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内斯托·斯克勒潘蒂
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法律中，我们可知，工人被“合法”地赋予了自由签署合同的权利，但从未被真正赋予支配自身劳动收入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工人被迫“自由”地接受资本家的聘用合同，而在这一 “自由的合同”中，事实上放弃了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真正的自由。由此，资本家获得了剥削工人的“合法”权力。
当前，经济全球化已全面渗透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但在市场资本主义主宰下，全球金融体系表现得十分不稳定，跨国资本营造出的全球帝国主义，正将世界经济拖入多轮次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意大利锡耶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内斯托·斯克勒潘蒂，请他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相关解读。
资本主义组织结构及其形式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学术经历我们得知，您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那么您近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再思考”研究计划的动力是什么?
斯克勒潘蒂：1967—1968年，我参与了全球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并在20世纪90年代加入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所以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经历过这些政治实践后，我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要持续地影响人们去改造世界，就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创新。我认为，可从两方面来展开重构工作。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与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所考察的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只有全面深入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才有可能把握当下资本主义的生存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试图阐明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一般性理论的原因，即能够适于说明所有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关系形式的一般性理论。另一方面，需要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科学前提，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当前流行的是分析哲学和诠释学，前者源于英美传统，后者源于欧陆传统。我现在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诠释学”思潮领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再思考”，尝试从马克思的制度性个人主义方法论角度，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再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150多年中，资本主义形成了一整套经济秩序演变与自我调节功能的制度安排。那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与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形式有何差别?
斯克勒潘蒂：马克思基于19世纪中叶英国的制度体系给出了古典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解释：私人独立经营的企业在一个具有完全竞争性的市场中运行。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形式》一书中，我以三种财产权制度(集中的私人产权、分散的私人产权、国家财产权)、四种积累支配结构(商品市场、公司控制的市场、外部科层、内部科层)的分类，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综合性再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由这一分类所形成的古典资本主义、市场导向的公司资本主义、银行导向的公司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包括分散的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四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具有它自身演进的历史合理性。不过，在这历史演进中，资本主义尽管通过制度结构的不断改变延续了存活期，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在制度原则上并没有实现丝毫的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与英美市场导向的公司资本主义相比，德日银行导向的公司资本主义有很多优点，后者可以缓解或者消除短期主义行为。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斯克勒潘蒂：银行导向的公司资本主义，发展于二战后的德国、日本以及稍晚些的韩国。在该制度下，一些大型国有银行(德国)或银企集团(日本)或财阀集团(韩国)控制着许多工业企业，其目的并非企业价值的短期投机，而是为了长期持股，实施某种集中的统一计划。由于它们对长期盈利更感兴趣，自然重视任命企业经理、审查经理能力并监督投资项目，同时为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的资金。另外，工会也参与一部分公司治理(在其中拥有共同决策权)，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实现公司的“使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和平，维护了劳动力成本。20多年前，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察人士都曾期待，德日银行导向的公司资本主义在一定时间之后能够取代英美市场导向的公司资本主义。因为前者能够确保更加平稳的增长、较小的收入差距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当时，我们并没有把20世纪80—90年代保守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结果考虑在内。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协议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为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金融市场的去管制、全能性银行的胜利，以及影子银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结果是英美市场导向的公司资本主义模式占了上风，全球金融不稳定性及社会不公平性不断增加。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规律及其归宿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您对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是怎么看的?
