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按：2014年7月5-7日，本人主持“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与未来国际研讨会”结束后，国内外有各种报道，曹天予先生写的《武汉会议印象》比较贴近会议实际情况。发在这里，供未能与会但对会议情况感兴趣的朋友参考。我们争取尽快以中英文出版会议文集。
上个月(7月5-7日)贺雪峰教授主持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海内外二十几位学者到会宣读了论文，全面检查公社化运动的起因(第一天主题)和经验教训(第二天主题)，并探讨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演变而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及其历史定位(第三天主题)。会上大家交流论辩，畅所欲言，令人印象深刻。会议的组织者还将明后年再开两次后续会议，讨论80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当前土地制度演变的新动向。实际上第三天的讨论已经开始为下次会议做出准备。
贺雪峰教授推动的这项研究，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国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走向;农村的走向，又取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则对构想和推行改革举足轻重。正因此与会者及会外人士热烈关注这场讨论。
中国土地制度从土改分地到公社制的演变，离不开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领导者的个人作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Thomas Bernstein全面检查毛对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各种思考，回顾了毛既大胆想象、积极推进又小心谨慎、力求稳妥的风格，包括他既反右倾保守又反左倾蛮干的所有已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同时，Bernstein指出，由于毛总的倾向是想快、信快(快速工业化、快速完成以一大二公为目标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发展生产力)，他反左反右的实际力度是不同的。这就使得相当数量的唯上不唯实的干部宁左勿右，迎合、浮夸、谎报，致使毛不能了解实际情况，决策失误，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1958-60年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对于大饥荒、饿死人，毛因而应负主要责任。不过，Bernstein也公正地指出，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毛即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在一年之内有效地终止了因饥荒而死人。也就是说，政策错误不能构成把毛妖魔化的理由。
香港岭南大学郭益耀(Y.Y.Kueh) 对Berrnstein的论文发表评论(由人代读)。他强调，对饥荒的研究仅靠个例是不够的，要有能代表一般情形的过硬的证据。他掌握的证据显示：饥荒，天灾6成，人祸4成。这一说法及其证据支持很值得注意。
毛的个人作用之外，公社化运动更深层次的动因是什么?对此，华中科技大学吴毅在发言中认为，即使没有毛的坚持，即使是讲究阶段性渐进的刘少奇和稳健务实的邓子恢，最终也要走上同样的道路。原因有三： (1) 正统马克思主义坚信公有制优于且必须取代私有制;大生产优于且必须取代小生产;改造小农必须经由合作化集体化道路;而农业又必须为工业化提供资金。(2)苏联提供了实现这一理论的某种实践范本。(3)这一理论和实践在党内有坚实的共识，植根于其理论纲领之中，是一个迟早要兑现的革命承诺。刘邓的路线或许更为稳妥，不至于饿死人;但他们不可能突破党内的刚性共识，另起炉灶。因此，集体化和农业的持续性停滞在中共体制内很难避免。诉诸芝加哥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权威，吴毅进一步强调，科学的博弈论证明，强制集体化必定产生灾难性的农业危机。
五十年代的集体化是否是个强制的过程，江汉大学马社香的看法与吴毅针锋相对。她援引当时亲历干部的口述回忆指出，由于(1)中国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背景，(2)新中国农民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3)民众对中共能力的信任，及(4)早期政策扶持适当，从初级社开始的合作化、进而集体化得到大多数农民真心拥护，因而进展顺利而平稳。由此也才埋下了后来急速过渡或冒进的隐患。
与吴毅不同，广州大学徐俊忠高度评价毛泽东以集体化为核心的农治思想。包括(1)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实现劳动积累，变人口压力为发展优势，实现精耕细作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2)构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承载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多种社会功能的新型社会基本单元;(3)实现劳力就地转移、规模经营、在地工业化，即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尽管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实践效果如何可以争辩，徐俊忠强调的是它对未来农村发展可能的深远影响。
