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1960-1962三年间是否真的饿死了三千万人的帖子居然又异乎寻常地热了起来。
或引经据典，或想象发挥，或逻辑推定，很有点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味道。
凡事都得讲个理儿。凡事都有个理儿。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别有用心者大多不敢纠理，往往都是强词夺理。但是，无理便不能服众，纵然你说的天花乱坠，口若悬河，明事理讲道理的国民大众还是不会相信你。这就是某些人总也挥之不去的悲哀。下面我们来分析一番1960-1962三年饿死三千万人究竟有多大的合理度。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存在着资源占有不均衡现象，即有弱势者和强势者之分，就有可能存在着有人会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饿死即是其中的一种。那么，在强势者和弱势者之间，哪一种人饿死的几率要大一些呢?只要是会用脑子思考而不是脑子被诸如狗儿啃得残破了的人，都会得出弱势者被饿死的几率要大得多。那么，在当时，在中国，哪些人属于弱势人群呢？是占据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吗？当然不是。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是生活难以完全自理的五保户；是生产条件低下或者积懒成习所产之出不敷自身饱暖需求如当年的小岗村的那一些人。如果真的饿死那么多的人的话，这些弱势群体的人恐怕都应该死光光了的。结果呢?
先说说小岗村一类人吧，他们是经年累月吃返销粮的，是像城镇户口的人们那样列入供应保障的，如果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没有人或绝少有人饿死的话，小岗人只要使用合理，自然也不应该会饿死。而我们都知道，迄今为止，说城里人饿死多少多少的怪论尚未听到见到。那么说小岗人当年饿死多少多少就属于不合理之说，就很难让人取信。
地富反坏右们呢?这些人在当时是众目睽睽之下的，这些人是否被饿死了应该是众所周知的，起码比众多的农民谁睡被饿死了知名度要高，可是这些最好找的例子甚至应该是某些人自家的实例却连十例八例有名有姓的都举不出来，合理吗?为什么这些按理是必先饿死的却终未饿死呢?因为那些痛诉毛泽东时代如何残酷虐待地富反坏右的说词其实是胡诌的。因为这些人曾经危害过人民危害过国家危害过革命，而且有着呼应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对这些人在政治上在个人行动上加以管制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是客观的必要的，但是，在同工同酬上，在分配各种生活必须比如口粮烧草上是与所有的人一模一样的。所以，这种人性化的体制与小岗村人享受到的那样决定了即使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庭挨饿致死的几率是一样的。
相反的，因为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和农村干部因为要承担诸如民兵训练站岗放哨事务管理等等带头作用，消耗要远远高于地富反坏右这些人，所以，他们因饥饿而不幸死亡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比如，众所周知的河南省林县就在那几年还动工修建人间天河红旗渠，其间死去的人们;那几年修建诸如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即而今的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地)等等众多的水利工程;那几年两弹一星工程，都有人因饥饿而早逝，其实他们的死虽然都与饥饿有关却实实在在都是属于过劳死，他们是为信仰而死的，是为事业而死的，是为国家而死的，是为后代而死的。他们的死是伟大的，可歌可泣的，应当永记史册的。
我以为，这样的分析才是理性的，才是合理的，才是能够令人信服的。
饥饿真的会使人致死吗?饥饿到什么程度人才会死去呢?这也需要理性分析。
众所周知，虎豹豺狼是肉食性动物，米谷草蔬它们是不吃的，即使粮食堆积如山，牧草丰美如茵，没有肉吃，它们照样会饿死;牛羊是草食动物，吃不到草，即使顿顿鱼肉海鲜，他们也同样会饿死。猪呢?它是荤也吃素也吃的。与人大致相同。我小时候喂过猪。就是把挑来的猪草，如大蓟、小蓟、蒲公英、野苋菜等等切一切，再拌上点麦糠，加点水，倒到猪食槽里就行了。就这样，年初几斤重的小猪崽儿到了年终就长成120斤左右的大猪了。凡猪能吃的植物人也大多能吃，所以，人是不容易饿死的。因为猪是吃了就睡，养分得以积累，所以不惟饿不死，还能长肉长胖。人呢，是要劳动的，不管是动手动脚还是用心动脑，都是要消耗大量营养的，所以，虽然不易饿死，但体重增加还是不易的。也就是说，只要有瓜菜代，人是很难饿死的。除非，地里寸草不生，什么也没有了。(因为某些人硬是要把饿死人与毛泽东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勾连到一起加以贬损，从而达到否定他们的既定目的，所以，对那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他们是绝不承认的!)某些地方不正常死亡的人数比较多，正是导致寸草不生这样的天灾和像吴芝圃那样地区领导不实事求是的人祸共同作用致成的。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其实是避讳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阳光普照，蜷缩于阴影下所致的恶果，丝毫也不能影响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英明与伟大。
如果再能理性一些，人们还会想到，如果真的饿死三千万人，有的地区几乎家家都会有死人的，上访的会少吗?揭竿而起的会少吗?呼应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会少吗?然而，蒋介石并没有从大陆得到内应，他派出的特务一批批被人民大众所歼灭;人民大众高唱的是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因为他们理性，他们有判断能力，知道如果是在旧社会，遇到这样大的灾荒，自己的遭遇亲朋的遭遇乡邻的遭遇将会严重得多，凄惨得多。所以，他们没有牢骚，没有怨言，没有骚乱，没有揭竿而起，而是对毛主席的领导，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力量，充满了信心。
最后，想说的是，有一些年轻人，心态浮躁，不懂装懂，明明不知当时的实际状况，却信口雌黄。比如，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知道，大跃进，就是指的1958年那一年，却有一个人说成成是1960-1962三年也是大跃进，怎能不贻笑大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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