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时，把政府排除在市场结构之外;政府只是做一些让国内企业利用比较优势更快更好地赚钱的外部性服务工作。在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走出金融危机的途径时，又不得不把政府请了回来，放在市场结构之中，把政府缺乏监管看成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把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发行超越国家主权的“储藏货币”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政府基础建设投资看成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他把政府排除在外的经济学范式形容为“西潮”，把政府请回来的经济学范式形容为“东风”，把自己在世行4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形容为“从西潮到东风”，从而实现了他的自我否定，这就是他最近从世行回来后同时出版的两本书《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之间的逻辑关系。林毅夫对于自己“从西潮到东风”的自我否定从方法论上作了解释：“理论不管是社会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都只是一套简单的、说明现象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根据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说明出现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或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样的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并非一成不变，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经常不同于发达国家，简单照搬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该解放思想，包括自己传统的和西方的思想，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自己独立构建理论，这样提出的理论可能和传统的或西方的现有理论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经过这样创造性重构的努力，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与时俱进的、能推动国家现代化、走向繁荣和长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方法。”(36)很明显，林毅夫对于自己“从西潮到东风”自我否定进行解释的方法论依据是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是相对主义真理观，用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把真理参照系的转移当作真理本身的可证伪。西方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理论被实践所证伪时，总喜欢用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为自己打圆场。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特征，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复杂经济现象证伪是必然的，所以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是西方经济学最一般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备受西方经济学家青睐的一块遮羞布。林毅夫在这里是用“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来为自己《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和《从西潮到东风》对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出路分析对政府作用看法不同、政策建议不一自圆其说。从字面上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正确的，“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也是科学史的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真理的绝对性与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贯性。正好像《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除了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新古典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是贯穿两本书的基本线索一样，在本质相同、某些形式或现象不同的参照系中，不能说两个对立的理论或观点都是正确的。这是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而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虽然不是研究经济学这样的复杂性学科的充分条件，然而确实是研究经济科学的必要条件。由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都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参照系，所以两本书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只能说是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是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被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所证伪，林毅夫在《从西潮到东风》中不得不左支右拙修正自己原来的错误观点导致。这种对原来错误的修正与真理的相对性有本质的区别。
林毅夫虽然在《从西潮到东风》“修正”了他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但是他所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渗透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后面的线性思维方式却是渗透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的不变的“真理”;这使他不能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立体的结构分析并找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林毅夫：“其实，对全球失衡和美国房地产泡沫应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国的国内政策。2001年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而引入的宽松货币政策因为金融监管放松和金融工具创新而放大，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这个现象又因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而持续下去。”(37)显然，林毅夫是把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把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缺乏结构性、层次性思维，就金融谈金融，只看金融的现象不看金融的本质。
什么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什么会产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不对称引起的全球性金融泡沫破灭危机。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而全球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时，就会出现全球范围游资(“热钱”)的无序运动和银行贷款膨胀，通过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恶意推动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强力催化形成金融泡沫，形成虚假的繁荣。当泡沫发展到一定程度最终破灭时，就会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其具体表现，就是通货膨胀货币急速贬值，银行、企业、个人之间资金和信用链条断裂并造成银行信用危机和银行挤兑风潮，股价暴跌资产缩水股票债券成废纸，银行和企业资不抵债破产倒闭，产品积压订单枯竭资金短缺工厂停工项目下马工人失业，通过全球经济广泛联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各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原先全世界经济一派繁荣繁花似锦到处纸醉金迷莺歌燕舞灯红酒绿欢声笑语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夜之间被全球经济一片萧条所代替。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由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推动直接产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直接形成，但根本原因是共同的，且只有一个：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即所谓“阴谋论”)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即所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节)只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表层，美联储的政策失误(即所谓“政策论”)对金融衍生品工具的无限衍生缺乏监管任由泡沫资金链、虚假信用链无限延伸也没有真正到达根本。只有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要求和人类创造出来的体制产品之间是否对称考虑问题，才算直捣病灶，也才能对症下药，不但治标而且治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是对称经济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防止本国产生金融危机和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国产生危害的制度、体制、机制、经济模式设计。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本末倒置。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根本对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类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纽带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命题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还不如说是人类意识形态，或者说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人类意识形态。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林毅夫的“缺乏监管论”属于“政策论”。就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放松确实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讲，金融危机原因的“政策论”是正确的。就美国政府明明知道对金融监管的放松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仍然还要多次推行“量化宽松”(QE4)的货币政策使美元贬值损人利己来讲，金融危机原因的“阴谋论”是正确的。可以说，“阴谋—政策”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都不是根本原因。由于林毅夫不懂得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然性中寻找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的根本原因，所以也找不到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和途径。他把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现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因此提出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这不但舍本求末，而且不能自圆其说。林毅夫：“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金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波动剧烈的资本流动与汇率变化，持续的国际收支大规模失衡和汇率偏离，以及不充分的全球调整机制，这些都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关。这一体系对跨境资本流动缺乏全球性的监督框架，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约束，而且导致了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不过，假如所有国家都同意采用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则稳定可以实现，以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然导致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就可以解决。