第二天会议的主题是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正是对人民公社起落的政策反思，导致了公社(农村组织和土地制度)从“一大二公”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演变。对于大跃进饿死人的悲剧，特别是死了多少人这一敏感问题，到会的中外学者由于视角、选取掌握的材料、和分析综合的方法不同，分歧极大。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Stephen Wheatcroft是研究饥荒的专家。他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代读)中，一再强调苏联(1929-31)和新中国(1959-61)的饥荒肇因复杂，不能归因于领导者的恶意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个基本背景是，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些地区农业发展极其落后，大量人口本来就处于饥饿边缘，一旦有天灾或社会动荡，就会发生饥荒。集体化时期的政策失误、信息失灵、缺少处理大面积灾荒的经验、以及官员为了掩盖过失而延误救援，都会导致或加重可怕的饥荒。饿死人固然是罪行，要负责任。但与全盘否定毛和毛时代的Frank Dikotter(香港大学，收到邀请但未与会)不同，Wheatcroft并不赞成斯大林或毛泽东故意制造饥荒的说法。对于Dikotter 的畅销书毛的大饥荒，Wheatcroft认为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该书对所处理的复杂现象其实基本不懂，且错误百出。此外，他对上海交大曹树基(收到邀请但未与会)轻率地把死亡人数加码50%也不以为然。置于全球和历史的背景之中，Wheatcroft指出，中国当时的相对死亡人数比1847年的爱尔兰大饥荒还要少一点。
华中科技大学范子英在众多肇因中特别指出体制性的信息扭曲。牛津大学Anthony Garnaut则认为1953年后强力推动的快速工业化，而不是1956-58年间的冒进或1959年的天灾，才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香港大学Daniel Vukovich对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理解与这些学者都不同。他认为，大跃进有值得肯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经济上，离开苏联模式，强调反对官僚集权的分权和地方建设，追求劳动积累和劳动资本化(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社会发展而言，典型的例子是公共食堂、托儿所等支持了妇女解放。对于一些西方研究中把中国的大跃进时期描述成充满了暴力、谋杀、监禁、劳改、折磨乃至吃人等疯狂、非理性、非人性的大演示，Vukovich认为是东方主义的变异。他也不同意哈佛大学Amartya Sen 的民主国家因有媒体自由而不会发生饥荒的著名论点。Vukovich引用尼赫鲁大学Utsa Patnaik(收到邀请但未能与会)的研究指出，在中国大饥荒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既有民主又有自由媒体的印度，其死亡率也只比中国低0.8%。而Sen本人也承认，在1958-61年间，印度实际上每年要比中国多死四百万人。
在点评Wheatcroft的论文时，Bernstein提出应该看到中苏两党与农民的关系不同：强制的因素在中国较苏联为轻。加州大学Santa-Cruz分校Lisa Lofel认为，中国1959-61年间的饥荒，不能简单归因于政权性质或毛泽东的个人品质，而应该考虑到经济落后和工业化的压力，以及因缺乏经验和体制本身的缺陷而造成的政策失误。加州大学Irvine分校Dorothy Solinger在点评Vukovich时则强调，无论饥荒的肇因多么复杂，中央与地方的沟通怎样不畅，谁该承担主要责任的问题不能回避，吃人等现象的存在也不容否认。
第二天下午的会议，Garnaut之外，主要是《炎黄春秋》杂志社杨继绳和江苏师范大学孙经先发言。其间有个插曲。Garnaut在提交的论文(但没有在实际发言)中说孙经先的研究没有学术贡献，而只是由国家资助的一种宣传。北京大学刘民权批评说，你是牛津来的，我也是牛津拿的学位。牛津的学术规范是说话要有根据，指责要有证据。你说孙经先的研究是国家资助，你有根据吗?如果有人说你的研究是中央情报局或军情五处资助的，你怎么感觉?Garnaut后来很有绅士风度地承认自己的指责并无根据，并向孙经先道了歉。
杨继绳孙经先二位在发言中各自重申了自已的研究和结论(会议论文和评论将用中英文发表)，并彼此苛评对方。杨的发言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一再说明自己不是人口学专家，并对孙经先指出他两处有关死亡人数的错误表示感谢。他的研究集中于《墓碑》一书，其主旨似乎是用大量个例重现当年的惨烈情景，警示历史的教训(政策错误、政府责任、制度问题)。至于究竟死了多少人，他似乎持开放心态，愿意接受必要的修正。可以想象他能够接受一些海外学者(如接到邀请但未能与会的爱尔兰都柏林学院Comarc Grada寄来的论文中)的见解，即1958年的基准死亡率需要根据事实适当提高，由之相应调低饥荒死亡的总数。第二，他一再呼吁不要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武汉会议应该说自始至终遵循了学术讨论的说理规范。如孙经先不曾对杨继绳提出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或人格方面的指责，更没有文革大批判式的火药味。对此杨继绳深表满意，会后还称赞“孙经先这次有进步。”不过，大饥荒终究是个敏感题目，杨本人也须注意不要给误解(他“全盘否定毛时代、中共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留有余地。第三，他说以前对《墓碑》的批评经常是缺席审判，不给他辩护的权利，有违学术公正。但在武汉会上，杨继绳得到充分发言的机会，会后表示满意。被公认为自由派的杨继绳，还同著名的网络左派老田一起，去拜访了著名的网络左翼前辈87岁的丑牛，平心静气地交换看法长达2小时，没有任何争执。当然，杨丑二位都是老共产党员，有不少共同语言，完全可以理解。
孙经先的研究和发言，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在大饥荒死亡总数问题研究中所开辟的新思路。他把1958年前的户口重报、死亡漏报以及58年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后的补报，和1960-64年间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时的户口注销漏报等引起的户籍人口变动，与实际人口的变化区分计算。这个思路，加上对1958年基准死亡率的调整、再从所谓“死亡”总数中排除少出生的人口，得出大饥荒死亡总数约在316万左右。
在讨论中，Garnaut对孙经先的说法表示根本不信。一些国内学者也表示怀疑：孙经先计算出的1958年前后人口异常变化数字如此高度吻合，是否过于完美?Solinger和(接到邀请但未与会的)哥伦比亚大学Carl Riskin(书面)对孙经先的质疑是，户籍人口变动是全国性的还是只发生在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如果是前者，那么多数省份的实际人口都要比户籍人口多得多，是否有经验材料支持?如果是后者，为什么类似的户籍变动没有发生在别的地方?对此，孙经先尚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一些与会者认为，孙的思路，无论在适用范围或解释力上有多少限制，都仍然是对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的一大贡献，值得肯定和重视。但也有学者认为，孙的结论目前看来最多只是一个假设，尚无足够的经验材料，特别是省别数据，给以支持。只有当他能够用各个省区的数据来支持他的结论时，这一思路才有价值。特别是，由于孙的思路是唯一能将非正常死亡人口从千万级降到百万级的框架，即使最终他的说法被证实，也不能因此就把以前广为流行的(包括官方的)说法说成是造谣污蔑。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不应上纲为政治问题。
