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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

姜安 · 2014-06-2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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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同时期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积极借鉴和辩证批判相结合的基础上,列宁帝国主义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逻辑和运动规律进行实证分析,从批判逻辑、解释逻辑和建构逻辑层面,实现了理论与思想的升华,具有独具特色的理论原创性。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历史走向的理论反思,是对帝国主义引起的世界结构性矛盾的实践回应,是努力探索和建构新文明社会价值诉求的时代反映,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思想深化。列宁基于唯物史观对帝国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和一般原则没有过时,以垄断研究为基石的帝国主义理论命题没有过时,在向旧世界价值观、制度和实践宣战的同时,为未来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认知方法、哲学态度和价值理想,成为跨越历史时空的人类宝贵财富。

  自1917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出版以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近100年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理论和政治文化现象,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思想界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引发经久不息的争论主要聚焦于三个问题:一是,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历史转型中产生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群里,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否具有独特的理论原创性特质?二是,基于建构原则和历史发展逻辑,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学理意义和实践层面是否具有思想价值的正当性和历史贡献力?三是,基于辩证视角和当代反思维度,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否存在重大理论漏洞和时代局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与20世纪世界历史变革与演进(尤其是世界社会主义和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存在重大密切关联,有关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争论已不再属于纯学理层面的争论。同时,鉴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社会变迁和时代性选择的历史背景中,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品质、历史意义、实践价值和时代发展等领域的争论更加引人关注。

  一

  在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进行评价时,西方理论界制造了一种理论模式,即“霍布森-列宁理论”,或者“列宁-霍布森理论”。甚至有人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少贡献,或者说没有贡献。他的理论内容是微不足道的,且来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与此相照应,国内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理论界过分夸大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独创性。这些评价的实质在于,认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只是对同时代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简单梳理和归纳,进而在资本主义理论研究、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群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否定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独特的原创性。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在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历史特征及其本质进行考量时,同时期的古典帝国主义经典作家们均从各自的理解中进行分析。这些研究的主要理论路径和成果表现为:一是霍布森的分析模式,即以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共时性”理论为研究的切人点。二是希法亭的解释框架,即以“金融资本”为研究的假设前提。三是罗莎•卢森堡的理解向度,即以“资本积累”为研究路径。四是考茨基的分析逻辑,即以“工业资本”和“国际分工”为研究着力点,等等。应当说,列宁帝国主义论与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在辩证借鉴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卢森堡“资本积累”思想以及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产生的。

  应该说,在列宁帝国主义论诞生之前或期间,其他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存在着几个致命的问题,使其在解构帝国主义过程中陷入了理论困境,并带有时代局限性。

  一是研究视野的局限。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尽管注意并努力寻求在历史和实证方面获得理论支持,但是理论研究的视野最终局限了其理论的深度和高度。该理论主要依据的事实是英国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拓展,或者以英国为主要考察对象来建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而希法亭帝国主义理论主要依据的是德国材料,这既不符合当时英国和后来美国的情况,也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国际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事实,在理论外延和理论内核之间产生了逻辑和结构的双重矛盾。实际上,当时国际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是在众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并蔓延到全球殖民地国家体系中,很显然,这些理论家们缺乏更加宽广的历史视野,难以全面审视帝国主义的基本征象。

  二是理论基轴的缺陷。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以此而论,帝国主义既是一个多元性存在的立体社会结构,又是以经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为主导的社会存在。这是研究和解构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轴。遗憾的是,这些古典帝国主义作家们并没有建立起与此相应的分析逻辑。他们只是提供了各自相互隔离或者独立的文化单位或者经济元素(例如生产过剩、资本积累、金融资本、资本输出等),没有形成合理而科学的理论结构。应当说,这是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理论缺陷之一。三是理论的诸多“盲点”。即使在各自的理论单元中,古典帝国主义也存在许多理论问题。例如,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主义”理论局限在于,用“金融资本”涵盖资本的现代形态。在现代资本的社会动员上,夸大了银行的作用,否定了交易所的作用。在现代资本的内部构成上,拔高了借贷资本的地位,贬低了股份资本的地位,甚至把股份资本、股息和股票归结为借贷资本、利息和债券。在现代资本的主导形式上,认为只有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才是“资本一般”的现实存在形态,否定了再生产过程中职能资本的形式和资本的职能形式等。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家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一种政策或者政治。这既不符合帝国主义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也漏失了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文化意义的价值存在。而考茨基在金融资本联合的基础上,实现所谓和平的“超帝国主义”设想,更是不符合日后国际社会的发展实际,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日益激烈的贸易战和货币战等都证明了该理论难以实现逻辑的自洽。

  笔者认为,基于20世纪历史时代背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同时期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积极借鉴和辩证批判相结合的基础上,列宁帝国主义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逻辑进行实证分析,在解释逻辑、批判逻辑和建构逻辑层面,实现了理论与思想的升华,具有独具特色的理论原创性。也就是说,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并不是上述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机械叠加或简单呈现,而是具有鲜明的解释意义、分析逻辑和理论品质。

