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节前夕，央行政策工具库里面的常备借贷便利SLF(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简称SLF)悄然登场。中国人民银行于2014年1月20日宣布，针对现金大量投放等节假日因素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央行20日已通过所谓“常备借贷便利”向大型商业银行提供短期流动性。央行称，自2014年1月20日起，人民银行在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山西、浙江、吉林、河南、深圳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同时于21日开展了2550亿元人民币的逆回购操作。
笔者注意到，市场的眼球全部汇聚到了央行逆回购操作上，但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举措恰恰是这个貌似不起眼并为人们所忽略的“常备借贷便利”。逆回购只有2000多亿，而常备借贷便利(SLF)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中国20万亿的地方债都可以成为其抵押物，再加上几十万亿其他贷款当中的优质部分比如首套房房贷等，加上杠杆衍生，SLF的数量是可以成天量的，而且有以短养长的可能。现在很多影子银行就是利用同业拆借的短期资金“养”长期债券的，但有了SLF以后央行也可以成为影子银行的央行，因此央行推出常备借贷便利SLF的意义巨大堪比美联储QE，而且新生事物刚出现时大家害怕步子迈大了容易扯到蛋，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创新的动力会越来越强。为了不给市场过多套利空间，现在SLF的利率是不低的，但随着SLF余额的不断扩大，其利率会逐步降低，否则这个工具就要成为摆设了，因此以后SLF的作用在中国金融市场会起到QE对美国资本市场类似的作用。
再仔细看常备借贷便利SLF权力下放省市试点名单，居然一次性试点十个省市!其中不乏北京、深圳、广东、山东等核心省市，实际等于全面铺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央行逆回购操作的资金是少于往年的，但收到了股市大涨的效果，常备借贷便利这个央行新的金融工具初显威力。市场对于这个新工具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但笔者认为SLF的威力未来会远超逆回购，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央行金融工具。这是中国版QE的开始。
什么是常备借贷便利?
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简称SLF)，是全球大多数中央银行都设立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名称各异，如美联储的贴现窗口(Discount Window)、欧央行的边际贷款便利(Marginal Lending Facility)、英格兰银行的操作性常备便利(Operational Standing Facility)、日本银行的补充贷款便利(Complementary Lending Facility)、加拿大央行的常备流动性便利(Standing Liquidity Facility)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货币调控效果，有效防范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增强对货币市场利率的调控效力。常备借贷便利(SLF)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金融机构可根据自身流动性需求申请常备借贷便利;中国人民银行于2013年初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
所谓“常备借贷便利”，何为便利?何为常备?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方便的出现，可以快速反应。SLF的名称与西方央行类似工具的名称有一定区别，意味着这个工具是有中国特色的，在其使用的细节层面，央行应当还在不断的完善过程当中，所以对这个工具表现的非常低调。这个常备借贷便利，可以在宏观层面流动性总体不宽松的基础上，实现地方局部上的定向宽松。中国在总体不能宽松流动性的情况下，SLF这个金融工具所带来的宽松，可以算是中国版的QE了。
常备借贷便利与流动性危机
在2013年6月的“钱荒”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整个危机当中我们注意到央行进行逆回购的数额是不高的，但危机却得到的平稳缓解，央行公开说已经向市场注入了流动性，对此市场迷惑不已;直到后来央行新的资产负债表出来，其中赫然出现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余额，我们才开始看到这个神秘新工具的身影。
