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与普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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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普适价值不同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抽象的，普适价值是具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可以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说成是普世价值，而普适价值只能是人人平等。普适价值，就是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价值观中所包含的共同价值认知。用文化的思维方式思考社会本质与社会规律，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系统、一以贯之的思考，是研究普适价值的方法论原则。

　　关键词：普适价值、普世价值、文化的思维方式、公平正义、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A

　　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本质的、整体的文明。文明是文化的展开，文化是文明的凝结与升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就是本质的、整体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就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用文化的思维方式思考社会本质与社会规律，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系统、一以贯之的思考，是研究普适价值的方法论原则。普适价值不同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抽象的，普适价值是具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可以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说成是普世价值，而普适价值只能是人人平等。普适价值，就是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价值观中所包含的共同价值认知。有没有普适价值?答案是肯定的。任何相对的东西中都包含了绝对的东西，任何特殊的东西中都包含了一般的东西。否认普适价值，是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价值观的逻辑结论就是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价值观会使人类迷失方向。那什么是普适价值呢?

　　普适价值就是人的生命权对等原则。佛教认为无论王者百姓皆是众生，“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名僧传》在宗教的立场上是无贵贱差别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性相近，习相远”(《论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朱熹：《玉山讲义》)人的能力有大小，人对社会的贡献有不同，而人的生命权完全对等。人的生命权完全对等是人的不同能力、人对社会的不同贡献的前提，是个人存在与发展、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石。因此人的生命权对等原则就是人生而平等原则，人生而平等原则就是人格平等原则。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有机会平等才有社会其他平等。人格平等就是普适价值。杀人偿命体现了普适价值。杀人偿命，不是所谓冤冤相报、“同态复仇”，不是所谓以暴制暴、漠视生命，而是公平正义的极端表现。正因为有了这个极端表现，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如果没有这个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社会就将大乱，政权就将倾覆，人民就将选择新的政权，通过新的政权来建立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

　　普适价值就是权利义务的对称原则。“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经》)“舍既然均，序宾以贤。”(《诗经》)“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尚书》)，“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尚书》)，没有离开人的义务的权利，也没有离开人的权利的义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用形象、朴素的语言，表述了深刻的权利义务对称的道理。因为只有权利义务的对称，人和自然、人和社会才能和谐相处、有序发展。所以权利义务的对称就是普适价值。由于巨贪给社会造成的直接间接的危害大大超过杀掉一个两个人，所以杀掉巨贪体现了权利义务的对称这一普适价值。如果整个社会无官不贪，造成人的权利义务不统一、人格不平等，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也会危及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普适价值就是公平正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什么是正义?正义就是对权利义务对称的追求、对人生而平等原则的追求。人类历史上历次朝代更迭都是人类公平正义的要求在冥冥之中起作用的结果。社会不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公平是绝对的，正义总要实现，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基本规律。因为宇宙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人类社会是宇宙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宇宙这一普遍规律的制约。社会正义的实现是宇宙的对称规律在社会领域的表现。

　　普适价值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商鞅)，社会之所以需要法律，就是为了自觉实现正义，避免不自觉实现正义造成社会的动荡与破坏。民主与法制是对称的，但民主是手段，法制是目的;民主是基础，法制是升华。如果民主不能上升到法制的高度，那么这样的民主只能是部分人的民主而不是“人类”的民主，只能是部分人的价值、阶级的价值而不是普适价值。

　　渗透在上述人的生命权对等原则、权利义务的对称原则、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后面更深一层本质的，就是平等。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平等;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人类的普适价值。那么，什么不是普适价值呢?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是部分人的价值不是普适价值。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排犹运动，美国外来移民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屠杀与挤压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也只是部分人的价值而不是普适价值。资本主义社会不讲义务的人权，不要监管的自由，以金钱衡量一切、以金钱换算一切的平等，以金钱主导一切、以金钱摆平一切的民主，也同样只是部分人的价值而不是普适价值。只有完善的法制与道德、充分实现公平正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才是普适价值。

