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经济学理论的清道夫

　　1989年日本《中国研究月刊》称他为“中国稳健的改革派经济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他是“始终坚持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即使在‘左’的理论和政策盛行的情况下，也不随‘风’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学风”、“从不人云亦云，而是执著地追求真理”。

　　“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不做权势的奴仆，不做“风派理论家”——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

　　3月21日，89岁的卫兴华先生在人大宜园家中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的采访。老人银发稀疏，腿脚不便，视力下降严重，但仍然语言清晰、思维敏捷，回顾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梳理自己的研究成果，老人淡泊平静，健谈而睿智，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求学之路

　　“虽然苦读书、读书苦，但当自己弄懂和把握了博大精深的马列主义的有关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获得成绩时，又会有苦中有甜、苦中有乐的收获感。”

　　卫兴华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五台县善文村，祖辈世代务农。卫兴华自称：“我是在母亲穷愁的眼泪和叹息声中长大的”。为了“转换门风”，6岁时卫兴华的父亲送他读小学。不久后，父亲又送卫兴华到离村30里的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读书。“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东冶镇，卫兴华被迫辍学回村务农，但想读书上学的念头片刻未息。

　　后来，卫兴华在东冶镇济生恒药材店当了一名小伙计，不是正式店员，而是打杂的临时工，只供伙食，没有报酬。“我给人家做饭，给掌柜的提茶壶、倒夜壶，有时也帮助卖药丸。”因为读书求学的渴望，1942年卫兴华考入东冶镇一所中学补学班，失学4年后又进入学校读书。当时东冶镇驻扎着日本侵略军，考入补学班，卫兴华将以前小学老师给他起的官名“卫显贵”改为“卫兴华”，以表示抗日救国，复兴中华之意。

　　因为不愿受到奴化教育，卫兴华离开补学班，通过日军封锁线，到了晋西隰县，考入进山中学。这所学校的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情报战线的先驱、教育家赵宗复，受其影响，在这里，卫兴华系统地、有选择地阅读学习了进步文艺书刊和社会科学读物，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抗战胜利后，进山中学迁回太原，卫兴华被选为学生会理事长，参加了进步社团“投枪社”。

　　1948年11月，卫兴华进入华北大学读书。解放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卫兴华转读于该校经济系。1950年人大成立政治经济教研室，前苏联专家要培养研究生，卫兴华被挑选上，成为人民大学的首届研究生。1952年，卫兴华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教学、研究的治学之道。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卫兴华经历了政治生活和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曾先后被下放劳动、参加“四清”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经历了走“五七”道路的特殊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后，卫兴华的教学研究工作重新焕发了活力，他以执著和饱满的热情，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了出来，经济理念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日趋紧密，卫兴华的研究内容也逐步扩大。在继续研究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他的研究领域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经济运行机制理论、所有制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领域。

　　卫兴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辑等职。出版论著30余本，发表论文、文章约900篇，获省部级奖20多项。2013年获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马克思经济学奖。

　　学问之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很理解、很了解需要讲什么、该讲什么、上面想让我们讲什么，但我还是要讲真话。做学问、做理论搞投机、讲假话，不是真正的学者。”

　　卫兴华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他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我要求自己，也要求我的学生，做学问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卫兴华认为，理论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权势的奴仆，在研究中不能做“风派理论家”。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很理解、很了解需要讲什么、该讲什么、上面想让我们讲什么，但我还是要讲真话。做学问、做理论搞投机、讲假话，不是真正的学者。”改革开放前，卫兴华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学者，而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他又被看成是“左翼”学者。“偏右的人认为我左，偏左的人认为我右，其实，认为我是右，因为他左;认为我是左，因为他右。”卫兴华笑言。

　　卫兴华说：“我提出任何一个新观点后，总会有反对的声音，‘大家都那样讲，怎么你这样讲呢?’但我讲的观点都有我的理论根据，慢慢地很多人就赞同我的观点了。”

　　年轻时代的卫兴华喜欢在经济理论上思考是非对错，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教科书在干部、高校中被当作真理在学习。当时还是一位年轻教师的卫兴华首先对前苏联教科书在三个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一是货币没有阶级性;二是抽象劳动不是商品经济范畴;三是反对“固定资本的周转快慢影响利润率高低”的观点。这三个意见后来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我搞马克思主义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我不迷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卫兴华说。