  (一)依据辩证建构与发展原则,通过对帝国主义理论批判的批判,催生思想启蒙和理论独立

  任何理论都是建立在前提批判的基础上的。列宁帝国主义论诞生的前提,既是基于对同时期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积极承继,也是对同时期相关理论成果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结果。例如,霍布森帝国主义论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区别之一,就是对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国内压力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前者是用消费不足来进行解释,而后者则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进行剖析。前者认为,通过社会民主改良,消除消费不足引发的恶果,就能使帝国主义成为不必要的政策或者手段;后者则强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的和不可避免的阶段,因而是不可能通过社会改良来消除的。面对希法亭更多地强调银行的作用,列宁明确指出:“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列宁在与考茨基的帝国主义论调进行激烈争论中,认为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定义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事实上,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面临诸多资本主义历史理论冲突和演变的思考或反思问题。一是,如何面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新见解和新批判理论问题?二是,如何面对第二国际左派理论的冲击和挑战问题?三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中对待马克思主义时代性命运问题?等等。在这些方面,列宁展现了革命家的理论勇气、远大的思想情怀和宽阔的学术视野,在充满战斗精神的理论思辨中,建立起了独树一帜的理论世界。

  (二)将垄断作为理解和解释帝国主义现象的理论基石和思想原点,以垄断为帝国主义本质属性的价值界定,展开对帝国主义理论大厦的本体建构

  应当说,在同期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中,曾有人对资本主义垄断问题进行过分析(例如1910年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的有关表述),但是,将垄断作为帝国主义最本质的规定性进行整体分析和论证的,在学术力和思想力上还没有人超越列宁。列宁基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着重对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经济运动变化的事实进行分析。在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家提供的诸多经济元素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机理上,列宁剥离出了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形态的最具有“本体意义”的规定性,即垄断是帝国主义本质属性。这种对帝国主义内核的科学指向性,既排除了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和卢森堡“资本积累”思想的缺陷,也超越了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中对经济世界的分析。在列宁的理论逻辑中,垄断作为最核心的理论中轴,支撑着帝国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存在。列宁强调,“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正是借助“垄断”命题,列宁探索出了同时代对帝国主义研究中最具本质意义的分析理路,奠定了帝国主义理论大厦的一块基石。

  (三)确立资本主义时代性特征分析路径,以特征与本质的互动性考量,建立帝国主义理论逻辑链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特殊的历史发展拐点,其内部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由自由竞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完成历史性裂变的过程中,在空间范围内也实现了由欧洲向世界的全方位拓展,进一步引起世界全方位资源配置和国际权力系统的巨变。面对这一历史巨迁过程,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的政治特征和倾向就是殖民政策和帝国政策。对此,列宁认为,霍布森比较正确地估计到现代帝国主义两个“历史的具体的”特点:“(1)几个帝国主义互相竞争;(2)金融家比商人占优势”。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等著作中强调,帝国主义是“资本积累的世界竞争阶段”和“最后阶段”。希法亭则坚持认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应当说,上述理论家的概括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时代性特征,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结构式的特征体系结论。与前者不同,列宁在对帝国主义进行系统式和结构式的阐释中形成了“五大特征论”,即:“(l)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这里必须指出,作为具有帝国主义标志意义的文化符号,这“五大特征”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是帝国主义整体特征的共同体现。列宁的这种分析框架不仅超越了自由主义、重商主义的理论认知水平,而且将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家们关于帝国主义特征的碎片化解释实现了有机整合,并大大超越了同期理论的发展水准。从范畴上讲,“五大特征”的概括既体现经济为主轴的分析理念,又兼顾政治意义的分析;从结构上讲,既考察构成帝国主义的基本元素(如垄断、寡头、资本输出以及国际垄断同盟等),又梳理这些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建立了一个理论关系链条。从形态上讲,既注重以生产方式演变为研究曲线,围绕经济运动及其变化进行学理研究,又注意考察帝国主义的全球性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四)以结构性和体系性进行理论创造,建构帝国主义理论的完整性体系

