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提斯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人可以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的意思很简明浅显，即指宇宙万物都在不停的变化之中，因而人对于当前事物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过去和已知的层面。尽管这句名言对于多数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是耳熟能详，但现实中机械地照搬历史经验，不能对实际情况作全面多维度考察，仅仅以孤立静止的角度片面思考问题的例子却比比皆是。
林毅夫先生从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位子上退休归国后即接连出版了几部著作，“从而为他4年世行高职荣任交了一份富有成果的答卷，也向中国经济学界的同行们和国人带来了他的新研究成果”(韦森语)。对于我等晚生后学，林先生对于国际发展总结性的的著述当然不能错过。然而在用了一段时间研读《探索繁荣》一书之后，却不能不对林先生的理论产生很多疑问。就目前能看到的材料，对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明确质疑的有复旦经济学教授韦森等人。但在我看来，他们的疑问多局限于经济学技术性的细节争议，如政府的作用。而我认为林毅夫理论的关键缺陷在于其整体理论框架的基础部分：即他完全忽略了成功国家发展经验并不具备时间、空间意义上的普适性，而且他对于成功国家经验的理解也有误区。
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早就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理论界的讨论与政府的实践早在二战后就已经开始，其主流一直就是总结发达国家经验，然后给落后国家开药方。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主要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经济学家JeffreyWilliamson在1990年代回顾了英国历史上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指称今天第三世界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是维多利亚时代所没有见过的”，“关于第三世界城市增长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的讨论都不是新鲜的东西。都可以在1830年代的文件中找到”。而另外一位哈佛经济学家EdwardGlaeser则把问题说得更加明白。他认为“今天(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贫困不是弱点，而是力量”，“超大城市也还不够大”。在历史上“曼彻斯特作为十九世纪的经济引擎也有着严重的贫困，但并不是因为它的衰退而是它具有吸引力的表现”。简而言之，在这些经济学家的眼中，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完全可以放心地炮制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并最终达到繁荣的目的。
在我看来，林毅夫的“新”理论体系与前面提到的两位学者在内核上其实是高度一致的。JeffreyWilliamson与EdwardGlaeser的基本错误在于把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历史经验绝对化和孤立化，也就是把英国历史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抽象成为一个既无时间维度也没有空间维度的孤立点。而事实上，英国崛起的时代背景，是经济上没有强大的外来竞争对手，虽然区域层面有竞争，但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超级大国，本土产业可以具有自发形成、成长的特点。其地缘政治空间背景，是英帝国对于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无与伦比，英国经济增长与海外殖民息息相关。正是在这样的时间、空间大背景之下，英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成为世界一等的强盛国家，伦敦就是世界的经济中心，英国的产业资本从英帝国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中获取了极大的利润，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社会逐渐进入所谓“福利”国家状态，并解决了贫困问题。也就是说，要考察所谓“英国经验”，就必须了解英国在那个历史时期的全方位背景，尤其是英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对于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有谁可以重复大英帝国那一段历史背景和空间政治地位?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对任何人任何国家那样的历史条件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林毅夫的笔下，发展同样是一件可以被孤立完成的事情，而完全无需考虑一个国家、民族所处的具体大环境，因而成功经验可以被轻易复制。林毅夫在书中为第三世界开出了如下的药方：“我相信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达到8%的增长速度”，“显著减少贫困”，“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进入中等甚至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只要“他们的政府能够提供正确的政策框架刺激市场中的私有经济成分发展，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经济中的后发优势”。国家发展与繁荣的几个关键条件在这里已经得到了清楚地表述：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可以说，这个药方，也就是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并不难理解，其实就是结合了西方老经验和东南亚、中国经济增长新经验的一个大杂烩。他与前面两位学者表面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加入了新的成功发展经验并根据历史修正了一些明显失败的理论。而核心部分相同之处，则在于他的新理论仍然是一种忽视现实时间、空间条件的盲目性的经验转移。