　　有报道说袁隆平的超级水稻推广面积不多，之所以那么好的水稻农民不种原因是需要投入的肥料和工时长，投入产出比不高，经济效率不高，所以全国并没有大规模推广。这是把经济当做金钱、发展经济和赚钱划等号、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的典型例证。前几年发生的腐败官员用钱买欢不成用钱抽打服务员嘴巴、烈女邓玉娇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洁与尊严而刺死腐败官员、当地政府为了掩盖事情真相而左支右绌欲盖弥彰从而激起民愤事件，也典型地说明了伪“精英”们的普适价值观使金钱至上、道德沦丧、官场腐败、世风日下，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虽然兵不血刃、润物无声，然而暗流汹涌、潜移默化，正在以加速度侵蚀我们民族的机体，危害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与道德安全。而邓玉娇的修脚刀不仅修理了贪官的淫念与肉体，而且也修理了伪“精英”们金钱至上的普适价值观的面纱。在伪“精英”们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以及用这种价值观武装自己大脑的一些政府官员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价值不能换算成价格、没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如果人是理性的、正常的，就应该见钱眼开、完全利己;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应该是人的本性，也是GDP增长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诚信，通通都是伪科学，都是非理性的产物;为了什么贞洁脸面人格尊严而见钱不要、见大钱不要、见大把甚至大捆的钱不要的人都是必须用钱来抽打耳光促其清醒、必须送进精神病院清洗大脑使其与他们的“普世价值观”保持一致的“精神病人”。他们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狼道;讲科学就不能讲道德，讲道德就不配来做现代“经济人”。在他们看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是“普世价值”。邓玉娇事件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从邓玉娇本人的表现与事件背后汹涌的民意可以看出，虽然经过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伪“精英”们的长期肆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刻意践踏，中华民族深层次的价值结构并未被瓦解，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并未被泯灭，中国社会稳定的社会心理整体上并未被扭曲。这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希望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基础!所以，我们不是反对普适价值本身，而是反对伪“精英”们用不是普适价值的“普世价值”——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普适价值强加在我们头上，使金钱至上的潜规则披上“普适价值”的外衣而大摇大摆地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否定了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这一真正的普适价值。

　　人类的普适价值是等价交换，然而是价值的等价交换不是价格的等价交换。只有价值的等价交换的平等——贡献与索取的一致、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才是真正的平等，只有真正的平等才是人类的普适价值。而价格的等价交换只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微观领域的“普适价值”，不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宏观领域的“普适价值”，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动物界的普适价值，也不是人类的普适价值。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不是真正的普适价值。伪精英们把微观经济领域的“普适价值”价格等价交换和宇观领域动物界的“普适价值”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看成宏观领域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犯了层次混淆的错误，这个错误使他们无法把握真正的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

　　所谓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也就是古今中外人类公认的道德准则，即人类公认的行为规范。有没有普适价值的问题，在哲学历史观上就是人道主义和历史观能否统一的问题。如果人道主义和历史观能统一，人道主义是一种历史观，那么就存在着普适价值，否则就不存在普适价值。我国理论界就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是否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否历史观的争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多数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人道主义只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历史观;青年马克思曾经有过的人道主义历史观已经被成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否定。

　　本人认为，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曾经阐述的唯物史观而言，人道主义确实只是一种价值观而非历史观。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真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唯物史观没有封闭历史观真理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结果就是人类哲学，唯物史观的发展结果就是人类历史观。就人类哲学或人类历史观而言，人道主义和历史观并不矛盾，更不冲突。如果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个人主义，这样的人道主义历史观是个人主义历史观，那么作为人类哲学的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作为主客体相互关系的本质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所谓人道主义历史观，就是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宇宙发展完整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宇宙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及个体从结果来看是神秘的，从起源和过程来看是自然的;社会发展的规律虽然是主客体相互关系的规律，然而是自然规律的延伸，是宇宙普遍规律的局部表现，同自然规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主客体相互关系构成的社会时空与自然界的时空同源、同构、同质、同功。对称哲学，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的对称经济学，科学与道德是完全统一的：科学直接就是道德，道德直接就是科学。而在其他学科，科学与道德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背离。对称经济学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使科学同道德统一起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在于经济学有君临一切的整合力，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去整合各门科学，包括历史观。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核心和纽带就是主客体对称，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平台就是对称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主导。如果在有些人那里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发生了不一致，那只是这些人头脑里的道德观念绝对化了的结果，而不是二者本性上的不一致。

