家的无形的、然而更大的回报。
上述宏观环境是微观机制的前提，微观机制是宏观环境的基础。其中劳动力产权制度是体制内企业和体制外企业并轨的纽带。以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宏观环境和微观机制衔接的桥梁，它们共同构成了知识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企业家阶层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良田沃土。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国有企业主体性的确立不以私有化为必要前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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