事实上央行早在2013年初就创设了常规借贷便利SLF这一工具。在2013年底央行公布了2013年1-9月份此项新工具的操作情况，6-9月份余额分别为4160亿元、3960亿元、4100亿元、3860亿元。央行表示，在2013年春节和6月份流动性异常波动时，都采取了相关操作。这是央行首次公开承认对于流动性危机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方式。
我们应当注意到流动性紧张并不是货币紧缺，中国的货币M2总量已经超过了100万亿，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到2013年底已经达到110万亿M2以上，如此货币泛滥的情况下却出现流动性危机、利率高涨，背后的原因就是流动性的不均衡，流动性紧缺的地方被渔利，人为推高了利率，而SLF直接面对具体的流动性被挤兑的机构，达到了精准的微调，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发挥了SLF工具比逆回购和降准等工具更有力、更细腻的作用。
进入2014年，流动性在春节前再度出现紧张和不均衡的情况，央行这一次就是逆回购和SLF的共同使用，而且对于SLF扩大试点到省市，对此市场反应热烈，当日股市止跌反弹，次日股市大涨，SLF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LF给中国的金融市场带来了急需的流动性宽松。以SLF带来的宏观稳健、微观宽松的局面，可以算是中国版的QE吧。地方债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央行把SLF权力下放地方，实际上就是受到地方的影响。美国的QE是在联邦和美联储层面操作，中国版的QE则是在地方和央行地方机构层面进行。
美联储与常备借贷便利监管
常备借贷便利一直是西方央行的有力武器，而这个工具却不容易被人发现其存在，因为这个借贷工具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也是一对一保密的，在央行报告余额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归还，不会出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它最体现现代金融体系当中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作用。
美国在08年金融危机当中，常规借贷便利是经常使用的，但外界却难觅其踪迹，但我们可以从一位美国参议员对此的调查当中看到端倪。美国桑德斯参议员表示，通过国会有关委员会对美联储资本负债表的审计，得知美联储向多家美国和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了超过16万亿美元的秘密援助。例如大摩的总裁同时也是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就从联储获得了39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此外，大摩还是美联储紧急救助贷款项目的清算银行之一。事实上美联储几乎把所有的紧急贷款项目都外包给了像大摩、摩根斯坦利和富国银行那样的私人承包商，这些私人承包商也获得了美联储数万亿美元的贷款，且利率接近于零。如此巨大的钞票从美联储发行，相对于美国当年的8万亿广义货币，从美联储出来的这些所谓援助达到16万亿美元而且是基础货币，能够起到过桥资金的作用，在金融衍生品不监管不公开、M3不公开和私密的SLF之下，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把整个金融系统的损失对冲到某一个机构然后让该机构破产，雷曼的破产就很可疑。因此在美国公开的QE宽松下，这个不公开的SLF宽松也可以看做是整体QE的一部分的。而在中国，我们的央行是国有的人民银行，以这样的阴谋诡计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是不会做的，但我们的商业银行也有民营和外资了，为了取得SLF资金，在抵押物不合格和压低风险利率评级等方面，会有人动贿赂央行官员的歪脑筋，这比央行、银监会分离后原有的微观上对具体企业的权力大多了，新的权力寻租空间有了，权力监管也需要及时到位。
SLF能够带来巨量的金融宽松和流动性，胸怀利器则杀心顿起，这样的金融工具，对其进行监管的要求是很高的，利益输送也是存在的，我们也应当注意其中的腐败和寻租空间，更要注意到金融间谍和金融战的可能性，国家金融安全部门对此是应当高度关注的。所以我们不应忽视SLF带来的宽松作用，中国现在下放地方SLF试点，SLF应当大发展，中国版的QE应当是要开始了。
资料链接：美国参议员桑德斯报告
http://www.sanders.senate.gov/newsroom/news/?id=9e2a4ea8-6e73-4be2-a753-62060dcbb3c3
桑德斯报告
http://www.sanders.senate.gov/newsroom/news/?id=9e2a4ea8-6e73-4be2-a753-62060dcbb3c3