  严格说,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作家都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对帝国主义理论的诞生和完善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在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上,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考茨基和布哈林等人提出了“政策论”、“社会形态论”、“特征论”等命题。但是,像列宁这样将帝国主义进行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说明,尚无出其右者。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经济特征的五个特点和包括经济实质、社会政治特征和历史地位等三个方面的帝国主义的完整定义,这本身就是一种综合创新。当然,列宁帝国主义论内涵的丰富性不仅仅如此,还应当在更为广泛的著作和文献考察中看到其完整的立体理论结构和体系。正如有人所言,不能仅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篇文章来评价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事实上,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著作中论述了帝国主义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这些著作连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形成了一个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完整理论。这清楚地表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不是对其他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简单吸收和机械借鉴,而是在大量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照客观事实得出的扎实结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虽然源于希法亭和霍布森等人的理论,但基于把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整体进行分析的视角,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具有本源性的。这样,相对于同时期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充满“多元复合特征”理论路径,建构了完整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更鲜明地体现了独特的理论气质和创造活力。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与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不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哲学价值观照,以资本逻辑的分析和考量为“中轴理论”,奠定了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认识论基础,构建了诠释资本主义历史体系及其流变的逻辑方程,即围绕剩余价值而展开的资本及其增殖始终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发生冲突与危机的根源。这成为解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思想武器。但是,随着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新的征兆,由自由竞争引起的生产集中进一步导致垄断,以及与股份公司、信用制度和交易所的发展相关联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对资本组织形式和存在形态给予了极大关注。依照他们的研究,资本逻辑的演进形成了三大不平等的国际衍生体系:经济体系——“主导-依附模式”的不平等垂直分工体系;政治体系——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大阶级对立体系;地缘体系——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殖民体系。这样,从《资本论》到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等一系列思想成果,不仅为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前提,而且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19世纪最后25年,特别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日益积聚、资本“走出”国内市场瓜分世界市场份额、殖民国家已将世界领土分割完毕,为暴力重新分割已经分割的世界而进行残酷的斗争,将打破既有的全球资本战略平衡。这一状况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同时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新的拓展性研究,进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提出新的时代任务。可以说,在列宁所处的历史时代,资本表现为垄断的统治,已成为事实。“垄断资本主义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增长起来,同时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即资本主义的某些特性开始变为自己的对立物的阶段。”不过,“垄断的统治不仅没有消除竞争,而且相反地,使竞争更加残酷和具有破坏性”,“正是这些相互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奠定了真正科学地说明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列宁破天荒地一次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研究了帝国主义。”“列宁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所作的分析,阐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书,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直接继续。”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时代范例。通过建构一种垄断框架下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即帝国主义前提批判理论,列宁确立了理解世界发展的新的逻辑起点,更重要的在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用争取摆脱资本压迫的光明远景武装了无产阶级,唤起了无产阶级的自信心。”

  二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毫无疑问,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裂变的理论反思,是对帝国主义引起的世界结构性矛盾的实践回应,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思想深化,是努力探索和建构新文明社会价值诉求的时代反映。在整个帝国主义理论研究坐标系中,列宁帝国主义论无疑是最鲜明的学术地标,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裂变的理论反思,为新社会文明形态的建立寻找和创造理论前提

  首先,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属性”,建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时代平台。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到了新的历史“拐点”,“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密集全球化”时期。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意义”,而人类历史也真正成为世界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以深邃的世界目光和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探索新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范式。这突出表现为四个维度:一是,在资本势力的扩张更加凸显全球辐射力的情况下,跨国金融往来如何对世界资本和金融市场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二是,因交通与通讯的应用,世界贸易秩序和格局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形态?三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更加具有世界经济意义,全球性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以怎样的方式突破地理局限,并使东西方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四是,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聚更加“全球化”,垄断组织倍增式发展及其模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在上述理论范式中,列宁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在新的历史时态中,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进入到帝国主义相对开放的经济体系时代,其中垄断已经作为资本主义新的存在方式和主要动力引擎,助推帝国主义对世界系统产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影响,解释和批判垄断帝国主义现象并寻找新的社会形态代替帝国主义社会形态成为新的历史使命。

  其次,以持续爆发的经济危机为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寻找摆脱资本主义发展性危机的新答案。犹如1825年经济危机、1837-1843年经济危机、1847-1850年经济危机、1857-1858年经济危机、1867-1868年经济危机等持续地引发社会思想反思和社会理论批判,形成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一样,1873-1879年经济危机、1882-1883年经济危机、1890-1893年经济危机、1900-1903年经济危机和1907-1908年经济危机则引起了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这些“集合效应”促使人们探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根本原因及其解决方案,从而直接导致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诞生。该理论产生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以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空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危机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内在本质。

  最后,以对资本主义进行前提批判为逻辑机理,探索新文明社会价值的内在诉求。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持续动荡的周期性危机波及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集中在铁路、钢铁、纺织等工业领域,直接引发股票狂跌、高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猖獗。在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际体系开始呈现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殖民地国家居于附属地位的垂直分工体系和国际秩序,经济危机国家开始形成一种转嫁国内矛盾的国际机制,由此产生了新的国际冲突。作为对资本主义引发世界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必然反映,帝国主义理论的勃兴成为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列宁之所以积极参与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和争论,就是试图通过对帝国主义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探讨该种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主导和影响的国际性大危机的根本原因,力图构建对资本主义新社会形态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批判和摧毁旧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为崭新社会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出场进行理论和思想准备。

  (二)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对帝国主义引起的世界结构性矛盾的实践回应,为立体构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寻找科学理据

  首先,基于本体论解释逻辑,从帝国主义内在规定性视域中,确证帝国主义诸多矛盾冲突的历史基因及其基本属性。在评价列宁帝国主义论时,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基本社会属性的界定。如前所述,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作家中许多人都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应当说,这种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和解释部分地反映了其问题的客观所在,但是,这种概括只是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技术性”或者“工具性”的“附属物”来看待,既在理论上难以客观阐明帝国主义的实质,又在实践上对帝国主义本质属性的理解形成误导。如前所言,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位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就从其发展特征和品质属性方面,将帝国主义的内在规定性科学地揭示出来。这在解释学意义上完全属于本体意义的解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时代本质的哲学表达,坚持和贯彻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帝国主义所有裂变的历史基因孕育在资本主义母体之中。当然,资本主义内在的诸多结构性矛盾也自然会在帝国主义运动中一再地爆发出来,这使得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逻辑获得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有力支持。