　　资产阶级有人道主义，并不等于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观，那么人道主义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人类普世的道德价值观就是人类的历史观。人类普世的价值——人类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道德价值。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人类人道主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主体的活动组成，是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理想的实现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的内在必然性联系。所以历史的发展与道德的发展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只能是历史退步，而不是历史的进步。历史进步以道德进步为标准，道德进步以历史进步为根本、动力、基础。真理是具体的、全面的。认为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不一致是由于把道德看成是全面的，而把真理看成是片面的。实际上片面的真理对应于片面的道德，全面的道德要求全面的真理，二者在本性上是一致的。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一致的基础，在于人是历史的主体。一方面，社会的本质是人;另方面，人又不在社会之外，或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在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和人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正好像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事物的部分一样。任何事物，都由现象和本质两个层次、部分组成。因此，我们既要反对那种否认人是社会的本质、把人看成只是社会的奴隶的观点，又要反对那种认为人在社会之上，人可以随心所欲创造社会历史的观点，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人和社会的关系、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关系。

　　用现代解释学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否统一，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是否一致，如果仅仅从马克思的原话中找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从本质来看，从发展来看，科学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也应该是一致的。如果过去不一致，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也会一致起来。用整体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我们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正确态度。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适价值。

　　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只能遵循人类文明发展、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个普遍规律中，小圆圈是中圆圈的浓缩，中圆圈是大圆圈的浓缩。浓缩不是等同，而是一环套一环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实现发展。对称文化完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圆圈——对称文化在当代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对称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也是解析与重建中国普适价值观的范式参照。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科学，和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无必然联系。真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我们之所以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以中国本身固有的文化为主体，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价值、普适价值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接纳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蕴含了普适价值，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普适价值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普适价值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同样，“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比西方更早出现，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要成为普适价值，也必须寻找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普适价值的共同点，使之成为通过空间展示体现时间发展的人类普适价值体系中合理的一环。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益。平等是公平的本质，公平是平等的展开;公平侧重于分配领域，平等则是主体性的概

　　念。平等是比公平更深层次的范畴。如果说，公平相对于效率而言，那么平等则蕴含了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为了保证公平分配，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有效运转。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平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同一个命题。平等，不是结果平均，而是机会平等;机会平等，就是起点平等;起点平等，就是生存的机会平等、发展的机会平等、自我实现的机会平等，就是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对称;就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十八大报告)平等是对称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展开。如果说，对称是宇宙形成、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平等就是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和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主体的价值规律就是平等的规律。平等的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封建社会，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闭的小生产的狭小的生产规模，商品生产的不发达，使平等没有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追求平等没有成为人们普遍的自觉行动，因此不平等围绕着平等上下波动的周期较长，有时甚至要几代人才能显现出来。这给人们认识和运用这条规律带来了困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中国农民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佛教的“因缘论”、“报应说”，以及群众的“吃亏是福”等，可以说都是对平等规律的朴素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反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等价交换成了人们的自觉原则，平等意识成了人们的自觉意识，追求平等成为人们的普遍的自觉行为。因而不平等围绕着平等上下波动的周期，显得较短，且越来越短，向零点无限接近，因而比较容易使人们看到这条规律的存在，并较自觉地按其行动。把劳动和劳动力看成商品，就是这条规律的直接体现。把劳动力看成商品，使平等规律由通过人们的自发行动表现出来，变成由通过人们的自觉行动表现出来。平等规律是通过人们的自发行为表现出来还是通过人们的自觉行为表现出来，表现周期是短还是长，对于人的素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可以使人由于认识不到这条规律的必然作用而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花耗到人际之间的大小战争和掠夺行为上面，而降低了人的主体性和阻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而后者可以使人意识到这条规律的强制作用，从而把提高自己的主体性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即有利于主体素质的提高，又推动了社会更快发展。