　　如今回过头再梳理卫兴华的一些理论主张，我们发现，事实上他的一些观点都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而被证实是具有前瞻性的、正确的。譬如：

　　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增长与发展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卫兴华就提出，需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增长与发展的问题。他不赞成追求超高速度，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片面追求高速度带来了诸多弊端，导致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利于资源的科学利用和经济比例关系的合理化，应更重视质量和效益。

　　卫兴华主张中国不应将高增长速度作为首要政策目标，而应实现“由数量扩张型的快速增长方式转为质量效益型的快速增长方式”，而且不要超高速度。“8%就是中高速度，我们现在实际上就回到这个速度了。我是在20年以前讲的这个道理。”卫兴华说。

　　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从中央政策到学者研究都不提市场经济问题，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联合国在划分国家性质时，把资本主义划分为市场经济国家，把社会主义划分为计划经济国家。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政治家们，在别的问题上对立，却在“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这个观点上意外地意见一致。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邓小平明确赞同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画了等号。“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在内部讲话都是通用的，但公开发表文章时，则把“市场经济”换成“市场调节”。

　　及至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之后，这个提法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有学者批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卫兴华认为批评得不当，应该用历史的观点来看。“改革开放、经济转型需要一个过程，从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打开了一个缺口，是转向市场经济的起步。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卫兴华说。

　　卫兴华说：“我们在1986年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1987年，十三大提出‘计划和市场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与我们的研究观点是一致的。‘市场调节企业’，就是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但这个市场不是盲目、混乱的，是由国家引导的。”

　　“现在我们不敢讲计划，而讲规划，规划不是计划吗?好像‘计划’这个词是瘟神似的，要避开它。这是没有道理的。”卫兴华说。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问题。

　　上世纪末，有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论成为一种特别流行的观点。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曾经兴起过一阵重新评价、认识劳动价值论”的争论。

　　“重新评价、认识劳动价值论”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争论了一两年。“其实提出这个观点的目的是为私营企业主入党寻找理论根据。”卫兴华说。

　　对“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卫兴华、原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吴宣恭等经济学家，都在各种会议上表示反对，不赞成“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观点。“那样不就成了资本也可以创造利润、利润不是剥削了吗?”卫兴华说：“让资本家入党，可以发文件、出政策，但不要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则问题就大了。”

　　当时也有不少人主张“否定劳动价值论”，与反对者争论激烈。后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关于重新评价、认识劳动价值论，学界可以继续讨论，我们从政治上作出结论。这表示以后中央不再提这个问题了。

　　关于重视分配公平问题。

　　对分配问题，中国流行多年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十六大进一步讲“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卫兴华认为，“效率优先”作为对生产领域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分配关系中让效率优先于分配公平，即初次分配只注重效率、不重视公平，是存在问题的。

　　“贫富分化主要就是初次分配产生的。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靠再分配是不可能取平的。”卫兴华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西方右翼经济学家虚设的观点，不应该把这种观点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他一直主张在分配领域中应效率与公平并重，实现二者的统一与结合。“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

　　当时包括经济学家刘国光在内的很多学者也提出要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不过，维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观点的人极力反对，认为想要改变这个提法的人是“否定邓小平理论、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市场经济”，“给扣上了‘反改革’的帽子。”卫兴华说：“我是学者，追求的是真理。”他在《光明日报》(2006年9月1日)发表《实现分配过程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以及其它多篇论文，系统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主张调整流行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

　　到中共十七大，这个提法做出了改变，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视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新提法。

　　理论之著

　　“经济学界的好多基本概念、原理，事实上都没有被真正搞清楚。”

　　“有时候经济理论界很多概念混淆在一起，很难搞清楚。”卫兴华举例说，例如“沽”这个词，可以是买也可以是卖，在“待价而沽”里就是卖，在“拿上酒葫芦去沽酒”里就是买。大家都知道买和卖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要具体看这个词用在什么地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分清很多理论、概念的是非，真正将其搞清楚。”卫兴华说。