  其次,锻造社会批判的理论利器,以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为基础,凸显资本主义体系的冲突和矛盾,建立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批判。列宁建构帝国主义论首先在于找到了一个反思和批判该社会的理论利器。这个利器之一就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这个理论不仅符合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方式和运动方式,更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事实所证明,由此,列宁有关资本主义运动及其命运的解读获得了一个坚实而锐利的理论武器。正是基于最早的荷兰、英国、法国,后来的德国和美国,再后来的日本和俄国政治经济间此消彼长的矛盾冲突,列宁将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运动置于一个历史铁律中进行探讨,即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帝国主义之间发生冲突或者战争。这个结论不但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证明,而且为战后各国间的贸易冲突、政治冲突以及文化冲突的爆发所证明。在列宁的理论逻辑中,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导致的必然结果,一定是社会矛盾的剧烈对抗和冲突,这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詹姆斯•多尔蒂认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用以解释由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的全球体系之中的国家间关系”。为此,在列宁整个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中,如果就资本主义内在本质规定性而言,垄断理论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前提批判理论基石的话,那么,就资本主义外延性而言,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理论就是其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利器。

  最后,基于国际体系层面分析,将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体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全球扩张问题的批判性理论。列宁的理论视野不仅投射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还在于将帝国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全景式的分析。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演变中,列宁最有力地发现和说明了资本输出与殖民压迫、帝国主义运动与民族自决权之间的关系,这为立体式地理解帝国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种族和民族冲突,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考维度。列宁一方面批判帝国主义殖民运动,另一方面将其理论的落脚点置于落后国家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之中。相对于马克思在晚期思想中贡献了伟大的东方社会理论,列宁将更加广泛的民族政治诉求与民主政治理想,在帝国主义理论中建立起内在逻辑联系。总之,与其他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学家不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垄断为理论中轴的,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三个领域内的矛盾冲突中,贯穿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从而论证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形态、存在属性和发展命运。这套相对完整的帝国主义理论,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历史文化现象之一。

  (三)列宁帝国主义论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为审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视域

  首先,列宁以垄断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为世界历史逻辑的新起点,将人类世界历史观置于新时代的崭新高度。正如马克思将自由竞争时期的世界历史看作是资本增殖和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从而导致整个人类历史进入到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一样,列宁从资本和生产的经济逻辑分析入手,强调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并认为“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垄断造成了垄断资本和掠夺意志下的新世界体系的生成:一方面,由于生产集中和垄断使得工业垄断和银行垄断结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金融资本的统治和发展决定了资本输出和国际垄断成为必要,必然会产生国际垄断同盟对世界的瓜分,进而导致各资本主义列强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商品输出等手段进行的对外剥削,特别是对殖民地的瓜分和占领,突出地表现了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本性。“极少数富国……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另一方面,垄断造成帝国主义运动开始真正超越资本主义一国内部,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夺取世界霸权的斗争。“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样,垄断资本便逐渐形成国际性垄断同盟,在经济政治上瓜分世界,由此形成了帝国主义主导下的新的世界体系。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帝国主义前提批判理论,从而使得该理论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观的意义。

  其次,列宁将其全球历史观置于世界空前的东西方社会矛盾与冲突历史背景中,凸显新世界体系中殖民与反殖民的民族运动历史观。列宁在《亚洲的觉醒》、《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一系列文献中,突出地强调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以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为主题的世界历史观理论体系。其基本架构表现在:一是,在新的世界体系里,帝国主义进行殖民掠夺体系有三种方式:资本输出、争夺原料产地和争夺势力范围;二是,基于殖民掠夺的世界体系分为两极:少数帝国主义宗主国和广大受剥削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三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卷入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潮流。这样,在列宁那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的“世界体系”就是垄断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征服和侵略的体系,就是垄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势力范围和世界秩序而展开斗争的体系,就是民族问题由此扩大为民族殖民地问题,并从一国范围问题发展为世界性问题的体系,也是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体系。显然,这个新的世界体系形成了列宁新的世界革命观。他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由此,在新的历史背景和国际体系中,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发展成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