　　民主是手段，平等才是目的。民主不是普适价值，平等才是普适价值。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侵犯人权，但从本质上看，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防止执政后蜕化变质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而进行的自我革命，恰恰体现了执政党追求社会平等的普适价值。虽然文化大革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错误，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共产党脱离群众堕落腐败的动机和效果都是好的，说文化大革命纯粹是一场动乱并进而贬低毛泽东是错误的。奥巴马靠民主选举上台是美国人对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致命缺陷的遮羞布，用所谓种族平等、人人平等的普适价值来掩盖其制度的尴尬。可以说，没有这一场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奥巴马根本不会当选。奥巴马当美国人的总统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奥巴马也确实不负众望，上台后就在推销普适价值的名义下，软硬兼施要中国人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奥巴马是美国人的工具和推销员，奥巴马的黑人身份是美国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旗帜。从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航母黄海军事演习、挑唆日本挑起钓鱼岛事件、通过汉奸卖国势力在我国推广他们的“普世价值”，就是要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来掠夺中国的财富，用中国60年发展的经济成果来填补他们财政黑洞，把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奥巴马上台是用民主这一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

　　平等与自由、民主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从逻辑上看，民主是自由的途径，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相对于平等而言，民主与自由都是手段;平等是核心价值，民主与自由是围绕这一核心价值展开的外围价值。只有民主、自由与法制的对称，才能使民主与自由走向平等，而不是走向平等的反面。所以对称是重要的;离开对称，民主、自由和法制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民主和自由走向无政府主义，法制成了专制，它们都离平等渐行渐远。从历史上看，在商品经济早期，自由与平等是同一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立体化、宏观化，自由与平等逐步分离，以致经济主体的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必须通过法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以化解各种“外部性”问题对市场公正原则的干扰。所以，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认为市场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正确的，但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合时宜。既然平等是目标，自由、民主只是实现平等的手段，那么当自由、民主同平等背离时，自由与民主就必须受到限制，以保障平等的实现。当然，如果剥夺自由与民主的同时又损害了平等，或就是为了损害平等而剥夺自由与民主，那这样的社会就必须改革。

　　自由必须以民主与法制的对称为中介，才有可能达到平等;只有平等，才有可能做到充分的自由;只有平等与充分的自由，才有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完全的自由，则以牺牲平等为前提;所谓完全的自由，就是官商勾结的自由、资本意志的自由、两极分化的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是在市场经济旗号下的完全自由，而我们要的是以平等为核心的充分自由。有充分自由才有充分的竞争，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与完全自由、充分竞争与完全竞争、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我们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区别。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不择手段、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奉行人类普适价值。虽然二者的最终结果都是“优胜劣汰”，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原则造成的不同的起点与不一样的过程。如果说，在法制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尚可以形成与政府对称的一极，那么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则以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为特征。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是假，反对法律监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无法无天是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通过所谓“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念到现实操作无不体现了以牺牲公平来保证效率，因而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影子，这也是造成广大人民大众仇富仇官的根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则只能使其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本意的反面。

　　要把握普适价值，首先要探索人的多层次本质。作为先天的人的本质，是一个层次系统。这个层次系统的不同方面同社会的不同方面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结合，产生出人的不同的修养要求，得出不同的修养结果，凝结为人的不同素质，体现为人的主体性的不同程度：或高、或低，或正面、或反面，或善、或恶。人的本质有普遍、一般、特殊、个别四个层次。

　　普遍层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对称是人和整个大自然共有的自然本质，也是人的最深层的本质。既然追求平等是人与大自然的共有本质，因此它是无善无恶的。而平等对于人来说最根本的，就是需要面前的平等。需要面前人的平等，又分为追求需要的权利面前人的平等和事实上需要得到满足的平等两方面。这两方面，又分为强制和自觉两种。原始社会这一方面的平等通过强制达到，和谐社会这两方面的平等通过自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做到了追求平等的权力面前人人平等(既所谓机会均等)，但不可能做到事实上的平等。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则连权利面前人人平等都做不到。