斯克勒潘蒂：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虽然他无情地批判了这些经济理论中涉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部分，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些理论，反而汲取了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合理的思想资源，发展了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点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法律中，我们可知，工人被“合法”地赋予了自由签署合同的权利，但从未被真正赋予支配自身劳动收入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工人被迫“自由”地接受资本家的聘用合同，而在这一 “自由的合同”中，事实上放弃了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真正的自由。由此，资本家获得了剥削工人的“合法”权力。
商品市场建立的优胜劣汰资源配置规则，是通过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来实施的，这种资源配置的周期性震荡最终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整体低效。在商业周期性繁荣期，货币和金融市场可发挥内生性调节作用，不断为资本投资提供流动性，进行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积累，但同时为金融危机和信贷紧缩创造条件，造成投资覆灭，即马克思所说的“钱荒”。
作为最先预言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认为，资本有向海外扩张的内在倾向，最终将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而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最显著的结果之一，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日益增加的相对贫困”。财富和收入集中在越来越富有的资本家和投机者手中，尽管工人工资的绝对量在增加，但相对于巨大的利润，工人工资收入还是在下降。这正是全球化以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所发生的事实。
资本主义作为由历史发展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取代了建立在奴隶制和农奴制基础上的古老经济形态，并且在人类的经济福利和公民权利方面实现了巨大进步，但这种进步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制度也造成了自身发展的低效、压迫和不平等。因此，它注定要被更先进的社会发展形态和生产方式所取代，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实现这一变革的行动者便是世界无产阶级。
恶性循环：全球经济危机和长期萧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在文章中谈到“美国资本主义具有投机性，容易发生动荡”，后来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中得到证实。通过对美国经济危机的理论预判，请您谈谈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
斯克勒潘蒂：从经济现象来看，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的全球化，有力地削弱了美国霸权。为应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竞争，美国企业出现了向海外转移投资的趋势，这促使美国本土企业降低工资。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政府放松金融市场管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对金融集团的信贷供给，尤其对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虽有利于维持一定的消费，却加大了家庭及企业的资金负债。为应对这种形势，银行扩大了影子银行业务，通过贷款证券化重新分配投资风险，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主营业务的信用。但这进一步加重了次贷泡沫和房地产风险。而且，美元霸权的铸币税促使美国民众消费水平远远大于本国生产水平，结果导致外债强劲增长。在全球性金融泡沫背景下，美国大型金融企业及政府已将国内消费及军事费用的一部分支付压力，转嫁到了其他国家。
当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后(也许是为了阻止美元相对欧元的系统性贬值，否则欧元将成为渐具吸引力的国际储存货币)，泡沫破灭了。2004年这一利率为1%，当2007年增长到6.5%时，经济泡沫开始压缩。当前，美国的GDP虽有所复苏，但进展缓慢。经济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然而，前者使公共债务膨胀，后者则扩大了另一轮全球金融泡沫。当美联储收紧宽松货币政策时(目前已经开始实施)，可能又会产生新一轮的泡沫破灭。事实上，仅去年美联储宣布将实施紧缩政策后，就已经引发了许多新兴国家严重的货币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欧元区和意大利的经济前景?
斯克勒潘蒂：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欧元区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在欧元区成立时，德国马克汇率被低估，而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货币汇率却被高估，因此相比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企业，德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更有优势。同时，德国企业还在研发领域大量投资，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而且，德国政府施行限制性财政政策，抑制国内工资水平的增长，所以尽管德国的工资水平比意大利高出30%，但劳动力成本却较低。鉴于这些原因，自欧盟成立起，德国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盈余一直处于增长状态。至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一机制一直运行良好，尤其对德国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至2012年意大利一直面临经常账户赤字的困扰，产生了大量外债，又加之欧洲央行禁止通过购买一级市场的公共债券，对欧元区成员国政府进行融资支持。到2011年时，意大利公共债务水平已占本国GDP的119%。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投机者会认为，意大利政府存在很高的债务违约风险。在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德国政府的建议下，意大利政府在2012年和2013年实施提高税收、削减支出的政策，旨在削减公共财政赤字，缓解投机者的焦虑。但结果却导致意大利2012年和2013年的GDP分别降低了2.5%和1.8%，债务比重进一步上升，2013年达到了GDP的133.4%。