  最后,列宁将世界历史观置于资本主义新社会形态变化和未来历史趋势之中,使得世界历史观具有发展与实践的辩证性质。列宁对资本主义新社会形态变化和未来历史趋势,至少置于几个维度的理解和解释:其一,列宁以事物矛盾辩证运动为理论依据,理性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矛盾运动,以此揭示资本主义内在冲突和世界时代变化的趋势。在列宁看来,辩证法就是“革命的代数学”。因此,在理论逻辑上可以认为,犹如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帝国主义新的社会形态可以取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一样,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同样可以代替帝国主义形态,这成为列宁世界运动发展新价值观的哲学基础。其二,列宁站在新的时代平台上,以新的理论模式突破并丰富了马克思的思想视野,构建了新的世界史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运动规律,为世界历史变革寻找到新的政治中心。列宁辩证法思想的一个特点“是在实践上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欧洲模式,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均衡性,从而为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使得列宁的世界历史观获得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支持。其三,列宁的世界历史观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与融合的历史逻辑之上,既丰富了世界历史多元化发展的思路,也给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极大的思想启迪。在列宁的世界里,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资本的国际性决定了革命的国际性。因而,世界将会在一个时期里存在两大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由此,列宁反对简单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思想,认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在这里,列宁揭示了一个基本原理,即社会主义者必须拥有一种新的世界观念,在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共存的时代,资本主义体系不会迅速消亡,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建立在这两大社会体系矛盾运动的历史逻辑之上才能获得进步,这给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三

  自列宁帝国主义论诞生以来,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形态,帝国主义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冷战”终结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等,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研究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二战后理论界出现了一种质疑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现象。例如,早在战后初期和冷战期间,西方理论界形成的所谓“西方列宁学”和“西方苏维埃学”就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其中,围绕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列宁帝国主义论。战后以来,部分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时效性进行否定,认为该理论“基本过时”或者“全部过时”,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基本趋势出现误判,尤其是“垂死的帝国主义”的结论已经过时等等。近年来,一些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面临着许多现实的理论困境,正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笔者认为,在回答和争论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否过时的问题上,首先应当完整地理解和解释帝国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必然要表现在方法论、核心理论基石、理论逻辑框架和价值层面上形成独特的理论品质,因此,对其分析和评价应当在方法论原则、理论体系和实质以及价值视角这三个层面进行意义梳理和考量。从总体上分析,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该理论仍然对当今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和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列宁基于唯物史观对帝国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和一般原则没有过时,奠定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研究的最基本范式

  在方法论意义上讲,列宁以哲学分析方式为路径,以实践逻辑为载体,科学构建了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对理解和解释帝国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以辩证法三大规律为研究路径,探索帝国主义研究的科学方法论。从哲学分析的逻辑次序来看,列宁首先基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社会发展量变向质变转化的客观事实,积极参与到对帝国主义现象和本质的研究中。在新的社会时态中超越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在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基础上,寻找帝国主义的内在本质冲突。借助对立统一规律的启示,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本身存在的三大矛盾和冲突,并夯实三大理论支撑,即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矛盾冲突理论和全球体系论。围绕三大理论支柱,列宁坚信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从未来发展性分析,世界历史必然是以崭新的社会文明共同体来取代帝国主义。正是依据辩证法三大规律,列宁获得了对帝国主义历史进程及其命运的解释和论证。

  其次,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经济分析方式,展开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建构。在谈论列宁帝国主义论和霍布森帝国主义论的关系时,学术界有一些人更多的是关注霍布森经济学观点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直接”影响,甚至认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只是其经济理论的简单借鉴或归纳,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从本质上讲,列宁之所以在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群中汲取霍布森等人的经济思想,并不是对其经济学观点和大量案例进行简单堆砌,而是在于其经济分析的研究模式或方法原则与列宁的经济分析理念与方式形成了契合,成为列宁理论分析的强有力工具。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一百多年来,不同阶段的帝国主义理论形态(经济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等)的演变中,都有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以经济视角分析20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运动曲线,一直是该理论运动的基本存在方式,不能不说是深受以列宁为代表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

  其三,建构研究帝国主义运动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论。列宁之所以认同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因为前者以60年来的历史发展进行实证性考察,尽管其历史考察还存在一些局限和漏洞,但是,这一基于历史视角的分析恰恰成为列宁思想的重要支撑和依据。这将继续成为日后研究帝国主义运动及由此长成的一系列事实的主要研究方式。其四,创造了以质疑为特色的理论批判前提,并提供了结构丰富的理论构架。值得尊敬的是,列宁既保持了对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群的批判态度,又坚持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发展,这种理论勇气和理论成果丰富了对帝国主义理论认识的科学精神和认知路线。在辩证批判的基础上,列宁围绕生产过剩、资本积累、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以及战争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整个理论逻辑框架的证明,已经作为研究帝国主义现象最重要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符号,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帝国主义研究的重要文化基础。正像《资本论》为科学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提供理论指针一样,《帝国主义论》为阐明现代帝国主义提供了一把钥匙。