　　一般层次：人和生物界共有的自然本质：靠自然界现存的东西来生存。因此必然产生互相争夺和残杀，社会奉行丛林法则，人的本质是恶。西方配置经济学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选择理论、自私的“理性经济人”理论、完全竞争理论、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理论就是这一层次本质的反映。

　　特殊层次：人的社会本质，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本质，又是整个人类社会共有的本质。人不但可以依靠自然界现存的东西生存，而且可以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在这个层次，人的本质是创造。有了创造能力，人们就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联合起来，互相合作。所以人性是善的，可以而且也应该做到“自由、平等、博爱”。

　　人的“创造理性”高于“选择理性”;形象地说，配置经济学家的“理性”只能在地震到来后选择逃出楼房还是躲在桌子底下，再生经济学家善于思考能否预测地震，能否把房屋设计的不容易倒塌，万一倒塌时怎样使人不至于马上丧生，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使遇难者可以活着等到救援的到来。“创造理性”与“选择理性”的区别，决定了投资与投机、配置型经济与再生型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不可持续发展的区别。

　　个别层次：在私有制(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社会，因社会产品有剩余又有不足，不但不能做到需要满足的事实面前人人平等，而且甚至连追求的权利面前都不能做到平等。人类除了互相合作的一面以外，还有互相争夺的一面。因此人性是善恶混。但互助合作的一面是更为深层的本质，它们虽然共同发生作用，但由于每个人的环境、地位、能力、修养不同，所以它们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搭配，使有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互相合作的属性，有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互相争夺的属性。前者，我们称他为“好人”;后者，我们称他为“坏人”。“人类理性”高于“个人理性”，合作理性高于自私理性。地震抗灾活动中企业的捐赠行为可以看出，信息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行为已经透明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心与社会效益已经成为企业经济效益的必要保证。那些不会负起与自己企业规模相应的社会责任的企业，其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将打折扣，其后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已经超出了企业公关战略的范畴，而进入企业微观经济学与社会宏观经济学融为一体的境界;而所谓的“捐赠经济学”，只能作为二者统一的中介与纽带，才能得到合理的定位。同时，像地震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只能通过政府力量才能救灾与组织灾后重建工作，才能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以最快速度恢复生产。这说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离只是历史的产物，知识市场经济时期二者将得到统一。

　　人的上述四个层次的本质是共同起作用的。其中，前面的决定后面，后面的包含前面。如果只有恶，那么人类社会就只能是由无数战争组成的互相残杀的大小战场，任何创造性活动都不可能进行，人类社会一天都不能存在，那么人类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只能归于灭亡。如果只有善，使社会发挥出更大的功能，生产力水平提高得更快，最终使人的创造性本质得到充分实现，使之成为人的唯一现实本质。但这在现实中只能是一种理想。

　　人的四个层次本质的矛盾，是人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个矛盾使人的理想和现实、深层本质和浅层本质不对称。扬弃这个矛盾，使人的理想和现实、深层本质和浅层本质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性无善无恶→性善→性恶→性善恶混，是人的四层次的本质。它们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内在根据，提供了人的各种行为的可能。但哪一种行为可能成为现实，取决于外部条件。这外部条件最根本、最主要的是社会政治制度，其次是道德环境、舆论环境。当社会政治制度、道德环境、舆论环境有利于人善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的善的本质就外化为行为的现实，那么人就成了好人;反之，当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有利于人的恶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的恶的本质就外化为行为的现实，那么人就成了坏人。当然，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因此人的本质的外化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好人和坏人可以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不管怎样变化，好人总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在异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是相对的，不一致是绝对的;在非异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绝对的，不一致是相对的。但无论相对的不一致，还是绝对的不一致，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一致;无论一致还是不一致，人的出发点都是他们自己。因此，任何条件下，以自己为目的、他人为手段是绝对的;以他人为目的、自己为手段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生物个体，有着相对独立的生物、生理需要;每个人都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成为相对主体，但任何人都只有经过主观努力即修养，才能使这种成为相对主体的必然性成为现实性。修养，是人成为相对主体的必要条件。价值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到了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阶段，由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等价交换成了人们的自觉原则，平等意识成了人们的自觉意识，追求平等成为人们的普遍的自觉行为，不平等围绕着平等上下波动的周期越来越短，向零点无限接近。把劳动看成商品，就是这条规律的直接体现。把劳动力看成商品，使这条规律由通过人们的自发行动表现出来，变成由通过人们的自觉行动表现出来。和谐素质，就是把自己看成是社会主体、看成是创造者、看成是劳动力、看成是平等交换的主体的素质，就是贡献与索取、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素质，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素质。此时平等就成为人类的普适价值。

