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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过时了吗

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 2014-07-11 ·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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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 刘旭东译

  [内容提要]当前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因为讨论民主集中制出现的激烈争论及其政治分歧,已经表明党本身出现了危机。要克服当前的政治分歧,使党摆脱危机,必须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分析,同时要继承列宁主义灵活有效的组织模式。不过,当前社会主义工人党面临着改良主义、特别是工党主义盛行和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双重挑战,要想延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重振党的生机,就必须建立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列宁主义灵活有效的组织模式,建立广泛的政治统一战线。

  最近几周,英国左翼广泛散播一种观点,即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政治传统已经衰亡了。专栏作家欧文•琼斯(Owen Jones)宣布“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同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是正确的吗?

  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洪水般的攻击缘于一些内部的争论,这些争论在我们2013年1月份的年度会议上达到了高潮。这次会议讨论了一个棘手的违纪案件。但讨论导致了更广泛的政治分歧。在导致出现争取改变社会主义工人党发展的民主集中制模式——这一决策系统被具有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组织采用——的会议上形成了两个派别。

  这些问题在会议激烈的政治辩论中讨论过,任期即将结束的中央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就民主集中制提出的观点。不幸的是,一小部分人拒绝接受这些决定,他们确信有关违纪案件的描述已经被完全扭曲,这些描述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并且被主流媒体报道。

  少数派援引这一报道,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现在是“有毒的”,并且这些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例如,召开一次使之前所作的决定无效的特别党代会,对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进行谴责或免职,以及调整党的结构。

  整个事件已经提醒我们,互联网也有阴暗的一面。虽然网络是自由的,但是人们早就知道它允许色情八卦传播和渗透——除非受害人有足够的资金和律师来阻止它。与名人不同,小型革命组织不具备这些资源,并且它们的原则也不允许它们试图在资产阶级法庭上解决政治争论。

  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无论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都通过博客和社交媒体在社会主义工人党范围内发起一场运动。尽管他们自称热爱民主,但他们自己没有为这些行动负责。只行使权力而不用承担责任,这就是他们提供的令人厌恶的教训。如果所有这一切不是为了即将得出的政治结论的话,那这将仅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支持者的兴趣有关。欧文•琼斯和最近离开了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职位的前成员“唐•梅奥”(Don Mayo),都把目标对准了梅奥所称的“正统托派(Trotskyist)模式的列宁主义”。像琼斯一样,他说这是“历史上已经过时的模式”。

  马克思主义传统

  所以,这里的危机是什么呢?1951年,第四国际开除的一小撮托派创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目的是延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当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领导了第一次也是唯一成功的工人阶级革命时,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革命传统达到它的最高点。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领导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十月革命,之后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早期,当斯大林暴政盛行的时候,他又与这种革命倒退行为进行了斗争。

  那么,延续传统是什么意思?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托派都认为这涉及一些神圣公式的盲目重复。但要真正继承一种传统,就要有连续的创造性的更新。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因此这种更新过程兼具知识和政治两个维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首先需要深化和更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的目标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他的杰作《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了它的结构逻辑。资本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也应如此。我们都对这一过程作出了贡献,最近的是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的最后一部杰作《僵尸资本主义》,当然,这并非孤例。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复兴,这可以帮助政治活动家理解自20世纪30年代最大的危机以来资本主义正在发生什么。

  但是,马克思的政治遗产——工人阶级组织推翻资本的必要性——并非牢不可破。196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国际社会主义者决定采用一个列宁主义的组织模式。

  灵活的策略

  实际上,正像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在他关于列宁的传记中展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在其政治策略和组织方法上是非常灵活的,但也有一些一以贯之的因素。最根本的是,正像随后的经验已经证实的一样,工人的斗争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发展成革命运动,挑战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