那么现阶段落后国家面对的现实条件是怎样的呢?早在198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规划学者约翰·弗里德曼就曾经撰文指出，世界经济以城市为基点已经形成了围绕着个别中心城市的等级框架结构。少数的几个城市，即“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等是国际经济的核心，而其他外围城市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取得系统中相应的地位。其结果，就是某一个特定城市中发生的变化往往是由其在世界城市系统中的定位决定，而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世界城市”作为国际经济的核心中枢与边缘城市再造了国际劳动力分工和利益分配关系。如果我们以约翰·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来解读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就能很轻易地看出后者在构建其经济增长理论时，并未对现代国际经济关系如何影响一国的内部经济进行深入的思考，而仅仅是把一国经济增长看作是一件基本上内生的过程。在大英帝国崛起的初期，林毅夫总结的几个要素也许是有效的，但在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完全是内部事务。虽然他的理论中也把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作为一大重点。但很明显，其含义仍然停留于斯密和李嘉图时代，而并不具有“世界城市”时代的权重。
约翰·弗里德曼“世界城市”假说的一大贡献，在我看来，就是点明了国际经济关系已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和利益争夺关系，城市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自然界的食物链，有些城市处于国家经济链条的顶端，而有些则处于不利的低端。林毅夫的理论则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在呼吁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经验时，他假设了前者只需模仿后者(pioneer)的步骤既有可能跟上。但是他的理论忽视了先进国家会形成垄断利益，进而缩小后进者的上升空间，在长时间内二者之间因而存在着利益的冲突关系。而对于最落后国家，因循发达国家的旧路几乎就已经没有多少市场空间。因此我进一步认为在实际运作中会进而形成“比较优势陷阱”，即最落后国家根本无法自拔，更谈不上升级。林毅夫理论的误区就在于假设了市场容量的无限性和无条件准入。大英帝国崛起时期，世界上竞争对手很少。中国经济开始起飞时同样也有今天的落后国家无法再拥有的市场条件。但是一旦这些先进国家对市场的占有相对固化，后进国家在短时间里就只有捡一点残渣剩饭的机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战后国际发展搞了几十年却收效甚微、成功者寥寥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林毅夫书中对于传统发达国家的成功历史经验解读也有误。比如他认为“历史上多数发达国家经济都高度依赖于政府干预来促进经济起飞和追赶”，并以此为依据来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背书。而实际上这个解释过于模糊，不同历史阶段的发达国家政府所起的作用可能完全不同，不可能用这么一句话就概括清楚，尤其是他对“干预”(intervention)这个字的具体含义也没有清晰的解释。比如在英、美历史上，就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两国政府的作用与德、日等后来发展国家的政府就大不相同。林毅夫在这里引用了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文献来代表整个西方的模式，恰恰就反映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含糊认识。李斯特的经济观点与当时英国的古典学派就大相径庭，他所强调的是国家对于经济的主导作用，而这种观点与当时德国作为欧洲落后国家的大背景相对应。李斯特认为德国经济与西欧条件不同，必须采取保守政策，实施关税保护，而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当时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有关。通观全书可以看出，林毅夫所说的“政府干预”，其实就是“李斯特式”的干预，但这与英美的经济政策就差距较大。更精确的表述，应该是英美政府是市场宏观秩序的维护者，而德日等后起国家政府才是林毅夫理论中的具体“干预”者。
代表着林毅夫理论不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对于成功国家一些真正重要经验的忽略，即完全忽视了分配在成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全书从头到尾都未曾见到关于分配的内容。成功国家的经验，不但有关于增长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分配。就此问题有人曾争辩，认为林的理论仅仅是关于增长，因而与分配无关。但如果这是林毅夫的初衷，那么他的”繁荣的求索”就无法自圆其说。世界上应该不存在只重增长而忽视分配的繁荣。无法具体实现的所谓“繁荣”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事实上，在真正成功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分配毫无例外都占有重要地位。经济增长仅仅是实现繁荣的第一步，合理的分配才能具体体现经济的繁荣。欧美日各国先后成为福利国家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可惜的是，林毅夫书中对这段历史并未涉及。假设经济增长就必然带来民生水准的必然提高是其理论体系一大缺点。在我看来，这与林毅夫对于经济学本身发展演化过程可能缺乏必要的思考有一定关系。我注意到，林毅夫在书中几次提到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在这里使用“分支”(subdiscipline)这个字就反映出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发展经济学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传统经济学科自身纵向的一种重大价值调整，而并不仅仅是水平排列的一个仅仅基于某些人兴趣并无关痛痒的分支而已。阿马蒂亚·森是另一位发展研究的知名学者。早在多年前，森的研究就已经在关注以分配、权利为基础的个人福利，而且在学术界内外均引起很大反响。所以仅从经济研究框架的角度而言，仅有宏观面增长的“发展”理念也已经非常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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