　　普适价值研究不排除代表人的不同层次本质、不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关键是要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做出合理证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经济全球化也是人类经济利益的趋同化，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就是变政治意识形态为经济意识形态。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是狭义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经济意识形态则是广义的、人类的意识形态。经济学人类化的前提，是经济学范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人类化。重新定位意识形态，把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经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人类化、实现普适价值的必要步骤。而只有使配置经济学转变为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意识形态有与之对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这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与经济学规律的运用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客体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整体论思维方式，只能把改革开放发展与人类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建立普适价值观打下了经济基础。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它们所谓的“宏微观经济学”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只是微观的、局部的、抽象的“真理”。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不可能成为普适价值观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未提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经济学，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对称经济学是一般经济学，是超越阶级、揭示人类经济一般规律的一般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从主客体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实现了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为建立普适价值观奠定了经济学基础。

　　普适价值观应该成为方法论，成为逻辑与历史两方面融合左右、超越中西、提升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科学化的方法论。如果说“普世价值”观是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片面不科学带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那么“普适价值”观就是人类具体完整科学的意识形态。只有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普适价值观的障碍，为建立一般的人类的普适价值观打下基础。从普适价值的历史眼光来看，资本主义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根本对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类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纽带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是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相互融合的基础。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里，“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命题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还不如说是经济意识形态，或者说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意识形态。从普适价值的逻辑眼光来看，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问题，本质上不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建立怎样的政府、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对经济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利的问题。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政府采取不同调控手段所赖以进行的产权法律关系基础。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计划调控会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仅以微观调节为手段，私有制可能会更有效。不同的发展观会牵涉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既使是同一种发展观中的不同政策，也都会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改革开放以前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有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政治意识形态容易走极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私有化就无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割资本主义尾巴，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排除政府干预，等等，都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写照。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只有片面的真理，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主流经济学恰恰都是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它们相互之间的互相攻击本身就构成了一道对称的风景线。发展观政治意识形态化对形成科学的发展观与形成科学决策并无好处，应该找出隐藏在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发展观背后的普适价值观。只有彻底抛弃政治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桎梏，把经济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敷中解放出来，才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普适价值，然而又用这种普适价值观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使之得到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6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4.10

　　3、党的十八大文件汇编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2.11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11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universal values

　　Shiqing Che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Science Hong Kong Wantong international network chain Beijing 102400

　　Abstract：The value differs from the universal values. The value is in the abstract, the value is specific. market fundamentalists to the law of the jungle would say that it is a universal value, and the value can only be equality for all. The value is different class,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different values that are included in the common value. The cultural ways of thinking about social nature and social laws, and to the social phenomenon in the whole system, and a consistent view of the thinking is to study the value of the methodology。

　　Keywords: Universal values，The value，Cultural ways of thinking，Fairness and justice，The humanitarian

　　简介

　　陈世清：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学、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对称管理模式、和谐管理模式、创业型管理模式的创立者，把管理学与成功学相结合、创立管理成功学与成功管理学的开山鼻祖。他拥有自己的哲学范式、经济学范式和中国人第一个自己原创的经济学体系、管理学体系、擅长跨学科研究而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曾出版《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等五十多部著作，并公开发表数十篇经济学、管理学、哲学论文，论文多次转载并多次获奖。他还是纵深学科、五度空间理论、再生经济学、和谐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人类二次创业理论、知识运营学、创业经济学、名牌经济学、共有制理论等经济理论的创始人，致力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做出创新性成果，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真正的经济学家。其创立的对称经济学被认为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是人类经济学范式的革命。

　　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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