  但是,同样的经验也表明,代表着抵抗资本主义制度与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妥协的传统,常常阻碍这种革命运动。从历史上看,这些最重要的传统一直是改良主义的,无论是以主流的社会民主党的形式,还是以斯大林胜利后的西方共产党的形式。但也有其他隐藏在扮演相似角色的组织中的意识形态——1980—1981年团结工会运动期间的波兰社会天主教或1978—1979年伊朗和今天埃及的伊斯兰教。

  资本主义的运行往往会分裂工人的意识,并且鼓励他们只考虑较小部分的利益,而不是把整个阶级看作一个整体,正是这种运行方式使工人巩固并保留这些传统。并且,从1871年巴黎公社到1984—1985年英国伟大的矿工罢工,一旦政治权力介入其中,所有主要的工人阶级斗争就会以史诗般的和鼓舞人心的失败而结束。1917年十月革命的经验如此重要,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这里成功打破了改良派(此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革命的控制权——这些改良派在1917年2月沙皇被推翻后的几个月也被推翻——以及布尔什维克为夺取权力成功赢得了广大工人的积极支持。

  这涉及布尔什维克扮演的有时被称作“先锋党”的角色。他们代表了1917年十月革命前存在的一小部分俄国工人阶级。但是,这个少数派统一在整个世界对一个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并且,最重要的是,它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组织并采取行动。

  布尔什维克集体介入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在这样做时,他们提出了将有助于推动正在被讨论的阶级斗争的建议。但他们同时竭力鼓励工人们认识到,他们必须为争取政治权力而战,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本身。

  通过一个在他们和工人之间持续的对话过程,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持,在对话过程中,他们有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并向实际上已经超越他们的工人学习。但在这个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克服不同工人群体间参差不齐的经历,以及资本主义分化他们意识的方式。

  由于十月革命的倒退,这个新生的工人共和国被孤立起来,工人阶级本身也因为内战和经济崩溃而解体,从而使如何把布尔什维克组织成为革命者的前景变得黯淡起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向列宁主义复归时,我们试图运用这种原始的模式。但是,恢复列宁主义并不简单。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不同于布尔什维克时期的条件:根植于工会官僚的改良主义比在沙皇俄国更为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

   不断升级的斗争

  其次,这些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从1968年起,我们可以把自己推向一波不断升级的工人斗争,这一斗争在1974年初泰德•希思(Ted Heath)保守党政府下台后达到了顶点。这一图景普遍存在于西欧的其余地区: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意大利1969年的“秋老虎”时代。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1974—1979年的工党政府能够阻止工人日益高涨的好战浪潮,并能够把普通工人的领导者吸收进管理机构。

  然后,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她的政府和罗纳德•里根的美国政府标志着一个全球性的转折点。他们开拓的新自由主义首先通过分裂工人阶级和削弱其组织试图重振资本的盈利能力。这一效果是矛盾的:正如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所显示的,虽然它未能解决盈利能力这一根本问题,但工人出现了更多分裂的和并不太有效的组织。

  这并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已经消失,情况远非如此。阿拉伯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造成的,它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比如埃及、叙利亚和突尼斯。但某些趋势是可见的。

  首先,工人阶级的主流政治组织继续衰退。意大利共产党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社会民主党试图通过向右靠拢和拥抱市场来适应新自由主义——这是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领导下的新工党的计划。

  但是,这一目标不仅是灾难(布朗和伦敦金融区之间的魔鬼协议促成了2008年的金融崩溃),存在一个更加分裂的工人阶级中的社会自由主义政党的基础已经持续萎缩。这并不意味着改良主义过时了:在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弗朗索瓦•奥朗德击败尼古拉•萨科齐,工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于保守党,但是优势很微弱。

  其次,自1999年11月西雅图抗议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许多针对新自由主义有时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政治激进化浪潮。我们即将庆祝的反对入侵伊拉克10周年的伟大抗议就是一个高潮。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首先有助于鼓舞西班牙的5月15日运动,随后激起了从曼哈顿蔓延至世界各地的“占领运动”。

  这些运动极其重要,但它们并没有导致或得到已达到类似广度或强度水平的工人斗争的支持。当然,工人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想想同一年英国6月30日和11月30日的养老金罢工、希腊的总罢工和其他工人的斗争以及2012年11月14日横跨欧洲南部的大罢工。

  街道还是工厂?