恶性经济循环已被触发，可能引致意大利(及西班牙、法国、希腊等国)经济的长期衰退。这在当时就出现反弹效应：鉴于很多德国产品出口至欧洲，所以经济萧条也影响到德国，德国GDP出现了低增长或负增长。一些观察人士开始质疑欧洲领导人和政客们的智慧：难道他们不明白目前的紧缩政策会加剧经济衰退?但也有人推测并非如此，因为这些政策中存有鲜明的资本主义逻辑。
全球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对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看法。
斯克勒潘蒂：第一个不同之处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一种不同于19、20世纪的帝国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过去垄断资本一直将提高贸易壁垒、实施重商主义政策，作为抵制国外企业竞争的手段;现在，跨国资本依托巨型跨国公司，打破了资本在殖民帝国统治时代列强经营和剥削的分割界限，在全球市场中完成资本积累，要破除国家利益设置的一切障碍，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所以它一直支持推进自由贸易和金融全球化。这种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新形式被称为“全球帝国主义”。
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二者过去长期形成的共生关系纽带正在逐渐削弱。过去，这种共生关系的基础是构筑政治权力的国家利益，与构筑受保护的帝国主义市场资本利益趋同。现在，资本利益集团将自身利益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利用国家作为自己谋利工具的同时，又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一方面，资本为谋取自身利益，一直试图令国家听命于己，运用直接的院外游说和间接的市场作用对国家施加影响。另一方面，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相互冲突，由于资本将利益范围在空间上扩张至全球，从而为本国经济发展带来困难，这就使得从前作为一国“集体资本家”的国家功能，受到威胁。
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工人贵族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以镇压劳工为导向的劳动政策的重新定位。虽然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国家也曾有许多镇压劳工事件，但是始于90年代的市场自由化加剧了这一过程。
第四个不同之处是全球治理方法的改变。全球化时代，新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使用武力，压迫、控制外围地区的行动仍没有停止，但是相比源自所谓市场“自然”法则的规制机制，武力镇压已经变得相对次要。这个全球帝国无需“帝王”，它的绝对统治却变得越来越有效。这种有效性是由客观机制保障的，而民众的任何防备似乎都无能为力。即使跨国公司之间相互竞争，那些数不清的跨国公司高管都一致地奋力强化这些机制，因为他们追求着资本积累的共同目标。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跨国公司的全球帝国主义企图在全世界建立这样一个乌托邦——“没有国家的全球治理”，一种世界秩序的理想状态，不是由一个国家而是只由市场规则所统治。
然而，对于全球帝国的运行而言，集中治理有三大功能是必备的，而且这需要有强国或具有国际视野的一些国家的行动。第一大功能是全球治安官职能。履行该角色，需要动用军事力量，惩戒那些拒绝全球化、拒绝对跨国资本开放国内市场的国家。第二大功能是全球银行家职能。一些治理机制必须服务于货币的生产，以作为支付及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第三大功能是充当经济增长驱动器职能。由于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主要由出口所带动，必须至少有一个发达的经济大国担当出口对象角色，它的增长应由大规模进口来推动。在过去的20年中，关于这三大功能的理解，主要资本主义强国并不总能达成一致认识，于是，这第五个不同之处也就此应运而生。
第六个不同之处在于国家本应是公民意志的表达，现在国家却迫于市场的压力，造成了实质性的民主空心化，将决策机构改造为达成协议、压制异议的简单组织。全球帝国主义往往扼杀民主，并且是通过市场来扼杀。借用一位极具话语权的跨国资本家颇为形象的比喻：“市场即君王”。
当今时代与以往的第七个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危机对破坏及重组国际政治均衡以及国内社会关系所起的作用。一方面，全球化危机的出现，激化了资本主义矛盾，尤其是国家与资本关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这些危机也加速了对“市场”支配国家、人口及从属阶级之行为的惩罚过程。
当前世界盛行的观念认为，全球化是治理各种经济制度的万灵药。但近20年来的经济发展已充分呈现出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本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斗还将继续存在，但矛盾的焦点已集中于工人与资本的对立，集中于资本帝国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对立。从现实状况出发，经济全球化似乎正在促成这两对矛盾趋于合二为一，更突出地表现为，跨国资本与世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更为广泛地表现出阶级对抗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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