对于美联储账目的首次彻查揭示出在本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美联储如何以骇人听闻的16万亿美元巨款救援美国和外国金融机构及企业的令人瞠目的新细节。本周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一年前获得国会通过的华尔街改革法案提出的修正案指导政府问责局实施了这项审计行动。桑德斯参议员表示，通过这次审计我们现在得知美联储向多家美国和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了超过16万亿美元的秘密援助。
根据政府问责局的审计报告，最严重的问题是美联储单方面向从南韩到苏格兰的一系列外国银行和企业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金援，而美国政府中的任何机构未经国会和总统直接批准都无权向外国银行和企业提供援助。
国会的非党派独立调查也确认美联储缺乏综合机制去平衡利益冲突。事实上根据这份审计报告，美联储甚至授予其雇员和私人承包商以利益冲突豁免权，使他们能够在已经获得紧急救援贷款的金融机构和公司继续投资。
例如大摩的总裁同时也是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就从联储获得了39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此外，大摩还是美联储紧急救助贷款项目的清算银行之一。
这份审计报告还有一项引起争议的发现，政府问责局说在2009年9月19日，现任纽约联储主席的威廉•杜得利得到豁免权，使其在AIG和GE得到联储救援贷款的同时还保持其在这两家公司的投资。根据设分审计报告，美联储声称，之所以没有让杜得利卖掉其持有的上述企业股票，是因为如果这样做了反而会显得救援本身存在利益冲突问题。
对桑德斯参议员来说，结论很简单：一旦一个人工作的公司获得美联储的救援资金，那么这个人就不应该在美联储董事会获得一席之地。
调查还披露美联储将大多数紧急贷款项目外包给其私人承包商，这些承包商中有很多也获得了这批利息极低的秘密贷款。
事实上美联储几乎把所有的紧急贷款项目都外包给了像大摩、摩根斯坦利和富国银行那样的私人承包商，这些私人承包商也获得了美联储数万亿美元的贷款，且利率接近于零。所有联储转包其经济贷款项目的合同中有三分之二不需要竞标，获得这些无竞标合同中最大单的是摩根斯坦利，它承包了美联储救援AIG的紧急贷款项目，合同金额达到了1.084亿美元。
常备借贷便利与逆回购、降准
我们认识常备借贷便利工具的价值，要从它与逆回购、降准相比较的角度来进行认识。认清SLF的与众不同，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笔者将之称作中国版的QE。
逆回购为中国人民银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交易行为。逆回购操作是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逆回购到期则为央行从市场收回流动性的操作。常备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一对一”交易，针对性强;常备借贷便利的交易对手覆盖面广，通常覆盖存款金融机构。借鉴国际经验，常备借贷便利以抵押方式发放，合格抵押品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
逆回购不是针对所有金融机构的，同时逆回购对于抵押资产也有较高的要求，一般是国债这种无风险有价债券，央行购买国债是的一个标准的货币发行模式，逆回购是对公开市场的操作，是以价格也就是利率为唯一指标的。有了这些门槛的存在，在逆回购操作上基本是大银行的天下。而常备借贷便利则针对所有金融机构，而且要求对手机构抵押的金融资产也是比较宽的，可以接受银行优质信贷资产的抵押，常备借贷便利是不公开的，是对于不同金融机构和不同抵押资产给予不同价格的，是一事一议的，可以解决很多具体层面的银行的问题，尤其是中小银行的问题，有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而且逆回购是定期公开招标限量发行，常备和便利的含义是很清楚的，是可以随时进行的，是没有限制的。
金融的一个特性就是货币在体系内流转的时候，从一个机构到另外一个机构都是要有钱赚的，没有利益货币流动性不会从我兜里到你兜里的，在逆回购模式下只有大银行能够参与，小银行必须以更高成本的从大行那里拿资金，对于社会流动性不均衡的调整是不利的，难于参与逆回购的机构会被市场过度渔利和挤兑，会恐慌性抛售资产，也给外来热钱找到渔利的空间，对于中国金融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央行给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工具还有一个就是降准，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则是对于所有机构的货币流动性放松，不论你是否紧缺都会宽松，且相对长期，是长期政策，与逆回购和SLF的短期流动性调节相比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动作，而在中国现阶段通胀压力和紧缩需求下，降准的条件并不具备。