  尽管处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激进主义中心的是一个起义的工人阶级,但如今并非如此。即使是在埃及,自从穆巴拉克被推翻的两年以来,街头运动已经比工厂里的运动更处于中心位置了。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

  断言工人阶级过时将是可笑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矛盾的、不均衡的、膨胀的资本主义,它已经把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拉进了雇佣劳动之网。我刚才提到的斗争(并且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学习经验,这一阶级已经被重组用来满足不断变化的资本需求。他们没有理由重复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工人斗争的激进方式,以及他们在所有早期工人阶级斗争中所做的。

  然而,当前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形式呈现出这样的结果,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工人斗争的中心与过去相比不太明显了。这是当代反资本主义运动往往对政治组织持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当主流政党被越来越深地纳入企业世界时,它们就开始衰退。我们当中那些仍然认为列宁主义是革命组织的最好形式的人,有责任证明为什么如此。

  这是由欧文•琼斯及其支持者发起争论时提出的严肃问题。琼斯似乎在陈述他的选择,他写道:“英国急需一场运动来团结所有对导致紧缩悲剧的一致选择感到绝望的人们,在没有任何适当授权的条件下,紧缩使这个国家承受痛苦。”

  这听起来很不错,但具有相当的误导性,因为琼斯是工党的一个日益高调的成员。并且他的确写道:“只要工会确保工党联络数以百万计的超市收银员呼叫中心工人和工厂工人,驱使党为劳动人民而战的战役将取得胜利。”

  换句话说,尽管琼斯批评爱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没有“提供一个针对紧缩的真正的替代政策”,但他认为活动家们应该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推动工党向左转上。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活动家们一直追求的一项计划。(琼斯确实说过他的父母与具有好战倾向的成员见过面,这些成员曾经英勇战斗并说服工党采用社会主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成员遭到驱逐。)

  工党的本质

  左翼试图击败工党这场斗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缺乏努力或决心。工党很自然地击败了左翼的挑战者。工党面向选举周期,因此对于政策的讨论和对于斗争的支持都要服从于赢得由保守党和企业媒体设置的选举的努力。米利班德反对抗议养老金改革的罢工仅仅是工党领导人漫长而悲伤的背叛历史中最新的一个,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 Don-ald)和20世纪80年代的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

  议会领导层的权力历来得到工会官僚的社会影响力和雄厚财力的支持。今天工会的存在仍然把工党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绑在一起,但代价很高。全职工会官员的作用是就工人受资本剥削的周期进行磋商。这有时导致他们采取行动但只有为了提高他们的谈判地位的时候才这样。

  所以,工会官僚是工人运动内部的一支保守力量。但是,琼斯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目前正在为英国联合工会的秘书长莱恩•麦克拉斯基(Len McCluskey)的连任进行竞选活动。麦克拉斯基赢得很漂亮,但是当其他工会领导人扼杀养老金罢工时,他却无动于衷。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投票支持杰里•希克斯(JerryHicks)参加竞选,挑战麦克拉斯基,成为一名致力于让普通民众变得强大的候选人的原因。

  尽管在就具体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很好的立场,但是琼斯本质上是站在保守立场上进行辩护的,他支持工党和工会领导人。“梅奥”显然代表了一种更为激进的选择。他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其他一些前领导人——林塞•杰曼(Lindsey German)、约翰•里斯(JohnRees)和克里斯•班贝格(Chris Bambery),并认为自西雅图抗议以来发展的大众运动代表了对列宁主义政治的一种替代性选择。

  可是,如果我们看看自千禧年以来发展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这些运动,就会发现它们都有惊人的全球性影响,不过都未能持续。“占领华尔街”同样是这样,它作为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的世界性象征,非常迅速地出现,然后同样迅速地消退。