  (二)帝国主义现代历史流变的多向形态呈现并没有改变其社会本质属性,列宁以垄断研究为基石的帝国主义理论命题没有过时

  如果我们从大历史视野出发,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与帝国主义现代历史流变的多向形态呈现进行比较研究的话,就会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现代帝国主义运动的几次历史性蜕变并没有改变其内在的垄断性质,由此导致的根本性矛盾和冲突并没有消失。列宁以垄断为理论主轴的帝国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其一,两次世界大战凸显帝国主义的垄断本性,垄断与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衍生物。20世纪前半叶的帝国主义运动,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围绕垄断与民主、战争与和平两大主题展示了基本的博弈图景。在一定意义上讲,帝国主义常常与势力范围、强权政治、归属主义和殖民精神紧密联系,其实现方式便是垄断。世界大战的起源来自垄断,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样来自反垄断,并代之以新的垄断形成。战争将列宁所揭示的垄断问题,以最剧烈的矛盾冲突方式在最广泛的领域和最深刻的层级上,释放了最不人道的资本本性。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一种极端表现形态,垄断与战争的结合是将各种矛盾冲突聚合而成的一个资本怪胎。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垄断的资本属性和反对帝国主义垄断的正义追求之间博弈的经典案例。尽管战后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没有出现大规模战争,但是它却为帝国主义霸权打造了新的战争殖民模式:一是,西方国家通过贫困的国际性转移,将其内部的社会矛盾向全球转嫁,以实现资本统治的相对稳定,这是广大落后国家贫困交加和矛盾横生的重要原因;二是,帝国主义垄断以新的载体——跨国公司——对世界市场进行新的瓜分和掠夺,造成世界体系中更多的民族主权国家日益陷入困境。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一些跨国公司不过是新殖民主义者和新资本主义寻求更大的市场份额,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三是,按照沃勒斯坦的国际体系理论和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国际体系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在历史演进中,国际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分工格局,即强大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中心地位,弱小国家处于边缘地区的趋势日益明显。于是,国际社会呈现一种态势,即垂直一体化工业组织体系的加强与国际剥削和债务危机的加深。在本质上,这就是战后新的垄断势力主导和制约下世界大战的新形态。

  其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与变化,在根本意义上没有改变垄断本性。按照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说”,战后资本主义的现代流变呈现出两大趋势,即国家干预和科技革命,并导致国家垄断和技术垄断。该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揭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动因危机),有力地证明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比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更加危机的事实,终结了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能够包容或者克服自身危机趋势的社会的神话。这成为战后人们理解和解释资本主义腐朽与寄生现象的一门“显学”。资本主义内部所爆发的种种危机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无论资本主义采取了怎样的技术手段,选择了怎样的技术路径,只是在形式上对社会本体进行了一定的修缮和变通,但是,由马克思所揭露的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长成的垄断主义,始终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彻底根除的内在矛盾,这是屡屡造成资本主义发生各种危机的根本原因。仅就古典帝国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关注的资本、货币与金融的逻辑历史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与崩溃以及金融危机的频发,实际上正是战后资本主义垄断性经济制度建构、震荡与再建构、再动荡的现实反映。战后资本主义这种历史曲线运动的实质,是垄断形态在不同时空中的表象,是垄断不同形式的转化或者变异。

  其三,在一定意义上讲,20世纪后半叶帝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个以垄断为主要动力引擎,重新建构全球历史结构并且不断制造世界矛盾的过程。一是,这个运动过程首先来自近代地理大发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运动,并在现代全球化运动中进一步放大了垄断与反垄断的矛盾与冲突。由垄断所造成的不平等垂直分工体系直接产生了一种“主导-依附模式”。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南北化”现象的产生。南北化运动呈现出两种历史动向,即强势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帝国逻辑建立的不平等垂直分工体系的持续固化,弱势国家依托民族主义力量争取独立与自由运动的追求,这实质是一场垄断与反垄断的新旧世界秩序的护持与变革的博弈过程。仅就发展中国家命运而言,正如依附论者所强调的那样,其发展是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需要所支配的。在吉尔平看来,“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末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后者更难逃依附性的厄运。”二是,在一定意义上讲,战后爆发的许多局部性或者区域性战争都深深地打上了资本主义帝国战争史和霸权外交史的烙印。如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区域战争史,还包括资本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推销民主和制造各种军事政变以及代理人战争史等等,由帝国主义势力所推动的这些局部战争,其核心问题旨在体现并追逐权力与意志、军事与外交的垄断性。在不断固化自由竞争时期国际垄断势力在全球统治力的同时,这种持续的现代帝国运动又不断地打击民族独立国家的主权维护能力和自保能力,并使得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和秩序进一步得到强化。以“西方中心主义”和“帝国本位主义”为标志的战争垄断和外交垄断,不断地威胁和挑战20世纪以来世界理应追求的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秩序,这是世界不断产生冲突与动荡的重要原因。连同一战时期和二战时期帝国主义运动的最终失败,战后任何帝国主义或者霸权战争与外交运动都在昭示一个基本的历史规律:任何垄断帝国主义运动的巨大代价和未来结果,一定是垄断国家的解体和帝国主义的崩溃。垄断是导致任何文明形态崩溃的根本原因之一。只要垄断存在,就必然成为事物走向垂死的历史基因。三是,当代世界帝国主义运动已经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以控制和推销“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帝国主义,以新人道干涉理论为标志的新自由帝国主义等,已经将文化意义的帝国主义运动渲染得无以复加。作为原有帝国主义形态的新变种,文化帝国主义的猖獗将改变帝国主义内在的结构与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些落后国家对西方国家帝国主义运动的抵制和反抗,正是对战后一些发达国家推行帝国主义霸权政策的反应。而一些恐怖主义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说也是国际极端势力对国际垄断主义的极端回应,这进一步说明帝国主义也是恐怖主义猖獗的重要国际根源。上述事实表明,作为帝国主义的内在本质属性,垄断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社会现象,无论其社会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帝国主义的本性始终没有变。