对于具体的流动性不均衡调控需求，SLF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无论是降准还是逆回购，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对于汇率和外汇流动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不是只有国内市场，外贸、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都是重要的层面，而具体的、一对一的SLF与逆回购和降准相比，对于汇率市场和外汇流动的影响的最小的，是在局部精准地解决具体流动性问题，尤其是央行这一次将SLF的权力下放地方分支机构试点，地方分支机构的SLF的作用是被限制在局部的，因为我们的金融规则是不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异地抵押异地贷款的，地方央行分支机构的SLF流动性对于地区外的传导性是受限的，即使是放松也不利于热钱出逃。因此笔者认为未来SLF这个金融工具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
中国的金融难以宽松还有一个重要的压力就是通胀，虽然目前中国的CPI处于低位，但通胀的威胁随时存在，在应对通胀层面，我们是不能降准的，而且逆回购也是受限的，甚至我们还要发行央票，但对抗通胀的紧缩当中也不能让金融系统因此出危机，对于紧缩下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我们就需要SLF的定向流动性支持。更深层次意义上讲，中国的地区间差异巨大，各种行业间差异也巨大，不同区域的流动性的具体情况也是不同的，宏观金融工具完全一刀切也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需要有针对特定区域、特定对象进行特定流动性调控的手段，常备借贷便利SLF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利率市场化以后，不同银行的风险是不同的，银行是会破产的，因此不同银行就应当有不同的利率，有与之对应的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LF就是对应于不同风险的金融机构进行调控的工具，可以对于特定机构制定特定条件和特定利率，是利率市场化离不开的工具。SLF有利于均衡流动性，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在局部的作用是与西方央行的QE是相当的。
因此通过比较，SLF比逆回购和降准更适合目前中国的国情，也是金融改革所必需的金融工具，丰富了央行的金融武器库，具有其他金融工具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其他金融工具受限的情况下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常备借贷便利与地方债
央行的新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LF悄然登场扩容，这个工具的到来和宽松，给中国地方债的出路指明了方向。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比例越来越高，有人认为已经达到20万亿，还有一些隐形债务，未来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建设债务还可能提高。对于妖魔化中国地方债务的问题笔者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中国地方债务都是有实际资产作抵押的抵押债务，与外国政府的信用债务完全不同的，可以通过抵押物的变现和自身运营现金流来偿债，西方的债务则一定要财政盈余才可以偿还，他们的赤字是不断扩大的。
但中国的地方债也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利率和流动性。地方债务规模巨大，往往超过地方金融市场规模10%以上，在偿债的时候金融系统为了偿债就会运转失灵，造成流动性异常紧张，同时由于这样的流动性紧张，利率居高不下也是个大问题，而这些问题，通过常备借贷便利SLF这个金融工具都可以解决。因此解决地方债问题，急需常备借贷便利SLF这个工具。