  这种模式有多种原因。也许最重要的是缺乏工人阶级斗争性的持续复兴,这种复兴将极大地增加运动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可是,由于“水平主义”对政党的敌意和在一致同意基础上的不切实际的(并且根本上看是不民主的)决策方法,占据主导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并没有改善这一形势。

  当“梅奥”和他的支持者放弃列宁主义政治并不加批判地认可这些运动时,他们正在逃避这些问题。当涉及英国抵抗紧缩运动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工会领导在阻止罢工行动中的作用——时,他们同样不可靠。像琼斯一样,“梅奥”及与他意见一致的人们正在以“不是官僚”为由力挺麦克拉斯基。无论是他们还是琼斯,都没有对在英国工人运动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力量提供一个替代方案。

  统一战线

  但是,也许社会主义工人党只是由于其无可救药的宗派性,因而不能提供这种替代选择的基础。然而,琼斯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奇怪的、似乎是间接的称赞:“社会主义工人党长期以来在做超越它能力的事情。它在‘制止战争联盟’背后形成了其组织基础,例如,差不多整整10年之前,这一联盟动员了超过200万人走上街头,反对即将血洗伊拉克的行动。即使他们排斥带有宗派主义和积极招募动力的其他活跃分子,但他们帮助推动了,比如英国联合工会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关键运动,后者最近在沃森斯道组织了一个使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英格兰防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出丑巨大游行。”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糟糕的,但它在过去10年的最重要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在现实中我们将致力于统一战线政治。换句话说,如果针对有限的目标的话,我们将以一种有原则的和友好的方式,与其他支持我们的政治力量很好地合作,以建立最广泛、最强大的共同行动,例如,反对“反恐战争”或者纳粹。我们在“联合抵抗”(Unitethe Resistance)组织中遵循相同的惯例,“联合抵抗”是一个由积极分子和工会官员发起罢工运动、反对联合政府的重要联盟。

  此外,就像琼斯所说的,我们的批评者最不喜欢之处——我们的组织方式——对提升我们的应战能力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看法可归结为两点。首先,决策必须经过充分辩论,但是一旦这些决策以多数票通过,它们将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我们必须在行动中检验我们的想法。其次,为确保这些决策能够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有效地介入斗争,应当在组织内部竞选一个对年度会议直接负责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层,为我们党的工作指明清晰的方向。正是这种模式的民主集中制使我们能够把力量集中在关键目标上,从而有效地建立我们支持的各种统一战线。

  可是,这一模式现在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攻击。令人愤慨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少数派拒绝接受这些通过民主方式达成的会议决定。他们和其他一些更有纪律和更加深思熟虑的同志提倡的是一个不同的模式,该模式需要一种更松散、更薄弱的领导层,需要对已经作出的决定通过内部辩论而不断重新作出新决策,需要永久性派别(目前,各种派别只被允许在年度党代会之前的讨论时期存在)。如果他们成功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将成为一个更小的、有效性更差的组织,它将无法推动构建更广泛的运动。

  这些辩论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the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在2011—2012年破裂,导致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领导下的左翼阵线四分五裂。这削弱了欧洲的以及事实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极左派。破裂是由政治分歧和挫折造成的,但内部体制加剧了这一破裂,这种内部体制非常类似于一些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所提倡的。新反资本主义党内部的所有辩论要经过四个永久性派别之间的斗争的过滤。成员的忠诚集中于其派别阵营而不是政党本身。

  我相信,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上的强大足以克服其内部的分歧。我们的理论传统和我们的民主结构允许我们达到必要的政治透明度,并且能从违纪案件中汲取教训。但是如果我错了,社会主义工人党解体了,这不会解决它旨在处理的政治难题。依靠工党主义、工会领袖或者对运动不加批评的崇拜,并不能推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如果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复存在了,就有必要创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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