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而非增长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着眼于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发展经济学着眼于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增强，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并不否认国家、民族的主体性;相反，经济全球化以国家、民族的主体性为前提。产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为主向资本密集、知识密集为主的提升，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为主向资产、资本、知识运营为主的转变，既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自觉地、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上述发展转变过程，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而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是使这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要靠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国家与国民的自觉能动性。如果否认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国家与国民的自觉能动性，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提升、增长方式转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纯客体的“要素禀赋”上面，那么只能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而要理解这一点，又必须靠对称的、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之所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根据五度空间模式，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西方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逻辑性是对立的。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形式逻辑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更是一种误导。由于林毅夫秉持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与经济学范式，所以他无法正确定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无法正确定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关系，无法正确定位中国国家的主体性——国家与国民的自觉能动性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林毅夫：“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技术结构上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上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以及制度看起来都比发达国家落后，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是必须的，但是，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如果不提升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而试图去提升这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结果就是拔苗助长的赶超。”⑨林毅夫：“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会有竞争力，企业靠自己改善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正常利润，政府可以减少补贴，社会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而按照赶超发展战略，经济就会变得没有效率，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在分析问题时，需要看到短期和长期的差别。假如现在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初始的经济规模一样大，一个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一个国家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短期内之内，采用赶超战略的国家重工业确实会迅速建立起来，满足了很多刚刚独立的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但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剩余却很少，因为它所扶持的产业即使有剩余也是从其他部门里转移过来的，而真正能够创造剩余的产业却因为得不到资本而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得不到积累，经济规模也就扩张得非常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和危机，所以赶超战略支持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像上面讲到过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为创造了很多的剩余，经济规模也扩张得非常迅速。”⑩看来林毅夫“比较优势论”的立足点是“经济规模”，参照系是经济规模“扩张得非常迅速”还是经济规模“扩张得非常缓慢”，实现经济规模的机制是价格、利润与资本积累。这只能说明林毅夫“比较优势论”的经济学范式是增长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客体是要素，主体也是要素，而且是最重要的要素。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改革开放意味着以往建立在经济、超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人的主体性，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准与动力。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超经济强制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团队主体性、企业主体性、区域主体性、政府主体性、国家主体性，是逐步放大了的人的主体性。总体上改革开放使国民整体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起点平等，大大提高人的主体性，对人的行为从质和量两方面作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导向。制度高于技术，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只是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私有制是产权制度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催化和提高来实现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转型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放。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殖民主义的要害与危害，就是摧垮我国民族的主体性。如果说，近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抢占地盘，现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经济侵略，那么当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统治。主流经济学用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资源配置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与资本的快速积累，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只研究经济发展、不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是主流经济学的模型不具备解释力、不具备指导力的根本原因。对称经济学范式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后者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把主体素质特别是创新能力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这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要求，因而体现了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客体是要素，文化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要素禀赋论与比较优势论是否正确，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的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的思维方式。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那么，我们考察比较优势的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是牛顿力学的线性的、纯客体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是量子力学的主客体统一的、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中国“天人合一”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建立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经济模式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经济学形而上学——对称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称哲学，则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称经济学，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以对称的经济发展观为指导，可以形成对称管理学、建构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五度空间的、对称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管理的、技术的、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中华民族的对称思维方式是中国主要的要素禀赋，也是中国主要的比较优势。很可惜秉持西方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林毅夫先生看不到中国这方面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要素有禀赋，结构也有禀赋，而且是更重要的禀赋。单个资源必须放在整个社会系统的环境中定位，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在知识经济时期与对称经济学范式中，从宏观来看的国内国际经济结构是五度空间的，而不是平面二维与三维空间的。在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的今天，要用系统论来扬弃还原论，用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定位要素禀赋。劳动力密集这个要素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与劳动力密集这个所谓比较优势相配套的，是资源密集，而我国恰恰是人口平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用劳动力密集这个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只能造成我国资源枯竭。这说明：从某个要素看的比较优势，从结构上看很可能恰恰是比较劣势。用某个要素来说明比较优势形成模式发展产业，其结果很可能不是扬长避短，而是扬短避长。要素禀赋最重要的是结构，比较优势最重要的是结构，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所谓结构优势，就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在此过程中使人的素质和要素禀赋二者都得到提升，实现劳动力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统一、劳动力密集和资源再生性开发的统一。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因此，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转型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不仅仅是民间与政府、企业与产业的关系。从结构上看，市场除了民间与政府、企业与产业的关系以外，还有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物质经济与精神经济、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关系;在性质上，还有财富与幸福的关系;在空间上，还有企业、产业、区域经济同全球经济的关系;在时间上，还有配置与再生、生产周期与循环经济的关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劳力、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再生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大中华经济圈使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得以有机结合，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这说明：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完整把握经济系统，才能给经济系统中每一个要素与关系以合理定位，建立合理的结构，形成真正的比较优势。
增长经济学以“要素禀赋”为核心概念，发展经济学以“经济主体性”为核心概念。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比较优势只有通过对外贸易才能实现。如果一个国家以比较优势作为经济增长的立足点，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只能是外向型增长模式。可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外向型增长模式只能带来国内资源枯竭、商品匮乏、
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出口产品换来的大量外汇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而不断缩水，靠血汗工厂、廉价劳力生产的产品等于白送人。市场让出去了，技术没有换回来;相应国内的国民创新体系却受到“比较优势论”、“市场换技术”理论及根据这种理论制定出来的各种政策、特别是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冲击而不断萎缩。事实证明：建立在“比较优势战略”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舍近求远、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的增长模式，是典型的泡沫GDP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跛脚的增长模式，是一条与我国大国地位和真正的“要素禀赋”特征极不对称的、畸形“发展”的模式。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扩大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离开客体要素禀赋就没有比较优势，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产业结构不能升级，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像我们这样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内市场最大、产业结构最齐全、产品门类最完整、各地区各具特色又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内需导向型市场体系、民生保障体系、各区域优势互补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和外国相比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也不是资本积累、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扩大的速度。民营企业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作为国家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如果不是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定位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就无从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而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配置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一元化、利润最大化、经济规模最大化是西方价值一元化和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市场经济是主体经济，也是立体经济。如果说，过去的计划经济是从宏观方面违背了市场主体化、立体化原则，那么“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则是在微观产业层面违背了市场主体化、立体化原则。市场主体化、立体化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统一的基础，也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基础。只有对市场的立体的思维，各种对立才会扬弃、分歧才会趋同，各种意识形态才会被统一到科学的发展观中，成为一元与多元相一致、绝对与相对相统一的完整严密的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对称经济学体系。
引文出处
⑨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P77
⑩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P133，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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