　　卫兴华认为，在经济学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改革开放理论，都涉及到“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都没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

　　事实上，卫兴华的研究一直都是建立在“搞清楚”理论概念的基础之上，并因此有同行称他为“经济理论的清道夫”。梳理卫兴华的理论著述和学术贡献，除前文所述之外，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1)关于发展生产力问题。卫兴华主张，社会主义应将发展生产力放在重要地位。针对批判所谓“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和宣扬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论，卫兴华认为，片面强调生产关系而不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2)关于社会主义的评价标准问题。针对改革中过于重视生产力发展而忽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忽视分配公平的倾向，卫兴华提出，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都应辩证把握好“两个标准”：即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个标准应该完全统一起来。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扭转了忽视“生产力标准”的局面，生产力发展了，财富增长了，总体上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需要同时继续贯彻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既破除平均主义，也要适当缩小收入差距。

　　(3)主张重视对马克思的财富论的研究。卫兴华认为，财富的生产离不开劳动要素，但财富的增加并不与劳动成正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应是重在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量，来创造更多的价值。而应是重在应用新的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用更少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更多的财富。

　　(4)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地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教材中，对地租理论的某些问题阐述还不够准确，还存在一些纰误。卫兴华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资本主义地租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澄清了理论是非，特别是对级差地租Ⅱ的来源和计量问题以及将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加总计算的问题，进行了正本清源的理论研究与论述。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研究。

　　卫兴华在《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研究方法问题》，认为否定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生产资料是商品，“是忽视了不同国营企业之间的独立权利和利益，只看重了它们的统一面，而看落了它们的矛盾面。如果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那么必然导向否认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生产中的作用”。这个观点是国内较早提出的。1984年8月在太原市作报告时，卫兴华积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不赞同回避和反对使用“商品经济”概念。

　　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卫兴华提出，广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公有制经济外，还应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卫兴华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他在发表于《新湘评论》的《关于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中，论述了“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的客观依据”。

　　尽管卫兴华赞成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反对将“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概念相混同，他认为前者只以公有制为基础，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而后者则包括。

　　三是主张完善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和推进国有企业配套改革。

　　卫兴华认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不是其实现形式。针对有些学者和官员认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制是市场经济时代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的认识，卫兴华认为这种理解和宣传不正确。他肯定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对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作用，但认为股份制本身并没有否定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存在形式，更不赞同“一股就灵”、一股风、一刀切、下指令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做法。而是主张使公有资产真正通过股份制这种新的实现形式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张重视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改制工作。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上，卫兴华主张应因地制宜、因企制宜，不要将一种模式绝对化。他认为，许多国有企业的亏损与管理不善有很大的关系，不能笼统地认为只是产权问题造成的。

　　治学之论

　　“错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很多，错解西方经济学的人也很多。”

　　“我觉得我们经济学界的意见、观点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各自为战、人以群分。很难团结起来共同研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对于经济学界的理论争论和治学态度，卫兴华认为要宽容对待，以理服人。

　　他认为，中国对待西方经济学有两种不好的、不应该有的倾向，一是改革开放以前，把西方经济学“骂倒”，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都是错误的。其实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完全是过去的原教旨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一百多年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已然不是马克思看到的资本主义了，在理论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很多理论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吸收的方面。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开始引进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搞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出来办讲座，包括北京大学的胡代光、厉以宁，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被翻译过来，高校也越来越多地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但是，卫兴华认为，现在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西方经济学由“骂倒”变成“拜倒”，用西方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了。不少高校大量开设西方经济学，有的高等学校的经济学科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学《资本论》。

　　错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很多，错解西方经济学的人也很多。卫兴华认为，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也要学好西方经济学。这样才能判断是非，才能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些理论观点、政策的是非对错做到心明眼亮，看得清楚。

　　“经济学要创新、发展，不要搞派系斗争、互相拆台。不要无理纠缠，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卫兴华说：“争论是有必要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的发展是不怕交锋的。有时候真理就是在交锋中迸发出火花的。派别存在不可避免，但要以理服人、互相交流，不要意气用事地互相攻击，不要以势(政治)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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