Bernstein的总评是：大饥荒确曾发生，但各省情况不同。Garnaut认为中国的公开数字不是人口汇总，而是与苏联一样的计划人口，完全不可信。这一看法受到大家的批评。第一，不是事实。河南独立学人杨松林指出：中国发表的人口数字确确实实是普查汇总出来的。第二，如果Garnaut所言成立，那么不仅孙经先、杨继绳等人之间的辩论即成空中楼阁，而且任何对饥荒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不再可能。另有学者提醒，大饥荒最根本的教训之一是干部唯上不唯实，而这一体制性的缺陷至今仍未被真正吸取、纠正。
第三天的主题是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经济模式的历史评价。针对林毅夫用西方流行的博弈论证明集体化必然造成“生产力土崩瓦解”的说法，杨松林用大量统计数字，展示了“从六十年代中期到农村改革前，人均产粮从1965年的268公斤增长到1979年的341公斤”的史实。如此已接近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杨松林认为一靠增产，二靠降低人口增长率。增产主要通过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特别是经大规模劳动积累而完成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化肥使用及良种的培育和推广。降低人口增长，则主要通过在农村发展医疗卫生(大幅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和教育事业，从而减少生育意愿。杨松林指出，所有这些发展都只有依靠集体经济作为载体才有可能。他一再强调，1961-78年间大批、长效的山河整治和农田水利建设，其工程总量超过500亿立方米，是三峡工程土石方量的170倍左右。没有集体经济的支撑，靠市场机制，通过私人或政府花钱来办，是根本不可能的。
刘民权在充分肯定集体经济在劳动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看到工分制分配形式的问题。如缺乏激励机制，导致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等弊病。复旦大学张乐天用“共生”和“内卷”概括集体经济。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是一种规模适当(45户左右)、由血缘地缘关系紧密联结、自然与社会边界清晰、收益共享风险同担的共生体，也是散漫的农民能在混乱的文革年代自发维持农业生产秩序的原因。然而，“大家庭困境”使劳动力难以转移、生活水平无法提高;是一种生产力低下、个人前途无望、有增长无发展的维持型内卷型经济。非集体化的农村改革因而有着内在的必然性。
体制改革研究会张路雄的评价更为深入。他认为，一方面，农业60条、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定型。这一稳定农业和农村的体制，是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础：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县级公路系统、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体系(例如当年基本每个公社都有高中;而现在高中要到县里去上)、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医疗保障、以五小工业为目标的社队企业等等，都有赖农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保证集体出工的内在需要又造成体制本身难以超越的局限性，即劳动力缺少流动自由，难以转移到非农领域(外出打工和一些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由于多种经营和规模经济可望而不可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一局限正是后来农村改革转向联产承包、双层经营的内在驱动力。
在终场嘉宾讨论中，Solinger对与会学者和听众如此投入的参与和热烈讨论甚为感慨：在美国似不常见。Bernstein则强调，由于社会的巨大变化，直接向过去学习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了快速现代化而大跃进、大炼钢铁确实失败了;然而后来的政策调整和退却却成功地稳定了局面。我们应该更重视在地知识，避免急于从个例跨越到一般。政策上强力推行一刀切要吃亏，是大跃进大饥荒的一个深刻教训。
其实，大家关心会议主题，除了对历史的兴趣(如大跃进公社化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等)，重点还是放在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以及社会主义遗产在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中的位置。就此而言，具体的饿死人数也许并没有太大的直接相关性。即使真饿死了几千万人，把毛泽东和共产党说成是故意杀人有任何说服力吗?相反如果只饿死了几百万人，就能把他们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抹去吗?会上会下的大多数分歧其实是认识问题，源于视角不同。比如，新闻记者出身的杨继绳关心个案描述的生动性，而数学家孙经先希望对统计数字中出现的谜团給出一种理性的解释。这些分歧，完全可以通过平心静气的学术讨论而达成某种(至少部分)共识;缺少共识之处，可以澄清真正的分歧所在，为今后继续探讨扫清道路;没有必要互相戴政治-意识形态的大帽子，更不应鼓励人格贬低和道义指责。因此，贺雪峰教授主持的这次武汉会议，除了实质性成就，如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公社化运动的起因，比较准确地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作出历史定位之外，也保持了理性、客观、公正的论辩会风，值得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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