在地方债的问题亟待解决的背景下，央行把SLF金融工具的权力下放地方可谓是及时雨。2014年1月21日央行开始十个省市进行人民银行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是非常重大的历史进步，央行称，此次开展的部分人民银行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是短期流动性调节方式的创新尝试，主要解决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完善中央银行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正常流动性供给的渠道。人民银行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操作的对象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四类中小金融机构。期限分为隔夜、7天和14天三个档次。常备借贷便利全部以抵押方式操作。此次试点接受的合格抵押品包括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国家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金融债、高等级公司信用债等债券资产，央行通过设置不同的抵押率来控制信用风险。而SLF在央行还有1-3月的期限，如果真如央行所说的常备和便利，那么是可以以短养长的，对于现在不得不在同业拆借市场以短养长的众多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解脱。
这种情况下，SLF的实质就是对于地方债的QE，持有地方债务的地方金融机构一旦出现流动性的危机，再不用像以往那样无可奈何只有在银行间拆放市场上高利率融资，在银行间市场各大行的融资都是要加几十到几百个点的利率的，他们的需求同时推高银行间拆放利率，高利率又反过来使得他们的流动性更紧张，造成正反馈下的地方金融系统性危机;现在有了SLF，地方金融机构可以直接通过SLF从地方上的央行分支机构直接取得货币，这些货币还是基础货币，在地方金融市场上可以杠杆衍生，调节地方局部的流动性不均衡，对于中国这样地区间差异巨大的国内市场，能够在局部地区、特定领域实行精确制导式的货币政策具有特殊的意义，央行此举对应对目前中国地方债困局来讲，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在SLF给地方债注入流动性的同时，也有助于压低地方债的利率，让地方债的利率回到央行指导的SLF利率的框架之内，因为银行可以以政策性金融债、高等级公司信用债等债券资产作为SLF的抵押，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债权都是可以通过SLF取得资金的，没有必要再通过拉存款或者在银行间市场上高成本的借贷来维持资金平衡，借贷成本大幅度下降，地方债的利率将要走低，而中国地方金融的超高利率早已经是地方经济的癌症，但降低利率又不能直接大规模的货币宽松逆回购，更不能采取长期性的宽松降低准备金的方式，常备借贷便利SLF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能够在此时充满智慧和想象力地创设这样的金融工具，是我们金融改革的重要成果。
中国的金融问题是流动性不均衡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更好的方式不是宏观调控而是微观调控。虽然SLF现在的利率不低，但随着它余额的增加必然不可能维持高利率，现在利率不低只是为了不给市场过多的套利空间。
08年美国次债危机的发酵，解决问题需要QE，而中国地方债的流动性不足利率过高问题，也需要宽松，这个SLF就是中国版的QE。有了SLF，在央行权力下放的时候就可以宽松了，我们的SLF可以宽松的余地是没有限制的，未来中国央行的SLF余额是可以达到美国QE的规模的，我们可能在未来看到巨大的央行SLF余额。1月20日央行下放SLF权的行为，给市场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让我们看到中国地方债的出路，因此这两天资本市场反转型的上涨就可以理解了。SLF这是中国版的QE，中国20万亿的地方债都可以通过SLF从央行找到流动性支持，SLF的余额是可以到天量的，这为我们解决地方债问题找到了出路。我们要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
常备借贷便利与利率市场化
在这个春节，央行政策武器库里面的常备借贷便利SLF悄然登场扩容，自2014年1月20日起，人民银行在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山西、浙江、吉林、河南、深圳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这个常备借贷便利SLF对利率市场化是有关键性意义的。
要理解SLF与利率市场化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中国与西方在利率方面的差别。中国利率是管制的，我们的利率是客户端的利率，也就是对于存款人的存款利率和对于贷款人的贷款利率，而西方的利率是央行给商业银行的利率，是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再贴现利率，至于商业银行给具体的存款人和贷款人多少利率则是由市场来决定，因此中国和西方的央行加息和降息，叫一个名字，却完全不是一码事。但我们现在要利率市场化了，这个市场化就要求存款与贷款的利率由市场决定而不是央行一刀切，那么我们央行怎么控制利率呢?