第17章将提出创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纸黄金)的大胆建议，以取代目前储备货币的‘无体系状态’。纸黄金应该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把纸黄金作为储备，按照固定汇率发行本国货币。纸黄金还可以用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交易，就像美元在今天扮演的角色。”(38)我们在决定是否认同林毅夫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之前，首先要反思“储备货币”这个概念本身是否科学。如果“储备货币”这个概念本身不科学，那么林毅夫“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就只能建立在沙滩上。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货币本身都有储存功能，所以没必要把本币的储存功能委托给专门的“储备货币”。人们之所以需要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因为进出口贸易周转的需要。林毅夫：“为什么世界各国要持有外汇储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调查，80%的受访者把‘流动性需求的缓冲’作为增加储备的动机，60%的受访者提到了‘平抑汇率波动’的目的。”(39)可见“外汇储备”和“储备货币”不是一个概念。“外汇储备”概念中的外汇不管是“流动性需求的缓冲”还是“平抑汇率波动”都只是为进出口服务的手段，“储备货币”概念则很容易使人把作为“储备货币”的外汇本身当做目的。“储备货币”概念和由“储备货币”概念引申出来的“出口创汇”这个概念，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方式造成误导，为出口而出口，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化、固定化，从政策、资源方面对出口导向经济过度倾斜，不但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正常发展，而且一旦“储备货币”贬值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举国竭尽全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通过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大量购买国债滥发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把危机造成的本国损失转嫁给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首当其冲不断缩水却无可奈何的困境;美国通过军事外交围堵我国，想通过军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间接赖掉我国用美元“储备货币”购买的7000亿美国国债造成的我国外交困境等等，都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储备货币实质是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而其价值却由外国人来决定。这点美国人最聪明：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把外国的财富流进自己腰包，然后用滥发的美元来偿还;尔后再宣布美元贬值，最终是用一堆废纸来换取国外的真金实银，把那些象中国这样出口依赖型、为贸易顺差沾沾自喜的国家玩了一把。而我们这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为贸易顺差、赚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国家的财富就这样通过“顺差”而大量地白白流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被掏空，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对冲外汇储备而不得不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一少一多，物价哪有不上涨的道理?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换回等值商品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实质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中国人民来承担。实践证明“储备货币”概念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上会给非“储备货币”发行国造成巨大损害。在近日凤凰网组织的、有5万多人参加的“您认为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债安全吗?”网上投票中，有高达84%以上的人认为“不安全，有重大违约危险”。(40)这宣告了“储备货币”概念的不科学，宣告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失败，也宣告了林毅夫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发展战略的失败，从实践上证伪了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证明了他提出的建立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不可行。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理论和战略继续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提出了改革以美元“储备货币”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不但被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挫折所证伪，而且被欧元的实践所否定。“欧债危机”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不可行。“欧债危机”说明：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众多使用国中，只要有一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以邻为壑，使其他国家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使该“储备货币”的含金量受到影响，信誉度受到损害;如果有多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使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成为废纸。所以“欧债危机”的实质是“欧元危机”，走出“欧元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欧洲联邦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欧元区各国在货币政策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大致相同的欧元区尚且出现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危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极为不同的全世界范围使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可以说是空中楼阁。虽然林毅夫提到要建立“更大、更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发行国际货币的全球中央银行”，进行“全球政策协调”(41)等等“准主权”性质的机构和措施来作为与他的“纸黄金”相对应的主体机构和措施，但这些机构和措施充其量只能是制定维护汇率规则、监督和有限度地约束各国的货币政策，而不能对各国的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经验证明：主权和货币是对称的，特定范围的主权和特定范围的货币是对称的;除非建立世界政府，否则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退一步说，如果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成为现实，把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转换成“纸黄金”，只能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陷于更大的风险之中。美元的风险只来源于一个美国政府，“纸黄金”的风险则来源于所有国家的政府。
在建立世界政府、发行世界货币之前，任何“储备货币”对于建立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说明，无论是以黄金还是以美元作“储备货币”均不可靠，只有各国货币的交换价值以各国货币自身价值为基础的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万全之策。各国货币自身价值就是各国货币效率决定的价值，各国货币效率就是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各国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这两个变数只要有一个发生变动，该国的货币价值就发生变化，其和他国货币的汇率就应该发生相应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汇率应该是浮动而不是固定的;但变化前后各国货币价值的比值不变，从这个意义上汇率是稳定的。要理解这种汇率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体系，就必须把各国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只有把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才有可能把汇率的稳定性和汇率的浮动性统一起来。而这对于把价值和价格(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来讲，要么固定汇率，要么自由浮动，要么紧盯美元，要么建立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要么就搞虚幻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纸黄金”，愣是不能把“稳定汇率”和“固定汇率”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当他们发现所有这些方案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或根本不可行时，只好束手无策，一声叹息，任凭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林毅夫：“有两种办法可以给各国政府施加政策约束，从而避免导致国际金融不稳定的政策失误：规则和竞争。支持规则办法的经济学家主张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环境下维持严格的固定汇率，但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另一种办法是规定货币政策不能突破某个的限制，如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或者泰勒法则，这些规则可以通过国际协定来设施(金本位制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他经济学家则相信市场竞争可以形成约束，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比现有体系更稳定，其背后的逻辑是：美元的垄断权将被终结，政策约束将得到重建，极端政策选择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不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本国的经济稳定，考虑到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现有的结构性问题，今后的货币政策可能仍会维持低利率。这样一来，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可能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此种混乱过程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不但会损害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不利。”(42)既然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本身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不一致会直接间接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那么采用“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如何?“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让世界各国实现储备分散化，在危机期间提供更多的全球流动性。但这些优点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作为储备资产的各种货币的汇率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43)林毅夫和其他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支配的“主流经济学家”由于不懂对称经济学，不懂“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的对称关系，不懂货币价值和价格的对称关系，不懂汇率稳定性和汇率浮动性的对称关系，只能左支右拙、捉襟见肘、在没有漏洞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门外不得要领搔首弄姿隔靴搔痒左顾右盼左右徘徊找不着北只好大叫“芝麻开门”是不足为奇的。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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