  (三)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历史使命是在向旧世界价值观、制度和实践宣战的同时,为未来社会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认知方法、哲学态度和价值理想

  一方面,基于批判和反思原则,在世界进入到剧烈矛盾冲突的“历史拐点”中,作为对帝国主义研究的独特思想实体,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梳理和考量始终遵循和坚持理性逻辑主义原则,在多维逻辑命题中丰富对帝国主义的论证和批判,对帝国主义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出质疑,开启了向帝国主义最初社会形态勇敢宣战的理论炮火。从历史逻辑出发,列宁借助对帝国主义历史运动的实证分析,继马克思之后,揭示了资本主义新时态中的诸种矛盾和冲突,奠定了无产阶级进一步追求自身解放的革命理论前提。依照科学逻辑的推论,以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基本内核——垄断——为理论研究坐标,奠定了对资本逻辑恶性流变的批判基础,夯实了对资本主义时代性批判的坚实理论基石。在哲学逻辑层面上,列宁以哲学家的态度,对社会存在矛盾冲突的辩证认知,是其建构帝国主义理论的精髓。它所呈现出的对帝国主义社会形态所必然导致的异化性冲突的辩证批判,必然地由哲学的辩证运动逻辑推导出产生新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无限可能性和必然性。这样,列宁运用辩证法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应然性上建立起新的哲学逻辑,为人类新文明社会的建立制造了崭新的理论批判和理论建构前提。在一定意义上讲,在人类进化发展中,每每面临历史裂变和历史拐点时,人类秉性所迸发出的积极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态度,必定成为新一轮社会递进的永恒基点。同样的,这种探索人类进步的无畏的理论勇气和崇高的正义追求,如同以往的人类智者探索真理的精神一样光耀史册,永不过时。

  另一方面,基于历史发展法则,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进行重新建构的思考中,列宁帝国主义论呈现的是一种崭新的使命性和理想性。应当说,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建构是被赋予主旨性价值观照的,也就是说,这一理论体系的诞生既是多维度科学逻辑论证的直接结果,也是以价值性和理想性为使命,主观预设和能动思考的结果。这种以无产阶级解放与自由为目的的理论特质,在其理论原点的建构上就具备了神圣性。与以往关于人的解放的宗教取向和理性启蒙主义取向不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建构的终极目的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为建构而批判。列宁与霍布森仅仅从简单的经济学出发批判帝国主义不同,也与同时期经典其他理论作家对帝国主义改良式批评不同,他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为了建立崭新的自由人联合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品质一样,列宁以帝国主义时代为依托,全面拓展和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历史新特质的批判,彰显出理论体系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本质属性和时代价值,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化展开奠定了理论逻辑基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引导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向全球拓展,一直在印证着一种伟大的历史逻辑:社会主义是与帝国主义相联系的时代运动,是资本逻辑及其批判的唯一实践路径,反映出人类文明演进中对资本的驯服方式的不可调和性,深刻反映了人类本质力量与利益实现方式的博弈关系。事实上,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运动的辩证矛盾运动,以相互冲突、对抗与融合的方式,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正像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样,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考察也应当重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讲,以历史逻辑为社会时代运动分析机理,以全球化运动为考察背景,以追求无产阶级解放为社会正义价值诉求,以理论质疑和社会反思为批判武器,以帝国主义内在本质属性为研究切人点,以唯物辩证精神为指导,列宁帝国主义论提供了正确解释当代资本逻辑生命周期的现实法则,它不仅具有不过时的理论特质,更是与时俱进的时代逻辑的呈现,在有机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统一逻辑结构中,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运动方式。因此,继马克思之后,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辩证批判的基础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追求世界新文明共同体的新价值、新制度和新实践的精神永无过时。

  余 论

  毋庸置疑,列宁帝国主义论一经诞生,就一直面对着激烈的争论。这场世纪之争不仅体现在纯粹的学理规范意义上,也体现在政治范畴之中。在人类文明进化层面分析,对列宁帝国主义产生争论的实质,涉及20世纪世界变革运动的政治信仰与制度选择的方式和方向是否正确。仅就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这一争论甚至涉及到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起点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以及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存在价值等。行至一百年后,当列宁帝国主义论面临新的全球化运动时,仍然需要我们重新进行学理辨识和辩证考量。

  在对20世纪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列宁帝国主义论进行评价时,我们需要正确理解如下重要辩证命题。