对于我们现行的金融体制，如果我们的客户端利率都市场化放开，那么央行操控什么利率呢?总不能因为我们的利率市场化，就不要央行的利率工具了吧!甚至可以说现在允许商业银行对央行的存贷款利率进行上浮或者下浮，实际上就是允许他们对于央行的利率政策打折扣，央行利率政策是被弱化的。因此再来一件央行控制银行间利率的工具是必须的。目前中国的银行间货币市场就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市场，提供一年期以内的银行间拆放交易，由此生成银行间拆放利率，并成为银行间货币交易价格的标杆。类似这样的市场西方各国也有，但这与央行直接操作这个市场还是有差别的，央行一般是间接对这个市场进行影响而不是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一方，央行作为监管者也不适合作为交易的一方，中国央行对于这个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央票的发行和逆回购上。
因此我们的央行是需要一个与商业金融机构进行直接交易的利率指标的，虽然在中国央行也是作为最终贷款人，这只不过是银行要破产了以后央行来兜底，并不是在日常当中遇到困难后央行给他们贷款，以至于中国银行业有一个概念就是找央行贷款等于是承认自己经营失败，等于是要行长下课，“下课危机”就成了让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高压线。这样的商业银行与央行的关系，不是西方正常的金融关系，而是中国银行业不破产下特定的关系，中国商业银行到央行进行贴现的利率也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关系，不是银行根据市场需要主动与央行发生的关系。而常备借贷便利SLF是要改变这样的中国金融潜规则的，商业银行获取SLF的支持是根据市场规则自主选择的，这样SLF的利率就将成为中国第一个央行按照市场规则制定执行的银行间利率。
在中国金融改革的背景之下，中国的金融体制必然与世界主流接轨，中国的客户端利率管制和央行的客户端利率工具必然要放弃，从而也要放弃央行利率政策导致的固定利差，这个固定利差实际上是银行对于整个金融体系收取的利息税;取而代之的则是央行对于银行间的利率价格。SLF的利率与银行间的拆放利率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利率市场是一个信用市场，而央行的SLF则是一个抵押利率市场，是央行的再贴现，一个是公开的竞价市场一个是秘密的议价市场，一个是市场参与人之间的市场一个是参与人与管理者按规则交易的市场。央行对SLF是在公开的基准价格之上按照不同抵押物和借款人的风险决定利率的市场，这两个市场本身也是互为补充的。只有央行与商业银行交易的市场规则建立起来，央行定价的利率发挥市场作用，央行能够控制银行间利率了，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才有条件开始，央行才具备放开客户端存贷款利率的可能。因此有SLF这样的利率标杆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
常备借贷便利SLF对于压低利率有重大的意义。在美国，QE到了QE3、QE4以后，主要的目的也是压低利率，美联储已经在淡化QE的提法而主要提低利率政策了。在中国，如果商业银行能够随时取得低成本的SLF，则对于优质贷款的发放就不会有顾虑。当今很多房贷都发放不下来，原因就是上海同业拆借市场的短期利率已经高于了房贷利率，银行放款是赔本的，但如果房贷作为优良贷款资产可以通过SLF抵押从央行取得资金，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吗?就算是银行通过SLF以短养长，SLF的短期低利率在养长的过程当中只不过是把年化利率不计复利变成计算复利而已，这个在央行SLF短期利率基础上计算复利年化长期利率，会成为中国无风险利率的标杆，央行对这个利率的操作，就变成了市场化后央行放弃客户端利率后新的利率工具，这个利率的调节，就将与西方的央行利率接轨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常备借贷便利SLF对于我们的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具有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的金融改革已经悄然开始了，常备借贷便利SLF权力下放省市名为试点，而且是一次性“试点”十个主要省市，实际等于SLF工具的大干快上，会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中国刚刚创造的常备借贷便利SLF这个金融工具，从创始之初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中国进行预调微调，也是在局部有针对性的调整，其借助的金融工具就是SLF，宏观的短期工具逆回购和长期工具降准都比不上这有针对性的微观精确制导工具，而中国的地方债危机，也要依赖SLF找到出路，地方债的SLF融资实际就是地方版的量化宽松、地方版的QE。地方债的流动性危机可以通过QE的输血在地方上得到解决，创设这个工具，就是中国特色的QE的开始，就是在宏观不宽松的背景下实现地方局部的微观宽松，以中国之大、各地具体情况的千差万别，以地方为主的金融宽松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这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金融工具就是SLF。进入2014年，中国金融的深化改革开始真正发力，常备借贷便利SLF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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