  第一,个别结论与整体思想的关系。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特质在于,以垄断作为分析帝国主义内在本质的思想原点,奠定了解释和分析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石;以垄断所必然导致的资本与利益、秩序与价值的诸种矛盾与冲突,建构了一系列分析帝国主义存在方式、内在机理及其矛盾运动的分析结构和框架,并从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视野,建立起对帝国主义的前提批判,塑造了人类建立未来文明共同体的价值理想。由此,列宁通过辩证推理与建构原则,确立起了正确分析和理解帝国主义运动的理论逻辑基础和基本体系。当然,在分析列宁帝国主义论时,并不意味着其个别理论观点丝毫没有任何漏洞或者局限,但是,对于个别结论或者命题的争论,并不能成为全盘否定列宁整个帝国主义理论体系的理由。例如,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最大争论点是关于帝国主义的垂死性问题。笔者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垂死论的命题是基于几个必要的历史前提的:其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法则,任何社会形态的更替与变革都充满辩证否定的规律,从社会发展总体趋势判断这一命题,该理论符合历史发展定律。其二,从本体论出发,只要垄断作为历史基因存在,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就一定是必然的社会存在特征,无论其社会形态在何种形式上进行改良或者变异,其历史趋势终将无法改变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命运。其三,基于批判和建构原则,列宁的理论逻辑之所以强调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寄生性和垂死性,一个明显的政治目的就是人类解放面对帝国主义的空前危机,必须实现马克思关于崭新的文明共同体设想。在这个意义上讲,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垂死的结论没有过时。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列宁把帝国主义定义为“垂死的或过渡的资本主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既与当时所处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俄国革命环境有关,也与其过于乐观地估计世界革命形势,没有完全发现资本主义内部具有顽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和修缮机制,无法看到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关系。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建立经济垄断秩序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以和平竞争为特征的经济运动,甚至内部也存在一些协调与合作的组织形式,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方式的竞争注意不够,这无疑会影响到对资本主义发展性的认识。不过,以历史辩证法视角分析,当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时,列宁原先批判的帝国主义存在方式确实已死,或垂死,或者过渡为一种新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讲,其帝国主义垂死理论仍然可以解释现代帝国主义运动的历史流变。

  第二,学术思想与政治理想的关系。学术界有一个质疑: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学术思想更多的是从主观政治目的出发,预先对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了前提假设,从而使这一理论在客观科学性与主观政治理想性之间存在逻辑悖论。这样,在评价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属性时就产生一个问题,即该理论是否是受使命性、目的性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笔者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毫无疑问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演绎意义的命题。处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夕,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工人运动领袖,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不仅是理论分析,还有着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图,但这并不妨碍其理论的科学性价值。原因在于,一方面,从理论范畴看,列宁帝国主义论既属于一种典型的经济理论,也是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结合体。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矛盾的对立统一性构成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灵魂。这决定了列宁站在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高度,以辩证发展的理念审视帝国主义运动及其命运。从政治科学层面看,人类的价值在于其社会属性的正义追求。换句话说,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在于拥有哲学思辨能力和远大的政治理想。其实,列宁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理想并不矛盾。在他的理论世界中,当学术思想与政治理想有机结合,并服务于人类解放的宏大政治理想时,其追求的实现人类正义、自由与解放的理想情怀就成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终极伴侣。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走向了新的历史拐点。对这个历史拐点到底给人类历史带来怎样的命运,当时帝国主义理论经典作家们的思考结论是褒贬不一的,或者赞扬或者反对,或者改良或者革命。在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特征的无疑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基于追求社会正义的前提假设,以批判哲学为研究视角,以革命逻辑为实践哲学的动力引擎,列宁建构起了相对完整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发现,推翻旧世界,建立崭新的文明共同体,是列宁一贯的革命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列宁与同时期的理论家们相比,更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和远大的政治胸怀。正是因为赋予人类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关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就成为真正的“人学”。

  第三,时代变迁与历史理论的关系。用何种理论解释时代本质和历史变迁,是检验一定理论的生命周期的难题。这涉及到该理论能否回答永恒的哲学争论。在真理性判断上,通常的法则是,一个理论是否过时,关键要看其存在的逻辑前提或者前提条件是否过时。考察20世纪的资本发展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资本积累的方式已由自由竞争时期的剥夺性积累,转变为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的掠夺性积累,再演变成当下全球化时代的控制性积累。而在剥夺性积累--掠夺性积累--控制性积累这一链条中的关键是垄断。这一垄断通过“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等形式控制着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并维持着旧的国际秩序,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世界被分成两个分离与对立的南北世界。其中,依附论就是对帝国主义运动导致的贫困全球性大转移现象的思想反映。它准确地印证了列宁先前的思想:“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这说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基本原理是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逻辑的。

  毫无疑问,最近一百多年来以帝国主义出笼为“原始起点”,世界历史变迁开启了全新的历程。伴随着这一个多世纪,人们围绕帝国主义问题的争鸣从来没有停止。基于帝国主义现象所引发的理论反思和思想对话,已成为国际文化界和思想界的“显学”。一方面,鉴于对20世纪世界历史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以及与战后世界历史演变的“关联度”,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始终是人们世纪争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另一方面,针对战后帝国主义形态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场世纪性论辩还远未终结。(原载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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